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打算在深圳长期生活下去，那么，李东就准备让他的加和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正式开张。所谓正式开张，直观一点说，就是要正式搞一个办公地点，招聘几个人，正儿八经地像一个公司，要不然，作为名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往哪里带？当然，李东这么急着正式开张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包括王星焰都不知道。

按说李东既然注册了公司，当然就应该有办公地点，即使不考虑记者采访也应该有办公地点，否则工商管理部门也不会允许办理注册登记的。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新注册的工商企业必须有明确的办公地点，如果投资人没有购买写字楼或厂房，至少也应该有租赁的办公地点。换句话说，在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的时候，必须提供房产证明或正规的房屋租赁合同，否则不接受注册。但是，李东没有，他既没有购买写字楼或厂房，也没有租赁任何办公场所，李东这段时间其实一直是在证券公司的特大户室里面“办公”的。

李东当时申请公司注册的时候，正好赶上深圳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归国人员产业区挂牌开张，为了鼓励更多的归国人员来产业园区投资兴办企业，采取了一个特别政策，就是凡是归国人员到产业园区来投资办企业的，都可以由产业园区统一代办工商注册，而一旦由产业园区“代为办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当时来这里创办企业的归国人员并不多，所以，产业园区保留大量闲置的办公场地，随便拿一个填在材料里面就行了，而工商管理也是识时务的，知道鼓励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政策，更是深圳未来发展的一项战略举措，所以，对产业园区来集体办理的工商企业登记注册自然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因此，对于像李东这样实质上并没有明确的办公地点但材料上什么都不缺少的企业，当然是大开绿灯。如此，李东的加和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就顺利地诞生了。

其实，产业园区管理处和工商管理部门这样做也没有错，因为对于像李东这样的“海归派”来说，怎么可能在进行工商注册之前就先买厂房或租赁写字楼？即便他们主观上希望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先租赁厂房，租赁合同上也没有主体呀。还没有注册公司，以什么主体承租？“海归派”做事认真，不可能用自然人代替法人，所以，产业园区和工商管理部门为他们大开绿灯也是务实的表现。

实践证明，有关方面的务实精神确实起到了促进“海归派”创业的效果。比如李东，不就是先创业，然后才“开张”的吗？

当李东找到产业园区的管理人员，说准备正式开张，需要办公地点的时候，对方自然是欣喜若狂，仿佛看到自己亲手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欣喜之余，他们告诉李东一个更好的消息。

“租金返还一半。”主任说。

“什么意思？”李东问。

主任解释：我们这里的写字楼对外出租的价格是每平方米每月一百二十元，但是对待李东这样的归国创业人士每月每平方米七十元，作为对新企业的特别扶持，在这每月七十元的优惠租金当中，再返还50%，换句话说，每月每平方米只有三十五元租金。

解释完之后，主任笑着看着李东，等待着李东露出惊喜的表情，等待李东说感谢话。李东会说话在深圳已经出名了，主任当然也知道，所以，主任现在做这样的期待不能算是一种奢望。但是，这一次主任失望了。李东听完主任的好消息之后，并没有露出惊喜的表情，也没有说出任何感谢话。大概是太优惠了，以至于李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主任非常友好，非常有耐心，见李东没有听懂，同样的话又重新再说一遍。

这次李东听懂了。不仅懂得主任说话的意思了，而且懂得主任为什么要说这个话的意思了。于是，李东强迫自己说了一些主任最希望听到的话。

李东说：“非常感谢！上次市领导听取我们意见的时候，我就说了，深圳归国人员创业园区是世界上政策最好的产业园区，下次出国，我一定要把你们的优惠政策告诉更多的海外朋友，让他们都到这里来创办企业。”

私下里，李东说的正好相反。他对王星焰说：“在加拿大，我是外国人，怎么到了国内，我仍然被当成外国人？干吗对别人每月每平方米一百二十元，对我就只有三十五元？怕我付不起呀？救济我？我看上去真的那么穷吗？”

王星焰真想骂他不识好歹，但是没有骂出口，在头脑里面打了一个弯，就再也骂不出来了。

是啊，王星焰想，干吗要区别对待呢？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公平的对待，而公平的对待就是平等对待。“海归派”当然不希望自己被歧视，但也不希望自己像大熊猫一样被特别关照。从某种意义上讲，特别关照也是一种歧视，仿佛自己是残疾人。王星焰真想找有关部门说说，说只要给归国人员中国公民同等待遇就行，不要搞什么特殊关照，否则反而有一种把同胞当“外人”的感觉。

想了，但是王星焰并没有说，主要原因是他不知道找谁说。再说，即便说了，管用吗？不但不管用，说不定还被人理解为他自己不是海归派，所以就嫉妒别人一样。这么想着，当然就拉倒了。

写字楼租好之后，接着就要进行装修，还要买办公用品，招聘员工，哪怕纯粹是装门面的员工。总之，有非常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做。显然，李东不会张罗这样的事情，就是会，他也不想把精力消耗在这些事情上，于是，就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

