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虽然同情悲伤的感觉比同情快乐要来的强烈，但它仍然远不及当事人自身的感受

同情悲伤往往在人们眼中看来比同情快乐来的真诚，“同情”一词最初愿意本是指对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快乐产生同感。一位已故的机敏的哲学家认为我们有必要去论证人们对快乐的同情也是真诚的，以及祝贺他人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怜悯也需要这样的论证。

首先，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对悲伤的同情比对喜悦的同情更为常见，即使对方表达悲伤的情绪与行为过于激动以至于有些让我们感觉不合适，它终究还会博得我们一定的同情。此时，我们的感觉并不完全是同情，因为就如前面所说，我们即使十分认同他人，感情上也无法达到完全一致。由于人类天生的同情心，虽然我们不会和遭受苦难的人一起流泪一起伤心，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遭受着不幸的景象仍会不自觉地伸出援手。然而，如果我们对面站着一个高兴的手舞足蹈的人，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考虑他的经历，就会对他的得意忘形而嗤之以鼻，更别谈什么为他感到高兴了。

另外，无论是我们的心灵还是肉体上遭受的痛苦，都比快乐更具有刺激性。虽然我们对痛苦的感受永远比不上当事人对痛苦的感觉来的真切，但是对于我们自身而言，它们比快乐更为生动鲜明，虽然我们在感受他人快乐的同时往往能把握的更为到位。

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常常努力克制对他人悲伤的同情，以免影响我们自身的正常情绪，尤其是当受难者不在我们周围的时候。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遏制对快乐的同情。由于天生的嫉妒，我们常常会对他人的快乐产生一种抵触情绪，此时就根本谈不上同情了。嫉妒总是会让我们自己感到羞愧难当，因此当我们因为嫉妒而无法达到同情的时候，常常会装作替他人高兴、喝彩，要么就装作毫不在意。所以，我们可能会说因为邻居交了好运而高兴，其实我们心里也许并不这么想。虽然我们很愿意同情他人的快乐，我们却经常会因为嫉妒心而察觉不到。因此，我们便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人们对悲伤的同情永远要比对快乐的同情来的既容易又强烈。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敢断言：如果没有妒忌心作祟，与同情痛苦相比，我们更倾向于同情快乐，而且我们对于快乐的同情与当事人自身的感受更为接近。

面对我们不能完全赞同的悲伤，我们多少都会抱以一定程度的宽容。大家都知道，受难者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自身的情绪与旁观者协调一致。因此，就算他没有做到一致，我们多半也会原谅他。但是，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表现出过分的快乐的时候并不会抱以多少宽容。因为我们认为，将这种快乐与旁观者协调一致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努力。处于最大不幸事件之中的人能控制自身的情绪还能将自身的悲伤协调的与大家一样，这样的人看来应当得到最大的钦佩；但是相同的事对于快乐而言，却好像得不到任何的赞扬。由此我们会认为，似乎前者需要付出努力进行自我克制，而后者不过是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中应有的得体表现罢了。

对于身心健康，发展顺利的人来说，所有再次额外获得的幸运都算是多余的，只有那些轻浮的人才会觉得像是得到了多大的好处而为此飘飘然。这种轻浮的感情正是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常态。一般人在这个充满未知和艰辛的世界里的生存状态正是如此，因此他们很乐意与朋友分享这种额外的乐趣。

对快乐表示同情是令人愉快的，只要是没有妒忌心的影响，我们就很乐于沉浸在他人和自己的欢乐之中。但是对于悲伤的同情会让我们的心情也变的沉痛起来。当我们观看悲剧的时候，总是在尽力避免由这悲剧引发的同情心。就算我们已经无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们也会在朋友面前装作若无其事，或者掩饰掉内心较大的波澜。我们悄悄地拭去泪水，生怕旁人不理解我们多愁善感而嘲笑我们。作为一个遭遇不幸且又渴望得到同情的人在向我们倾诉他的遭遇与内心的苦楚时经常会犹豫不决，其实这是因为他本能的感觉到我们的这种勉强的情绪。如果要让自己的不幸之事遭到冷眼与苛刻的对待，那我们还不如将我们的痛苦隐藏起来。但是对于那些得意的人来说就不同了。他们知道，只要我们没有受嫉妒心的影响，便是对他们衷心的祝福，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掩饰自己的兴奋。

