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媒体并不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才出现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前，观察的视角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中国近代以前的政治从来就是在出了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才有求于民间。平时封建统治者希望你少说废话，但等到大家都不说话、对其视而不见的时候，统治者才开始慌了。乾隆晚期到嘉庆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就是因为之前朝廷压制了言论。龚自珍说，这太可悲了，大家都不说话，没有人为朝廷出主意。英国发展成什么样子，世界发展成什么样子。中国人不知道。原因是知识人都将注意力放到古代的典章制度这种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上去了。这在近代不止一次给中国教训。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毕竟是战败了，一个4亿人的大国打日本，不仅打不过，还被日本打成这个样子，几乎追到家门口(北京)了。这种状况下，你就没什么好傲慢的了。于是知识精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言论空间。关心政治的知识人就开始以谈论维新为时髦，探讨中国应该怎么办。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1895年前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带有后来那种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比如京师强学会。京师强学会是官方默许成立的，康有为和他的弟子都是重要的成员。

康有为属于那种话语强势的人，他后来夸大了自己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当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死者的话语弱势以及后死者的话语强势。后来者想怎么说，先死者都没法反驳；后死者讲的是他知道的一面，他说的似乎都不假，也都有理，因为他是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去看的。那么康有为就属于话语强势的人。后人说他造假，说他人品有问题，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一直认为康有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造假，他说的都是有根据的事情，虽然是假的，但那也是别人告诉他的。我们要对康有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给予一个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价。包括梁启超在内，他们都属于那种话语强势的人，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似乎感觉戊戌变法就只是他们师徒两人干出来的事儿，这就是一个错误。

当然，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广义的戊戌维新运动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他们俩是最早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组织化的改革的。他们讲的“群众”中的“群”的概念就来自荀子的思想。荀子最早讲，人类之所以和其他物种存在区别，就在于人意识到了群体的存在和力量。到了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就反复强调、宣传将群众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和意义。

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就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集体活动。当时叫游宴。这种游宴起到了很大的“泥鳅效应”。它通过这种形式使社会松动，因为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原子化的状态，互相之间都不来往。当每个人都是孤单的个人的时候，大家就都不敢讲话了，也没法产生思想。思想一定是在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中，在一种刺激和被刺激的状态当中，才能发生的。而且更多的时候还有一个抱团的问题，让一个人独自讲话，会害怕，但是在不断游宴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慢慢找到一种价值认同，这个时候胆子就大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承认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拨新兴的知识人在《马关条约》之后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他们注意到了中国政治的特殊性。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西方启蒙运动，没有经过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还不是中国的工业化)，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很多的政治发展、政治变化必须依赖体制内的开明官僚。

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特别注意这一点，而且他们并不认为体制内的旧人就一定反动，也不认为体制内的年轻人就一定进步。他们觉得翁同龢、孙家鼐比较开明，他们能够接受新的观念，而作为帝师，他们对维新的认知程度决定了皇帝的认知程度。所以在这一点上，翁同龢等人对新思想的接纳，可能也体现了中国观念的进步。

康梁维新运动，除了和开明官僚的老者有这种对接之外，他们还要在体制内寻找中坚力量，也就是年富力强、影响力大，而且思想开明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1895年8月之后，康有为在陈炽——也是体制内的年轻官僚的帮助下，就和袁世凯、杨锐、丁立均、沈增植、沈增桐这些年轻的高官一起成立了强学会。强学会它的诉求是什么呢？强学会，顾名思义就是让国家强大。等于说，你是在体制的外围，给体制做贡献，起到的是一个补充、补救的作用。如果说政府连这些都不能容忍的话，这个政府就无可救药了。当时，他们的这种做法还是在体制内获得了相当多人的认同。京师强学会成立之后，很快就获得了不少的认捐，像沈增植、沈增桐、袁世凯、杨锐、丁立钧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捐助人。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钱的，没有钱，你连个小册子、宣传提纲都印不出来。

陈炽、丁立均、沈增植、张孝谦这几个人就成了组织者和管理者。陈炽和沈增植都是翁同龢的重要助手；张孝谦是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这样的人事布局对他后来的发展非常有利，也就是和体制内的高官勾兑，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按照最初的规划，京师强学会最早其实只是一个政治清谈沙龙，讲启蒙思想，讲中国应该怎么发展，但康有为绝顶聪明，慢慢把它转化成一个商业机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的目标，是想把它办成一个图书馆性质的商业性机构，组织翻译大量的西方作品。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强学会这一拨人也有他们认识不足的地方。比如对李鸿章的认识就明显不对。李鸿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应该有强学会这种组织，他希望能够对强学会有所影响，有所帮助，于是他派人送来捐款，却被康有为、梁启超拒绝了。如果从康有为的角度去检讨，能看出他还是没有做到广泛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其实志同道合并不是一种绝对一致。政治运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志同道合者，这才是进步的表现，康有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他当然很注意在官方争取力量，比如他们对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拉拢。张之洞是有名的洋务运动领袖，也是在政治高层获得高度信任的，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格局当中，张之洞的重要性仅次于李鸿章。所以，这时候维新运动的几个主导者虽然瞧不起李鸿章，但对张之洞还是竭力地沟通、拉拢。

我们今天从汪康年保存的往来函件可以看到，张之洞一开始支持新媒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媒体——《时务报》。但是后来张之洞也认为《时务报》的很多说法过分离经叛道。张之洞最反感的就是康有为讲的经学史上的旁门左道——竭力鼓吹孔子改制、新学伪经。这个东西和当时中国学术的主流看法相当不一致，主流看法就认为这个东西太荒唐了，是典型的胡说八道。一方面我们承认新媒体出现的正面意义，它对中国的思想进步、启蒙运动的发生，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它们背后对经济的诉求。我过去专门写过一篇长文章，就讲《时务报》是如何从一个最重要的言论机关，慢慢演化成一个勾心斗角的平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个刊物的观感。

《时务报》在维新运动当中，对思想启蒙，对中国政治转型、进步，贡献非常大。但是就在那短暂的进步之后，《时务报》内部马上就发生了分歧。康有为、梁启超陷入对权力的争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利益变多，这也成为后来1898年政变的导火索。后面我们还会仔细地去分析一下《时务报》后来的波折。从《强学报》到《时务报》，一脉相承，它们都带有最直接的维新色彩。《时务报》后来成为近代报刊史当中的名刊，乃至于我们今天仍然觉得，近代有新报刊以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时务报》。《时务报》的生命并不是很长，康有为、梁启超离开上海，到湖南去介入实际变革的时候，《时务报》的影响力就衰弱了。此后，章太炎办的《译书公会报》，还有他参与的《实学报》，罗振玉在上海办的《农学报》，康广仁在澳门办的《知新报》，这些被称为广义上的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新报刊。

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缺少一个充分的舆论准备时期，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存在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资产阶级运动发生前，有个很漫长的思想启蒙、舆论准备过程，因此西方后来就走得比较稳。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匆忙发展起来的。政治上的不配套，思想、舆论上面准备得不充分，给我们后来一百多年来的变革带来了种种问题。我们从历史的背景来分析，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