“你准备交给谁？”王星焰问。

“沈斌。”李东说。

“沈斌？”王星焰问。

“沈斌。”李东说，“你可能没有印象了，也是我们班的，不怎么爱说话。”

“是不是从家里拿了供应券交给老师的那个沈斌？”王星焰问。

李东欣喜了一下，问：“你认识？”

王星焰笑了，说：“我怎么会不认识。”

那时候王星焰写日记，主要是写好人好事，所以，他必须天天注意观察自己身边发生的各种好人好事。

这一天他们班小组长龚广琴捡到一个钱包，拿到学校里交给了董老师，董老师先是在班上口头表扬，然后工宣队李师傅用广播喇叭在全校进行了表扬。虽然李师傅说的基本上是郊区的方言，但是意思还是听懂了，就是要求全校师生都向龚广琴同学学习。像这样的好人好事，王星焰就可以把它写到自己的日记当中，并且还可以写满一页。那天王星焰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班龚广琴同学，昨天放学的路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一块多钱，还有三斤粮票，龚广琴同学今天一到学校就交给了老师，老师在班上表扬了她，李师傅在全校表扬了她。我要向龚广琴同学学习，今后捡到东西一定要交给老师，做雷锋式的好学生。”

事实上，王星焰是真的想向龚广琴学习，真的希望自己也能够捡到钱包，或者捡到其他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一旦捡到这些东西，他马上就拿去交给老师，如果那样，那么董老师肯定也会在班上表扬他，李师傅肯定也会在全校的广播上表扬他。因此，有段时间王星焰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总是格外留心，不仅留心眼前的路上，甚至留心远处的路上，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捡到钱。

别说，工夫不负有心人，那天在他们家楼梯上还真的捡到了两分钱。虽然只有两分钱，但是当王星焰一眼看见它的时候，还是眼前一片光明，兴奋得差点叫起来。不过，两分钱实在是太少了，与龚广琴捡到的那个钱包相比，简直就不值得一提。

果然，当王星焰把它交给董老师的时候，一点反响都没有，既没有在班上表扬，更没有在学校表扬。虽然没有表扬，但是王星焰还是有收获的，因为他终于可以在日记中写他自己了。王星焰写道：“两分钱虽然少，但是这件事情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拾金不昧的精神，一种共产主义的精神。”

王星焰发现，做好事也是有运气的，比如他的运气就不如龚广琴好，如果当初捡到钱包的不是龚广琴，而是他，那么他肯定就能得到老师和工宣队的表扬了。后来他才知道，运气也是可以创造的，比如沈斌，就是李东刚才说的这个沈斌，就为自己创造了运气。

就在王星焰交给老师两分钱之后不久，大概就是第二天，沈斌就向老师交了几十斤粮票和十几张供应券。这下可了不得，沈斌一下子就成了全校的英雄。几十斤粮票和十几张供应券明显是比一块多钱加三斤粮票多多了。粮票就不用说了，几十斤肯定比三斤要多，至于那十几张供应券，更是比一块多钱贵重许多。那时候买东西除了钱之外，还必须支付各种票券，比如买米或含有粮食成分的各种食品，如饼干糕点或在饭馆吃饭等，都必须支付粮票，除了粮票之外，买油要有油票，买布要付布票，这么说吧，买什么东西都要票，但是，不可能每一样东西都要印一种专门的票，于是，除了粮票、油票和布票之外，还有一种“万能票”，就是供应券。

供应券是除了粮、油、布之外其他一切日用品的通用票券。供应券凭城市居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统一配发，每人每月四张。比如买肉，每张票可以买一斤，买豆腐买肥皂甚至买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等等，都要凭票，并且随着物品的价格不同所需要支付的供应券的数量也不相同。

那时候年轻人结婚讲究要买“大件”，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或者是手表，条件好的是三件俱全，条件一般的是两件，条件最差的也要一件，好在那时候人们的条件都差不多，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人都是两件，一般是谈恋爱的时候买手表，结婚的时候再买一辆自行车之类。比如王星焰的二姐结婚，就是先买了手表，然后再买了自行车，为了能让二姐买上手表又能买上自行车，王星焰的全家包括大姐和三姐都省下了那个季度的供应券，全部集中给二姐用。可见，供应券是当时最重要、最贵重的东西，现在沈斌一下子捡到十几张供应券，并且全部交给老师，成为英雄当之无愧。

王星焰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什么叫嫉妒的。那时候王星焰就有点嫉妒沈斌。沈斌原来是他们班一个默默无闻的同学，给王星焰的印象就是喜欢拖鼻涕，因为他的鼻孔下面总是有两条红红白白的印子，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所以班上的同学并不喜欢他，所以他在班上就很少说话，所以他要是没有来上课同学也不会知道，不像王星焰，王星焰的乡下话尾音虽然也被同学们瞧不起，但是王星焰自己并没有瞧不起自己，还保持相当的活跃度，所以，王星焰一直以为他在班上还不是最下层，至少还比沈斌好一点。现在沈斌在一夜之间成了英雄，走起路来都保持微笑，仿佛能感觉到远远地就有人注意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下子就让王星焰成为垫底的了，要让他一点不嫉妒是不可能的。

