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贫富分化与资源分配
对于理论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它的基本概念，加以掌握，才能够解读出有更价值的东西。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基本概念。注意，这两者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收入差距是指财富的客观量化对比，而两极分化是指群体内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综合矛盾，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比如一对兄弟，哥哥是硕士，勤奋工作每月的薪水是8 000元钱块。，弟弟是本科毕业，勤奋工作每月的薪水是3 000元钱块。，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可以说人家两级分化严重，只能说他们的收入差距很大，因为兄弟之间不存在接济的义务与责任。，哥哥富裕是自食其力的结果，弟弟虽然不富裕，但生活无忧，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怨恨什么的，这就叫做贫富差距。；那什么是贫富差距呢？比如说一个家里有十个孩子，老大衣着光鲜，住豪宅，开名车，资产丰厚，而其余九个弟弟妹妹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每天都在辛苦奔波着。，对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家庭贫富分化严重，至于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有很多种原因，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避免不了贫者会对富者产生强烈的不满。
弄清楚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资源分配的问题。
现在人人都在谈论资源分配不合理，如果探其究竟，相信大多数人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在这里我们将资源分配的过程列出来，看看它究竟不合理在什么地方：
1.在我们进化到可以控制贪欲之前，社会必须要有管理者，人们制定一种可以最大限度保护到每一个人权利的规则，然后赋予管理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令其代表公平与正义而执行权力，这就叫行政权。这是资源分配的产生初衷。
2.到后来，为了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生活得的更好，管理者们作做出了一项大胆的举措，对普通公民之间的贸易不再加以干涉，而让他们自由发展，在这个过程里所有人都得到了一项过去从未有过的权力，叫做经营权。
3.当人们有了经营权之后，所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法得到生产生存资料来供应贸易的需求，而资源的使用权分配是掌握在管理者手中的，管理者需要在众多申请资源使用权的人当中筛选出优秀者给予他们资源的使用权，便于这些资源能够产生贸易流通。
4.按照原本设定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资源分配的过程里，管理者只是义务的履行职能，并没有任何相关利益的得到或损失，但是随着申请资源使用权的人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申请者如果给管理者一些好处的话，他申请到资源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因为管理者是人，是有贪欲的，在监督体系松软的情况下，贪欲一般都会战胜意志。
5.在各种资源极度紧缺时候侯，无论什么资源都是经营者们所渴求的，而当资源流通泛滥时，稀缺资源就成了抢手货。譬如像现在的土地开发权和煤矿经营权等等。一种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对它的需求程度决定了经营者能够得到多少利益，也进而决定了管理者的权力出让条件。
以上就是我们从20上世纪中叶至今所经历的整个资源分配的过程。从这个过程里我们不难看出，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源头在于监管（又是监管），管理者将资源分配给谁完全由管理者说了算，这样的模式必然会使资源出现严重的浪费并蒙受极大的损失，关键在于这些损失到最后往往是由老百姓来承担的。
经常关注金融市场的人士一定知道，近年来我们的金融专家在海外投资屡屡失利，而且几乎每次都是以完败告终，输得一塌糊涂，这就是资源分配缺乏监管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一群刚刚闭关出来的，对金融的理解仅限于书本理论的家伙们自以为道法高深，说要去跟那些世界级的金融大鳄们较量较量，这个时候居然没有人站出来管，任凭他们拿着大笔的钱跑了去，这正常吗？
我们一直是处在一个轮回当中，不断的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用如今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从合理分配到不合理分配再到严重不合理分配，最终天下大乱，从中脱颖出一个强者来，再重新制定较为合理的分配制度，然后继续这样循环着。而自新世纪以来的所有先进制度，也不过是将合理分配的期限延长些而已。如果要用比较先进的思想来解释这一切的话，那就应当是剩余价值的归属问题了。我们的剩余劳动价值从最初的完全归己，到后来的完全不归己，再到如今的部分归己，感觉真像是一场游戏，而我们最终的梦想就是再次回到剩余价值完全归己的状态，至于最终是否会循环到这个原点，我估计是没人可以回答出来的。
虽然未来不可预测，但眼下还是可以看清的。中国目前是否被笼罩在了分配不合理的阴影之下，我想无须需多作旁证，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历史的发展导致了参考标准的缺失，以至于我们很难清楚地的认识到自己是否已经步入了分配严重不合理的阶段。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程度虽然很难量化，但是我们如果还是抱着坐等的心态的话，那么未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必须要在大的危机到来之前先把眼前的问题统统解决掉，否则我们肯定会后悔的。，至于说什么才是大的危机，后文里面会有详细地的阐述。
