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讲《马关条约》之后发生了公车上书，从史实上看，这种说法没有问题。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把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北京的知识界获得这个消息后，就组织了一次上书请愿。他们给皇帝写信，通过督察院把信件递上去。4月14日，李鸿章把中日谈判中，日本提出的最后修正案和李鸿章给出的意见，用电报发到国内。谈判的时候，清政府对这个条款有讨论：哪些可以接受，哪些能够再争一争？如果不能争就拉倒，争取尽早签约，结束战争。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的知识界策动了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主要针对的就是《马关条约》的几条条款：朝鲜问题不必说，赔款问题也没什么，打败了赔款，这是近代战争天经地义的事；最不可接受的，是台湾的割让。

这是引起当时公车上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在北京的台湾学子上书，声泪俱下，好好的怎么把我们的故乡整没了，我们不甘心被称为日本的皇民。非台湾的举子也在讲，我们和台湾都是同胞，如果把台湾丢掉了，那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留下很大的隐患。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希望能够拒绝《马关条约》，再战。这个思路体现在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书当中，当时在上面签字的大概有1300人。

这份上书在康有为的整个上清帝书当中，按照完整的序列去排的话，应该叫上清帝第二书，主要针对的就是《马关条约》中的割让台湾这一条款。康有为认为台湾割让，天下离心，市民涣散，中国危急。他建议皇上调整政策，首先要拒绝，不要在这个条件上签字，拒绝日本的和平方案。我们今天从事后来思考他的这一建议，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他要做到这一条，就顺势提出了改革的诉求。

他提出，在现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中国想废约再战，就必须改革，就必须做到以下几条：皇上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之后要惩办那些主张求和的、割地赔款的大臣，要追究那些在战场上不战而退的将领，要下诏鼓励士气，重新开始。

针对更多的细节，他提出了几个建议，比如迁都。我在前面讲到近代中国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国都的位置问题。在当年那种背景下，北京作为首都是很不安全的。其实当时这个建议也是朝野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日本军队占领辽东、山东半岛之后，北京的屏障中只剩下山海关、天津大沽口还没有沦陷，但实际上北京的屏障已经没了。所以这时候中国要想再战，只有迁都。

而迁都其实也很简单，1900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就是迁都，迁都并不是轰轰烈烈，把六部都迁走，而是把行在[4]转移——最高领导人转移了，首都就不再是别人手中的一个筹码。

但是1895年这次提出“迁都再战”，清帝国基本上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要说的话，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如果有序转移到西安去，那英国在东部沿海再怎么折腾，可能也不在乎了。你还能打到西安去？真要打到西安去，光靠几千人的英国军队恐怕远远不够，毕竟中国的地域太广阔了。但是那时候清政府也没这个准备。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来，中国也没有想到去迁都。这个时候，迁都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对一个“老大”帝国来讲，基本上也是不可行的。这是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就是“练兵强天下之师”。我们知道，甲午战争说到底是没打赢，打赢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不要讲中国的发展落后，不要讲中国没有整体性的政治改革，什么都不要讲，就这一句话——赢者通吃嘛!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康有为和这些新知识人建议：一定要练兵，强天下之师，要重返战场再打一番。

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这一拨支持者的爱国情怀，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来，这些情怀其实是滞后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清帝国的决策者在1894年10月，在黄海大战、平壤大战失败以后，就已经接受外国的建议，开始训练新军，而且是按照德国的方式训练新军，当时的目标就是训练10万新军重返战场，和日本一决胜负。之后到了1895年5月，也就是说七个月之后，这一拨维新知识人才提出来。这些知识人毕竟是政治的外行、政治的边缘者，他们并不清楚实际的政治运转情况。我们后边说到康有为时也会讲到，他觉得是很重要的建议，实际上在清代高官那儿早就考虑过、做过。这中间体现出的其实是地位的落差，是时间的落差。因此也就使这种建议的价值极大地打了折扣。

