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价开始出现飞涨之前，也就是2005年之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很单一的，基本上不外乎税收、旅游业以及和大型企业合作这几条财源，而且旅游业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搞的，所以在政策解冻之后将土地这种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出售给商人就成了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收入的一个新的模式。

当卖地成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时，卖家当然希望地价越高越好，于是开发商从政府拿地的成本就变得越来越高。开发商拿地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赚钱，当然希望成品房卖得的越贵越好，可是穷人是没多少钱的，你卖得的越贵，穷人就越买不起，所以开发商从政府手里买地建房时，更希望将房屋卖给富人，尤其是中国的富人，你卖得的越贵，他就越觉得你的房子好。

土地在政府手里，有权力购买土地建造房屋的是开发商，老百姓必须从开发商手里购买房屋居住，当政府和开发商都希望从中获取利益时，住房对于老百姓而言就由人人都吃得起的豆腐变成了只有富人才能享用的鲍鱼。

问题二，中国的房地产存在泡沫吗？

这是个经济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里先来谈一下它为什么这么受争议。

假设在看这本书的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有可能你真的是个经济学家），你说中国的房地产没有泡沫，大家都相信了你的话，在这种前提下，对谁最有好处？答案是房地产商，因为房地产的暴利要透过三个环节才能实现：政府——商人——个人。这三个环节里任何一方如果突然集体性改变意愿就有可能造成房地产暴利的终结，那么现在你说没有泡沫，我们的楼市很正常，政府如果听信了你的观点，高价卖地的意愿就会变得更坚定；老百姓如果听信了你的观点，着急买房的意愿也会变得更坚定，最终是谁得利呢？如果真相是“不存在泡沫”的话，那么政府和商人以及买房的百姓都会得利。，但如果真相是“泡沫很大”的话，那么结果就会非常糟糕，经济大萧条，除了地产商以外，都会被这个泡沫所吞噬。

那么我们的房地产究竟是否存在泡沫？，我们来客观分析一下。

第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是经济泡沫？简单地的讲，一个商品的交易价格过高而背离了它的本身价值，并且由于交易价格的持续高涨而导致购买者预期的涨价，最终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超出的那部分就被称为泡沫。

我们第二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土地的本来价值是什么？请注意这里，问的是“是什么”而不是“是多少”，如果你问“是多少”，那么开发商会告诉你一亩地几千万元、几亿元甚至十几亿元，而环保主义者会告诉你它是无价的。土地的本来价值是让人耕种和居住，我们主要谈的是城市居住。人必须利用土地来居住，而居住所要付出的成本是否在他的劳动价值承受范围之内，这才是关键。年薪一万元的打工族是不会去住别墅的，他们也没有向政府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任何群体要求的居住环境基本上都是符合自身劳动价值的，合理的要求而得不到合理的满足，这就说明我们在居住成本与劳动价值上出现了矛盾。

在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专家和官方发言人始终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是令人费解的，仿佛是在说任何一种经济隐患都要等到它对经济产生实实在在的严重影响时才能确定。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目前的处境似乎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遇到的情况相同，战后日本东京土地价格在1955年至1987年间保持年平均增速为16%。，1990年的时候，日本的房地产总值约为20万亿美元，是当时全球股市市值的两2倍，仅东京的地产总值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国土。，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各大财团不明就里地的大量开发土地，炒作房价，最终由于日本政府糊里糊涂地的提高利率，使得日本房地产这个举世闻名的泡沫全面崩溃，这给日本带来的经济萧条持续至今。日本人和我们一样，思考问题喜欢遵循既定的理论和概念，故将此次经济萧条的原因理解为资产负债以及流动性过剩，但如果将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同意美元贬值的行为和泡沫崩溃的事件结合起来从宏观角度上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日本是美苏冷战的牺牲品。我们如今也在走理论路线，不知道我们的专家是否明白什么叫做“法无定法，存在决定意识”，产业泡沫的概念是指一种资产在连续的交易过程中价格持续上涨，最终交易价格严重超出其实际价值，货币衡量标准远远高于其实际存在价值标准。若按照这个概念来分析我们是否存在泡沫，那我们一定会输得的很惨，因为我们的专家们至今还是没能明白房地产的疯狂上涨实际上是汇率冷战、贸易竞争、国际产业配置和招商引资的牺牲品。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上升和发达国家对中国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压榨让沿海大批商人举步维艰，与此同时，招商引资给予境外投资者的无底线优惠使国内投资人的压力不断上升。， 就在内外受困的国内投资者们茫然无措的时候，房地产这个救世主出现了，于是大量的资金进入了房市，这势必会引起百姓的恐慌，使得原本对房地产兴趣不大的老百姓也都纷纷开始购买，“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于是，便有了如今的“地产猛于虎”的现象。要想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就必先要让国内资本持有者们的货币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银行必须限制货币涌入股市和楼市。不要试图通过利率解决房地产的问题，无论利率怎样调整，都是治标而不治本，哪怕房地产的泡沫没有了，其他它产业也还会有泡沫继续出现的。