社会的贫富分化是自然形成的，而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导致的两极分化是人为造成的。我一直相信自然对人是有制约法则的，放在社会体系当中也是如此，如果弱者不按照这个法则去竞争获取生存资源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杀人放火打劫等等犯罪行为。，而如果社会将弱者逼到必须违反社会秩序法则才能够生存下去的话，那就会出现一大群人杀人放火打劫的情景，这就不叫犯罪了，这叫革命。强弱之差导致了贫富的自然分化，但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却导致了贫富的强制分化，而且这种“不合理”往往还匿藏得的很深，让人们不容易寻找得到，似是无处不在，却又看不真切。如果要将这种“不合理”消灭掉，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无论有多么困难，也一定会有人去做的，并且一定会成功的，我从不怀疑这一点。
2.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被扭曲的市场经济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喊中国特色，其名目颇多，好似我们有着许多的特色。其实这些个特色大都是要讲给外国人听的，但是到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全都成了讲给自己听的东西。中国特色已经成了我们做梦的理由，但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总要拿出各种特色来安慰自己。其实要说真正的特色，大概是有那么一两个的，在这里稍微归纳一下，大致如此：我们既不理解民主，也不理解自由；缺乏对同胞的道义，缺乏对社会的责任。
上面我们讨论了资源分配的问题，知道是因为资源分配过程的不合理导致了贫富分化，而这一切是从经营权的开放开始的，这里我们就重点谈一下经营权的开放问题到底是福还是祸。
问题一，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
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由国家机制所引导，这样的经济体系叫做自由化市场经济，也被称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数不清的名人学者都对市场经济这个词作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但主旨基本上大相径庭，我们不作学术报告，所以不在此讨论学术性的东西。简而言之，自由化市场经济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把白菜从农村的田里运到城市的市场里出售，其中每一个环节的交易价格不是由国家决定的，而是由买卖双方所决定的，而买卖双方在决定交易价格的时候一定会参照供求关系，产生供求关系的体系就叫做市场。这里注意一下，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个概念，大家不要混淆。
问题二，什么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这两者天然本来就是互不兼容的。这里不去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子，只解读一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究竟是个什么形态。
如果你想卖衣服，那么恭喜你，你可以进入完全自由化市场里去竞争。，你的衣服售价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哪怕你一件衣服买10卖万块元，只要有人买，你就可以这样子做，不会有人约束你；但如果你想卖粮食，那么不好意思，你只能进入半自由化市场里去竞争，你的粮食售价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但只能是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而且这个范围很小，如果卖得的便宜你就赚不到钱，如果卖买得的太贵，就面临着被国家整治的风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因为今天这个社会，粮食属于生存资料，它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生存生活，而衣服不会。所以在粮食价格过高、房地产价格过高的时候，国家会出面干预，想办法来维持正常秩序，这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最有利的一面。
如今人人都想发财，如果你想要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那么做房地产肯定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很遗憾，绝大多数人是不能够做房地产的，因为它的投资门槛很高。住房属于生存资料的一种，是老百姓必不可少的东西，它的经营权被开放就必然会带动一条产业链的发展，从生产资料到设计施工，无形中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这本来应该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政府参与到这个经营过程里，就会出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失去管制。，一旦政府开始卖地赚钱，就无形中成了开发商的货源，这时政府就成了经营者而不是管理者，那么这个产业就进入到了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模式当中。部分生存资料失去价格管理者，这就是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弊端所在。