欢乐的笑声与哭泣的泪水都是人类自然感情中正常的东西，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在朋友的面前展现自己的悲伤呢？因为我们总是本能地认为，他人更愿意同情我们的快乐而不是悲伤，因此我们更愿意在朋友面前展现快乐与笑容，即使遭受了很大的不幸，哭泣与抱怨总会让人难堪。但是胜利的狂欢却不是什么失态的行为。我们常常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成功，因为我们在避免因此招致他人的妒忌。

人们对竞技场上的胜利者会给予热烈的欢呼，而看到一次死刑时，人们又会多么地沉静。人们在某场葬礼之中的悲伤常常都是伪装出来的，但是在一次施洗礼中或婚宴中，我们的欢乐通常总是出于内心而没有任何虚假做作之嫌。在这些有着快乐喜庆的场合，我们的快乐虽然都很短暂，但却很真实。当我们发自内心地对朋友表示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为他们的幸福而感到高兴。这种时刻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真正的快乐，那眼中闪耀着的喜悦的光芒、那发自内心的笑容，都显得那么欢畅。

但是，每每我们安慰悲伤中的朋友时，我们会坐他们身旁，专心地听他们诉说自身的不幸。看着他们讲述的时候，不时地因为情绪的波动而哽咽，我们内心却愈发地不耐烦，完全与讲述者的感情不相协调。但是我们也明白，他们的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换作自己也是一样的。在内心深处，我们会说自己是个麻木不仁的人，也可能因此制造出一种对讲述者的同情，但是这种人为的同情是多么地经不起考验啊，它随着我们的离去而消逝。大概上帝觉得我们自身的苦难就够我们自己受的了，所以他并不要求我们去分担他人的痛苦，但还是会鼓励我们减轻他人的痛苦。

正是因为我们对他人痛苦的迟钝，所以在巨大的痛苦之中仍然保持高尚行为与宽容的人，才会在我们的眼里显得超凡脱俗。面对一连串的小麻烦还能保持愉快心情的人，与那些临危不乱的人一样值得敬佩。因为我们都知道，身处逆境之中还能控制自身情绪并非易事，所以他们的冷静值得我们钦佩。与此同时，他们的坚强与我们的冷漠悄然吻合。所以他们的行为在旁观者看来是无可挑剔的。我们都知道人性中天生的缺陷，因此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我们并不奢望他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行为表现还非常得体。但是他们就做到了，所以他们高贵的灵魂才会让我们赞叹不已，彻底的同情与赞许和惊奇赞叹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仰慕之情便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常常被这种不同于常人的高尚行为所打动，若无其事的姿态让我们欣赏，那些兢兢战战的反应则让我们瞧不起。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旁观者的感受可能会比当事人的情绪更为悲伤。就像苏格拉底平静地服下毒药时，周围他的朋友们全部泣不成声，而他本人却表现的非常轻松。在这种特殊时刻，旁观者不会克制自己的悲伤，因为他并不害怕自己的这种悲伤会显得不得体，而是带着一种自我欣赏的态度来审视自身那细腻的感情。这种忧伤令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出于对自身欣赏的同情心，他对朋友遭遇的关心也油然而生。可能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朋友产生过如此细腻、如此真切的关爱。可是，这个时候当事人的心境却恰好与此相反，他强烈地控制着自己，尽量不去注意当下的一些可怕的或者一些扰人的事情，害怕情绪受到强烈的影响，可能会一时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而让旁观者觉得无法接受。因此，他强迫自己只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想象人们对自己的伟大的壮举的赞美和仰慕。一旦他想到自己能在这些逆境之中表现的勇敢无畏、坚定不移等这些常人很难做到的一种很高的境地，他自己心中也不由得激动起来，沉醉在这种“胜利”之中，这样他就使自己摆脱了此时的不快。

