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十几年里，龚自珍从未放弃过科举取士，他坚信自己有匡扶天下之才，却六次考试，六次名落孙山。

直到第六次科举，龚自珍在殿试中效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下《御试安边抚远疏》，讲述平定叛乱后的治国理政之法，阐明他的改革主张，“千余言挥洒殿前，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被其震惊”。

可偏偏主持殿试的太子太师曹振镛是个最顽固不懂变通的老头子，他一生信奉多磕头、少说话，不满龚自珍的改革主张，只给了他一个不咸不淡的名次。

龚自珍依然没有进入翰林的资格，只能当了个小小的内阁中书，做点闲散差事。

他原本是个锦衣玉食的文人公子，偏偏在一次次失败后消磨了棱角，沦为郁郁不得志的江湖客。

道光十九年，龚自珍辞官南归。他辞官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来是他屡屡揭露时弊，触动了当时王公贵族的利益，于是受到各方势力的打压；二来，在整个社会从盛世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对黑暗官场的失望一天天累积，终于忍无可忍。

明知此浦定重过，其奈尊前百感何。

亦是今生未曾有，满襟清泪渡黄河。

当初如何雄心壮志地北上，如今便如何灰溜溜地回来。

有人说，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龚自珍染上了风流的臭毛病。官场失意，老龚同志开始流连烟花场，彻彻底底地变了一个人。

但实际上，老龚不是从这时候才开始“变坏”的。他生性风流，在京城和家乡都有眠花宿柳的光荣事迹流传坊间，倒是辞官之后的几年安分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