这里额外谈一下，由于高昂的房租价格让许多大学毕业的青年不得不被迫放弃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愿望而投向小城市，如果房租与房价居高不下的话，那么中国的一线城市在不久我未来将大面积老龄化。我不明白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笼络那么多精英干什么？给精英的位子太多了，必然会降低社会经济的新陈代谢，越发达的地方，就越应该给年轻人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才对。

问题三，房地产是怎样拉大贫富差距的？

来看一组数据资料：1.，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即家庭年平均收入与当年房价的比值），世界银行计算出的底线为5∶：1，意指某地区家庭年均收入的5倍如果买不到当地一套适合家庭居住的房子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房价就表现得的过高。，我们如今的现状是各大省会汇城市（除呼和浩特8.67∶：1和拉萨特殊情况无数据以外）的房价收入比为10.7∶：1到23.3∶：1之间不等，其中10.7∶：1的城市只有青海省西宁市，23.3∶：1是上海；2.，房租收益率（即房屋总价格与每月房租比值，用以评估房产投资价值），国际公认收益率在150∶：1到230∶：1之间，但在北京、上海等地其值均超过360∶：1。

数据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老百姓可以自己算一算，你如果要在城市里买一套房子，需要不吃不喝攒多少年，这样一算，自然就清楚了。贫富差距不是书本里的，也不是经济学家嘴里的，不是你说它存在它就存在，你说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的。，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勤勤恳恳的工作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买不起一套房的时候，土地价值和劳动价值的关系就很明显出现了严重的恶化。，这就好比空气里的氧气，如果有一天把氧气商品化，吸氧要交钱，而且氧气被商人和政府垄断，价格飞涨，那么结果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老百姓造反，另一种就是穷人都死光了，富人都跑掉了，市场枯竭了，价格自然也就没意义了。

如果从数学逻辑的角度观察，中国的房地产就是一本现实意义与讽刺意义相结合的博弈论。，在这场博弈当中，出现了约翰·.纳什理想中的均衡点，因为参与者当中没有人会中途改变策略，但同样也会出现囚徒困境，这是人性的写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囚徒困境出现的时候，房地产便会预期的进入一个死循环圈当中，并呈螺旋状下跌。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我们的房地产是一场零和博弈，但我始终认为它是一次非零和博弈，因为自2005年起，整个房地产市场从迅速崛起到接近疯狂再到彻底疯狂的过程所消耗的能量是前30年的国民储蓄以及80后一代未来20年的现金流，同时也使得国民手中的货币购买能力大幅度的下跌，换句话讲就是币值的贬值。当一个产业以黑洞般的形态将国民手中的零散货币吸纳整合到一处时，这个产业的交易价格早已远远背离了其实际价值。事实上，从交易价格超出实际价值的那一刻起，整个房地产市场便开始处于超负荷运转中，这时仅仅是人们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这个黑洞的开始，而非结束，因为没有谁会向我们作做出警告。，即使有人警告，也只会被当作做傻子般对待，于是这个黑洞所吸收的能量越来越多，负荷也越来越沉重，而此时人们已经欲罢不能了，因为它的表现极其出色，在房地产市场从崛起到疯狂的整个过程中，似乎全然不曾出现过空头，这才是最危险的信号。，当你看不到一个产业资本的空头在何处时，说明它已经上升到了金融资本的高度，市场经济资本运作的参与者当中必然存在空头，而人人都看不到是因为人人都是空头。，骑着驴找驴当然找不到了，在整个房地产升温至沸腾的过程里，所制造出的空头一方已经超出了那些缺乏战略思维的专家们的意识范围，这次的空头不再是某个群体、集团或个体，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原因有两层，从经济层面分析，前半个世纪，国民几乎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不可阻挡地的导致了国民性经济大衰退，其主要表现在国民手中的货币购买力的下跌以及储蓄货币面对通胀时所表现出的脆弱不堪，这是在经济层面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一个房地产商拥有1亿货币可投资资产，而一个普通家庭拥有10万货币可投资资产，表面上看似乎双方的流动资产比值为1000∶：1，但实际比值绝非如此。，原因在于房地产商的1亿货币可以投资开发房地产从而在保值的基础上再次获取暴利，而普通家庭的10万货币却只能作为储蓄或进行风险投资，且几乎没有合法获取暴利的可能性（除非股市再度出现泡沫式上涨预期）。，因此，当我们将1 000个拥有10万流动货币资产的普通家庭与一个拥有1亿资产的房地产商相提并论时，前者显得无比脆弱，因为储蓄资本或者风险投资根本无法有效地对抗通胀威胁，并且储蓄资金是通胀来临时第一批遭殃的货币，面对央行，我们永远都处于被动，想提前取出来投资或消费都是妄想。相比较前半个世纪的努力付诸东流而言，后半个世纪的财富被提前沽空则更加令人担忧。，由于权力资本的结合导致了住房这个民生必需品从公益事业摇身一变成为了产业，并纳入了市场经济，如果说理由是因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样做了，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的话，那如果有一天美国人集体跳楼了，我们是否也应该跟随呢？如果要学习日本，专砖家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体性剖腹。对于未来价值的提前沽空，表面上是由于个人房屋信贷而导致的，实际上它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早在房价蓄水还未开闸的阶段，个人信贷就已经出现了宽松的态势，这很玄妙，也不得不令人佩服银行的先知先觉，它就像一道传送门，在老百姓刚刚开始关注楼市的时候便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使那些渴望向房地产黑洞里扔钱而苦于没门的民众打开了一扇窗户，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个人信贷大潮开始了，但是不知道房地产的泡沫周期是否能够支撑到还款结束。