相反的，那些由于自己遭受了一些不算严重的打击，就此垂头丧气的人总是让他人鄙视。虽然不幸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会自悲自叹，但总这样，是很难获得别人同情的。我们会看不起那些成天哭哭啼啼的人。一个受到父亲宠爱的男孩，忽然遭受丧父之痛，这时孩子的悲痛是无可非议的，他的悲伤主要来自于对逝去者的缅怀，而我们也能明白理解这种感情，因为它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他的悲伤是因为自身的利益遭到了损害或是因为对自己的不幸而感情用事的话，就不会有人去同情他。一个人，即使遭受过再大的厄运，在豪爽的人来看，也不该对自己的命运如此凄凄切切。即使人们对他的同情是发自于内心的，但是人们还是不能忍受这种过分的软弱。因为他们一般会认为，软弱给他们带来的耻辱比不幸本身更加可悲。比郎公爵曾在战场上置生死于身外，以勇敢著称，当他在绞刑台上回忆祖国的沦亡，因为自己的轻率而失去往日年华而流下悔恨的泪水时，这种脆弱使他的英名受到巨大的侮辱。

第二节 野心起源于社会等级的区分

因为多数人更愿意感受我们的快乐而不是悲伤，所以我们总是会想显示自己的财富而不是贫穷。当我们感到众人对自己贫困的境况一览无余，却很少报以同情之心的时候，那种羞耻的感觉简直难以忍受。我们追求财富，避免贫穷的主要主要动力并不是因为关心这种淡薄的感情。世人所有的辛苦、劳累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有野心、贪婪还有追求权势呢？不是为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不然，做一个最低级的劳动者就能得到满足。我们知道，工资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衣服以及住宅，还有整个家庭的运作。其实如果我们仔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经济，不难发现：大部分的工资被用来换取生活便利品，而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他们甚至还会捐赠一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这种状况产生厌恶呢？那些出身上流的人为什么害怕落入这种布衣蔬菜、茅屋陋巷的窘境，即使不需要他们亲自劳动，也觉得生不如死呢？难道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高级些，还是认为住在华美的大厦高楼里面要比住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更加安稳些呢？而事实恰恰是相反的，而且这个道理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知道，虽然从来没有人说出来过。那么，竞争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改善条件的伟大目标，所谋求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呢？赢得赞许的、羡慕的目光、被关心、被关注、自满自得都是它所带来的利益。其实真正吸引我们的不是快乐或者舒适的心情，而是虚荣。但是，虚荣也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被关心和赞同的对象的基础上的。富人炫耀他的富有，是因为他认为由于自己的有利地位，人们都会倾向于赞同他，而且可以引起世人的关注，从而令他产生愉悦的情绪。而且，他必定由于这些原因，更加喜爱自己的财富。相反，穷人之所以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耻辱，是因为他认为，人们会因此而看不起他，就算被关注，也是出于对他处境的同情。他为了这些感到耻辱。因为卑贱会使我们得不到赞同和期许，虽然被忽视和不为人所赞同是两码事，但是感到自己不为人所注意必定会影响自身的愉悦感，于是希望消失了，人性中最强烈的愿望也落空了。穷人把自己关在自己的茅草屋中默默无闻，同时走出走进无人问津。那些由于自身处境招致的令人难堪的关心和微末的照料，并不能令其产生愉悦的情绪。他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即便是因为他极度的艰难使得他们不得不对他表示关心，实际上他们也只是觉得他是个不令人愉悦的渺小对象。幸运和得意的人会感到惊奇，当一个陷入惨境的人在他们面前傲慢无礼，并且以自己的令人可鄙的惨状来打扰他们从容的享受生活。相反的，人们会急于想要目睹一个享有地位和荣誉的人的风采，而且还会想象他的处境会使他产生的高兴和狂喜。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了公众关注的对象，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手势。在盛大的集会上，他必定会成为众人的关注对象，人们似乎把全部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以便得到他的启示和鼓励。只要他的行为不是全然可笑的，他就会成为众人观察的对象，并且时时刻刻引起他人的注意。虽然这必定会产生一种束缚力，使之失去一部分自由，然而人们却认为，正是这些使大人物令人羡慕，并且弥补了追求此地位时必然经历的艰辛和克制自己欲望的焦虑；宁愿一切无忧无虑的、闲暇的、舒适的保证，也要取得它。

