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起兵库县，还有一处让我觉得挺神的地方，这就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日本头一号世界文化遗产—姬路城，当地人称它“白鹭城堡”。我原本对这一称呼摸不着头脑。光是因为将城墙刷白了就冠之以如此美丽的名称？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赶巧这次跟霍导演一起逛城堡，多少能打消些上述的疑问。

霍导演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很早就在日本蹿红，时隔多年，还有很多影迷喜欢他诗意般的视觉画面。后来由他导演的《暖》获得了东京电影节大奖，使得不少日本观众越来越熟悉他。这次到姬路城的时候，当地的主人安排了一位古装打扮的老人为我们引路。不过，听别的游客说，这位老人一到周末总是这副模样，大大的脸庞，竖起来的耳朵，骄阳下可以看到他额头上的汗滴一闪一闪的。

我们跟他走在城堡内的一条石板路上，发现旁边的墙上有不少几何形状的孔眼儿，据说这是为了保卫城堡而特意制造的。话虽然这么说，但从守城的角度上看，姬路城的建造似乎有些奢华。根据当地的文献记载，姬路城建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相当于建筑水平很高的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迄今为止，姬路城已经进行过多次修缮，但从未有过作战的记载。换句话说，当时建造这座城堡的武士虽然从守城的角度着想，造出了许多低窄的“菱之门”，石板路也十分曲折，有点儿像迷宫之路，即使城堡近在咫尺，要走进去也相当艰难。除了从墙壁上的孔眼儿可能有乱箭射下，甚至连城堡的大门上端也有一块长条儿的空间，为的是往下扔石头砸死入侵的敌人。但可笑的是，所有这些挖空心思的点子从未得到实战的应验，与其说它是为了守城而建立的城堡，还不如说它是为了建筑的艺术而做出的尝试。城堡主楼高三十二米，全为木质结构，正门上方的直线搭配号称“大千鸟破风”，主楼侧端的曲线搭配则被誉为“大唐破风”。所谓“破风”，指的是墙顶盖板。姬路城的某些建筑风格受到了中国唐朝的影响。

“当年的武士挺神，一不留神就成了建筑师和艺术家。”霍导演一边仔细看墙上的孔眼儿，一边跟我这么说。我立即应声道：“不经意的时候才能变成这样。”

听起来确实如此，就连孔眼儿都有雅号，日本人叫它“夹间”。

“脚下走的这条石板路与你到江南拍片的场面，大概不能相提并论吧。”我问霍导。他跟着古装打扮的领路人走过一段石板路，然后回答我：“城堡里所有的路除了设防以外，肯定还是为了好看，曲里拐弯，弄得跟流水线一样。中国江南的石板路一望无边，尤其是水乡，人呀、水牛呀一起往前走，田野的味道十足。”

说到这儿，霍导演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城堡里的石板路上一旦出现武士，就算拍他个打斗戏，我估计也就是一个室内置景的感觉，拍不开的。”

这番话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日本电影，具体名字记不清了，但有个场面令我印象很深。好像是一个武士骑了一匹白马，从城堡外直奔而入，马蹄打响石板路，擦着城墙根儿往前跑。或许是周围景致太近的缘故，武士和白马都显得很大很彪。如此景观大致也是日本电影里的一个模式。霍导演觉得日本电影十分精细，在画面上的处理更喜欢追求瞬间的变化。其实，他这个说法在姬路城里是可以找到佐证的，而这个佐证也是我在最近的一次航拍中得到的。

当时天气还好，晴空，无云。我坐上一架直升机绕着姬路城飞，大约绕了三圈儿，一圈儿比一圈儿缩小，城堡也逐渐显得大起来。从空中看下去，它的周围绿树环抱，城堡的棱角犹如嵌入了地下，有的石板路就跟从中突然折断一样。难怪有人称它是“白鹭城堡”，的确有一股神来之笔的韵味儿。姬路城也叫“天守”，我估计日本武士为了保身，最大的祈念莫过于求天。“天”的概念之于日本文化似乎比“地”

大。

每次与国内文化人一起出游日本，常常有些不经意中的小发现。

虽然这些“发现”不足以渲染什么，但对我这样长年客居此地的人来说，却是值得记忆的。这或许是我与同乡好友久违的缘故，也或许是客居东瀛已久而平时不再有所感知？

与霍建起导演相识十多年，跟他走红毯出席气氛热烈的东京电影节不同，这次旅行是休闲的，很多时候也是不经意的，但所到之处总是有所想有所思。一直到了今天，我还觉得每个细节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画面感仍然十分强烈。

他的职业叫“天师”