问题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如何导致贫富分化的？
当管理者参与到了一项民生必需品的经营活动里，那么这个产品交易价格必然会失去管制，因为这个过程的获利者都希望能够得到最大利益，于是老百姓就成了最大损失群体。
民生必需品就是老百姓必须去消费购买的物品，是生存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失去控制完全开放，就会被富人用来投资获利，老百姓是没有那个实力去做这种投资的，所以就只能被迫接受购买，这样一来，百姓手里的钱就会直接流入到富人手里，而老百姓用高昂的成本换来的必需品只能供自己使用而不能作为投资获利的介质，于是老百姓的财富大量流失，富人的财富堆积如山，并且由于缺乏法律的约束，富人累积的大量财富会直接传给下一代，只要这种模式不改变，那么富人的下一代又会继续干这种投资获利的事情，底层大众的子女就自然而然的扮演了新一代失利者的角色，这样一来，不出两代人，贫富差距就会被迅速拉大。
在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市场经济的错误使用难辞其咎。它对两极分化的加剧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上面所谈到的是直接作用，这里我们来谈一下间接作用。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富人的财富总是在富人的圈子里流通，而底层的人通过正常的途径根本无法加入到富人的圈子里，因为自由化市场经济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国家对此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相应的福利，这就显得极不协调。尤其是现在的青年，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无比晦涩和压抑，就业面临劳动力竞争性贬值（这个问题后面会讨论），工资低廉通胀严重，生活日益艰难；在中国目前80%的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年轻人的创业也则显得无比滑稽可笑。，在这样的环境里，政府发放的小额创业贷款根本不可能帮助年轻人完成创业任务，再加上通货膨胀，两三万元块钱能做什么呢？选秀节目的大行其道充分说明了底层年轻人已经无路可走。，无路可走之下人们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改变，变得笑贫不笑娼，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去奋斗的话，那么她的青春一定会贡献给一套房子，如果她选择被有钱人包养，那么她立马就成了中产阶级，至少要少奋斗十年，这跟人品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经济体制将她逼到了这一步。
让大量的财富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循环，而底层的人只要稍微积累一点财富马上就会被那些经营民生必需品的寡头们赚走。让富人占有大量公共资源一劳永逸的获利，把穷人推入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竞争当中去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我们如今市场经济的现状。
制度问题只是程序上的弊病，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思想文化上的顽疾。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如此乌烟瘴气妖孽横行，这个根源恐怕不在于制度。，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不是自然产生出来的，人是一切问题的本源，如果人的问题无法解决的话，我们就不可能适合于任何体制，无论名字换得的再好听，只要我们的自身问题没有解决，就不会出现好的结果。制度是人用来管理社会的工具而已，再好的工具到了我们的手里，它利国利民的那一部分功效便会基本失效，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过错，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历经兴衰与苦难之后仍没有出现思想上的醒悟。
是谁让我们无法走出两极分化的阴影？归根到底还是要算在文化头上，它是培育贫富战争的土壤。如果忽然间给一个平时叫嚷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平民足够大的权力，保证这个人再也不会去真心的呼唤民主和自由了，因为他得到了他心目中的民主和自由，那种笼罩在特权光环之下的东西。
3.我们的经济环境是在适应富人
简单地的讲，允许投机性资本进入民生必需品行业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让商业性资本控制住民生经济的命脉，而保障性资本大量被商业化，这无疑是将民生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我们总是在说为富人改善投资环境，但是最终真的改善了吗？投资环境和投机环境根本就是两个概念，我们却一直将它们混为一谈。如果富人拿着钱去投资合法项目成立企业，既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还能通过纳税等渠道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做出相应的贡献。如果富人拿着钱去投机，那就绝对是坏事情，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让富人投机获利的条件，我们有更多的穷人还处境堪忧，富人的资本更应该被鼓励投资而不是投机。
