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和风气对美感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行为美也不例外。但对于行为美来说，习俗与风气对它的影响还要小得多。习惯成自然，通常的外在形状总能让我们看顺眼，不管开始时它们与习俗或者风气多么水火不容，但尼禄或克劳迪厄斯式的品质和行为，是习惯上永远不会使我们与其协调的东西，同样也是风气上永远不会使其为人们所赞同的东西；习惯总是恐惧和仇恨的对象；风气总是轻视和嘲笑的对象。我们的美感所赖以产生的那些想象的原则，是非常美好而又脆弱的，很容易因为习惯和教育而发生变化；但是，道德上赞同与否的情感，是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和最充沛的感情为基础的；虽然它们有可能发生一些偏差，但不可能完全被扭曲化。

虽说习惯和风气对道德情感的影响并不完全如此重大，但同它在任何其它地方的影响相比却非常深刻。当习惯和风气同我们关于正确和错误的天然原则相一致时，它们使得我们的情感更为敏锐，并增强了我们对一切近乎邪恶的东西的厌恶。那些在真正的良朋益友而不是在通常所谓的表面上的朋友之中受到教育的人，会习惯于正义、谦虚、人道和井井有条，而对其对立面则难以容忍。相反，那些不幸在强暴、**、虚伪和非正义之中长大的人，虽然没有完全丧失对这种行为的不合宜性的感觉，但却完全丧失了对这种可怕的暴行、或者它应当受到报复和惩罚的感觉。他们从幼年时起就熟悉这种行为，习惯已使他们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并且非常容易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即某些可能并且司空见惯必然被我们实行，从而妨碍自己成为正直的人的因素。

有时风气会给一定程度的混乱带来声誉，相反，有时会使应当受到尊敬的品德受到冷遇。在查理二世在位时代，某种程度的**不羁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教育的特征。按照那个时代的看法，这种**不羁是同慷慨大方、真诚、高尚和忠诚这些品质联系在一起的，以这种态度行动的人被证明是一位绅士，而不是一个清教徒。另一方面，举止的庄重和行为的正规都不时兴，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想象中，它们是同欺骗、狡诈、伪善和下流等一些不好的品质相联系在一起的。在浅薄的人眼里，大人物的缺陷似乎一直是可以赞同的。他们不仅把这些缺陷同特别好的运气联系起来，而且把它们同许多较高的美德归因于大人物的地位联系起来，同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同坦率、慷慨、人道和彬彬有礼联系起来。相反，地位比较低的人所具备的美德——极端节俭简朴、勤勉刻苦和严守准则，在他们看来似乎都是粗俗的和招人厌恶的。他们把后者的美德同那些品质通常归属的地位的低下联系起来，同自己猜想的，通常与诸如卑鄙的、怯懦的、脾气坏的、虚伪的和小偷小摸的性情相伴而生的许多重大缺陷联系起来。

人们熟悉的对象　在不同的职业和生活状况中非常不同，从而使他们习惯于非常不同的**，自然而然地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品质和一些行为方式。在每个阶层和每种职业中，我们期望经验已告诉我们属于这个阶层和这种职业的某种程度的行为方式。但是因为在各种事物中，我们特别喜欢中间形态，这种形态的每一部分、每一种特点都精确地同上帝似乎已为那种事物制定的一般标准相一致，所以在各个阶层中或在各种各样的人中间，我们特别喜欢这样一些人——在他们身上，那种通常和他们特殊的生活条件和境遇相伴而生的品质，既不太多也不太少。我们说，一个人看上去应当符合他的行业或职业，但如果故意卖弄每种职业就不受人欢迎。出于同样的理由，不同的生活阶段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老年人身上，我们看到庄严和稳重，衰弱多病、饱经风霜和衰退的感受能力，这些似乎把庄严和稳重变得既自然又令人肃然起敬；从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反应敏锐、轻松愉快和生气勃勃的状态，经验而谈，一切有趣的事物会强烈影响年轻人幼稚而无经验的感官。然而，那两个时期的每一个，都可能容易具有过多的属于这个时期的特征品质——年轻人的轻浮飘忽不定，老年人的固执思维迟钝，同样是令人不快的。我们想象，如果青年人在自己的行为中具有老年人的某种行为方式，而老年人仍然保持着青年人的轻松活泼，都是令人愉快的。但是，两者都不可能容易过多地具有对方的行为方式。在老年时得到原谅的过分冷静和呆板拘谨，会使年轻人变得可笑。年青时所放纵的轻浮、粗心和虚荣，会使老年人受到蔑视与无奈。

