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无形中结束了“理想主义”“美的情感”及其他我所具有的柔弱等一切骗人的东西。它的主要大纲是在索伦托(6)写好的：而它的结论及全书的结束，则是在一个冬天里在巴塞尔完成的。

在巴塞尔时，我的境况远不如在索伦托时好。事实上，这本书的写成，应该归功于彼得·高斯特，彼得·高斯特在当时是巴塞尔大学的一个学生，对我非常忠实。因为我头痛，头上包着绷带，所以我来口述而由他来书写和改正，实际上，他才是这本书的撰写者，我不过是它的作者而已。

最后，当我收到这本完成了的书时，我把它送去拜罗伊特。由于一种奇妙的心心相印，就在同一个时候，我收到了一本瓦格纳的《帕西法尔》，书上并附有瓦格纳亲笔写的一句话：“教会参事官，理查德·瓦格纳，送给他亲爱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

从这两本书的交相赠予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不祥的兆头。这不就像两把剑撞在一起时发出的声音吗？无论如何，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还是沉默的。大约在这个时候，第一个《拜罗伊特集》出版了，那时候我了解，为什么这是我要像以往一样去行动的适当时机了。不可思议！瓦格纳竟然变成了信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