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责备和该受责备的品质的畏惧

人生来就希望被人喜欢，受人尊敬，并且成为可爱的人；或者说，希望成为行为举止符合事宜的人。他生来就害怕被人憎恨，成为可恨的人；或者说，不希望成为行为举止不合时宜的、令人憎恨的人。他希望得到人们的赞扬，成为值得赞扬的人。他害怕受人责备，害怕成为受到谴责的人，害怕成为那种虽然并没有受到责备，却是自然而适宜受到责备的人。

对值得赞扬的品质的喜爱并不完全是出自于对赞扬本身的喜爱。虽然那两个原则十分相似，而且它们经常联系紧密甚至混为一体，但是，在很多方面，其实它们又是各自独立而且区分开来的。

我们对美好品质的赞许和对那些拥有美好品质的人的热爱和钦佩，必然会促使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同样的美好品质并且成为令人钦佩和热爱的又可亲又可敬的人。我们认为自己应该胜过别人，这种迫切的希望即是好胜心，源于我们对别人优点的钦佩。我们不可能会仅仅满足于得到别人的赞同，因为别人也会因此而得到钦佩。至少我们会因为别人值得赞扬而觉得自己必定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种满足，我们就必须成为自己的品质和行为的客观旁观者。我们必须像他人一样来看待自己的品质和行为。经过这样的观察，如果我们发现它们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我们就会感到愉悦和满足。而且，如果我们发现别人和我们自己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和品质时，我们会产生更加强烈的满足和愉悦。他人的赞同必然会坚定我们的自我赞同。他人的赞扬也必然会加强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认可和赞同。在这种情况下，对值得赞扬的喜爱非但不完全来自对于赞扬本身的喜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对赞扬的喜爱。

如果最真诚的赞扬不能证明某种值得赞扬的品质，它就难以带来多大的快乐。如果不明真相或者误解，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落在我们头上的赞扬绝对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如此惹人喜爱，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人们会带着截然不同的感情来看待我们，那么我们的满足之情是绝不会完美的。那些既不是为了我们即将实施的行为，也不是为了我们即将实施的行为的动机而称赞我们的人，不是在称赞我们，而是在称赞别人。我们当然不可能会对这种称赞感到些许满足。对我们来说，这种称赞甚至比直截了当的责难更加让人难堪，它会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反省，虽然这种反省是我们所缺少的也是我们最应该具备的。可以想象这么一种情况，恭维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的肤色，只能满足她的一些虚荣感。而我们认为这种恭维应该提醒她想起自己真正的肤色所应该得到的评价，相比之下使她深感愧疚。对这种没有真正根据的赞美而感到愉悦和满足，其实是一种内心肤浅和脆弱的证明。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虚荣心，正是它造成了那些极其荒唐、卑劣的恶习，造成了虚伪做作和庸俗的谬言。如果经验让我们在这种粗俗卑劣的愚蠢中反省过来，那么身为人类的最起码的粗俗卑劣感也会从中解救我们。愚蠢的说谎者，竭力通过阐述那些根本不曾存在的事迹来获得同伴的赞同和钦佩；妄自尊大的花花公子，往往摆出一副位高名重的空架子，连他自己也明知道配不上。毫无疑问，他们都陶醉在自己幻想出来的赞扬中。然而，他们的虚荣心是来自这么粗俗卑劣的幻象，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敢想象任何一个有一点理性的人会受到这种幻想的欺骗。如果他们把自己放在那些以为被骗过的人的位置上，他们就会为自己得到的赞美和期许大吃一惊。他们用的是自己以为同伴实际上会用来看待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不是自己知道应该在同伴面前表露的那种眼光。但是，他们肤浅的弱点和轻浮的愚蠢总是让他们不能反省自己，或者妨碍他们用那种可卑的观点审查自己。如果真相被暴露出来，他们自己的意识必然会告诉他们自己的观点将会**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有悖实情、毫无根据的赞扬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实而可靠的快乐，也不可能会产生什么经得起真正考验的满足感。相反，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安慰的想法是：虽然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赞扬，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应该得到称赞，因为它们在各方面都符合尺寸和标准，用这个标准权衡，它们也必然是应该得到赞赏和认同的。我们不光是会为了得到赞扬而感到愉悦，而且会为了做下了应该得到赞扬的事情而感到愉悦。虽然我们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赞扬，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然成为了公众所认同的对象，还是会感到十分愉悦。相反，就算和我们共处的人没有责备我们，我们也会反省自己应该受到他们公正的责备，甚至感到羞辱。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在行动时已经恰如其分地遵循了公众普遍认可的标准，那么他在回想自己行为的大方得体时就会心满意足。当他用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自身行为的时候，他完全能够理解这些行为的所有动机。他带着相当愉悦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种种行为，虽然公众全然不了解他做了些什么，但是他并不是根据公众对他真正的看法，而是根据人们如果能够了解到他的作为之后会产生的赞美来看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期待着将要落在自己身上的赞美和期许，并且带着这种感情称赞自己。这种感情没有真实的发生，但仅仅是因为公众的不了解而没有发生。他的想象把这类感情同这类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这类感情是这类行为导致的自然又正常的结果。人们总是自愿地抛弃生命去换取一些死后不可能继续享受的名誉。此时的他们在想象中享受着这些名誉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永远不会感受到赞美萦回心迹，不会听到赞美不绝于耳，祛除了他们心中所有极其强烈的恐惧，继而情不自禁地做出各种机会超越人类本能的行为。其实就实际情况来说，在我们死后才得到的，或者因为世人的不理解而没有得到的赞同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如果前者常常能够产生十分强烈的感情，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于后者总是会受到高度重视而感到奇怪了。