原本这个词在日文里叫“空师”，发音是sorashi，但译成中文也说“空”的话，觉得别扭，于是叫它“天师”。日文的“空”与“天”

的意思是一致的，很像中文。北海道有个小岛，用日文说是“天卖岛”，不顺口，于是把它颠倒了一下，叫它“卖天岛”，意思是互通的—“把天给卖掉”。据说，这个叫法来自于土著民族阿依努人，也许还有别的深意，但我没跟它较真儿。

我一个人上过这个小岛，也写过一点儿经历，收录到了拙著《闲走日本》的第三十四页。刚才回头又读了读，发现中日文的玄妙之处蛮多，算我这回有辙！

话说回到“天师”，它的意思是“砍树的人”，号称离天最近，于是日本人把他们叫成“天师”。这个行业始于明治年代，后来随着都市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像东京这些地方，盖起楼来就跟见缝插针一样，有时遇到巨树挡碍，你非请“天师”来不行，没他们你不好弄！

我认识一位天师，他曾经为砍掉一棵大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地点是东京的新宿，委托他的人是一位年近百岁的单身老太太。她家门口有棵巨树，足有三十米高，垂根盘踞，但周围已经被楼房死死围住。

这棵树原本是老太太的祖父种下的，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了。

有一回，邻居家发生了火灾，幸亏有这棵巨树挡住了火势，才等到了救火的人，保住了老太太的家。所以，老太太一直觉得这棵巨树是她的恩人。别人盖楼房，请她同意砍树，但她死活不答应，结果弄到周围全是楼房。到了秋天，落叶满天飞的时候，楼房的房主们急了，告到法院，说老太太侵权。

老太太无气力，输了官司，这才找到天师，请他砍树—唯一的条件是不能让树碰到周围的楼房，因为这些房主是不跟老太太合作的。

这就是为什么砍树要砍两天的原因。密集的楼房之间根本没有吊车落脚的地方，不得已天师只能用绳索和电锯。他先爬到巨树的最高处，然后往下砍，再用绳子捆住，一点点儿往下卸。按照往常的做法，砍下来的树枝用吊车的锁链绑住一吊就行。但这回吊车用不上，天师只能靠弟子们帮忙，他一个人在天上，弟子们在地上。

时间虽然花得多了些，但天师的活儿做得利索，据说老太太当时还挺高兴。不过没过多久，老太太的身体就垮了，而且很快她就去世了。

最近天师跟我说，这位老太太也许跟巨树是通灵的。他说他有些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答应老太太砍掉那棵巨树。

一位日本汉学家与我的交往

说老实话，这么多年我在跟许多中国作家结识的同时，也认识了不少日本汉学家—吉田富夫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经常见面，比起二十年前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无论是见面的次数，还是一起喝酒说说笑笑的次数，都变多了。不过，次数虽然变多了，但就见面本身的愉快程度而言，过去跟现在大致都是一样的。

有时回过头想想，过去的见面似乎更有趣。那个时候，我因为没钱，断了继续留学的念头，赶巧也得到了指导教官清水正之先生的理解。他跟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多了解日本社会肯定是一件大好事！”

于是，我从三重大学退了学，辗转到了一家专做鱼虾生意的公司，一干就是三年。我每天深更半夜起床，从汤之山的狐野町开车到名古屋的鱼市，等把车停好的时候，天边才开始泛起鱼肚白。

卖鱼是一件刺激人的活儿，冬天一看到外面下雪，马上会猜到马面鱼好卖，因为天冷了，很多人都吃火锅。不用说，只要手上有马面鱼，保你卖得好，卖得疯。那个时候，三重大学有许多教授都是从京都来的，我最喜欢听他们谈学问，觉得是一件高雅的事情。听惯了鱼市上的叫卖声，一旦能一边喝茶一边海阔天空，我心里就觉得很高兴。光高兴还不止，我那个时候还拜访过教授们在京都的私宅—认识吉田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他跟这些教授都是朋友。

有一年元旦，我开着一辆小卡车专门去了一趟京都，挨家挨户为教授们送鱼。我送的是大鲳鱼，理由是这种美味的天然鱼已经越来越少了。跟教授们在一起，别老让人家觉得我只是一个旁听的，偶尔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也是应该的。当时我的本领除了鱼虾之外，还真没有别的什么玩意儿！

双手抱着一箱冷冻好的大鲳鱼，我头一次拜访了吉田先生。一进他家的门，满眼全是书，书架高得触到了房顶，叫我觉得气氛有些异样。

一边是卖鱼虾的我，另一边是做学问的吉田先生，两者的聚合也许有些小小的滑稽。酒喝进了肚子，吉田先生一直在听我说，听我说鱼虾生意的奥妙，凌晨出工，到了早晨九点来钟就喝上了热酒，然后收拾得当就下工。