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的舒适安逸美好的生活状态，其实都来源于我们对幸福和完美的抽象的想象。正是这种状态存在于我们的空想和幻想中，被概论成了一切欲望的终极目标。实际上，我们对身处这种状态的人们抱有一种特殊的同情。对于他们所有的偏爱和愿望，我们都亦步亦趋。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对于这种完美状态的损害和毁坏，希望他们能永存于世，甚至无法想象死亡最终会结束这般美好的状态。如果他们被迫抛弃那尊贵的地位，走向上帝为子民们准备的那个可怜而温馨的归宿，我们会觉得过于残酷。

“伟大的王万寿无疆！”这是奉承，虽然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恭维，但是我们如果无法意识到这是非常荒谬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做出如此荒谬的举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和灾难，给旁人带来的愤怒和同情感，要远远大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国王的不幸和情人的苦难是悲剧最适合的题材，也是我们在剧院中最感兴趣的情节。由于偏爱，我们喜欢在这两种剧情中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按照理性和经验告诉我们，结果可能恰好相反。于是破坏和妨碍这种完美，仿佛成为了所有伤害中最残忍的一种。人们通常觉得，试图杀害君主的卖国贼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凶手都更残忍的人。在内战中所有无辜百姓的鲜血所引起的愤慨，远不及查理一世所带来的影响。一个不了解人类天性的人，看到人们对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的不幸产生的愤慨和遗憾，以及对地位低下的人的漠视与冷淡，难免会觉得前者对于痛苦更加难以忍受，在死亡来临时的**也更令人可怖。

社会秩序的基础和等级的差别，其实是建立在人们对富者和强者在感情上的认同。我们对于那些地位高于我们的人的尊敬和顺从，不是源于他们善意的劝解和鼓励，而是源于我们对他们优越生活的羡慕。他们的恩惠以及善良也许只给予少数人，但是这少数人的幸运却吸引着绝大多数人。我们渴望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以及荣誉感，还尽力帮助他们完成一系列接近完美的幸福，却不想求任何回报。我们遵从他们的指令并不全是为了重视这种服从的效果、考虑它对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我们无法那样做，即使是在社会秩序似乎要求我们反对他们的时候。国王是人民的仆从，如果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服从他们、抵制他们、惩罚他们甚至罢黜他们，都符合理性和哲学的原则，但这并不是神的旨意。神教导我们的是：为了他们自身而去服从他们，在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面前屈服，担心他们的一丁点不满，在并没有什么不幸接踵而至的时候也把这些不满当做是莫大的耻辱，甚至将他们的微笑当做是可以补偿一切服务的报酬。要做到像对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而且在普通场合与他们争辩，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人因为别人的宽宏大量就能有如此的勇气，除非互相之间非常熟识或者亲密。最愤慨的动机，最强烈的**、恐惧、憎恨或者厌恶，都抵挡不了这种尊敬他们的自然倾向。在人民以武力反抗，或者希望看到他们被惩罚被罢黜之前，他们的行为无论正确与否，都必然已经引起了所有这些强烈的感情。甚至当人民已经产生了这些强烈的情感的时候，也很容易对他们产生恻隐之心，或者回到尊敬他们的状态，因为人民早已习惯将他们看做天生就高于自己。他们不能忍受对于自己君主的伤害，他们很快忘掉了过去的愤怒，于是同情代替了愤怒，他们又一次重新履行旧的忠君原则，以曾经反对它的**，为了君主再次获得权利的奔走出力。是查理一世的死使得皇室有了复辟的机会。当詹姆斯二世在逃亡的船上被平民抓到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恻隐之心几乎毁掉了革命，使得革命比以前更加难以维系。