当上帝为世界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类某种能够使其同胞对其产生愉悦或者厌恶的原始情感。他教导人们在同胞对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产生更加愉悦的感情；而在被同胞反对的时候感到痛苦。他把来自同胞的赞同变成了使自己最愉悦的事，也把来自同胞的不赞同变成了使自己最羞耻的事。

但是显然，单单凭借这种对于同胞的赞同所产生的愉悦和不赞同所产生的厌恶，并不会使人适应身处的社会。所以，上帝并不仅仅赐予了他某种被人赞同的愿望，并且赐予使他想要成为别人看来他应当自我赞同的对象，或者可以说是成为别人赞同的对象的愿望。后一种愿望，能使他真正地渴望去适应社会；而前一种愿望却只能够使他隐藏罪恶、假仁假义。在每个健全的人心灵中，后一种愿望似乎来的要更强烈。对那种自己也知道完全不应该获得的赞美感到满足和愉悦的人都是软弱浅薄的，而真正明智的人会在任何场合抵制它。虽然智者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值得赞扬的时候并不会感到愉快，但是他们起码在就算深知自己不可能得到什么赞扬，但是做的是值得赞扬的事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愉悦。对于智者来说，在确实应该得到赞扬的时候得到赞扬，也可能不是太重要的目的；而在不该得到赞扬的时候得到赞扬，从来都不是重要的目的。

在不应该得到赞扬的时候依然渴望得到赞扬，这只能说是最虚伪、最卑贱的虚荣心在作祟。而在应该得到它的时候渴望得到，那不过是渴望得到某种最起码的公正待遇。不为了从眼前所做的事情中得到好处，而全然是为了这一缘故热爱真正的光荣和正当的荣誉，也并不是智者不值得做的事。但是，他会在对自己一举一动的全部合宜性有充分把握之前，忽略甚至鄙视这一切，而且绝不会轻易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自我赞同并不需要别人的赞同来证明。这种自我赞同，是他的主要目的，可能不是他的唯一，但是一定是他能够或者应当追求的目的。而对这个美德的喜爱就是对这个目的的喜爱。

