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上密州任职，原计划经海州绕道济南，看望三年未见的弟弟。然而，时值入冬，北方天气寒冷，海州通往济南的河流冰冻，所有船只暂停航行。再加上任期临近，苏轼无奈之下，只能忍下思念之情，冒着寒风直奔密州。

密州的治所，在今天的山东诸城。刚一进入密州境内，苏轼便被一个奇怪的现象吸引了。此时，北方已是农闲时节，但田间依然充斥着男女老幼忙碌的身影。苏轼走近观察，发现他们原来是在铲除蝗虫的虫卵，将其埋入地底或者直接用火烧。苏轼一路行走，沿途两百余里，皆是这种情况。

敏锐的苏轼马上意识到，密州是在患蝗虫之灾。他有些担心，如果蝗虫灾害得不到抑制，一旦泛滥，就会影响庄稼的收成，甚至还会造成颗粒无收、百姓无以为生的局面。

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三日，苏轼到达密州任所。他不顾车马劳顿，便立即着手收集材料，调查蝗灾的情况。看到官方的统计，他先是震惊，接着便是愤怒。原来蝗虫之灾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早已泛滥成灾。几年时间，农民捕杀的蝗虫总数，报官的已达三万斛之多。然而，如此庞大的数据却未引起官吏的重视。更有混淆视听之徒，声称蝗虫能为民除草。对此，苏轼十分气愤，不客气地反驳道：“蝗虫如果真的能为民除草，农民自会盼它们多来，又怎么忍心捕杀呢？”

想到蝗灾已然发生，苏轼也无心再和谄媚之徒进行无意义的争辩。他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县，亲自走入田间进行实地调查。了解越多，事情越是触目惊心。密州之地，已是经历了连年蝗灾，庄稼歉收，百姓食不果腹，许多人只能依靠草根、树皮充饥。而苏轼到任这一年，从初夏到秋末的长时间干旱，又导致蝗虫大量滋生，灾情愈加严重。

苏轼明白，如果坐视不管，到来年春天，气候变暖，虫卵发育，灾情会更加严重。他立即到村落农舍，广泛深入地和农民交谈，向他们请教关于消灭虫卵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办法。待了解清楚，他便着手发动群众，用火烧和深埋的办法捕杀幼虫、铲除虫卵。

为了提高百姓的积极性，他专门拨出了粮米，用于奖励积极捕捉蝗虫的群众。他更是身先士卒，从早到晚都在田间地头辛苦奔波，巡视督查。就这样，他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竟有半数不识他的面容。

苏轼从到任之日起，便兢兢业业，带领百姓日夜奋斗。然而，密州穷苦多年，再加上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十分有限，在连年蝗灾、干旱的影响下，百姓的生活依然水深火热。不仅密州穷困，靠近密州的数千里之地也都是饥荒严重，百姓甚至连逃荒都无处可去。一时间，饿殍遍野，城墙根下和路边草丛中多有弃婴。面对此种惨况，苏轼悲痛万分，“洒涕循城拾弃孩”。

他设法从官粮中拨出数百担粮米，单独储存，以供部属用于抚养弃婴。但此种做法，终非长久之计。苏轼思前想后，又从官钱中拨专款给愿意领养弃婴的妇女，让她们至少能把婴儿养到一周岁。苏轼这么做的理由是：一年后母子生情，也就难以割舍了。事情如他所料，此后密州的弃婴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仁慈的官员总能想出仁慈的办法。

密州穷困，连苏轼这个知州有时也要挖野菜充饥。这也表明他为官清廉——堂堂知州，若是一心想弄点儿吃的，想必不会太难。只是苦了通判刘廷式。苏知州挖野菜，刘通判岂可袖手旁观？逢着青黄不接的时节，这两位父母官便沿着城墙寻杞菊充饥。

苏轼在密州常年吃野菜，以补粮米之不足，想来应是面带菜色。然而，一年下来，他“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杭州的酒食生活，他一病再病。密州“斋厨索然”，他反而长胖了。或许，野菜虽然不如山珍海味，但吃野菜的心境却是豁达的。