习惯使人们产生的与各个阶层和职业相适应的特殊品质和举止表现，或许有时具有一种跟习惯毫无关系的合宜性；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自然影响生活状况不同的那些人所处的一切不同的环境，我们就应当理智地为此而对这种特殊的品质和举止表示赞同与接受。一个人行为的合宜性，不是凭靠它适宜于他所处的任何一种环境所决定，它们在我们设身处地着想时，我们认为自然会引起他的注意。如果他看起来过分地为其中某一环境所吸引，像是全然忽略了其它环境，我们就像不能完全赞成某件事情那样不赞成他的行为，只因为他不能恰当地适应自己所处的一切环境；然而，一个人要对自己主要感兴趣的对象所表现的情感，在没有其它事物需要他注意时，或许并未在我们会完全同情和赞同的范围之外。一位父亲在失去独生子时可能表现的某种程度的悲痛和脆弱是无可指责的，甚至是让人同情的。但在作为一支军队首领的将军身上，当荣誉和公众安全需要他倾注心力付出的时候，这种悲痛和脆弱就是不适宜的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同的对象应当引起职业不同的人注意，所以不同的**必然应当成为他们惯常怀有的感情；当我们在这一特殊方面设身处地地设想他们的处境时，我们还须明白，每件事情自然会按照它所激起的情绪与他们既定的习惯和心情是否一致而适当地影响它们。我们不可能期望一个牧师表现出与我们期待一位官员表现的对生活乐趣和愉快的感觉相同的感觉。牧师的特殊职业是记挂等待着世人的严峻的前程，是预告违背有关责任的准则将会产生什么不幸的后果，并且他自己要成为一个切实遵奉上述准则的榜样，他似乎是一个传递上帝音信的使者，轻率和冷漠都不能合宜地传递这种音信。可以设想，他的心一直为过于庄重和严肃的东西所占据，不能腾出地方来容纳那些有关琐屑事物的印象，这种印象充塞于自由和轻松愉快的人的注意之中。因此，我们很快地感到，有着某种不以习惯为转移的行为方式的合宜性，习惯已使其为这种职业所具有；对于一个牧师的品质而言，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庄严和神圣，这些我们惯常期待他的行为表现的品质更加合适。上述看法是如此简单明了；以致几乎没有人会粗心到有时不这样想，不以这种态度来说明他对牧师这种职业通常具有的品质的赞同和理解。