如果说宠物经济学家们为了迎合资本而不敢多言的话，我相信中央政府也一定是看在眼里的。富人为什么不去踏踏实实办企业，而要去投机呢？因为我们的投机太简单了，太容易获得暴利了，在实体经济由于一些原因而出现经营环境恶化的时候，那些原本的企业老板们就拿着大量的资本跑去炒楼炒股炒大蒜，因为这样做比经营企业要简单一百倍，也要容易一百倍。为什么经营环境会出现恶化，后面会有具体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投机会让富人轻而易举的获得暴利，因为这对于投机市场而言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首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何谓投机取巧？
相信很多人在下班回家，走进小区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你需要绕过一大片绿地，才能够走到你住的那栋楼的门厅，很多人在赶时间的时候往往就会选择从绿地直接穿过去（一定有人会骂你践踏草坪的），这种行为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取巧。取一件东西，前提是那件东西一定就放在那里，你才可以用“取”这个字，绿地延长了你的路程，如果你想要缩短路程，可以直接穿过去，前提是你能穿过去，如果将绿地换成悬崖，估计就没人会去穿越了。至于说投机，概念也很简单，就是在某种特殊情况营造出的特殊环境下付出成本获取利润，机会就像《守株待兔》里那只兔子一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当它出现时你能第一个看到并捉住，那么就算投机成功了。在投机的世界里，永远不会出现一大群兔子乖乖地的蹲在那里等着你去抓的好事。
拿我们神奇的温州炒房团做个例子，他们之所以赚钱赚得的不亦乐乎，大体上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有钱的懒汉，觉得搞实业太辛苦（当然，这其中也有投资环境恶化的因素，不能全怪他们），而我们可爱的房地产不停地的在涨价，一个劲的在那里涨，你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去买，买了就能涨，涨了以后再找个好一点的中介高价卖掉。，于是温州炒房团就成了我们的商业中的传奇，成了中国的犹太人。之所以拿温州炒房团做例子，完全是因为前一阵子看到了两本书，一本叫做《可怕的温州人：中国“犹太人”的赚钱智慧》，另一本叫做《温州人教你买房赚大钱》，书名已经很扯了，可是翻开一看，内容更扯，我们不能否认温州确实有许多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主，但我们必须了解，这批人他们的成功是不具备模仿性的，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不信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温州炒房团不过是一群取巧的懒汉，他们的行为连投机都算不上，这样的一群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可比性呢？梅耶·罗斯柴尔德是个犹太商人，他把生意做到了整个欧洲，在温州商人里，有谁能把生意做到全中国的？
弄清了投机与取巧的区别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经济环境。
实业经营环境的逐渐恶化让千千万万的老板们涌入到了股市和楼市里，甚至集结炒作大蒜、生姜、绿豆，这种行为严格来讲根本不能算作是投机，只能说他们是在取巧，这个“巧”就是经济泡沫。除了经济泡沫，没有任何一种投资获利的项目是不存在风险的。当我们用住房、农产品和股市的泡沫为代价让一批富人赚到了钱，让穷人蒙受了损失，那么这个经济环境就是在适应富人的发展需要而忽视了穷人的生存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一定会有简单容易的获利途径，这个泡沫破灭了还会出现下一个泡沫，而穷人的财富数量和购买力会呈双螺旋状下跌，这是经济环境适应富人的必然结果。
4.穷人的劳动价值在哪？
现今中国从事工业化与现代化劳动的人口基本上分散在制造业、服务业、建设工程业当中，这些行业没有任何为劳动者以及穷人谋利的特征特性。中国的私有制经济体严重缺乏为劳动者提供利益保护的程序，所以高端的人才大都青亲睐外企和外国，那些自己没有本事却有背景关系的，大部分都进了公有制单位，享受到了计划经济的无竞争、无压力，恰恰是这些人整日喊着“劳动光荣”的口号，让人啼笑皆非。
穷人有两种，一种是因人格的缺陷或知识能力的缺乏而穷困潦倒，另一种是付出劳动而无法得到相应回报的人，我们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是后者。社会底层的那些普通劳动者们，他们是国家的基石，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之一，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指标。一个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在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高低，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以及所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回报是否成正比，这些都是评估这个社会进步或者倒退的重要指标。
穷人的劳动价值在哪？这不仅是现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的一道障碍。底层劳动者在任何时代与社会背景下，都是占有人口比重最大的群体，他们中也许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落后愚昧，但他们都在任劳任怨地的工作着，而且是在做着各种最辛苦、最卑贱的工作，底层劳动者的工作有时候侯甚至充满了危险性，如高空作业、地下管道作业等等。事与愿违的是，勤劳勇敢的底层劳动者其结局却往往是以悲惨而告终，所以有了“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的怨语，这是极端荒谬不公的现象。