这里解释一下上面所提到的国民货币购买力的下跌，原因在于大量的货币进入房地产行业，而这个带有泡沫性质的行业其本身价值低于交易价格，从而导致多出的一部分价格（即泡沫存量）处于虚拟之中，其中很大一部分会被开发商中饱私囊并以各种途径再度流入民间，而整个过程会出现断层，这会为民间货币流通带来不便，为了弥补这个空洞，银行定然会增发货币。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大概可以这样归纳一下：老百姓买一套房穷三代，开发商盖一栋楼房富两二代。

5. 税收需要“郎监管”

当有人看不到切实的希望时，便寄希望于改变，至于怎样的改变也都无所谓了，大概只要改变就行。窒息的人迫切渴望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哪怕只有一分钟，所以将稻草当作做救命的绳索，也就不稀奇了。

两极分化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世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了的，所以中央政府这些年在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是在行动过程中却总是由主动变成被动。我们的精英们在经过了无数次探讨与分析之后，将缩小贫富差距的各种办法层层过滤，最终认为税制改革与调整是唯一具有可行并相对而言代价较低的办法，但在落实上仍是却困难重重，但这绝不能被容许作为借口。，如果不难，要精英做什么呢？

中国家庭里许多男人在外面赚了钱回家后要向妻子上交一部分，妻子会用这笔钱抚育儿女并且在家庭遭遇困难时拿出来应急。国家税收在经济运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这样，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用这笔钱来修正和补救，所以在如今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利用财税改革调整贫富差距的方法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目前国家在缩小贫富差距缓解两极分化上面所下的工功夫很大，但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在雷声过后却很难落下来，基本在空中就已经被蒸发得的干干净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来看一段摘报：中国社科院某权威专家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政府调节贫富差距，首选应是税收制度，但是目前政府用于实现劫富济贫目标的手段还处于缺失状态，以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年增长20%以上的速度，甚至可以不动存量只动增量就可以做到，但难在如何能够做到从高收入者手里再分配一部分收入用于济贫。，中国现行的税收体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种功能，要有突破，关键就是调整个人所得税和开征物业税。

从这段2010年8月的摘报中，我们可以看到税收的重要性，它们是收入分配调整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但不幸的是，这仅仅是理论逻辑上的论证，就当前问题来看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缩小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和物业税的开征真的是关键性因素吗？

按照目前中国贫富差距的形态结构来分析，个人所得税与物业税无论怎样调整都很难撼动富人，因为税务监管上存在的漏洞以及相关法律的空白导致了调整税率或开征新税的举措会绝对性失效。