当然，王星焰只是心里面暗暗地嫉妒，嘴上是不能说的，不但不能对别人说，就是对自己也不能说。王星焰的“对自己说”就是写日记，王星焰发现写日记的时候也不能怎么想就怎么写，要是把自己一些肮脏的思想都写在日记里面，将来万一哪一天自己也成了英雄，老师和同学来整理自己的日记，怎么办？

所以，写日记也要向英雄人物学习，写成革命日记。王星焰现在写日记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了，这里面除了天天写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他经常注意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当然，能看到的只能是“革命日记”，至于“反动日记”，只是听说这个名词，并没有真正看到。比如工宣队李师傅之所以要抓罗老师，并且还要让罗老师爬旗杆刷油漆，就是因为罗老师写了“资产阶级情调”的日记，但是到底写了什么样的“资产阶级情调日记”，王星焰就不知道了。

所以，王星焰所能效仿的，就是课本和黑板报上公开发表的英雄人物的“革命日记”。王星焰这一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东风吹战鼓擂，在全国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学校又诞生了一个学习的好榜样，他就是沈斌同学。沈斌同学捡到了几十斤粮票和十几张供应券，本来想拿回家的，但是他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要斗私批修’，于是一闪念，马上就把粮票和供应券全部交给了老师，成了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日记中关于沈斌同学的思想斗争那一段，不是王星焰瞎编，而是听沈斌同学自己说的，准确地说是老师教沈斌这么说的，沈斌同学这样一说，就把自己的行为从简单的做好人好事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沈斌的高度还不算高，比他更高的是别的学校的一个女同学，那个女同学捡到钱和粮票之后，先是拿回家，然后才准备交给老师，但是她的父母坚决不允许她交给老师。于是，那个女同学到学校之后立刻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自己处理不了，又向工宣队做了汇报，工宣队先是表扬了这个同学高度的思想觉悟，然后亲自到那个同学的家，让她的家长交出钱和粮票，家长不敢与工宣队对抗，只好交了。于是，那个同学的事迹说起来就比沈斌的事迹更加生动，不但在他们自己的学校说了，还在全市的中小学巡回讲用。

王星焰觉得沈斌蛮亏的，其实沈斌同学也可以先对他的家长说，然后等到他家长反对，再跑到学校向老师汇报，董老师肯定也不好直接去找沈斌同学的家长，肯定也会向李师傅汇报，然后李师傅也会亲自去找沈斌的家长，然后关于沈斌的事迹就可以和外校的那个女同学一样被广为宣传了。如果那样，王星焰的日记内容将更加丰富，并且王星焰也会由嫉妒变为自豪，能够跟全市的英雄做同班同学难道不是很自豪很光荣的吗？可惜，沈斌傻，捡到之后没有先跟家长说，而是直接交给了老师，使本来生动的事迹逊色不少。

事实上，王星焰的判断没有错，沈斌确实没有告诉他的家长，如果告诉了，那么他的家长确实就会反对他把那些粮票和供应券交给老师了，因为这件事情过去没有几天，沈斌同学的父母双双来到学校，找到董老师，要讨回那些粮票和供应券，说沈斌交给老师的那些粮票和供应券并不是他在外面的路上捡到的，而是从他自己家拿来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英雄。家长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董老师亲自到沈斌的家，向他父母报喜，并请他父母来学校参加沈斌同学的讲用会，他妈妈才如梦初醒：怪不得我们家的粮票和供应券找不到呢！一对数目，正好是沈斌交给老师的那些。

这下沈斌惨了。说实话，也真是沈斌，这要是换成王星焰，说不定就要自杀，就是不自杀，肯定也不能再敢见同学和老师的面了，但是沈斌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转学，只是恢复老样子，继续低头走路，继续不声不响。

“你怎么想起来请沈斌的？”王星焰问。

“不是我请，”李东说，“是他自己找来的。”

“他来找你的？”王星焰问。王星焰差点就说：“怎么没有找我？”再一想，自己跟这个沈斌只同学一年，而李东他们可能同学了十年，感情不一样。

“他父亲。”李东说，“他父亲找我父亲了，反正我需要帮手，找谁不是找？再说毕竟我们是一个班的，小学和中学都是一个班的，而且他父亲和我父亲也是一个车间的，能帮就帮一把吧。”

“他下岗了？”王星焰问。

李东点点头。

王星焰有些敬佩李东了。出国这么多年，还没有忘本，还是中国人，有同情心，还知道扶贫帮弱。这个沈斌从小就弱，现在再一下岗，估计连生活都困难，确实是应该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