大人物们是否能意识到：他们是以多么低廉的代价换取了公众的尊敬？或者可曾想过，这其实也是需要和别人一样用鲜血和汗水才能换取的？年轻的贵族到底是靠什么才得到了多于同胞的优越感和地位呢？是靠他的学问？勇敢？勤劳？坚忍不拔？还是靠着某些令人尊敬的美德？所以他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于是他养成了注意一切细节的习惯，并且学会了用郑重的态度去履行所有微小的职责。正是因为他了解自己是多么地引人注目，多么地令人赞同，所以他自然而然地便现出了高雅的神态和翩翩的风度。他的神态、语气包括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不同于出身低下的人对自己地位的优越感。这些其实都是他为了更容易使人们对他权势的服从，并愿意被他的意愿所支配而使出的伎俩。当然，他很少受挫折。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靠权势力量推行的伎俩足以左右普通人。路易十四在他统治期间，被法国乃至全世界看做是一个完美君主的典范。然而，他是靠着他一贯坚持的正义、无懈可击的事业吗？还是靠着他的才能和美德？是靠广博的学识、英明的决断、英雄的豪气吗？难道是靠他推行自己时的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吗？很显然，不是。首先，他是欧洲诸王中地位最高的，因为他是最有权势的君主。其次，撰述其经历的历史学家说：“国王俊美的容貌，健硕的身材，胜过了所有朝臣。他庄严的声音，赢得所有人的心。他有一种独特的风度举止，他在场的时候令人生畏。而这种风度举止只能和他的身份地位相配，在其他不论任何人的身上，都会显得滑稽可笑。他能使与他交谈的人局促不安，这使他非常得意，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有一个老军官在他面前结结巴巴地要求恩赐，仓皇不安，最后将不下去了，说‘陛下，我在您的敌人面前不会像这样哆嗦的。’于是这个人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靠地位，也靠着某些并不比别人高明到哪里的品质和才能的一些伎俩，使得他得到了不仅是他这个时代甚至后人对他巨大的敬意。在他那个年代，在他的面前，学识、勇敢、勤奋、善良这些美德统统都显现不出任何优越，甚至失去了所有尊严。

然而，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想要出名必然是不能靠这些伎俩的。礼貌只能让大人物受到尊敬，仿佛变成了大人物的独有美德。一个普通人如果试图通过模仿大人物或者显贵的纨绔子弟在日常中的上等礼节，他所获得的只能是因为自己的愚蠢和放肆的行为而导致的轻视。为什么一个非常注意自己举止的人，昂首挺胸地走过房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根本不值得一提呢？很明显，是他做的太过头了。他显示出对自己举止的注意已经多到让人无法苟同了。其实对同伴的赞同以及谦虚朴实才是一个平民最完美也是最基本的品质。但是想要出名，还需要拥有其他更重要的品质。他需要一些类似于大人物的扈从、侍从，但是他微薄的工资根本不足以供他支付这笔开支。于是，他必须另辟蹊径，必须十分努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拥有较多的专业知识，而且，他还必须拥有面对困难的坚定不移，在痛苦中毫不动摇，吃苦耐劳，等等。他还必须开创一番大事业，通过艰辛和不懈的努力以及精明的眼光，让人们了解他的才干。再者，他在所有普通场合的行为都要慷慨、直率，明智、正直。然后，他就会被推举去完成一些需要卓越的才能和美德、并且完成之后会大受赞扬的工作。那些被环境抑制却一直富有野心和进取心的人们，在等待出名的机会时，是怀着多么急切的心情呢？当没有什么事能给他们提供这类机会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多么地不愉快啊。他们甚至带着愉悦的心情去期待发生战争或者动乱，还暗自高兴地观察着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和流血事件可能带给他们一鸣惊人的机会，引起世人的注意和赏识。相反的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人，他的名誉完全是存在于他的适宜的日常行为当中。他满足于这些微末的名声，不愿意让随同而来的痛苦和危险为难自己，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去取得其他东西。在舞台上出风头，已经是他的胜利。在风流韵事中取得的成功，更是他的最大成就。他厌恶一切平民**，不是出于对人类的爱心，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把地位低下的人们当做是自己的同胞。他在那种情况下不大会胆怯，所以他并不是缺乏勇气。而是他清楚地知道，他不具备应付这种场面的能力与美德，他不希望公众的注意力从他这里转向其他人。他也许也会冒一些小小的风险去参加一些迎合事宜的运动，但是一旦他意识到需要长时间保持坚韧、勇敢、关心和耐性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战栗。因为在出身高贵的人身上，基本不存在这些品质。所以，在所有政府，哪怕是君主国中，所有出身中下等的人虽然会受到来自出身高贵的人的轻视或者蔑视，但是他们都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很高的职位，管理着很多要事。大人物见到他们，起初会是轻视，继而转变为嫉妒，最后会卑微地服从，而这恰是他们希望别人对自己表露的态度。