尽管这个标准在国民工资增长率普遍低于通胀率的今天显得十分不近人情，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从未履行过纳税的义务，绝大多数中小型私企和个体老板们麾下的雇员并没有被纳入财税监管体系当中去，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穷人阶层和整个社会体系脱节了，基层税务工作人员很难取证一个小公司的雇员或小面馆的伙计月收入是多少。，同样的道理，那些偷税漏税的富人们当中逍遥法外的大有人在，原因也是因监管与取证的困难重重。监管的严格与否取决于司法的独立性，而取证的困难程度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度，在还没有解决这两个前提之前，个税税率调整以及开征新税种的举措是不会对贫富差距产生任何影响的。

我们现在最需要搞清楚的，不是某项税种的出台问题，而是税收的监管问题。如果你这个月缴交了100元块钱的税，你一定想要知道这笔钱缴交给了谁？被用来做了什么？对你有什么好处？如果连这个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么你会积极的缴交税吗？我们的监管很差劲，导致税收变成了有钱人和政府的私事，他们之间怎么掰扯大多数老百姓是不知道也不关心的，一个游离于公众之外的税收体系能不出问题吗？比如说一个商人，他本来每月要缴交1 000元块钱的税，结果弄虚作假无耻行贿，最终只缴交了200元块钱，这笔钱是国家准备用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的，结果就这样少了80%。

税改说得通俗化一点就是完善监管制度、增大监管力度。我们的财税太需要监管了，不光在税务方面，任何跟钱打交道的程序，都必须受到严厉的监管。如今但凡跟钱打交道的部门，你只要管得稍微松一点，就成了腐败的温床，这令人很痛心。国家真应该召集一批像郎咸平这样的有魄力又敢于得罪人的经济专家来监管我们的财税财务。

严厉透明的监管程序是利用税收挽救贫富差距的前提，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税收缩小贫富差距就永远是一个泡影。收入分配（或财富再分配）的改革表面上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实际上却是一次不得不进行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转变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

有时候一件事情的成功或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享受成功的喜悦之情或接受失败的惨痛教训之余不会造成意外的严重损失。

6.两极分化从孩子开始

6.两极分化从孩子开始

自打我们进入到了新时代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莫名其妙地的变得高尚了许多，每当遇到有农民模样的人问路或问其他它什么的时候，便常常要以憎恶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农民哥们儿究竟得罪了谁？

城市人对农民的歧视其实是贫富矛盾的一个表现点，不是农民得罪了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戴上了有色眼镜，人们变得空前势利，这怪谁？是谁造成的？只能说是我们荒诞的教育。

在教育问题上，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家长的怨声就一个字，贵！学生的抱怨也是一个字，考！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贵”和“考”对两极分化会造成什么影响。

问题一，素质是个什么东西？

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素质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似乎一直就没有弄明白过。我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曾跑去问过一些有学问的人，但结果却是一场空，要么是给你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堆听不明白的废话，要么就是沉默，仿佛那答案就在沉默之间，扑朔迷离让人实在难以琢磨。

但凡外来的事物，我们似乎总是持推崇的态度的，直到有足够的事实能够证明这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放弃它，否则无论好坏，也不论证，拿来就学，到最后往往就被一些不怎么厚道的人加以利用，成了欺负别人的工具。所谓低素质群体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谬论。在连素质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定义高素质人群是哪些人群呢？有很多人表面衣着光鲜，谈吐文雅，实则肮脏不堪，像那个什么山木的，看上去还挺有学问，最至多有些哈日罢了，可做出来的事却龌龊猥琐，这又怎么讲呢？

我们总是喜欢做错，而且还特别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素质绝对不能够被作为衡量人格的标准，否则肯定出问题。况且从哲学角度思考，人性与人格也并不存在着什么标准。

要实施素质教育，我们就要弄清楚素质和品行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或”、“且”、“非”或其他它逻辑中的哪一种，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权威部门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也不好乱讲。对于素质的本义，虽然专家们同样也还没有给出一致的说法，但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自己的感悟。，洋人所谈及的素质，其含义大体上应该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修养，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讲，素质应该是包含在修养当中的，是个人修养在行为当中的体现罢了。

上述这个观点是对是错，相信会有权威人士出来对此作出论断的，但目前他们还没有站出来说什么，索性就先依此为证，让广大的“低素质人群”能有条路子走，不至于被憋死。

如何能成为高素质的人？无非就是提高个人的修养。过去那些修身养性的人，似乎都怀有远离喧嚣的意愿，官员中间那些清流们，平时也都与同僚们泾渭分明。由此来看，修养是需要环境与意志的，并不是说做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既然提高素质是件颇为困难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做呢？其中必然存在着实际的好处，至于这好处是什么，古人也都明示过，叫做“净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要提高素质或修养的原因了，能治国平天下啊！多么伟大的功绩，怎会有人不乐意呢？但如今，不仅这雄心壮志没有了，就连这规则似乎也没有人再去遵循了，“净口”成了擦干净嘴巴 ，而“齐家”成了男人都爱干的事情。