然而其它一些职业通常具有的品质的基础却不是如此一目了然，习惯完全决定我们对这些品质的赞同，不必通过上述看法去确定和加深对它们的赞同。例如，我们出于习惯把快活、轻浮、活泼自由、以及某种程度**的性格加到军人的职业上去。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什么样的性情最适合于这种职业，或许我们几乎轻而易举地断定：对一直暴露在非同寻常的危险之下的人会比其他人更经常地想到死亡及其后果的那些人来说，极其严肃和思虑周全的性情是最好的。然而一个军人的这种处境，或许也是相反的性情在军人中间如此普遍地流行的原因。一旦冷静、专心地加以观察，我们就会看到，为了征服对于死亡的恐惧，需要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那些经常面临死亡的人发现，使自己不关心自身的安全并置之度外，并因此而投身于各种娱乐和放纵之中，这样更容易使自己忘掉死亡的恐惧。一座军营不是一个富有思想的人或一个沉思默想的人的活动范围：确实那种人常常是很果断的，并且能够通过某种巨大的努力，以坚定不移的决心面对几乎不能避免的死亡。但是面对持续的、虽然不是近在眼前的危险而被迫作出长期努力，这种努力会耗尽心力、压抑心情，使得内心再也不能感受到一切幸福和享乐。对于那些纵情逸乐毫无顾虑的人，根本没有必要作出任何努力，他们简直从来不下决心去考虑它们，而只是在不断地享受和娱乐中忘却有关自己处境的一切忧虑，这些人更容易忍受这种境遇。无论何时，当一个军官不得不去考虑正在遭受的不寻常的危险时，他很可能失去自己欢乐而又**不羁的性格。一座城市的卫队长通常是同其他公民一样清醒、仔细而又吝啬的动物。由于同样的原因，长期的和平非常容易缩小市民和军队之间性格上的区别。不管怎样，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通常的处境，使自由欢乐和某种程度的**不羁如此明显地变成了他们常见的品质。何况，在我们的意念中，习惯如此强有力地把这种品质同这种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以致我们非常容易轻视这种人，他的个人气质或处境使他不能获得这种品质。我们嘲笑一个城市卫兵严肃而又小心谨慎的面部表情，它和我们同事们的面容大为不同。那些同事似乎常常以自己行为方式的一成不变为耻，并且不是出自自己职业的风气，喜欢伪装出对他们来说决非出乎本性的轻率样子。无论惯常可尊敬阶层的人士展现的举止是什么，在我们头脑中这种举止是如此密切地同这个阶层联系在一起，以致无论什么时候见到这个阶层的人士，我们都期望见到这种举止，而如果未见到便觉得缺点什么。我们感到尴尬茫然，不知道自己如何去谈论那种与我们曾经想加以分类的那些品质大相径庭的品质。

以此来看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容易使生活在这些时代和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形成不同的性格。人们认为各种品质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责备或称赞，也随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那种受到高度尊敬的文明礼貌，在俄罗斯或许被认为是带女人气的谄媚奉承，在法国宫廷里或许就被看成是粗野鄙俗的风气。那种定购和俭朴，在一个波兰贵族身上会被认为是过分节省，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公民身上就被看成是奢侈浪费了。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把那种能在受人尊重的那些人中间通常见到的品质，看成是适中的特殊才能或美德。而且，当这种变化按照不同的环境使不同的品质或多或少地习惯于它们时，他们有关品质和行为完全合宜的情感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一些文明国家中，以人道为基础的美德得到比以自我克制和对**的控制为基础的那些美德更多的培养。在野蛮和末开化的国家中，情况是完全相反的，因为自我克制的美德得到比有关人道的那些美德更多的关注培养。在文明和有教养的各个时代到处可见的那种歌舞升平和幸福安宁的盛世局面，所以使人很少会有机会磨炼出对危险的轻视和忍受劳累、饥饿和痛苦的品质。贫困可以轻易地避免，对贫困的轻视几乎不再是一种美德。对享乐的节制已没有多大的必要，心境可以随意放松，甚至可以在各个方面尽情满足出乎本性的各种爱好需要。