第四个建议就是康有为讲得比较泛泛的“变成法”，即“变法成天下之治”。归纳下来就是什么？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谓富国六法，是钞法、铁路、机械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四法是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是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这几条其实就是后来维新派改革的总体主张，但是我们真正去分析起来，可以看到，康有为文件当中讲的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我们公平地讲，这些建议都严重滞后。为什么后来清政府给康有为的职务不高？那是因为他讲得并不很高明，他讲的这些东西清政府其实都办了。

这次运动之所以叫“公车上书”，是因为参与上疏的是举人，而举人在过去传统中国体制下都是由公家派车接送的。当然，除了“公车上书”之外，还有其他的举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政府来表达不同的建议，这被叫作公车联章，就是连续向皇帝、向朝廷施压，提出改革的建议，那确实是一个很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当时的这种政治格局下，有一种对政治的斡旋运作，在提供某种助力。台湾问题，从清政府的决策者角度来讲，如果中日不妥协，不签《马关条约》，那战争就不会结束，战争如果不结束，对中国肯定是弊大于利。公车上书，是知识界希望通过给皇帝和朝廷施加压力的形式，来改变一些既成事实，但事实是：如果他们改变了这一事实，战争就不能结束。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无论从哪个角度和环节去试图改变光绪皇帝的意志，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台湾移交是一定要做的。在这种状态下，这种请愿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很准确的史料，以说明“公车上书”究竟是怎么一点点被推动的，背后的动力源——翁同龢是怎么做的。但是凭借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能感觉到其中的逻辑关联——策动者一定是来自高层，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这个情报。后来“公车上书”停止，也有这方面的关联，毕竟朝廷决定了只能这样做，那也就毫无办法了。“公车上书”所引起的波澜，也就不了了之，自然不可能对《马关条约》构成影响。

“公车上书”虽然对《马关条约》影响有限，但它却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局，还像之前那样浑浑噩噩的，可能不行了。《马关条约》之后引发的这些知识人的上书运动，包括前面我们讲的维新报刊的出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个导向：中国可能不能在过去已有的道路上继续走了，原来那种只抓经济、只追求坚船利炮的发展思路不行了。中国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改革。

于是，开明的官僚和原来的这些知识精英慢慢发现了未来发展的交集点。这个时候一些维新派慢慢地就被推到前台来，像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都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关系递交给皇上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在这个时候送到了光绪皇帝的办公桌上，他们都开始观察到和思考到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有问题，中国应该找出一条新路。所以“公车上书”、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中国改变原来既定的发展路径。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马关条约》大局已定的时候，清帝国很快就有所改变。5月谈判结束，协议签订。等到7月初，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谕旨，叫作《举人才诏》。这个谕旨就要求选拔一拨具有世界眼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势的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改革逐步开始了。

在高层的号召下，1894年7月，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部下胡燏棻给皇上上了一个《变法自强疏》，提出了中国只有走变法自强的道路，才能够雪耻。在这份奏折当中，胡燏棻提出了一个将筹饷、练兵、工商、学校等都包括在内的近代金融体系，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改革，就改变了之前那种局部改革的畸形的中国发展道路。

而且胡燏棻也是最早提出重建海军的官员。海军在黄海大战被围歼之后，中国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胡燏棻这个时候就提出要重建海军，不能因为这次失败了就害怕。

《马关条约》对中国是一个空前的奇耻大辱。这件事情确实对帝国的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同时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不论是满族人统治，还是谁统治，中国人所传承的儒家孔子知耻而后勇的思想，还是千古不疑的。失败了不要紧，人生也好，国家也好，没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之后爬起来就好。

所以可以看到，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国民性体现出了了不起的地方，中国并没有就此被打趴下，而是迅速重新站起来，开始了自己的维新。更伟大的是什么呢？是以敌人为榜样，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难的一点。我们被日本打败了一年都不到，转身就向日本学习。中国朝野各界，中国的知识精英都认为我们最应该学的不是英美，而是日本，所以之后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留日运动。我们近代许多重要的政治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跑到日本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