现在各国政府都在为民主搭台唱戏，自一战结束以后来，民权运动此起彼伏，。但事实上，各国的底层劳动者们从未真正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权力，所谓的人权、民权的光环，仅仅是限于理论上的口号而已，是一张数额庞大的空头支票，如果要想让它得到兑现，就一定要有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经济模式，能够正确地的引导人们去争取到属于自己的权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回望历史，穷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历来都是很尴尬的，每当遇到政权更替之际，便是“得民心者得的天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臆想出来的，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虚无缥缈，待到政权更替结束之后，便再也一文不值。这与时代、制度是没有丝毫关联的，说的好听些叫鸟尽弓藏，讲难听些，似乎同夜壶的作用十分接近。政治价值尚且如此，劳动价值如何，就不难推测了。经济形式应当是政治取向所决定的，有着怎样的政治主张，便会有怎样的经济形式，而政治取向应该是决定于文化潮流的转变，不同的文化潮流孕育出不同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又决定了政治取向，为了满足政治取向，就必须要建立适合其管理与发展的经济模式并定下制度，这便是决定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们怎样生产生活的基础法则。这当中不可忽视的是文化潮流，也是大众的思想潮流，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奠定这个国家强势或软弱的基础，国民软弱，那么统治者必定软弱，思想强大的人无法领导一群软弱不堪的人，而思想软弱的人也无法领导一群内心强大的人，这是不变的规律。
在这场简单与复杂并存的博弈中，可清晰地的辨出社会发展与变更的本质——投机。过去与现在皆是如此，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希望不会再这样下去。
好的经济，是要让每一个肯劳动的人都能够有合理正确的奋斗之路可以走，让他们最大限度地的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为自己与社会创造价值，让每一个穷人都能够从劳动中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将会是最令人欣慰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底层的劳动者们列入到廉价劳动力的行列里，让他们用血汗为老板创造利润，把这叫做“人口红利”，将人口作做为生产资料来对待，红利到最后属于老板。与其说这是以人为本，还不如叫做非人道的人道。
对于这非人道的人道，现在大约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拿中国人口的数量作做为理由，其二是拿美国模式作做为说辞。
中国劳动人口的数量7.8亿左右，其中制造业约占两2亿左右，农业约占3亿左右，制造业是以出口为主，而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仅限于中低端的制造与加工。官方统计，从2000年至2008年，中国仅仅在粗钢、原煤、棉布、化肥、水泥这些工业产业方面的产量就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的水平；农业方面，谷物、肉类、花生、茶叶的产量始终稳居世界第一。，但在这8年间，中国的失业人口却在稳步上升，同样是2000年至2008年，在新增就业人口数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的劳动总参与率从78%跌至75%，农村人口城市化转移的数量也不断上升。2007年以来，中小型企业倒闭数量逐年增加，而垄断企业利润却取得了大的增长。
事实是最具据有说服力与洞察力的。不仅在劳动力分配与资源分配上存在着不合理，没有为新增劳动人口留下足够的预备就业空间，就连对待市场的意识也存在着严重的倾斜，城镇化发展在逐年加快，我们却并没有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转移人口提供配套性的生存方案。，如此一来，必定会增加剩余劳动人口，而目前解决这隐患的办法居然是将劳动者转化为纯粹的劳动资源，将生产力转化为生产资料来使用，人成了商品资源，可以因为市场的需求而压榨劳力成本或者对外输出满足供求关系，这无疑是种下了更深更大的隐患，使底层劳动者的劳动成本与劳动价值成为企业创利增收的重要筹码，这将使社会的两极分化出现白热化趋势。要解决掉人口数量的问题绝不是现有的将劳动力市场化、商品化那么简单，必须有公平合理的劳资分配，有以科技为主的高端产业的推动从而开发新的市场资源，而不是一味地的破坏自然资源和降低劳动成本，这样的发展是绝对不可能持续长久的。
现在动不动就有人拿美国做盾牌，稍遇到些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或者解释不通的，就开始大谈美国怎样怎样。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虽然有霸主的地位，但是它却并不能代表永远的先进性。难道美国就不能被怀疑吗？况且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学习到美国模式真正的精髓。在宏观的战略问题上，以美国为参照标准的人一定是些没有魄力或目光短浅的人，美利坚最多是作为我们的参考意见而已，绝不能将它当作唯一标准，在许多方面，不能总是以追赶美国为目标。二战结束之后苏美冷战，其结果便是最直面的教训，美国以一招声东击西使苏联窝囊地的死去。美国是个有机体，是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国家，他们的战略是在不断转变着的，我们追赶它就是在刻舟求剑，如果我们的思想始终被它的模式所局限，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奋斗达到的终点目标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就会渐渐丧失。美国在劳动关系方面固然也存在着许多与中国相似的问题与矛盾，但决不能因为它是美国，我们就不去怀疑它，那会导致我们始终处于落后的位置而不能自新。
劳动者的付出若想得到合理的回报，那么必定要有相应的改革，全世界的普通劳动者都正在面临或是曾经面临过这样的挑战。只有让那堆积如山的白条一一兑现，让那被当作做生产资料的身躯再变回人来，才有可能实现自我并建立真正的价值。
5.金钱、生命与人道