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思想品德格课几乎成了废弃物。有那工功夫，还不如多做些题去，将来考个好学校，然后混个硕士、博士的出来，谁敢说你没素质？假的被奉承惯了，真的也就销声匿迹了，造假毕竟比求真要容易得的多。所以那些平时以假素质、假修养示人的人，他们口中所骂的“低素质”的人也并不见得就是真的低素质。

这是个利己主义的时代，我们连起码的价值观都扭曲了，又怎么会为身边的人乃至社会谋增添什么福利呢？我们口中整天叫喊的素质其实就是金钱的多少、权势的大小、附庸风雅的程度，让人执著着于所谓的穿着与品位，使自己得以道貌岸然地的昂起头来。，在看到农民工挥汗如雨的卖力干活时，捂着鼻子冷嘲热讽。这种文化趋势表面叫做提高素质，显得太过含蓄了，直接叫做“衣冠禽兽炼成法”似乎更为妥当。

真的修养首先应当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前提。素质或修养，都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是非观念之上。倘若是非不辨、黑白不分，又岂能成为有素质、有修养的人？靠着贬低与歧视他人来让自己显得高贵，这种行为是不应得到提倡的。我们现下不停地讲要提高全民素质，究竟如何提高，是提高假素质还是提高真素质？这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才行。

问题二，为什么说教育加剧两极分化？

孩子考上了大学，父母却哭了，为什么？父母回答说供不起。请大家回想一下，在上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相信绝对没有人听说过，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一个国家里，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是家长无法承担的，这算什么？

教育拉大贫富差距、推动两极分化，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直接因素，一个是隐形因素。直接因素是高昂的学费，导致众多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钱都被学校赚走了。不知道70后跟80后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那时的小学校长和中学校长基本上都是那种很书生的造型，戴一副宽大的黑边眼镜在台灯底下写东西。，那种朴实厚重的知识分子形象相信在许多70后和、80后人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但我们如今的校长、老师、教授、导师等等都被列入到了富人的行列里，但是他们的一夜暴富不是政府鼓励科研的结果，而是教育市场化的结晶。

教育市场化对两极分化所产生的隐形推动现在不会显现出来，但如果不及时阻止，那么在未来一定会酿成悲剧。荒谬的素质观念归根到底是拜我们的教育所赐，在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教育体制下，老师们大都急功近利，图财而不顾教，这使得中国教育体制顺利地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唯利是图的“高素质”人才，这不禁令人担忧中国的未来，当穷二代遇到富二代，会怎么样呢？如果把农民工的孩子与地产商的孩子放在一起，他们会产生哪那些化学反应呢？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里，年轻人有足够的上升空间的话，农民工的孩子也许会妒忌地产商的孩子，但一定不会去仇恨他，因为社会是公平的，父亲是农民工他没有办法，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白领，成为精英；但我们现在刚好相反，这让人欲哭无泪。如今穷人的孩子上学是件很难的事情，从幼儿园班开始，一直念到大学，一个普通家庭基本上就别想存下什么钱。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素质，那些父母们也是操碎了心的，奈何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素质，却又反过来开始骂父母素质低下了，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水平。

教育事业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全世界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国家敢用教育来赚钱的。不要和美国比，美国在这方面比我们好太多，因为他们的大学生是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的，而且人家工资水平非常高，贫困学生贷款读完大学以后一般一两年时间就可以把贷款还清，根本影响不了什么。而且你知道吗？美国有许多富人的孩子是在贷款读大学，并且还勤工俭学，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把孩子抚养到18岁左右就没有义务再给他钱了，所以我们跟美国是没有可比性的。教育的金钱化堕落则意味着穷人与富人的子孙在未来亦会重蹈两极分化的覆辙，穷人的孩子将继续陷在贫困的泥沼里无法得到救赎。用金钱来量化教育质量与水平的高低，有钱人的这绝对是自我毁灭式的做法。

在集体丧失社会责任感、价值观极度扭曲、道德人格趋于毁灭的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我们所需要的真素质与真修养似乎已经成为了空气里的水分子，虽无处不在却又无踪迹可觅，但我坚信，它最终将会化作一场雨洒向我们的，这股力量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这匡正国人思想的力量，现在还未出现罢了。