这些听起来仿佛十分另类，尤其是对于吉田先生来说，当时的我或许就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北京小子！当然，这个烟火是日本的。

后来日子长了，我辞去了鱼虾公司的工作，又去了一家商社做事，家也从四日市搬到了神户市。不用说，离吉田先生的京都也更近了。

在这期间，由于大大小小的理由，我们每年总有机会见面。而且随着我个人弃商从文的转变，我们的话题逐渐从鱼虾转向了吉田先生研究的中国文学。

热酒一下肚，吉田先生便滔滔不绝，他说起过对鲁迅和郭沫若的研究，还把钱钟书给他的私人信件拿给我看。一说起中国，他的酒就越喝越多。吉田先生翻译过许多大部头的中国当代小说，这十多年先后在日本出版了《废都》《土门》《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等，堆起来也蛮高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够从商界撤身，致力于中文和日文的写作，说不定是在某些方面受了吉田先生的影响，具体是哪个方面，这个还说不好。他每次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总是兴致盎然，那股非要在日本图书市场开拓一条中国文学之路的**有时令我感动。经过吉田先生，以及其他许多跟他一样的汉学家们的努力，日本图书对于中国文学的需求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原来属于非主流渠道的销售状况也已改观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这些年，我跟吉田先生一起回到中国，跟作家莫言、史铁生，还有余华等人都有过许多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场合总是非常温暖的。

2006 年的年底，我向他推荐了李锐的小说《太平风物》，并跟李锐本人和东京的出版社联系，希望吉田先生能出马翻译这部作品。时隔不到一星期，他打来电话说：“毛君，这事儿我干！”

现在征得吉田先生的同意，转抄一部分他给李锐写的信。

“我们都曾经干过农活儿，都曾经汗滴禾下土，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吧！那些镰呀斧呀犁铧呀都和四十年前我手里拿过的一模一样，而在现在日本的农村已经基本消失了。”

这就是吉田先生，他从小在广岛县的农村长大，一直到今天，每当说起中国文学的时候，他的身上仍有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而这一点是我很难从别的汉学家那里找到的。几年前，我跟莫言一起去过吉田先生的广岛老家。他的弟弟是一位农民，跟我们告别的时候，站在拖拉机的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直向我们微笑。

据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现在的海上已经很难捕到大鲳鱼了，如果有的话，我想再抱一箱到京都拜访一下吉田先生，喝喝热酒，跟他畅谈中国的文学！

大牌导演山田洋次的中国情结

见到日本大牌导演山田洋次是在2007 年年底的一个下午，京都比睿山上一处法国酒店。关于这个酒店，我在杂志上介绍过多次。同年夏天作家余华来访的时候，我开车为他做向导，赶巧还遇上有人在这家酒店举办婚礼，十分简朴，却十分温馨。余华说他结婚的时候压根儿就没办过婚礼，而我本人也一样，所以看看人家的婚礼，心里还是挺羡慕的。

跟山田导演闲聊，说起看日本人简朴婚礼觉得蛮好一事。他回答，“是的，我们年迈的人过去哪儿有什么豪华婚礼呀！”

说完，他只喝咖啡，不喝酒。

这家酒店是我每年十二月第一周必到的。去年下了雪，寒气袭人，今年下了雨，沉云昏黑。连续七年，每次住到这家酒店都会看到不同的景致，感受到不同的情调。大约是四年前，我向《时尚旅游》推荐过这家酒店，觉得它的概念好，没有娱乐设施，只说“把时间还给你自己”。后来主编廖敏女士一行来访，当天好像是一个艳阳天。当年，《时尚旅游》编辑出版了一次京都特辑。

山田洋次导演的电影对我们这号出生于20 世纪60 年代的人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一部《幸福的黄手绢》，另一部《远山的呼唤》，曾经让许多人追崇高仓健，而我当时对这两部电影的情节设计尤其着迷。

这个当然也直接问了山田先生。他一边喝咖啡一边说： “我的电影是Road Movie，我喜欢这样的类型。电影是一次旅程，要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有限时间内让一个故事立起来—不能一下子立起来，而是要慢慢地，细致地立起来。”

的确，山田洋次执导的最宏大的作品莫过于《寅次郎的故事》，这部多达四十八集的电影已经使他成为日本国宝级的大导演。我没看过全集，仅就看过的其中几集来说，他的电影大都跟旅途旅行有关，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不过，最近五年，由于他本人酷爱藤泽周平的小说，所以主要致力于拍摄下级武士的故事。最新片《武士的一分》因启用偶像明星木村拓哉而引起娱乐圈的“热炒”。