就像我们一些美好的品质怀有的自然而然的喜爱和赞许会使我们愿意把自己变成这种令人愉悦的对象一样，我们当然也会对另一些丑恶的品质怀有自然的憎恨和蔑视，那会使我们更加强烈地害怕自己在任何方面具有类似的品质。在这种情况下，害怕被人憎恨、被人蔑视的想法也不像自己可恨可鄙的想法那样强烈。即使我们得到了非常可靠的保证说我们不会成为那些憎恨和蔑视的对象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对自己可能做出令人憎恨和鄙夷的行为感到惶恐。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破坏了所有受人欢迎的原则，无论怎样向他保证说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无济于事。当他用旁观者公正的眼光去回顾自己的行为时，他发现他无法理解哪怕一丁点他的动机。于是他感到惭愧和恐慌，然后他想到如果自己的行为被公诸于世，他必然会受到歧视导致的极度耻辱。在这种情况中，他想象到除非世人对他的行为全然无知，否则怎样也不可避免嘲弄和蔑视。而如果恰巧周围的人对他发泄过类似的感情，他就会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并在想到自己可能为此而受到痛苦或者折磨时不寒而栗。而且，如果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招致一些非议，而是会引起众人的憎恨等强烈感情时，只要他尚存理智，一想到这些就绝不可能不感到惶恐和痛苦。虽然人们可能对其保证没人会知道事实的真相，也许他自己也认为上帝不会如此狠毒地报复他，但是他仍然充分感觉这些会使自己抱恨终身，悔恨一辈子，而且极有可能会把自己看作是所有同胞痛恨的对象。哪怕他是一个已经因为惯犯而变得冷漠无情的人，在令人惊骇的真相被人们知晓后，更是不可能用毫不在乎的态度去面对人们对他所持的态度以及他人的表情甚至眼神。一个还有良心的并且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会感受到这种像复仇女神或者魔鬼一样的极度痛苦在其一生中交缠不清，不得宁静，隐匿罪行的自信和反宗教原则不可能从绝望颓废，心烦意乱中解救他。而只有那些各个阶层中最为卑劣和低下的人，对臭名或者荣誉，罪行或者美德全然无动于衷的人，才能免受它们的折磨。有些品质令人极度厌恶的人，在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后，曾经厚着脸皮试图去解脱自己的罪行，甚至会由于自己对处境的恐惧而主动揭发世人不可能洞察的事情。由于他们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罪行，并且饱尝过由于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导致的愤恨及报复，他们会祈祷自己的死亡能够得到全体同胞的宽恕而最终平静地死去。他们希望通过这种行为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惹人愤恨，赎回一些罪行，并使自己看起来可怜多过可恨。这种想法同他们被揭发前的想法相比，似乎要合理的多。

在这种时候，甚至是性格坚韧、不多愁善感的人，也会对于自己应该受到的责备而感到异常地恐惧。为了减轻这种恐惧，也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宽慰自己的良心，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去接受一些罪有应得的惩罚和指责，除非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避免。

只有浅薄的人才会为那种自己也知道不应得到的赞扬而异常高兴。然而，即使对意志异常坚定的人来说，不应有的指责也经常会使他们深感屈辱。的确，他们容易学会鄙视那些经常在社会上流传的胡言乱语。这些传闻由于本身的荒唐和虚假肯定会在数周或数天之内消声匿迹。但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虽则他的意志异常坚定，仍然不仅常常对犯有某种不实之罪的重大诋毁感到震惊，而且也常常对此深感屈辱，在这种诋毁不幸同一些似乎能引为佐证的事情一起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他屈辱地发现人们都如此藐视他的品质以致猜想他有可能犯有上述罪行。虽然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上述诋毁看来还是常常在他的品质上投下了一层不光彩和不名誉的阴影，甚至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也是如此。他对如此严重的一种伤害行为——不管怎样，它也许常常不宜、有时甚至不可能予以报复——产生的正当义愤，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人们的心情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不能平息的强烈愤恨更为痛苦的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由于被人诋毁犯有某种不名誉的或令人憎恶的罪行而被送上绞刑台，遭受了对无辜者来说可能是最大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的痛苦常常要大于确实犯了同样罪行的人所感受到的痛苦。正如恶贼和拦路强盗一样，恣意犯罪的人往往很少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恶劣，因而总不后悔。他们总是惯于把上绞刑架看成是一种有极大可能落在自己身上的命运，并不为这种惩罚的公正与否而感到苦恼。因此，当这种命运确实落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仅仅认为自己同一些同伙一样不太幸运，只好听天由命，除了由于害怕死亡而产生的不安之外，没有其它什么不安；我们经常看到，甚至这种卑微的可怜虫也能轻而易举地全然战胜这种恐惧。相反，清白无辜的人，对落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的惩罚感到愤怒而引起的痛苦，远远超过那种恐惧可能引起的不安。一想到这种惩罚可能给他身后带来的臭名声，就极为惊恐，他怀着极大的痛苦预见到：今后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们将不是沉痛和满怀深情地回忆他，而会怀着羞愧甚至恐惧之情来回想他那想象上的可耻行为。死亡的阴影似乎以一种比平常更加黑暗和令人窒息的阴郁来靠拢他。为了人类的安宁，人们希望在任何国家里很少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但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它们时有发生，即使在正义通常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地方也是如此。不幸的卡拉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坚贞不屈的人（他是完全无辜的，由于被怀疑为杀害了他的儿子，在图卢兹被处车刑后烧死），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祈求免除的，似乎主要不是残酷的刑罚，而是上述罪名损害他死后的名声给他带来的耻辱。在他被处车刑，正要投进火堆的时候，参加处刑的僧侣劝他为已宣判的罪行向神忏悔，卡拉斯这样回答：神父，您能使您自己相信我有罪吗？