7.悬崖边上的舞者——中国式社会保险

在中国，微笑着在哭的是那些杀入股市的人，沉默着观望的是那些准备杀入股市的人，自以为能够安心的是那些加入社保的人。

依照当下的国情，大多数购买了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其他它各种保险的人并不知道保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才敢买。；知道保险是什么玩意儿还敢买它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是盲目乐观者，另一类是专门投资短周期性险种的食利者。

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社会公共保险当中最为主要的是医疗、养老、教育、失业、工伤以及住房公积金这六大险种，也可称之为六大保障。成立社会保险体系作为国民生产与生活的主要保障机制的策略是俾斯麦在19世纪设计出来的，这是一项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伟大工程，但是要让这个体系呈良性循环发展下去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的本质是概率性投机，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保体系的运作必须以成熟且良好的金融市场作为依托，否则将会出现类似于“金字塔骗局”式的变质恶化。遗憾的是，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完全不具备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和水平，从投资美国国债以及其他它次级债券造成的巨额亏损上就可以看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对垒的过程中，无论技巧还是思维，我们都只处于幼儿的水平。当一个国家的金融资本在国际层面无利可获时，其社保系统想要继续正常运转就必须将金融战线转移至国内，这种转移造就了当下社保体系的三大特性：垄断性、强制性、主动性。

社保的垄断性其实质可以被理解为软强制性。国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如果要得到保障就必须向垄断企业购买保险，而垄断的姿态则意味着缺乏市场竞争，故在创新上必然会产生懈怠，无法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管理、经营模式，这样一来则势必会出现闭门造车的形态。，越是落后就越故固步自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落差也就越来越明显，最终不仅不能与国际化接轨，反而会使民生保障机制只能节流而无力开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社保的强制性在此可以理解为硬强制性。相对于软强制性的垄断而言，硬强制性更加明显地的暴露出了整个社保体系在战略导向上的失误。如今的大型企业、国企以及事业单位等均实行强制性参保，这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是让人羡慕的，但这恰恰说明了社保所谓的“五险一金”等重要险种出现了严重的超负荷运转。，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医疗、教育的成本不断增加，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必然出现量变，若不妥善处理而继续听之任之的话，其最终将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变成所谓的“金字塔骗局”，也就是中国俗语里的“拆东墙补西墙”。

社保的主动性是指在制定规则上的主动性。诸如退休年龄、缴纳标准等一系列常数的更改权被有关部门牢牢地的握在了手里，从得益处讲，这是对付经济形势变化的一招撒杀手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作做出有利于当下形势的决策并落实决策。；但其弊端在于会维持并保护垄断以及垄断所产生的种种弊端。

由于有了上述的三点特性，我们的社保体系必然存在一项巨大的风险——即投资风险。社保资金的投资权被垄断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金被一群金融白痴无谓地的牺牲掉。参考国务院制定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划入全国社保基金的货币资产的投资按成本计算，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其中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得低于10%，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其中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直接运作的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以及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其他投资须需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和运作并委托全国社保基金托管人托管。社保基金委托单个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进行管理的资产不得超过年度社保基金委托总资产的20%”。在对这项社保投资管理政策仔细研究之后，你会发现金融的伟大与可憎，其伟大之处在于能够让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财富被聪明人易如反掌地的获取，其可憎之处在于能够让上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财富从愚蠢的人手里凭空蒸发。

中国社保体系未来会出现大的风浪，这是必然的。在香港这样一个不存在腐败的地方，社保都被玩破产了，我们怎么可能逃脱的了呢？要解决社保问题，最难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大社保的监管力度。又是监管，我们所有的财务问题都是出在监管上。透明的监督和先进的管理，维持经济秩序稳定发展的最基本的两个法则我们刚好一个都没有，这让人感到很无语。

一、，透明的监督。最好的办法是取消统筹账户，建立个人对社保账户的管理和投资体系，允许个人拥有对自己缴纳的社保金的管理权和投资权；最无奈的办法是建立统筹账户的管理站，定期向公众公布每一笔钱的使用明细以及投资结果，并且这个账单必须由银行负责公证。

二、，先进的管理。我们需要严格衡量社保基金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的投资风险，在全民货币购买力出现下跌的时候，整个社会保障机制会比平时脆弱许多，在这个世界各国纷纷渴望经济复苏的时代，外部的国际金融资本更是像饿狼般在四处寻觅食物，当民众的血汗钱被我们的金融白痴们投资在国际金融产品上之后，是否还会像2008年以前那样有惊无险呢？我们的社会保障总体而言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背后的金融体系落后不堪，而需要保障的人群又非常庞大，这就是在走钢丝，稍微一点震**就会跌得的粉身碎骨。要知道，我们没有高盛、摩根那样的公司，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我们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个群狼并起的时代里，通过金融手段打劫的人非常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渴望通过金融手段做空中国财富。我们需要创新管理模式，需要培养大量的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否则将无法面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冲击。