其实，这次见山田导演还有一个原因，不过涉及电影制作，属于off record，不便多说，只是因为我的日文写作是一条旅途文学的路子，于是也就产生了某些“接点”。

另外，山田洋次有很深的中国情结，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于1931 年出生于大阪，父亲是铁路工程师。他小时候在中国东北长大，一直到中学，根本没有见过隧道，他在少年时期只见过中国广阔的平原。

后来回到日本投身于电影制作，每次为拍新片去采景，他总跟摄影师产生意见分歧，因为他觉得非常好的外景往往不是日本式的，老是空旷如野，并没有那类高度细腻的标志。

对此，山田导演承认，他的少年时代对人生发生了最重要的作用。

虽然这是导演私下说的一些话，但其实所谓的“私下”，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情结而已，并不表示任何当说与不当说的问题。

后来我收到了当时的谈话记录，仔细读一读，同时想起了山田导演说这些话的表情，发现有些事儿需要冷却一段时间后再读，就会觉得越来越有味道！

比如，山田洋次说到大导演黑泽明时就有一个例子。他是这样描写这位前辈的：“黑泽明导演喜欢告诉人家电影是一个受时间限制的艺术。音乐和舞台表演都不会像电影那么受压抑，长一点儿或者短一点儿是常有的事儿。但电影十分吝啬，说好了一百二十一分钟，你连一秒都抢不回来！电影是置身于一秒二十四张的机器当中必须完成的把戏！”

山田洋次回忆起黑泽明导演拍摄《七武士》时的情境，他说：“当时黑泽明没少失败。为了弄出骏马飞奔的速度感，一开始他叫人使劲往天上扬沙子，结果没弄几下就发现沙子很重，根本扬不高！后来，他想到了淀粉，不过，扬到天上显得沉重的状态丝毫没有改变！到最后，黑泽明找到了烟灰。据说他是忽然发现的，因为烟灰跟骏马迎面而对的时候，哪怕是一小股烟灰都可以像云朵一样飘逸，从中可以表达临场的极端速度感！”

接下来，山田打趣说：“那个时候摄制组可算遭殃了，因为一听说哪儿有火灾，马上就要上去采集大量的烟灰。而且烟灰一般都在大火被扑灭以后才滚滚而升，摄制组的人先要问对方‘我能拿走您的烟灰吗’，听上去显得十分荒唐。”

《七武士》的拍摄时间长达一年半，最后汇集成电影的一个情节就是，马群从烟灰里飞奔而过，旋风扬起了满天的烟灰！

海滩上的尖叫

如果不是在海滩上遇见这群日本女孩儿，我几乎不能想象人的装饰竟然如此鲜艳。说她们鲜艳，其实也跟我当时所在的场景有关。

我是在夏天的一次旅行中碰见她们的，当时我跟高桥君从海滩往公路上走，一路上穿过小贩子搭的露天帐篷，路的两侧被这些花枝招展的棚子遮掩，人们走在当中犹如穿越一个细窄的隧道一样。有的帐篷沿子大，恨不能一面盖天，支撑在地下的铁钩子被粗麻绳紧紧绑住，生怕被迎面的海风刮跑。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热气近似于一堵透明的墙壁，甚至只凭你皮肤对热气的初步感应，就能察觉到走在你身边的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我一边走一边说：“像我这号人大概感觉不出来。”

走在一旁的高桥君笑了起来，他一半打趣，一半认真地说：“是呀是呀，年轻年老不好分。不过，这人是男是女，可不难分呀！中国的古书上不早就讲过，男的是阳的，女的是阴的吗？走到你边上的空气要是暖烘烘的话，那保准是男的；反过来，它要是冷飕飕的，那保险是一个女的。”

说完，高桥君大嘴一咧，笑声从凸起的牙缝中排挤出来。跟往常比，这次的笑声有些似笑非笑，至少，夹杂在人群中听起来，他的笑是怪异的。我正觉得滑稽，这时有一排跟他类似的怪声横空出世，简直把我吓了一跳。准确地说，这些声音是含笑的叫喊，听了这声音，就连高桥君也不像刚才那么自若了。

“哥哥们，你们来尝尝吧，炭火烤的乌贼鱼，白白的肉，厚得就跟我的嘴唇一样啊！”这是一个女孩儿的声音。接下来，又是一个女孩儿的叫喊：“快来尝尝裙带菜吧，腌过的，就着啤酒吃，保你觉得酷暑也变凉快啦！”