原本尊贵的身份变得不再尊贵，原本高高在上的感觉瞬间消失，这意味着权贵对他人控制力的丧失，继而也会失去那种众星捧月般的感情。当马其顿国王一家被保卢斯·埃米利乌斯在获胜后带走的时候，他们的不幸更深得罗马人的关注，甚至超越了对征服者埃米利乌斯的关注。旁观者在看到王室中的儿童，因为年龄太小而不了解自己的处境时，深受感动，并对其产生了微妙的同情。接下来出现的就是马其顿国王，他像一个遭受了巨大灾难，惊骇不已，神志变得有些模糊的人。紧随其后的就是他的大臣和朋友。当他们一同行走的时候，会经常将目光投向这个失去了权势的国王身上，接着，眼泪就夺眶而出。他们的行为表示：他们想到的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而是发生在国王身上的更大灾难。相反，罗马人却用鄙夷的眼光看待国王，认为这样一个在夹缝中忍辱求生的人不值得同情。可是，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呢？根据大多历史学家的记载，他是在一个人道而强大的民族的保护下，安逸、舒适、快活地度过了余生。这种情况似乎是非常值得羡慕的，因为他甚至不会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失去这种安逸的生活状态。但是，他的身边再也不会围绕着献媚、阿谀奉承的扈从，而这些人却早已习惯在各种活动中服侍在他的左右。他不再受到来自民众的瞻仰，更不再因为自己拥有的权利而受到民众的尊敬、爱戴和钦佩，而他的意愿也不再对民众的情绪产生任何影响。气质高贵的罗马人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在这样的灾难和屈辱中艰难地求生，而正是这难以忍受的灾难使得国王失去了全部的感情。

罗斯福哥公爵说：“爱情通常会被野心取代，而野心却几乎没有被爱情取代过。”一旦人们的心中充满了这种**，那么，不仅容不下其他竞争者，甚至容不下继任者。对于那些习惯于得到或者习惯于希望得到公众认同的人来说，其他一切令人愉悦的事情也会变得失去魅力和令人厌恶。每个遭到唾弃的政治家都试图抑制野心以及轻视那些他们再也得不到的荣誉，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会百无聊赖地打发日子，为那些没有意义的念想而苦恼。生活中除了谈及自己曾经的地位和荣誉，或者试图完成以前的生活计划外，再无任何乐趣和愉悦感可言。难道你真的愿意放弃那体面尊贵的头衔，反而去追求逍遥自在、我行我素的生活吗？要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似乎有一个办法，且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决不跟已经引起了公众注意且主宰世界的人比较，决不加入任何有野心的集团，决不挤难以全身而退的名利场。

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同情，是大多数人的梦想。那个把人与人分隔开来的东西——地位，成为了一些人唯一的生活目标。正是对地位的追求才出现了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让世界充满了野心和贪婪。据说理智的人对地位都不屑一顾，这个世界由谁来掌权，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也不太关心谁会因为生活中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遭到同伴的指责。不过除了那些智商和情商、品质都远远高于一般人的人，还真没有人够完全对地位和荣誉不在乎。除非他真的明察事理，自信满满，哪怕是因为自身符合事宜的行为得到了他人的期许和赞美的时候；或者，他真的习惯于认为自己低下卑微，甚至沉浸在如同醉酒的漠视中，忘却了自己对于地位以及认可的向往。

从这一含义上来看：自己的悲惨境遇得不到朋友们的同情，反而受到他们的轻视和厌恶，是最令人闷闷不乐的事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最害怕的事情其实并不一定是最难忍受的。在朋友、公众面前做出丢脸的事情往往比宣布自己的不幸更让人难堪。前者往往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后者虽然不能与受难者的痛苦感情相等同，却能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同情。一个高雅的绅士穿着肮脏的服装在一场热闹的聚会上露面会比他们带着鲜血和伤口更加丢脸。因为带着伤口和血迹往往会得到大众的同情，而衣衫褴褛往往会受到大众的耻笑。法官判处一名罪犯戴着手铐脚镣上街示众会使他蒙受无比巨大的耻辱，甚至比判处他极刑更让他痛苦。就好像一名士兵或者军官，宁愿接受战死在沙场，也不愿接受鞭笞刑法。因为战场上的牺牲是带着荣誉的，而刑罚是一种奇耻大辱。因此，法律一般不对贵族阶层判处带有屈辱性的刑罚，即使在夺取他们生命的时候，也要尊重他们的名誉。无论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犯了什么罪，除恶果以外，欧洲各国都不会对他施以示众或鞭笞这样有损名誉的极刑。。

