但是，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不粗鲁，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不告诉德国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除了我，还有谁去做这件事呢？我是说他们对历史事实不严谨。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不但完全失去了对文化进步和文化价值那种广泛的观点，他们不但都是政治的（或教会的）傀儡，而且他们更诅咒这种广泛的观点，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先是“德国人”。他必须属于“这个种族”，只有这样，他才能决定一切历史的价值和价值的缺乏，只有这样，他才能建立它们。

“我是德国人”这句话构成了一个凭证，“而德国重于一切”这句话则构成了一个原则，德国人代表了历史上的“世界道德秩序”，在他们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上来说，他们是自由的指导者，在他们与十八世纪的关系上来说，他们是道德的复兴者，是“无上命令”的复兴者(2)。恐怕还有一种反闪族史，还有宫廷史，对这种宫廷史，特雷茨基竟然不感到害羞。近来有一种愚痴的意见，即斯瓦比亚美术家维谢(3)的理论，把德国报纸的流通，当作每个德国人必须赞同的“真理”。这就是说：“必须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合在一起以构成一个整体，美的再生和道德的再生。”这些话真使我感到厌烦，我很想告诉德国人，甚至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告诉德国人关于他们内心上早已具有的东西。

过去四百年来，一切对文化所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内心，而且总是基于同样的理由，由于他们在面对现实时的根本怯懦，也就是面对真理时的怯懦。由于那几乎成为他们本能的虚假，由于“理想主义”，德国人剥夺了欧洲的收获，剥夺了欧洲最后伟大时期的意义。文艺复兴：当那些更高价值，当那肯定生命保证未来的价值，在他们拥护者的内心，胜过了那些堕落的价值时，这就是欧洲的收获。可是，马丁·路德，这个要命的修士，正当教会和基督教要倒下去的时候，他不但恢复了教会，更恢复了基督教。

否定生活意志的基督教，居然成为一种宗教，马丁·路德真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修士，这个修士，因为“无法忍受”而攻击教会，但结果却恢复了它，罗马旧教很有理由举行庆祝会以纪念马丁·路德，并为他创作节日戏剧。路德和道德再生！毫无疑问的，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有两次不同机会，当德国人由于非常大胆和自制而获得一种诚实的、明白的以及完全科学的心灵态度时，他们曾知道如何去发现一条密道以回到旧“理想”，真理和理想调和以及在根本上如何拒绝科学和恢复虚伪的理由。

莱布尼兹和康德，这两个人是欧洲知识良心的累赘！最后，当一个最伟大的天才和意志力量，出现在跨越两个颓废世纪的桥梁上，而这个力量之强大，足以把整个欧洲结合在一起，以构成一个政治和经济单位时，德国人以其独立战争，剥夺了欧洲的意义、伟大的意义，剥夺了拿破仑的生命。因此，他们该对一切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一切今天存在的东西负责，对有害于文化的衰弱和愚钝，苦恼着欧洲的民族主义精神病，把欧洲分化为许多小国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卑下政治负责。

他们剥夺了欧洲本身的意义和智慧，他们把欧洲带入穷巷，除我以外，有谁知道一条走出穷巷的道路吗？有谁知道一件足以重新结合欧洲各民族的伟大事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