其实在很多时候，人是不清楚自己是人的，即使有着人一样的外形，且有着健壮的身躯，但因骨子里并没有将自己看作是人，久而久之，便被非人化了。非人化的现象大致有那么两种：一是做金钱的奴才；二是做权力的奴才。奴才与奴隶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奴隶遭遇压迫，起码内心里还是把自己当作做人看待的，而奴才是自愿的，是从内而外的归顺。人若有归顺于某人的思想，那是决不可轻信的，人是不会真正地的归顺于某人或某个团体的，唯有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出卖也是在所难免。而奴才的特征便是出卖一切，且是为了属于自己的私利而出卖。这虽可耻，却也还并不可怕，可怕之处在于如今社会里，这种思想正在渐渐的征服人们的心智。倘若仔细去留意，便不难发现如今的生活中常常会遇到有着一副奴才嘴脸的人。
常在报上看到说某处又发生驾车撞死人的事情，依旧是赔钱了事，起初是愤怒的，但到了后来，却也并不感到愤怒了，而是悲哀，但这悲哀却并非是因那些喊着人道主义口号的高素质的绅士们正在用金钱购买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而是因那些出卖生命的人。
不久前有位专家认为我们现在下的贫富差距其实未有增大，反而是在缩小。，此话一出，立即被那浩浩****的骂语给淹没了。暂不说这观点的错对，单论这震天的骂声，无疑是危险的，因它极容易将人们的思想诱导入黑暗的深渊，而现实却并未如此之糟糕，这与情绪是极不对称的，因此，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沸腾的民怨。在审视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地的觉察到，这贫富差距所导致的民怨其成分的确可疑，所有叫骂的人中，恐怕大都不是在渴求着贫富差距的缩小，而是想要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这本没有什么，但许多人要求的，却不仅仅是自己的私利得到满足，还希望别人不要被满足，从而使自己可以稍微高大一些，得以享受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快意，有这意识的人，是绝不在少数的，想要否定的人，夜里头不妨扪心自问一下。
在自己被满足的同时，不希望他人亦得到同样的满足，这便是典型的奴才思维。犹如爬梯子，一边拼命往上爬窜，一边紧紧盯着周围的同类，生怕被人抢了先，且凡有机会，便要往别人的肩上踏上两脚，奸猾而又愚蠢。恰是这类人，其言语行为会深深地影响到其他的人，使人的思想渐渐的扭曲，则定然会比常人更加痛恨富人，更加渴望成为上位者，从而便要火上浇油，唯恐贫富之间的矛盾不被激化。；但其自身却又懦弱怕事，往往习惯以造谣生事等龌龊手段为现有的矛盾之墙添砖添瓦，这类人是可憎的，这种思想则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资本论》当中写道：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这话在许多人看来是无意义的废话，但其实却是核心，因为无产阶级是最难团结起来的群体，当中的缘故，便是这奴才思想在的作祟。
穷人中有人如此，富人中亦有人如此，且比之穷人更胜一筹。要说穷人卖儿女，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出卖自己的骨肉，这且还是存在着理由的，毕竟为生活所迫，偶尔作做一些出卖道德良心的事情从道理上似乎还说得的过去，是可救赎的。而富人所做的奴才事，则不可救赎，不仅于法律上不可以宽恕，道德上也必要受到重责，凡其所作做出卖道德良心之事情皆非为生存所迫，而是为满足其更高层次的享受，包括制度性犯罪的官员，虽从情理上讲是大都是无辜的，但仍是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与良心，与妓女是无异的，只是不必要出卖肉体而已，倘若必要，亦会坚决出卖毫不踌躇。，犹似明朝出现过“好男风”的事情，说明在必要之际，达官显贵是可以出卖肉体的。即使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在高尚与堕落之间选择了后者的人，也许在法律上可以被宽恕一部分罪行，但在道德良心上，也是必须不能被宽恕的，否则这宽恕便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出卖一切的奴才们，便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了。
在这个金钱与生命等价的社会里，我们不应再空喊人道主义，那将变得毫无意义，“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论》并不能阻挡住奴才们的出卖，所以必须要让人人都理解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尊重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开始，从将自己重新看作做人开始。过去有地主打死佃户，赔一头牛，今天有煤窑死了工人，赔些钱，唯一不同的是，过去那些死者的家人获得赔偿时往往是有着仇恨情绪的，而今天那些死者的家属则是心怀感激的，只要赔的钱够多，跪下磕几个头尚也无妨，亲人的生命在自己心里是存在着心理价位的，成了商品，而恰是这些人，整日里都在伸手要着民主、要着自由，为人道主义摇旗呐喊，这是荒唐的，无意义的。
穷人想要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是正确的，这叫“维权”，维权是正义的、合理的、光明的索取，但是想要劈开维权之路上的荆棘，就必须抛弃那种可以出卖一切的奴才思想，要在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尽可能的去帮助身边的人，让大家都能维护自己合理的权益，只有这样，维权的斗争才是有意义的，才有可能促进真正的进步与和谐。
6. 走在人民前头的“裸官”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关官吏出国的记载并不算多，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一直到郑和下西洋，这个中间跨越了中华民族最引以为豪的千年文明史。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的确应该感到自豪，在古时候但凡官员去外国，其所执行之任务则皆是替祖国扬威颂赞，在此之余另作做些为国谋福求利之事，无论最终成与不成，首先是要怀着冒险家的精神才行，这是诚然值得肯定与尊敬的。