一个勇敢的人会认为带着枷锁示众远远比上断头台更可耻。在后种情况中，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无畏而受到认可和尊敬，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却不可能得到大众的喜爱。在后一种情况中，旁观者的同情能帮助他从只有自己才了解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而在前一种情况中，没有人会对其产生同情，哪怕有，也并非是因为同情他的痛苦，而只是同情他得不到同情而产生的。这种同情不是为了他受到痛苦而是为了他蒙受耻辱。那些可怜他的人会为了他而垂头丧气或者脸红。虽然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过，他却同样的感受到颓丧，抬不起头，并且会为了自己受到的惩罚而觉得蒙受了无可挽回的屈辱。相反，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会因为人们看到他坚毅的、无畏的神情而镇定下来。如果他的罪名并没有使他失去人们的尊敬，那么惩罚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他并担心自己的处境会遭人嘲笑和轻视，甚至还会表现出十分平静的态度，且有一些胜利的喜悦感。

卡迪纳尔·德·雷斯说：“因为可以得到某种荣誉，所以巨大的危险有其诱人之处，即使在我们遭到失败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普通的危险除了可怕之外别无他物，因为丧失名誉总是伴随着失败。”他的这句格言和我们刚才论叙的惩罚问题如出一辙。

有德之人不会在贫穷、痛苦、危险或者死亡面前屈服，蔑视这些绊脚石也并没有多大难度。但是他在胜利中被俘，成为他人的笑柄，他的痛苦遭到歧视和嘲笑，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再坚持美德，是很难的。一切外来的伤害都没有别人的轻视和嘲笑造成的伤害大。

第三节 嫌贫爱富所引起的道德情操败坏

嫌贫爱富这种感情倾向，或者说这种风气，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对建立和维护社会等级差别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助长了道德败坏。从整个社会来说，本应对睿智的人与行为高尚的人给予尊重和钦佩，但这项荣誉却常常被高官与富豪夺走了；至于穷人和弱势的人们则经常要遭到小人与恶棍的欺负。这些现象一直令伦理学家们为之苦恼。

我们都希望拥有一个好名声且受到别人的尊敬，都害怕自身的名誉受到损害。但一进入社会，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人们尊重的不仅仅是智慧与美德，蔑视的也不仅仅是罪恶和愚昧。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情况：有钱有势的人会受到众人的羡慕，德才兼备的人却常常无人问津。强者即便是作恶多端，愚昧无知也不会被人看不起，而弱者虽然清白无辜却总是遭到旁人的耻笑。人们之所以一心向上爬就是为了想得到他人的尊敬和钦佩，想得到这些只能用两种方法：一是升官发财；二是洁身自好。不同的道路又导致了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一种是谦虚公正。我们可以对这两者做一个比较，看看哪种更值得我们效仿：前者虽然披着光环，其实华而不实；谦虚谨慎的人显得虽然很得体，但是除了那些有慧眼的人之外，很少有人会在意。大多数人总是目光短浅地注视前者的财富与地位。后者虽然很低调，但却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是社会的栋梁。我们若是要效仿，也应该选择后者，不应该选择前者。

我们尊敬智慧与美德，无疑与对财富和地位的崇拜有所不同。这两种感情并不难区分。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似程度却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不用心观察，很容易将他们混为一谈。

普通百姓和权贵可能具有很多相同的优点，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对权贵的尊敬远胜于前者。更为可笑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他们甚至赞扬后者的骄傲，而完全忽视了前者的诚恳朴实。如果说我们尊敬权贵仅仅是尊重财富与地位，而不是优点和美德，这种行为简直是对高贵品德的亵渎。但不幸的是，财富和地位始终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大部分人臣服于它们。于是我们会常常发现这样的场景：普通人整日墨守陈规，偶尔的失态就会招来鄙视的眼光；那些大人物就算经常放纵，却总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宽容。

