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四篇攻击批评的论文中，要以第一篇最为成功。从任何一方面看，它所引起的风暴，都是很大的。这里，我接触到一个盛气凌人的国家的弱点，我告诉这个国家说，它的胜利不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也许是完全不同的事。对这一点，不仅大卫·施特劳斯那班同路人有所反应，四面八方都有反应，我曾经嘲笑施特劳斯那班同路人是一种温和的德国文化俗物，简言之，是被称为旧的和新的信仰之马路福音的作者。

文化俗物这个名词，在我的书中出现以后，变成了一个德语名词。乌腾堡人和斯瓦比亚那班同路人都感到，我对他们战利品展览，他们的极乐鸟所抱的相当诙谐的看法，极端地侮辱了他们的地方荣誉。他们的反应之恶劣与明显，正如我所能料想到的。但普鲁士的反应却较为聪明，在他们的反应中，具有较多的“柏林蓝”色彩。

最粗劣的态度是莱比锡一家报纸的态度，该报说：要避免在巴塞尔那些被激怒的朋友对我采取敌对行动，恐怕有些困难。只有很少几个老先生，基于某种很复杂而无法说明的理由，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哥廷根的艾瓦德，他明确地表示，我的攻击，对施特劳斯是致命的。还有一位黑格尔学派老学者布鲁诺·鲍耶，后来，我把他看作最关心我的读者之一。

在他晚年的时候，由于普鲁士历史地理学家特雷茨基完全不了解文化观念，每当他想暗示特雷茨基先生什么地方可以认识有关文化的观念时，他总喜欢指出我的名字。对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最详细和最有见解的介绍文章，是列入哲学家巴登门墙的乌兹堡大学霍夫曼教授写的。在这篇论文中，他预见了我的命运，即带来一种危机以及在无神论方面带来决定性的转折点。他认为我是后者最自然和最彻底的代表者。

诚然，无神论曾吸引我接近叔本华。获得最大注意和引起最多讽刺的，是那位温和的希尔布兰德对我的著作所做的非常有力而大胆的赞赏，希尔布兰德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通达人情的德国人，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笔杆。他的文章发表于《奥格斯堡民报》。这篇文章，今天在他的文集里，还可以读到。

在这篇文章里，我的著作被视作一件大事，一个转折点，觉悟的最初象征，一个吉兆，德国人的热心及德国人精神热诚的真正复活。希尔布兰德对这本书的形式，成熟的风格，区别人物与原则、完美的技巧等方面，内心充满了最大的信仰，他认为这本书是所有书本中论辩得最好的书，是辩论术方面最好的表现。他不但毫无保留地肯定而且强调我在关于“语言在德国退化”方面曾经说过的话，今天，作家们几乎不能写出一句话，却装出一副喜好修辞的样子。

由于和我一样，轻视这个国家中主要的著作家。所以，他的结论表示出对我勇气的赞赏，那一切勇气中的最大勇气，竟敢非难一个民族中最受喜爱的人物。我这篇论文的余威，在我一生中，对我是非常宝贵的。自那以后，从来没有人曾经企图捉弄我。现在，人们都是缄默的。德国以忧心忡忡的谨慎态度待我。多少年来，我一直惯于这种绝对的言论自由，今天没有人，尤其在“帝国”中更没有人自由地有所主张。

我的乐园是“在我宝剑的影子中”。我确曾将司汤达的一句格言付诸实践。司汤达劝人们要以决斗的方式进入社会。我就实践了他这句话，而把我的对手选得多么好，一批德国主要的自由思想家。事实上，在我书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全新的自由思想，直到今天，对我而言，没有东西比那被称为“自由思想家”的整个欧美民族更为陌生。

他们是难以矫正的愚人和“现代观念”的小丑，我感到我与他们之间的不同，远超过与其敌对者之间的不同。他们也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改良”人类，也就是说，以他们自己的意愿来改良人类。他们向我所拥护和希望的东西无情地宣战，他们所有人，仍然相信一个“虚幻的理想”，而我却是第一个反道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