对于陷入这种不幸境地的人来说，那种局限于现世的粗陋人生观或许不能给予多少安慰。他们不再能做什么事情，使生或死变得高尚可敬。他们已被宣判死刑并永远留下不好的名声。只有宗教才能给予他们某种有效的安慰。只有宗教才能告诉他们，在洞察一切的上天赞同其行为时，人们对它所能抱有的想法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宗教才能向他们展示一个世界——一个比眼前这个世界更为光明、更富有人性和更为公正的世界——的景象，那里，在适当的时候会宣布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他们的美德最终会得到报答；而只有能使洋洋得意的罪人感到胆战心惊的上述伟大法则，才能对蒙受耻辱和侮辱的清白无辜者给予唯一有效的安慰。

一个敏感的人并不因为实际犯下的真正罪行而受到伤害，而是因为非正义的诋毁而受到伤害。这种情况既发生在罪行较小之时，也发生在罪行较大之时。一个风流女子对社会上流传的有关她的行为、颇有根据的猜测甚至会抱以一笑。同样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对一个清白的处女来说却是一种道德上的伤害。我认为，可以把这种情况规定为一种普遍的法则：蓄意犯某种可耻罪行的人，很少会感到这种罪行很不光彩，而惯于犯这种罪行的人，却几乎不会有任何可耻的感觉。

既然每个人、甚至理解力一般的人都毫不犹豫地鄙视不该得到的称赞，那么，不应有的指责何以常常能使非常明智和富有判断力的人蒙受如此重大的屈辱呢？对这种情况的产生或许应该作些考察。

我曾说过，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痛苦同与之相反和相应的快乐相比，是一种更加具有刺激性的感觉。同后者总是把我们的感觉提高到高于通常的或所谓自然的幸福状态相比，前者几乎总是把它压低到大大低于这种状态。一个敏感的人更容易因受到正义的指责而感到羞辱，而从来不因受到公正的赞美而感到得意。一个明智的人在一切场合都蔑视不该得到的称赞；但是，他常常深切地感到不应有的指责的非正义性。为自己未曾做过的事而受到称赞让他心有不安，由于僭取某种并不属于他的优点，他感到自己是一个问心有愧的卑鄙的撒谎者，不应该受到出于误解而赞扬他的那些人的赞美，而应该受到他们的鄙视。或许，发现许多人认为自己有可能去做那未曾做过的事情，会给他带来某种有充分根据的快乐。但是，虽然他会对朋友们良好的评价表示感激，他还是会认为，自己如不马上消除朋友们的误解，就是一个极为低劣的罪人。当他意识到别人如果知道真相就可能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时，再用他们实际上用来看待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并不会给他带来多少快乐。然而，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经常因为用那种不老实和虚妄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感到十分高兴。他把人们归功于他的所有值得称道的行为中的优点都据为己有，并且吹嘘自己还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好处。他把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别人的作品和发明都划到自己名下，犯下了剽窃和卑鄙谎言的所有无耻罪行。但是，一个具有一般良好意识的人，不可能从自己从未做过的、被人给予称赞的行为中获得极大快乐；而一个明智的人，却会因为他从未犯下的某种罪行错归于自己而感到巨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不仅使痛苦变得比快乐更富有刺激性，而且还使它大大地超过了原有的程度。某种自我克制马上使人不再追求荒唐可笑的享受；但它并不总是使人摆脱痛苦。当他否认被错误安到自己身上的优点时，没有人怀疑他的诚实。当他否认自己被指控犯有的罪行时，他的诚实有可能受到怀疑。他立刻被这种虚妄的诋毁激怒，并且痛心地看到人们相信这种诋毁。他感到他的品质并不足以保护自己不受诋毁。他感到自己的同胞完全不是用他渴望他们用来观察他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自己，反而认为他有可能犯有被指控的那种罪行。他完全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或许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他自己可能做什么。他那特有的心情可能或不可能容许做的事情，或许是那或多或少被人怀疑的事情。朋友们和邻人们的信任以及良好的评价，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有助于减轻他由于这种令人极不愉快的怀疑而感受到的痛苦；他们的不信任和令人不快的评价则比任何东西都更加容易增加这种痛苦。他可能十分自信地认为他们那令人不快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自信很少大到足以阻止那种判断给自己留下印象；总之，他越是敏感，越是细心，越是有能力，这种印象就很可能越是深刻。

