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屋漏偏遭连夜雨”，灾难总是带连锁反应的，西方称之为“蝴蝶效应”。“北虏”制约着明朝的财政，“南倭”影响着明朝的通海；援朝战争导致辽东精锐丧失，辽东精锐丧失在一定意义上导致女真的发展无控；女真的崛起，导致明朝对辽东的用兵，从而加派田赋；田赋的加派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催生了各地的民变；民变导致内乱，内乱加剧外患，大明皇朝便在这内忧外患之中，轰然坍塌。

正如我们不断强调的那样，尽管明代社会多元化，但明朝朝廷仍然在恪守“祖制”，包括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也是在明太祖当年定下的框架内运行，以农业税为基础，特别是以田亩税为主体。这也没有办法，中国历来如此。嘉靖前期，每年入户部太仓的田赋银两，约200万两白银，支出则“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为原则，勉强可以维持。

危机从嘉靖中叶开始，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鞑靼部俺答兵临北京，明朝开始“增兵设戍，饷额过倍”，第二年的京、边岁用，接近600万，是户部岁入的三倍。怎么办？明廷的办法是向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加派。幸好危机不久就过去，“岁用”恢复正常，加派也停止，但这给朝廷提供了一个思路——加派是应急之法。

通过张居正的清丈田亩，加上商业税，万历年间户部“岁入”增加到400多万两。但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涨，“岁出”也在水涨船高，“九边”军费达390万两。如果有突发事件，户部就束手无策了，得向皇帝申请内府的银子。当然，明朝有收入的衙门不只是户部、工部，还有太仆寺。太仆寺的“马银”，是明朝用来应急的，特别是用来支付紧急状态下的军饷，在张居正“改革”后，累积达1000多万两。但是，从万历十八年到三十二年，14年间，被借支1058万两，仅剩27万两。其中，两次援朝，除了户部正常支出之外，向太仆寺借支了560万两，成为造成明朝财政拮据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在前面说到的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影响，对财政的影响。

当太仆寺老库银不断被借支之时，明朝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派出了“矿监税使”，到处采矿课税，这是针对城市的，引起了极大的动**。于是又回到老路上，向田亩要钱。所以，当万历四十六年，明廷面对努尔哈赤的咄咄攻势时，又重启加派。当时的户部根据张居正时代清丈出的田亩数量，每亩加银三厘五毫，由于用于辽东战事，所以叫“辽饷”。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加二厘。三年之内，每亩加派赋税九厘，每年共520万两。这520万的“辽饷”，相当于明朝全年的“正赋”，即每个农户在理论上一年得纳两年的田税。

明朝加征“辽饷”，实属无奈。结果不但在总体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以表面的公平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公平。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如苏松江浙，面积狭小，人口稠密，人均土地较少，按田亩摊派，负担相对较轻；陕西、河南地域广阔，人口相对较少，人均土地较多，按田亩摊派就十分不利。以万历四十六年第一次加派辽饷为例，在当时的加派中，如果以农户为单位，河南是苏州的7.32倍，是松江的6.03倍。即使以“口”为单位，河南也是苏州的2.94倍、松江的1.61倍。长年受“套虏”侵扰的陕西，户均加派为苏州的4.64倍、松江的3.82倍。

加派的后果很快就呈现出来，天启二年(1622)，巡按甘肃监察御史高推奉命巡视，当地民众见了御史的乘舆，遮道跪伏而告：“辽饷苦，不减则民当饿死矣。”(《新饷苦累难支疏》)为何如此？父老告知：当地土地荒薄，三亩地的产量不如别处一亩，即使是丰年，每亩也不过产粮五斗。在没有辽饷之前，一半用于交税，一半用于活口。有了辽饷之后，一半纳税，一半充饷，根本没有剩余，哪里还有活路？当时的辽东督师熊廷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出自己的担忧，如果继续加派，“三户之民，必有投牐而起者矣”(《答周毓畅》)。

不出熊廷弼所料，几年之后，关中连年遭灾，当地官员既迫于上司的压力，更缺乏对民众的同情，催粮征饷，急如星火，一位名叫“王二”的农民，振臂一呼，带着一帮兄弟，闯入澄城衙门，杀了知县张耀采，揭竿而起。接着，府谷的王嘉允、汉南的王大梁、阶州的周大旺，相继而起，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没有得到粮饷的“饥军”群起响应，整个陕西陷入了动**之中。