在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之间情况完全相反。每个野蛮人经受了某种斯巴达式的训练，并且为环境所迫从而能经受各种艰难困苦。他处在持续不断的危险之中：经常遭受极度的饥饿，每每由于生活资源匮乏短缺而死亡。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习惯于各种困苦，而且不屈服于困苦所引起的各种**与幻想。他不可能期望他的同胞因这种弱点而表示同情或纵容。我们自己必须处在某种程度的舒适安闲之中才能更多地同情别人。若我们自己受到痛苦极为严重的折磨，我们就无暇顾及邻人的痛苦；并且所有的野蛮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求和急需而奔忙不已，不会太多地注意他人的欲求和急需。因此，一个野蛮人，无论他的苦难的性质是什么，并不期望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同情，因而他不愿意让人们知道他的一丁点弱点而暴露自己。无论它如何狂暴和激烈，他决不许自己的**扰乱他那面部表情的平静，或行为举动的镇定。有人告诉我们，北美的野蛮人在一切场合都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并且认为如果自己在任何方面表现出被爱情、悲痛或愤恨所左右，将有损自己的尊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高尚行为和自我克制出乎欧洲人的意料。在一个一切人的地位和财产都相等的国家里，可以期望双方之间相互倾慕是结婚时唯一要考虑的事情，并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享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的婚姻毫无例外地都是听从父母之命，而且一个年青的男人会认为，如果自己对某个女子流露出丝毫超过对别的女子的爱情，或者不表现出对什么时候同谁结婚这些问题十足的冷漠，那将是一辈子丢脸的事情。在富有教养的时代普遍地加以纵容的对爱情的向往，在野蛮人中间被看成是最不能原谅的女人的品质。就算结婚以后，双方似乎也以在如此卑鄙的需要的基础上结合为耻。他们不住在一起只是在暗中相见。他们仍然各自住在自己父亲的家里，在所有其他国家里都被允许而不会受到责备的两性的公开同居，在这里被认为是最下流的和不像男子汉的****。野蛮人不仅仅是在这种令人喜欢的**上发挥无限的自我控制能力。他们常常在同胞们众目睽睽之下以极其冷漠的态度忍受诽谤、指责和最大的侮辱，而不表示丝毫的愤慨。如果野蛮人成为战争的俘虏，从他通常所发生的那样的征服者那里听到被处死刑的消息时，他面无表情地听；在忍受最可怕的折磨之后从不悲叹，或者除了对敌人的轻蔑之外，不显示什么别的**。当他被军人们吊在慢慢燃烧的火上时，他嘲笑那些折磨他的人，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落在他的手里，他会用比这更别出心裁的方法去折磨他。在他身上最柔软和最敏感的一切部位被灼痛、烧伤和划破达数小时以后，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刑罚常常暂停一下，他被人从火刑柱上放下来。他利用这个间歇谈论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询问国家大事，似乎不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的处境。在旁边观看的野蛮人同样地无动于衷，似乎如此可怕的景象并未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影响。除了在他们加剧其痛苦的时候，几乎不去看一下那个被俘的人。在其它时刻，他们吸着烟草，以任一平常的事情来取乐，似乎没有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每个野蛮人，从幼年时起，就知道要为这种可怕的结局作好准备；他为了这个目的创作了他们叫做死亡之歌的歌曲，这是一首在他落入敌人之手并且在敌人加到自己身上的折磨之中死去时所唱的歌曲。其内容包含了对折磨他的人的睥睨，并且表达了对死亡和痛苦的极度蔑视。他在一切重要场合唱这首歌，当他出发去打仗时，当他在战场上遇见敌人时，或者，当他在什么时候想表示自己已在思想上对这种可怕的不幸作好准备，并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或改变他的意志时，他都唱这首歌。对死亡和拷打的同样的蔑视盛行于所有其他的野蛮民族之中。没有一个来自非洲海岸的黑人在这一方面不具备一定程度的高尚品质，这种品质常常是他那卑劣的主人所不能想象的。命运女神对人类实行的绝对统治，从来不比下面这种情况更为残酷，那就是：使那些英雄民族受欧洲监狱里放出来的残渣余孽的支配，受那些既不具备自己祖国、也不具备征服国美德的坏人的支配。命运对人类最大的捉弄可能就在这里。