应当说，在所有的场合，别人和我们自己的感情和判断是否一致对我们有多大的重要性，取决于我们对自己感情是否恰当、判断是否正确、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有时，一个敏感的人可能会担心自己即使在高尚的情感方面也会过于任性，或者害怕因为自己和朋友受到伤害而过于愤愤不平。他生恐自己会因情绪过分激动而一味感情用事，或主持正义而给其他一些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些人虽然不是清白无辜的，但也许并不全然是像他最初了解的那样罪大恶极。在这种情况下，他人的看法对他来说极为重要。他们的赞同是最有效的安慰；他们的不赞同则可能成为注入他那不安心理的最苦、最剧烈的毒药。如果他对自己行为的每一方面都感到充分满意，别人的判断对他来说就常常是不太重要的了。

有一些非常高尚和美好的艺术，只有运用某种精确的鉴赏力才能确定其杰出程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鉴赏的结果似乎总是不一致。另外有些艺术，其成就既经得起充分论证，又经得起令人满意的检验。在上述不同艺术精品候选者中，前者比后者更加渴望得到公众的评价。

诗歌的优美是一个有关精细鉴赏力的问题。一个年青的初学者几乎不可能确定自己的诗歌是否优美，因此，再也没有什么比得到朋友和公众的好评更能使他喜气洋洋；再也没有什么比相反的评价更能使他深感羞辱。前者确定了他急于获得的对自己诗歌的好评，后者动摇了这种好评。经验和成就也许会适时地给他对自己的判断增加一点信心。然而，他老是容易为公众作出相反的判断而感到极度的羞辱。拉辛对自己的《费得尔》——一部最好的悲剧，或许已译成各国文字——获得不大的成功深为不满，因而他虽然风华正茂，写作技能处于顶峰，也决意不再写作任何剧本。这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告诉他的孩子：毫不足取和极不恰当的批评给他带来的痛苦，往往超过最高度的和最正确的赞颂给他带来的快乐。众所周知，伏尔泰对同样极轻微的指责极为敏感。蒲柏先生的《邓西阿德》如同一切最优美和最和谐的英国诗篇一样，是不朽的著作，却为最低劣和最卑鄙的作家们的批评所伤害。据说格雷（他兼有弥尔顿的壮丽和蒲柏的优美和谐，同他们相比，除了写作再多一点之外，并没有什么使他不配成为第一流的英国诗人）由于自己最好的两首颂诗被人拙劣和不恰当地模仿而受到很大的伤害，因而此后不想再写重大的作品。那些自夸善于写作散文的文人，其敏感性有点儿接近于诗人。

相反，数学家对自己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充满自信，因此对于人们怎样对待自己毫不介意。我有幸接触到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而且接照我的主观看法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两位数学家，即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西姆森博士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修·斯图尔特博土，从来没有因为无知的人们忽视他们的某些最有价值的著作而感到过丝毫不安。有人告诉我，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公众冷落了好几年。也许那个伟人的平静从未因之受到片刻的搅扰。自然哲学家们，就其不受公众评价的制约来说，同数学家相近；就其对自己发现和观察所得知识的优点的判断来说，具有其程度同数学家相等的自信和泰然自若。

或许，各类不同文人的道德品行，有时多少受他们与公众的这种大不相同的关系的影响。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由于不受公众评价的制约，很少受到要维护自己声誉和贬低对方声誉的**而组成派别和团体。他们通常是态度亲切、举止坦率的人，他们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彼此维护对方的声誉，不会为了获得公众的赞扬而参与阴谋诡计，他们在自己的著作得到赞同时会感到高兴，受到冷遇时也不会很恼火或非常愤怒。