面对穷困景象，苏轼也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在这些言事之书中，他如实奏报密州情况，也不可避免地提到时政和新法。时隔几年，对于新法，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他依然坚持反对变法的基本立场，对方田均税法、官盐专卖等变法措施也进行严厉批评，但经过几年的耳闻目睹，对于免役法等有利于百姓的变法条目，他不再全盘否定，而是提出一些改良的意见。

苏轼对于变法态度的转变，如果能够和王安石及时沟通，事情或许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然而，早在熙宁七年（1074）四月，时局就出现了变动，神宗皇帝迫于现实的压力和守旧派的反对，无奈之下，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位，希望以此来平息众议。他以为只要牺牲了王安石，变法便可以顺利进行。

王安石被罢相后，神宗皇帝任命韩绛为宰相，任命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神宗此番人事任命，犯了极大的错误。和王安石相比，韩绛能力平庸，而吕惠卿虽是王安石最为倚重的变法派人士，却有较强的个人私欲，在政治上擅长打击异己，扶持自己的势力。

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后，继续推动变法，他不仅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甚至和王安石也出现了分歧。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他与弟弟吕和卿制定了手实法。这一法令规定百姓要主动上报财产，官府再以财产多寡定户等高低，分摊各户应纳税钱。如有隐匿，人们可以互相告发，并以查获资产的三分之一为赏。

在苏轼看来，手实法太过扰民，且败坏社会风气，因此他极力反对。此时的苏轼，会大胆地依据自己的原则处理密州事务。在具体实践中，如果他觉得新法有害无益，便拒不执行。即使面对那些检查新法执行情况的司农寺官员，他依然据理力争。事实证明，苏轼的看法没有错，手实法终因扰民太甚，又因民户的田产变化大而流弊很多，不久就被废止。

寒来暑往，苏轼到密州的第二年（熙宁八年）十月，政务初定。为答谢常山山神赐雨，常山庙重建成功。苏轼亲自前往祭祀，祈求风调雨顺。归来的途中，他和同僚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他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意气风发，好像回到了裘马轻狂的年少时光。随行的将士们，则像疾风一样席卷平坦的山冈。

壮阔激烈的场面，激发了苏轼心中的豪迈之情，他挥毫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豪情冲天，酣畅淋漓。这首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令人耳目一新。寥寥数语，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不仅描述了围猎时的心情、装束、阵容等盛况，也抒发了苏轼要亲自射杀猛虎、答谢全城军民的豪迈之情，以及志在千里、效力疆场、卫国守边的英雄风气。

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这封短信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苏轼内心其实很在乎柳永的词，欲比个高低，又不便明说；二是打猎收获不小；三是密州的壮士唱了他写的这首“密州出猎”，颇为壮观，暗指柳词多为女子传唱。

涉及艺术创作，苏轼很较真，也不怕在朋友面前表扬自己。事实上，苏轼的确在词的创作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出猎之行、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一个革新的豪放词派由此出现。

这一年，除了常山庙落成，超然台也建成了。超然台位于密州府衙北面，原本只是一个废弃的旧台，但苏轼觉得可以利用，便着手修葺。早在凤翔，苏轼就对建筑颇有揣摩，此时正好可以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他亲自绘图，并参与取材、施工，直到新台筑成。

在济南的苏辙听说此事，专门寄来《超然台赋》，并依据《老子》中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为此台取名“超然台”。超然，即超脱尘世、乐天知命的意思。对此，苏轼深有感触，为了应和苏辙，他写下千古名篇《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全篇文章，以“乐”字贯穿全文，表达了苏轼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有时间，便登上超然台，远望山川，饮酒赋诗。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苏轼在部属的簇拥下登楼畅饮，大醉。月亮在天，人影在地。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在超然台上一气呵成地咏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在今天，这首望月怀人之作，即使是幼齿之童，皆耳熟能详。月之阴晴圆缺，对应人的悲欢离合，包含浓厚的哲学意味，是一首将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喟作品。

纵观全词，字字珠玑，又晓畅易懂。其以月起兴，以兄弟之情为基础，渲染出一种皓月当空但亲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忧伤氛围。围绕中秋明月，苏轼也展开了想象和思考，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追寻之中。

苏轼的思想感情既矛盾，又复杂。他有乘风归去的出世心境，但这种思想并不是确定的，天上虽美，人间却依然值得留恋。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苏轼开阔的心胸与超远的志向也在起着作用，最终入世思想占了上风。

虽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但他依然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