鲁迅先生在杂文《看镜有感》中曾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这篇文章是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对外态度的评论，自汉唐一直论到了近代，一针见血地的指出了“今不如古” 的原因，可谓精辟之极。从中可以清楚地的看出，我们古至今日，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汉朝的时候人们习惯把外来的东西天然的看作做是被自己虏获的一样，拿来就用，拿来就吃，毫不顾忌。到了清朝则完全不一样了，人们对外来的事物总是有着很深的恐惧感，像是要来劫掠自己似的，全体国民普遍性的患上了迫害狂症。而时至今日，我们在这一点上似乎连清朝都不如了，清朝人固然怕被劫掠，至少还说明其思想深处存在着国家这个概念，而我们今天却将这原则性的概念也都抛弃了，不但思想上崇洋媚外，行动上亦不甘落后，宁做外邦犬，不为本邦人。
似乎是从二战时候开始，中国人追求安逸的思想就导致了大多数人对外国的向往。其实向往一个新的生存环境不是什么坏事情，但要明白自己到了新环境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很重要的。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欧洲人便占领了那里，征服了原本作为主人的印第安人，最后开创了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无数人所向往的天堂。而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远渡移民的结果，便是书写出了华工在美国的血泪史，这是历史的偶然吗？我不这样认为。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仍然认为中国人是不适合移民的，全球各地每年都会传来不同程度的欺压华人的报道，无论是贫是富，似乎都是遭欺侮的对象。
其实官员与其家人也并没有什么优质的特征，这些人到了外国，其本领也无非是消费而已，即使是不停地消费，估计也是很难得到真正的尊重的。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我有许多或留学或工作的朋友目前便生活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生活也并不愉快。有朋友曾向我讲述过自己在异国的生活，颇为苦闷，例如遭遇冷漠，身边人对你爱答不理，抑亦或遭到嘲讽等等。后来我才得知，在美国与英国的学校里，中国的留学生是经常被称作“rabble”的，但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民众，也难逃人共有的一些劣根性，说这话时却也常常是在私下里议论的。虽都不过是小事，但若遭遇得的多了，人也难免会比较痛苦。诸如尊重、友好、热情之类在我们生活于本土的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物，在那些身处异国的人心里往往会变得无比珍贵，这些促使人与人之间得以善意沟通的桥梁，恰恰是让生活变得美好起来的希望，倘若丧失这希望，人想必在精神上是会出些问题的。
可纵然有着这些不如意之处，我们有些人却仍然要前仆后继地的涌向外国，这就不得不令人诧异了————是我们的国家不如人家的好？或是我们的人不如人家的好？倘若国家不如人家的好，那何不想想什么办法，也将自己的国家变好，哪怕是一个甚至几个世纪的心血，只要有共识，这希望之火总是永在的。但如今看来，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们选择了离开，无疑是在承认我们的人不如人家的好，而事实也是如此，有些人一旦与那蓝眼睛白皮肤的人站在一起，便自觉高大了许多，而这高大既即不晓得是从哪里所产生，也不知是要做给谁看，倘若能再照张相片，洗出来，那在过去的年代里之后铁定是要回趟老家的，而后裱起来，挂在某些引人注目的地方，炫耀至死。但这真的算是光宗耀祖了么？我看也未必见得。
人类共有的一些通病之一，便是无论做什么事，皆希望能够利己，小则是私欲，大则为贪欲或野心。如此一看，不禁令人惶恐，我们现在争前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亲人和财产输送到去外国，这不禁让人我联想到了1947年国民党官员的举动，与我们如今的“裸官”现象真是惊人的相似，这极易令人产生误解，并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不久前有一则新闻，说是据监察机关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4 000多名贪污官员携500多亿美金的公款潜逃。这据监察机关的是不完全统计，但也实在不了解知道如何才能够作做出完全统计来。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吏治腐败的现象，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却都从未发生过官员大肆敛财并且集体性逃亡的怪事情。，且观此形势，似乎还不能称作逃亡，这是明显的卷铺盖走人寻找新生活的架势，去了是不打算再回来的。如此轻而易举便放弃了祖国，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事情。，遥想以色列人打了几千年的仗，也不过是为给自己的民族争取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而已，殊不知这在一些中国官员的眼中早已是能够随意舍弃掉的、没有多大价值与意义存在。究竟是以色列人犯傻呢？还是别的什么，实在是难以分辨。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外逃的官员多了，也不全是坏处，若外逃的官员多了，这官位必然会出现些空缺**的，看现在似乎已经有人在往这方面钻营了。该争的继续争着。但无论怎样，这地球还是会照样转下去的，穷鬼难当，管它再多的×X籍华人，与己也不曾有过什么关联。
7.仇恨的开端
北京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如果想找个“老北京”打听事儿，你能够找到的大概只有出租车司机和街坊老大妈。不免会有疑惑，其他它北京人都去哪儿了？答案是：都去当包租公了。当然也不可能是全部，只是有很多北京人，尤其是北京男人，家里早年有两套及以上的房产，现在自己住一套再租出去一套，每月拿大概三、四千元块钱的租金，偶尔做点小生意，没事出去遛遛溜溜鸟，摆搬弄摆搬弄古玩之类的，现在貌似又流行起来养狗了。