对诗人或那些自夸自己作品优秀的人来说，情况总是与此相异。他们非常容易分成各种文人派别；每个团体往往公开地和几乎总是隐秘地把别人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并运用各种卑劣的诡计和圈套以抢先获得公众对自己成员作品的好评，攻击仇敌和对手的那些作品。在法国，德彼雷奥斯和拉辛并不认为起先为了贬低基诺和佩罗的声誉，后来为了贬低丰特奈尔和拉莫特的声誉，而充当某一文学团体的领袖，甚至以一种极为无礼的方式对待善良的拉封丹，会有失自己的身分。在英国，和蔼可亲的艾迪生先生并不认为为了贬低蒲柏先生与日俱增的声誉而充当某一小文学团体的领袖，会同自己高尚和谦虚的品质不相称。丰特奈尔先生在撰写科学院——一个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团体——成员的生活和为人时，经常有机会颂扬他们亲切朴实的风度；他认为，这在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中间是如此普遍，以致成为整个文人阶层，而不是任何个人特有的品质。达朗贝先生在撰写法兰西学会——一个诗人和优秀作家们的团体——或者人们认为是该团体成员的那些人的生活和为人时，似乎并不是经常有这种机会去做这一类评论，甚至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把这种和蔼可亲的品质说成是他所称颂的这帮文人特有的品质。

对自己的优点难以确定，以及期望它得到好评，自然足以使我们渴望了解别人对我们优点的评价；当别人的评价良好时，我们的精神就比平时更为振奋；当别人的评价不好时，我们的精神就比平时更为沮丧；但是它们不足以使我们以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来获得良好的评价或回避不好的评价。如果一个人贿赂了所有的法官，虽然这种做法可以使他获得胜诉，但是法院全体一致的判决也不能够使他相信自己有理；而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理而进行诉讼，他就决不会去贿赂法官。不过，虽然他希望法院判决自己有理，但他也同样希望获得胜诉；他因此而会贿赂法官。如果赞扬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而只是能证明我们应该受到赞扬，我们就决不会力图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不过，虽然对聪明人来说，至少在受到怀疑的情况下，赞扬主要是因为能证明应该受到赞扬而具有重要性，但是赞扬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具有重要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不能把他们称作聪明人，而只能称其为远远高于一般水准的人们有时也企图用很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赞扬和逃避责备。

赞扬和责备表达别人对我们的品质和行为的情感实际上是什么；值得赞扬和应当责备表达别人对我们的品质和行为的情感自然应该是什么。对赞扬的喜爱就是渴望获得同胞们的好感。对值得赞扬的喜爱就是渴望自己成为那种情感的合宜对象。到此为止，这两种天性彼此相似和类似。同样的近似和相似也存在于对责备和该受责备的畏惧之中。

那个想做或者实际上作出某种值得赞扬的行为的人，同样会渴望获得对这种行为应有的赞扬，有时，或许会渴望获得更多的赞扬。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天性混成一体。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前者的影响，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影响，常常连自己也分辨不清。对别人来说通常必然更是如此。倾向于贬低他行为中优点的那些人，主要或完全把它归结为只是对赞扬的喜爱，或归结为他们称为虚荣心的东西。倾向于更多地考虑其行为中优点的那些人，主要或完全把它归结为对值得赞扬的喜爱；归结为对人类行为之中真正光荣而又高尚行为的喜爱；归结为不仅对获得而且对应该获得其同胞的赞同和称赞的渴望。旁观者根据自己思考的习惯，或者根据对他正在考察的人们的行为所能产生的好恶，既可把这种行为中的优点想象成这个样子，又可把它想象成另一个样子。

某些居心不良的哲学家，在判断人类的天性时，如同脾气乖戾的人在互相判断对方的行为时往往采取的做法一样行事，并把应该归于对值得赞扬的那种行为的喜爱归结为对赞扬的喜爱，或者归结为他们称作虚荣心的东西。我在后面会有机会来对他们的某些哲学体系作一说明，现在且存而不论。

很少有人会满足于他们自己的感觉，即他们已具备自己所钦佩、并在别人看来是值得赞扬的那些品质，或者已实施那些行为；除非人们同时公认他们具备了前者，或实施了后者；或者，换言之，除非他们实际上获得了自己认为应当给予前者和后者的那种赞扬。然而，在这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大有不同。某些人，当他们自以为他们已充分证明是值得赞扬的人时，似乎对赞扬并不感兴趣。另外一些人似乎对值得赞扬比对赞扬更加满不在乎。

没有人能够对避免了自己行为中所有该受责备的东西而感到完全满意或尚可满意；除非他也避免了责备或非议。一个智者甚至在他完全应该得到赞扬的时候也常常会对此毫不在意；但是，在一切至关紧要的事情上，他会极为小心地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以不仅避免该受责备的东西，而且尽可能避免一切可能遭到的非难。的确，由于做了自己断定该受责备的事，由于玩忽了自己的任何职责，或者由于放过了做自己断定真正非常值得赞扬的任何事情的机会，他无论如何逃脱不了责备。不过，由于存在这些顾忌，他将极为急切和小心地避免责备，甚至因为作出值得赞扬的行为，而显露出对赞扬较强烈的渴望，也往往不是一个伟大智者的特征，而通常是某种程度虚弱的标记。但是，在渴望避免责备或非议的兆头之中，也许不存在虚弱，而常常包含着极其值得赞扬的谨慎。