社保最严重的死穴就是我们的金融落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诸如参保标准过高、人口老龄化严重以及官员挪用等问题都是可以主动解决的，仅仅是难度比较大而已，但国际金融竞争水平太低与能力不够是我们无法主动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处于被动，因为在我们不断进步的同时，西方资本家们也在不断地的进步，而且他们的进步速度不大可能会比我们慢，如果不能赚世界的钱来养活自己的公民，那就只能的玩单调的保险概率游戏了。，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以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缺乏监督所导致的疾病患者不断增加，这场概率游戏最终将彻底破灭，一场轰轰烈烈的“金字塔骗局”又拉开了序幕。

我们的经济需要有一部分人专门去寻找问题，在问题没有被引爆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坏的事情在发生之前就应该得到补救，如同火灾一样，未雨绸缪远胜于事后诸葛亮。

8.，送给阎王的红包

对于当下所发生着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社会现象，多数时候是以冷眼观之，至多悲叹一声，但医疗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实在令人感到愤怒与不安。每每听闻又有生命因金钱而死亡的消息时，只觉得这有些过于荒唐，天赋予人的各种能力，却因我们的滥用和无知而失去了其本来的价值。

我们的医疗问题和教育问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直接拉大贫富差距，隐形推动两极分化。

给大家讲个故事：不久前张三去某医院看望一个朋友时，无意间路过外科手术室门前，听到走廊边有病人家属在议论拿给医生的红包里应当装多少钱合适，这话题让张三不免感到奇怪，张三这个人，幼年的时候侯体弱多病，被妈妈抱着着经常光顾于这家医院，当时儿科里有一位慈祥的老大夫，总体而言给张三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怎么这里也会有这种事情？张三带着疑问走上前去，和那几位病者家属攀谈了几句。聊过之后，大体上叫他归纳出了两点：一是钱，那是必须要给的；二是病，想看好光给钱似乎是不够的，还需要等，等大夫上班了，再来为你安排。此两点让张三很是气愤氛。，但是居然还有比这更甚的，患者的妻子对张三偷偷讲，在许多时候倘若不给足那大夫钱的话，是不会给你好好治病的，而且给的钱越多，这病人得到的医治也会越完善，不会出现类似于手术钳子落在身体里之类的麻烦事……张三越听越觉得恐怖，看着那女人讲述时的神态，也基本可以断定这话并不是没有诳他，至多不过有些夸大而已。张三问她你们为什么能够容忍至此，她回答道：“，全当是向阎王爷行贿了，破财免灾！”走出那“S省人民医院”的大楼时，张三有些眩晕，抬头看了看晴朗的天空，虽然晴空万里，却找不出一块蓝色来。

相信这个故事有不少人听了会觉得很熟悉，能说出“向阎王行贿”这种话来，估计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有此鬼才了。这种忍耐似乎是没有极限的，当医生能够替阎王收受贿赂，那岂不成了阎王的小鬼？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将这曾经的天使变作魔鬼？张三后来还是不太相信，于是跑去问了一个在医院工作的老同学，得到的解释是，并不是他们想要这样，而是非这样不可，为什么呢？如果医生想要主动去医治没钱就医的病人，就只能自己掏钱入账，现在的医院都是明码标价的，又或者医生本人得去找关系托人情。，这样一来，医生都成了慈善家了，哪来那么多钱呢？没办法，所以只能听之任之了。恐怕在这种环境下，许多的大夫也都想透彻了，死一个是死，死一百个也是死，还不如收些红包来得实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司马迁总结得的还是很出色的。

医疗的暴利究竟是从哪来的呢？除了医生的灰色收入以外，昂贵的药品是造成穷人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药厂和医院之间直接交易，这跟房地产有什么区别呢？住院的病人必须用药，而医院和药厂合作，这是最简单的托拉斯垄断形式，再加上处方药的品种不断增加，无形中又多了一道程序。，程序越多，获利的环节就越多，看病就会越来越贵。我们曾经轻易地就将医疗纳入到了市场经济的体系当中，到了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似乎想要让它停下来也已经不太可能了。