每个野蛮人具备的那种超人的、百折不回的坚定缘于野蛮人国家的习惯和教育，并不要求在文明社会里养育的那些人也具备。如果后者在痛苦中抱怨，在贫困中悲叹，听任自己受爱情摆布或为愤怒所困扰，他们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人们并不认为这种软弱会影响他们的某些基本品质。只要他们不让自己激动得干出任何违反正义或人道的事，那么虽然他们面部表情的平静或他们的谈吐和行为镇定多少会受到干扰和破坏，也会因此而失去一点声誉。一个对其它**更为敏感的富有人性和文明的人，可能更容易同情某种激昂振奋的行为，更容易原谅某种略微过火的行动。当事人意识到这一点；确信自己的判断公正，从而纵容自己强烈地表露出自己的**，而不那么害怕，因为暴露自己强烈的情绪而遭到人们的轻视。我们敢于在一个朋友面前表露强烈的情绪，而不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表露这种情绪，是因为我们期待从前者而不是从后者那里得到宽容。文明民族和蛮族里冲动行为的不同后果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文明人以朋友般的坦白相聚交谈；野蛮人以陌生人般的保留态度相聚交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两个欧洲大陆上最文明的民族，在自己对一切都感到满意时所流露的那种情绪和高兴劲儿，首先使碰巧在他们中间旅行的那些陌生人感到惊讶，这些人在感觉比较迟钝的人中间接受教育，不能理解这种热情的表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未见过类似的表现。一个年青的法国贵族在被拒绝编入一个军团时，会在全体朝臣面前哭泣起来。男修道院院长达·波斯说，一个意大利人被判罚款20先令时所表现的情绪，比一个英国人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时所表现的更为强烈。西塞罗在罗马的优雅之风达到顶峰的时候，会怀着满腹的伤情愁绪当着全体元老和全体人民的面哭泣起来，而不感到降尊纡贵——因为很明显，他必须在每一次演说结束时这样做。在罗马早期和未开化的时代，按照当时的行为方式，演说者或许不会表现出自己如此强烈的情绪。我想，如果西庇阿家族、莱列阿斯和老加图当着公众的面流露如此脆弱的感情，会被认为是违背本性和不合宜的事情。古代的那些武将能够显示自己的地位、庄重和良好的判断。但是，据说他们对那种卓越和热情洋溢的演说却感到陌生，这种演说是在西塞罗诞生之前不久由格拉古兄弟、克拉苏和苏尔皮西乌斯率先介绍到罗马来的。这种成功或不成功的，在法国和意大利盛行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只是在最近才开始介绍到英国来。他们各自按照这种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行为的合宜性缘自各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实行的自我控制的程度之间的差别极大。

这种差别引起了其它许多并非不重要的差别。一个多少有些习惯于听从天性倾向的文明人变得坦率，豪爽和真诚。相反，被迫抑制和隐藏各种**表现的野蛮人必然养成虚伪和掩饰的习惯。所有那些同亚洲、非洲或美洲的野蛮民族有交往的人都注意到，他们都是同样难以理解的，并且当他们有意隐瞒真情时，没有哪种查询可以从他们那里获知真相。他们不会被那些巧妙的问题诱入圈套。拷打本身不能使他们供认任何他们一点儿也不想讲的事情。一个野蛮人的**，虽然从未通过任何外部情绪表达出来，却隐匿在受害者的心里，尽管他的愤怒已达到最强烈的程度。虽然他很少显露出任何愤怒的迹象，但是，当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复仇欲望时，他的报复总是残暴和可怕的。最小的侮辱都会使他陷入绝望。他的面部表情和谈吐确实还是平静和从容自若的；但是他的行动常常是极其凶猛和狂暴的。在北美那些到了最易动感情的年龄和比较胆怯的女性中间，在只是受到母亲轻微的责备时，除了说一句“你不再有一个女儿了”以外，不表露出任何**，也不说别的什么，就去跳水自尽的人，并不少见。在文明民族中，一个男人的**通常不是这样狂暴或猛烈。他们常常吵吵闹闹，但很少造成伤害；而且通常似乎只指望使旁观者确信他们这样激动是正确的，并得到他的同情和赞同，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满足了。

然而，习惯和风气对人类道德情感产生的所有影响，同它们在其它地方产生的影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原则所造成的判断的最大失误，并不同一般的品格和行为有关，而是同特殊习惯的合宜或不合宜有关。