西塞罗说：“许多人蔑视荣誉，但是他们又因不公正的非议而感到莫大的屈辱；而这是极为矛盾的。”然而，这种自相矛盾似乎扎根于不变的人性原则之中。

全知全能的上帝以这种方式教人尊重其同胞们的情感和判断；如果他们赞同他的行为，他就或多或少地感到高兴；如果他们不赞同他的行为，他就或多或少地感到不快。上帝把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变成了人类的直接审判员；上帝在这方面正如在其它许多方面一样，按照自己的设想来造人，并指定他作为自己在人间的代理者，以监督其同胞们的行为。天性使他们承认如此赋予他的权力和裁判权，当他们遭到他的责难时或多或少地感到丢脸和屈辱，而当他们得到他的赞许时则或多或少地感到得意。

虽然人以这种方式变为人类的直接审判员，但这只是在第一审时才如此；最终的判决还要求助于高级法庭，求助于他们自己良心的法庭，求助于那个假设的公正的和无所不知的旁观者的法庭，求助于人们心中的那个人——人们行为的伟大的审判员和仲裁人的法庭。上述两种法庭的裁判权都建立在某些方面虽然相似和类似，但实际上是不同和有区别的原则之上。外部那个人的裁决权完全以对实际赞扬的渴望、以及对实际责备的嫌恶为依据。内心那个人的裁决权完全以对值得赞扬的渴望、以及对该受责备的嫌恶为依据；完全以对具有某些品质，做出某些行为的渴望为依据，那种品质是别人具备而为我们所热爱的，那种行动也是别人作出而为我们所称赞的；也完全以对具有某些品质、作出某些行为的恐惧为依据，那种品质是别人具备而为我们所憎恨的，那种行为也是别人作出而为我们所鄙视的。如果外部的那个人为了我们并未作出的行为或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动机而称赞我们，内心那个人就会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得到这种称赞，所以接受它们就会使自己变成可卑的人，从而立即压抑住这种没有理由的喝彩可能产生的自满和振奋的心情。相反，如果外部的那个人为了我们从未作出的行为或并未对我们可能已经作出的那些行为产生影响的动机而责备我们，内心的那个人就会马上纠正这个错误的判断，并且使我们确信自己决不是如此不公正地给予自己责难的合宜对象。但是，在这里以及其他某些场合，可以这样说，内心的那个人似乎对外界那个人抱有的**和喧嚷感到惊讶和迷惑。有时伴随**和喧闹的责备一股脑儿倾泻到我们身上，使自己值得赞扬或应受责备的天生感觉似乎失去作用和麻木不仁；虽然内心那个人的判断或许绝对不会被变动和歪曲，但是，其决定的可靠性与坚定性已大为减损，因而其实我们内心保持平静的天然作用常常受到巨大的破坏。当所有的同胞似乎都高声责备我们时，我们几乎不敢宽恕自己。那个设想我们行为公正的旁观者好像怀着恐惧和犹豫不定的心情提出有利于我们的意见；但是，如果所有现实旁观者的意见，如果所有那些人按照他们的地位以他们的眼光发表的意见一致而又强烈地反对我们，他就会尽力加以斟酌。在这种情况下，心中这个半神半人的人就表现出像诗中所描写的那样，虽然部分具有神的血统，但是也部分具有人的血统。当他的判断由值得赞扬和该受责备的感觉可靠和坚定地引导时，他似乎合宜地按照神的血统行事；但是，当愚昧无知和意志薄弱的人的判断使他大惊失色时，他就暴露出自己同人的联系，并且与其说他是按其血统之中神的部分，还不如说是按其血统中人的部分行事。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情绪消沉、内心痛苦的人唯一有效的安慰就存在于向更高的法庭、向洞察一切的宇宙的最高审判者求助之中，这个审判者的眼睛从来不会看错，从来不会作出错误的裁决。在这个最高审判者面前，他的清白无辜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将得到回报。对于这个最高审判者准确无误、公正裁决的信念，是他那沮丧和失望的心情所能得到的唯一支持。在他深感不安和惊讶时，是天性把这个最高审判者作为伟大的保护者树立在他的心中，不仅保护他在现世的清白无辜，而且还保护他的心情平静。在许多场合，我们把自己在今世的幸福寄托在对于来世的微末的希望和期待之上；这种希望和期待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天性，只有它能支持人性自身尊严的崇高理想，能照亮不断迫近人类的阴郁的前景，并且在今世的混乱，有时会招致的一切极其深重的灾难之中保持其乐观情绪。这样的世界将会到来，在那里，公正的司法将普施众人；在那里，每个人都将置身于其道德品质和智力水平真正同他相等的那些人之中；那里，有具有那些谦逊才能和美德的人，那种才能和美德由于为命运所压抑而在今世没有机会显示出来；它们不仅不为公众所知，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具备，甚至连内心那个人也不敢对此提供任何明显而又清楚的证明。那种谦虚的、未明言的、不为人所知的优点在那里将得到适当的评价，有时还被认为胜过在今世享有最高荣誉、并由于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而能作出非常伟大和令人叹服的行为的那些人；这样一个信条对虚弱的心灵来说各方面都如此令其尊崇和称心如意，又如此为崇高的人类天性所喜爱，以至于不幸对它抱怀疑态度的有德者，也不可避免地要极其真挚和急切地相信它。假如不是一些非常热诚的断言者告诉我们，在未来世界里，报答和惩罚的分配常常同我们全部的道德情感直接相违背，这个信条决不会遭到嘲笑者的嘲弄。