但是，就像当初明朝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有些麻木不仁，以为是女真的内乱一样，此时的明朝也认为陕西发生的事情，不过是饥民的闹腾，不久自当平息。此时“辽事”正吃紧，袁崇焕为了让崇祯皇帝宽心，做出了违心的承诺，说是五年之内当恢复全辽。明廷更将重点放在了辽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辽饷”，在每亩九厘的基础上，再加三厘。这就是火上浇油了。此后，更为著名的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也投入民变之中，被称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局面开始形成。明朝既要应付来自东北的女真，又要应付来自西北的武装起来的农民。

崇祯八年(1635)对于明朝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

这年正月，由于官兵的重重压迫，多路义军被赶过了黄河，他们的首领则齐集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共同商讨如何协同作战。不管人们对明末农民战争持何种看法，也不管人们对后来明亡清兴的结果持何种态度，荥阳“会议”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13家的首领从来就是各自为战，相互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名号也五花八门：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除了高迎祥、张献忠，没有一个是真名。当然，高迎祥、张献忠也是有绰号的，高迎祥自称“闯王”，张献忠自称“八大王”。

就是这一次的“会议”，明朝的灾星李自成开始崭露头角。首领们议来议去，没有结果，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属下，发表了意见：“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李自成主张，当分兵定所向，至于成败，听天由命。这个既讲究人力，又听从天命的主张，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决定，13家72营兵分五路：一路向南对付来自四川和湖广的官兵，一路向西对付来自陕西的官兵，一路向北扼守黄河，高迎祥、张献忠一路向东，还有一路往来接应。当然还有一个约定：“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

就这样，高迎祥、张献忠一路向东，破固始、占霍丘、焚寿州、陷颍州，然后乘胜攻陷凤阳。为何要攻凤阳？因为这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这里有朱元璋出家并发迹的“皇觉寺”，更有朱元璋的祖陵。

《崇祯实录》记载高迎祥、张献忠等人进凤阳、毁“皇陵”的过程：

贼陷凤阳，诈树旗进香，前骑后步。贼大至，而无城，遂溃毁公私庐舍，光烛百里。杀知府颜容暄、推官范文英等6人，武官41人，横尸塞道。焚皇陵楼殿，燔松30万株，杀司香太监60余人，高墙罪宗百余人。

最富戏剧性的是，守卫皇陵的明朝官军，见了“强盗”高迎祥、张献忠等，“皆伏迎道左，呼‘千岁’”。说明明朝军队对上司的奉承训练有素，一旦倒戈，也可以派上用场。

皇陵被焚毁，对于明朝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毁。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得知这个噩耗，素服痛哭，遣官祭告太庙，下罪己诏，自责为不肖子孙。

第二年即崇祯九年，一块据说是从汉朝传到宋朝，再由元朝从南宋投降的太后手上所得的“玉玺”，被归降的蒙古王作为表忠心的贡品，献给了后金大汗。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去世多年，接替汗位的，是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能够以这个身份得到多个兄长和排位更前的贝勒们的支持，继承父亲的汗位，说明皇太极不简单，不是坐享其成而是靠竞争上岗的。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原来做了二百多年皇帝的朱元璋及其子孙，是没有“传国玉玺”的。崇祯九年四月，得了“传国玉玺”、自认为是合法的中原之主的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目的非常明确，水能克火，用带“水”的“清”，取代带“日”、属“火”的“明”。

虽然明朝在应对女真的战争中一筹莫展，但对付农民军，还是有效率的。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官军分路围剿，农民军损失惨重，王嘉允、高迎祥等人战死，张献忠等人向明军请求投降，李自成等人则潜伏在山区。

眼看明朝国内的形势扭转了，但“大清”通过他们的行动，救了张献忠、李自成。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分两路进关，京师戒严，正在陕西、河南对付农民军的明军，在洪承畴、孙传庭的率领下，奉命增援北京。官军一撤离，张献忠等人重新倒戈，乘机向明军发起攻击；李自成等人则从陕南进入河南，更多的饥民加入农民军的队伍之中。

从此，张献忠部活动在长江一线，李自成则在黄河流域，形成了既分工又竞争的两大势力，李自成建国号为“大顺”，张献忠建国号为“大西”，客观上和“大清”南北响应。明朝陷入万劫不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