在中国，城市原住民一般都不是推动这个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甚至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贡献什么，北京三代以上的原住民就是最好的例子。城市的外来人口是由其他它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这两个群体组成的，而其中其他它城市人口所占平均比例不到30%，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城市的外来人口里，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这说明城市里的底层穷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在房价飞涨的今天，城市里三代以上的原住民也许不怎么富裕，但绝对没有资格被列入到贫困群体当中，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那些家庭三代以内移居到城市里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才是中国最底层最贫困的弱势群体，其中包括了蚁族、农民工、打工仔、贫困生等等诸多行业弱势群体，政府必须要认真地的解决好他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许多人在分析中国贫富矛盾的过程里总是容易忽略固有资产的转移问题，包括自然资源从共享到被少数人独享的过程，这个过程给大多数人造成了极度的心理不平衡，从心理上直接导致了贫富两极的对立与分化，如今贫富矛盾的显现就是由这个过程而引起的必然结果。
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在分配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民的损失和城镇居民的得到不成正比。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一个农民如果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农村立足的根本，而农民以失去土地为代价换来的却并非是城镇居民的安居乐业和不愁吃穿，现在的专家和精英们最喜欢卖弄帕累托改进的理论，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和帕累托改进理论相反的现实，即一部分人的得到是以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损失为代价，这样的改进恐怕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自20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间个人财富以及共有资源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在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之后，数以亿计的农民踏上了背井离乡靠打工生存的艰辛路途。，现在城市里诸如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厕所清洁工等低下、危险的职业通通都是由背井离乡的农民们所从事，而以农民的绝对损失为代价换取的现代化都市却在将农民群体故意的边缘化。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扩大，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这个时候农民们已经没有了土地，所能够依赖的就只有自己的力气和汗水了，然而城市的生存却并不那么理想，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待遇：城市里由农民建设的高档基础设施是农民们根本无法享受的；各地城市居民以素质为理由排斥进城打工的农民；建筑商恶意拖欠、压制农民薪水，动辄对农民工诉诸暴力；用城乡户口这种极端可笑的手段让农民工及其子女无权享有公共医疗教育等权益；行政执法人员的暴力对待等等。有资料显示，仅拖欠农民工薪水和降低其工资等行为就能够让城市雇主平均每年从农民工劳动成本中节省3 600亿元人民币。
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用权和“城市劳动获得合理收入权”（在《劳动保护法》里查不到这方面的条例，不知道法律条文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权益保护条款），那么这个农民就永远都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换句话说，这叫永世不得翻身。
如今在城市里处于底层的年轻人，大都是城市农村人口的子女，请问：城市对待农村人口采取恩将仇报的方式，那么谁能保证农民的子女会和城市人口的子女（尤其是达官显贵们的子女）和谐共处呢？从这一点上来看，贫富矛盾是有根源的，不是专家们随随便便的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制度问题，而是刻入穷人骨髓的意识形态。
损失了一切的农民是中国穷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的不是小市民的羡慕和嫉妒，而是彻彻底底的仇恨，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下，这导致了他们的后知后觉，如果有一天农民们集体性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后果将无法计量。
城市有错在先，就要作做出补偿，否则贫富之间的对立迟早会上升为冲突。在这个人人都在大声的呼吁公正与民主的年代里，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热血沸腾，而是冷静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