对大多的人而言，追求美德和追求财富的途径几乎是一样的。只要他们踏实肯干，谨慎正直，多数都能在本分之中有所成就。但是如果一贯平庸，品行又不端正，那么再有才华的人也会一事无成。而且大多数的平民总是对法律心存敬畏，尊重这种维护正义的规则。他们的成功也通常离不开邻里之间、同行之间、亲朋之间的帮助与赞许，而品行不端的人很难得到这些帮助与支持。所以说“老实人不吃亏”这句话，在这种情况下，在他们身上是适用的。因此，在一般的社会道德层面上，大多数人的行为还是令人欣慰的，社会基本的好习惯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下去。

但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情景就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了。在宫廷与社交场合之中，想要成功的人，是绝对不能仅仅指望那些见多识广的同僚们的敬重，还必须迎合蛮横愚昧的上司那些古怪的喜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德才兼备的人不比拍马溜须之徒更受重用。在和平之时，那些阿谀奉承的弄臣们，拿一副天下太平的景象去迎合帝王，而帝王们也乐意把一些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好事推给这些“忠臣”，而自己成天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在上流社会之中，那些做作的人比战场上的勇士、政治家、哲人等更受欢迎。也正因为这样，那些粗鄙之徒才能在掌握权势之后肆意践踏一切令人敬佩的美德，而这些美德无论是在宫廷中还是在乡野中都是十分重要的。

据说时尚也是源自于对上流社会人士的模仿。于是，无论是上流社会的衣着还是言行，甚至是他们的愚蠢，都会变成一种风尚。大多数人以模仿他们为荣，但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在贬低自己。虽然他们本身不一定会觉得这些衣服有多好看或者举止有多优雅，但是爱慕虚荣的人还是会以上流社会的人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和打扮。虽然他们不一定认为某种行为是美德，但是他们还是会这么照着干，仅仅因为那些贵族们就是这样的。更让人感到惭愧的是穷人对贵族那些派头的模仿，他们有限的财力与实力根本无法承担这笔开销，但他们还是打肿脸充胖子，到了最后只能让自己陷入更加窘困的地步。

追逐名利与追求美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追求财富的人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往往有着激烈的冲突。那些有着强大野心的人认为，当他一旦达到那个优越的处境里，他会有很多办法来博得人们对他的钦佩和尊敬，并能使自己的行为彬彬有礼，举止优雅；他未来的那些行为给他带来的荣誉，会完全掩盖或使人们忘却他为了往上爬而采用的各种卑鄙手段。在很多政府之中，最高职位的候选人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因而，如果他们能达到自己想达到的那个地位，他们就不怕因自己为获得最高职位而采用的不正当手段受到谴责。所以，他们不仅常常通过欺骗，通过拙劣卑鄙的阴谋和结党营私的伎俩，而且有时通过穷凶极恶的罪行、通过谋杀和行刺、通过叛乱和内战，竭力排挤，清除那些反对或妨碍他们获得更高地位的人。这些卑鄙的行为往往以失败告终，通常除了因其犯下的罪行而得到可耻的惩罚之外一无所获。虽然他们应该为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地位而感到十分幸运，但他们对期待的幸福总是抱着不怎么乐观的想法。充满野心的人真正追求的总是这种或那种荣誉（虽然往往是一种已被极大地曲解的荣誉），而不是舒适和快乐。不过，在他自己和他人看来，他提升后的地位所带来的荣誉，在他此前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卑劣伎俩的对比下，会黯然失色。虽然通过大肆挥霍，恣意地放纵（这是堕落分子经常采用的消遣方法），通过繁忙的公务，通过波澜壮阔和令人眩目的战争，他会尽力让自己和其他人忘记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但是这种回忆仍会不断地浮现出来，纠缠不休。他徒劳无益地求助于那使人忘却过去的隐秘的力量。他一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记忆就会告诉他，别人一定也记得这些事情。他可以为自己举办极尽奢华的仪式，可以从有地位和有学问的人那里收买那种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可以获得渔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欢呼，可以在一切征服和战争胜利之后享受志得意满，但却无法摆脱那羞耻和悔恨的不断侵袭与纠缠。当荣耀集中于一身时，他却承受着来自内心羞愧的折磨，它们每时每刻都会从身后向他袭来。伟大的凯撒气度不凡地解散了他的卫队，但这种行为也不能消除自己的疑心。他可以赦免自己的敌人，却无法消除人们的敌意，在元老院之中安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