随着她们的叫喊声，在窄小的通道周围，人头开始攒聚。走近每家小贩的帐篷后，这些头竟然会东摇西摆起来。不用说，这跟高声叫卖的日本女孩儿是有关系的。

如果不是此处，而是在东京之类的大都市，我倒时常看见一群群装饰奇异的女孩儿。她们的口红是白色的，眉毛下面是用漆黑的眼影涂满的两个大圈子，活像马路边上没有关严的井盖。有的时候，她们跟你擦肩而过，那漆黑一团的眼窝里偶发亮光，白白的，甚至像夜间蹿出来的磷火。

当然，如此印象唯有在嘈杂不堪的大都市才能突出。眼前的这群女孩儿一个个快活极了，她们一边蹦，一边向滚滚的人流叫喊，完全没有东京那种沉闷阴森的感觉。

紧挨着我身边的高桥君一路嘴不停，他的唠叨简直就像锅里爆炒的玉米豆，劈劈啪啪的。他说：“你看她们，头发染得那么黄，腿晒得那么黑，眼睛又那么白，我在东京看过那么多跟她们一样的女孩，怎么都没有她们叫人爽快呢？老说她们是山婆婆，同样的金黄，同样的黝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高桥君喋喋不休，好像非要把他平时的疑问一股脑地解开不可。

我随他说，自然也没有更多的话应他。毕竟嘛，我只是一个过客，跟从小生在东京长在东京的他想必也是有距离的。高桥君是我的一个旧友，大家又同样有为日本公司供职的经验，所以大约两年一次，我总会叫他向我介绍哪里有美丽的乡下，然后大家约好同去。在日本的日子长了，尤其是前些年做公司白领的时候，我觉得一天到晚仿佛只有一个车轮在拼命地转动。一大早挤列车挤得满身汗，也不知为何，这汗水一到跨进公司办公大楼的时候就会戛然而止。上班的时候，似乎每个人都变成了蚂蚁，只是坐在位子上，对着电话筒张嘴闭嘴，一阵紧忙活。车轮不停地转，一直转到深夜，近似于蚂蚁的人还是那些人，可他们的**会爆发，于是大喝大醉，偶尔也会大怒大骂……总之，过这种日子的不仅有我，就连高桥君也包括在内。按理说他是不发什么怨言的，可日本这些年的萧条叫他也忍不住了。他的话还在继续，“我不是说这些女孩儿怎么样，你看她们哪有什么负担，哪有什么忧虑呀？

想想她们的父母吧，这要是在东京，还不知有多难呢！看着她们，真让人羡慕。我干脆也跟她们一样算了， 黄发，黑腿，还有白眼睛，你说怎么样？”

“我看你要是演戏还差不多，平常的日子，装那副模样顶什么用？”

高桥君听了我的话并不服气，他坚持说，要想让人的心情豁达，只能用行动才能表达。无论这个行动多么古怪多么荒诞，只要你选择行动，人就能从忧郁变成豁达。高桥君在跟我解释这番道理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实际上一直是处于忧郁状态的，今天能在海边跟我诉说也是一个安慰。作为他的旧友，能够让他这么想，我自然是高兴的。我问他：“你说你忧郁，是见人不说话，还是见人不说心里话？”

他没有迟疑，紧接着回答我：“我跟自己都不愿说话。公司裁员裁到我头上，算我倒霉，可我每天加班拼命干的那些活儿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高桥君不再说话了，他的视线继续追逐着那些叫卖的女孩们。海滩形成的这道街景是不是他现在的心境呢？我不愿瞎猜别人的想法，尤其对他的失业，我也不想装出同情的样子，对他说“你没事儿，今后再加油干”之类打气的话。这类日本式的安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一个职员从公司离任的那天，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会聚集到公司的大门口，在领头人挥舞的手势下放声高歌，痛哭流涕。

高桥君的哀叹不是从公司门口开始的，而是在酷暑的海滩，是在他看见一群无忧无虑的女孩儿时突然表达出来的，这或许就是他的性格。

当然，他所供职的公司也未必能够了解他。

这天一直到傍晚，我跟高桥君几乎全都浸泡于女孩儿们的喊叫声中。我们喝了很多酒，等到晚霞染红海面的时候，我逐渐发现她们的叫喊声越来越空灵，到了最后，甚至跟高桥君一样，多少有些孤单了。

我这么觉得，自然是出于个人的感受。不过，少候片刻，高桥君慢慢地扬起沉重的头，面对已经发暗的海面突然大声喊起来：“日本落日了！

日本落日了……”

然后，他的眼睛开始泛红了。

……

那年夏天，我们去的是石川县的能登半岛。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一带的海滩上经常会出现狂喊乱叫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