我们大家经常听到许多年高德劭但满腹牢骚的老臣抱怨说，阿谀奉承的人常常比忠诚积极的侍臣更受宠爱，谄媚奉承常常比汗马功劳更快、更有把握得到晋升，在凡尔赛宫或圣·詹姆斯官献一次媚，顶得上在德国或法兰德斯打两场仗。但是，甚至软弱的尘世君主也视为最大耻辱的事情，却被认为如同正义的行动一样，起因于神的尽善尽美；忠于职守，社会和个人对神的尊崇甚至被德才兼备的人们描述为能够给予报答或者能够不受惩罚的唯一美德。这种美德或许是同他们的身份极其相称的，是他们的主要优点；而我们自然都容易高估自己的优良品质。雄辩而富有哲理的马亚隆在为卡蒂耐特军团的军旗祝福而作的一次讲演中，向他的军官们讲了下面一段话：“先生们，你们最可悲的处境是什么，那就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在那儿，服务和职守有时比修道院极其严格的苦修还要艰苦；你们总是苦于来世的虚无缥缈，甚至常常苦于今世的徒劳无功。哎呀！隐居的修道士在他的陋室中，克制肉体的情欲以服从精神的修养，支撑他这样做的是某种肯定能得到报偿的希望，和对减轻主的制裁的那种恩典的热忱期望。但是，你们临终时会大胆地向神陈述你们工作的辛劳和每天的艰苦吗？会大胆地向他恳求任何报偿吗？并且在你们所作的全部努力之中，在你们对自己所作的全部强制之中，什么是神应当加以肯定的呢？然而，你们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自己的职业，10年的服务可能比整个一生的悔恨和羞辱更加有损于你们的肉体。哎呀！我的弟兄们！为神而经受仅只一天这样的辛苦，或许会给你们带来永世的幸福。某一件事，对人性来说是痛苦的，但它是为上帝做的，或许会使你们得到圣者的称号。不过你们做了这一切，在今世是不会有报应的。”

这样把修道院徒劳的苦修和战争中高贵的艰苦和危险相比，认为在上帝眼中修道院里一天或一小时的苦行比戎马一生的光荣更有成绩，必然要与我们所有的道德情感相冲突，必然会违背我们在天性指导下赖以控制自己的轻蔑和敬佩的全部原则。然而，正是这种精神，一方面把天国留给了僧侣修士们，或留给了言行同僧侣修士们相似的人们，同时却宣告：过去年代所有的英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和哲学家，所有那些在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延续、为人类生活增添便利和美化人类生活的技艺方面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或者有所创造的人，所有那些人类伟大的保护者、指导者和造福者，所有那些我们对值得赞扬的天生感觉促使自己把他们看成是具有最大优点和最崇高美德的人，皆将下地狱。我们对这个最值得尊重的信条由于被如此莫名其妙地滥用而有时遭到轻视和嘲弄会感到惊奇吗？至少是那些对虔诚的和默祷的美德或许缺乏高尚趣味或癖性的人会对此感到惊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