在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生活状况中，习惯引导我们去赞同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不是至关紧要的事情。从老年人和青年人身上，从牧师和官员身上，我们都期待着真理和正义；我们正是在瞬息即逝的事情中，寻找他们各自品质中的明显特征。关于这些，如果我们留意，也常常可以看到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即有一种习惯已经教导我们赋予各种职业的品质的合宜性，独立于习惯之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抱怨说，天然情感的反常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不同民族的行为方式要求在他们认为值得尊敬的品质方面具备不同程度的同一品质，但是，可以说甚至在这里也会发生最坏的事情。那就是，某种美德的功能有时被扩大，以至对其它一些美德有所损害。波兰人中间盛行的那种质朴的殷勤好客，或许对节约和良好的秩序有所损害；荷兰人中间得到尊重的节俭，或许对慷慨和亲密关系有所损害。野蛮人所需要的勇气减弱了他们的人性；或许，文明民族所需要的灵敏感觉有时也会损坏他们刚强的坚定性格。一般说来，在任何民族中产生的行为风格，常常在整体上被认为是最适合于那个民族的处境的。勇气是最适合野蛮人的品质；灵敏的感觉是最适合于生活在非常文明的社会中的那些人的品质。因此，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能抱怨人们的道德情感全面败坏。

因而，习惯所许可的对行为的自然合宜性的最大背离不是在一般行为方式方面。至于某些特殊的行为方式，习惯的影响往往是比较严重地损害良好的道德，它也可能把严重违反了有关正确和错误的极为清楚的原则的各种特殊行为，判定为合法的和无可责备的。

没有什么比伤害一个婴儿更野蛮的行为，这个婴儿的孤弱无助、他的天真无邪、他的惹人喜欢，甚至引起了敌人的怜悯，不饶恕这个婴儿的性命，被认为是一个狂怒和残酷的征服者最凶暴的行为。那么，一个父亲若伤害即使凶暴的敌人也不敢伤害的那个幼小的婴儿，对于这个父亲的心肠我们必然会有憎恶的想法。遗弃婴儿，杀害新生婴儿，是几乎在全希腊、甚至在最有教养和最文明的雅典人中间都被允许去做的事；无论什么时候，父母的境况使他们难以把这个婴儿养大，从而把他遗弃在外任其挨饿，或者被野兽吃掉，都不受到责备或非难。这种做法可能始于最野蛮的未开化时代。人们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熟悉了这种做法，对这种习惯做法始终如一的承袭，妨碍了后代的人去察觉它的残暴。我们现在发现，这种做法盛行于所有的野蛮民族，最原始和最低级的社会肯定比其它的社会更加原谅这种做法。一个野蛮人的极端贫困，常常是这样一种贫困，他本人常常遭受极度的饥饿，他常常死于生活资料匮乏之中，对他来说同时维持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生命常常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他在这种情况下抛弃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一个人在逃离无法抵抗的敌人时，会丢下自己的婴儿，因为后者妨碍他逃命。这个人肯定会被人原谅，因为，如果他企图救出这个婴儿，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和婴儿同归于尽。因而，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允许一个父亲去判断他能否把自己的孩子养大，对此，我们不应当深感意外。然而，在希腊社会晚期，出于模糊的利益或便利上的考虑而允许发生这种事情，这是决不能原谅的。延续下来的习惯在这个时候如此彻底地认可这种做法，以致不仅世人松弛的行为准则容忍这种暴虐的特权，而且甚至应当是很合理和精确的哲学家们的理论，也被业已养成的习惯引入歧途；在这里像在许多其它情况下一样，不去加以谴责，反而依据这种公众利益，这种牵强附会的理由支持这种恶习。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地方长官在许多场合应当加以鼓励的事情。仁慈的柏拉图具有同样的观点，似乎赋予他的一切哲学著作以生命的人类之爱，并没有在什么地方指明他不赞同这种做法。如果习惯能够认可如此可怕的违反人性的行为，我们就很可能推想，几乎没有什么如此粗野的特殊的行为不能够得到认可。这种我们天天听到人们在谈论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人们也似乎认为，这是为那种本身是最不义和最无理性的行为进行的一种十足的辩解。

人类行为的普遍品质与特殊习俗的差异何至于如此之大，习俗的影响又究竟何在？回答可以很简单：那种所谓习俗根本不存在。如果那种残暴的习俗成为普遍的，那么这个社会是一分钟也无法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