医疗是民生的基础组成之一。一个人如果没有房子住，流落街头还可以撑一段时间，但如果生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极有可能会死亡。现在我们的医疗已经完全的金钱化了，完全是灭绝人性，病人没钱就得不到救治，这种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居然被我们尊崇膜拜。

旧社会的时候，穷人虽也常常是因为没有钱而抓不到药，但那时候侯似乎还没有假药，那时的郎中普遍是没有工资的，仅仅是收取出诊费而已。郎中，我上门给病人你看病，病人你总得给我点路费吧，这是合理的，而且有很多中医本身就治不了的病，也不能怪大夫。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医疗，医生们不仅要在工资之外收取红包，而且药品安全也令人揪心，时常听闻有医院将过期的或假冒伪劣的药品卖给病人，这跟卖毒药有区别吗？还有那些因为红包给得的少而故意将手术器材落在病人体内的，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令我不得不怀疑能够作做出这种事的大夫是否心理有缺陷，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大凡一个正常的人，在救活了一个生命时，我相信他都会感到无比的开心，而且这种开心是钱买不来的。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图财害命的人，但医疗事业败坏至此，却实在令人惋惜。医者，悬壶济世也，如今救人成了买卖生意，还是暴利生意。现在许多医院就喜欢进口一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贵重药品，还这美其名曰是提高了医疗水平，但这账终究还是要算在病人头上的，而且究竟是否真的提升了水平，也还是模棱两可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得了重病，既没有钱也没有所谓的医疗保险，那么在当下这样的医疗体制下，大概就只能等死了。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面临或者已经面临过医疗保障的问题，这是个很头痛的问题。能不能有一种制度，可以让穷人在看病的时候侯不需要先付钱，哪怕看急诊的时候先救人也好，于是有些国家的政府进行了医疗改革。，事实证明，但凡搞医疗改革的，全都彻底失败，包括美国在内。在许许多多失败的例子下，我们开始了医疗改革，到现在为止，非但没有帮助到穷人，反而使医疗体系更加恶化。而且医疗改革不但在庙堂之上阻力重重，在民间也是处处掣肘，如果哪天政府下令看急症必须先治病后收钱，那么我相信到那时一定会出现医院拒诊或是以种种理由推脱的现象，或者医院直接搞出一大套繁琐至极的手续折腾死你，等看病的手续办完了，病人也死翘了。

如果我们在医疗上推行金钱主义，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谈论人道主义呢？

9.当贫富差距的扩张被允许

前面杂乱地的引了些时弊，并抒发了些个人的观点。在这里将上述的那些问题与矛盾大概归纳一下，其主旨也已十分明显，可以这么说：当前贫富差距的扩大了是获得了许可证的。

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等问题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乐趣降到了零，人们普遍活得的很艰难，并渐渐的有些麻木了。我们在未来所要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不是学者们凭空臆想出来的，无论你是底层大众，还是白领小资，又或者你是老板富商，都是不可能逃过去的。也许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并不晓得正在发生些什么，又或者略知一二，但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毫无关联。，在这里我有个经验想告诉大家，一般危机降临的时候，平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人一定会是第一批倒霉蛋，至于会倒什么样的霉，这个很难说。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你又改变不了什么，想那么多干吗嘛？”对于这话，我的回答是比较简单的，也不跟你谈什么大道理，无非是我愿意想而已，不愿去想的人也大可不必去想，哪里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又哪里有那么多深刻的道理可讲呢？认为无聊的人，则大可不必去想，继续陶醉在自己的美梦当中就是了，至于梦醒后会是怎样的场景，那也都是假设、如果，在醒来之前是谁都没有证据的，所以也大可不必去理会。

对于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种种的社会弊端，真正渴望去改正的人其实大都是不具备这个能力或者没有说权力的人，倘若有了这个能力之后，还愿不愿意去做这费力不讨好处的差事，这很难讲。

其实只要是关乎到个人得失的事情我们总是会很积极地的去关注的，例如房产与股票，或者理财基金等等，每一个手里还有那么点余钱的市民大概都至少在这其中之一上动过心思。发财是人人都想要的，只是我们中国人对于发财这个概念的理解根本就是错误的。

我们总是喜欢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发财的美梦。不学无术沉迷投机也就罢了，却往往还存在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从众心理，别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等到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把戏能发财的时候，那所谓的投机，恐怕就不再是投机了，变成了偷鸡，偷鸡不成还蚀把米，这就是我们爱干的事情。

现在的房产市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有人都知道买房子可以升值，纷纷将自己的积蓄投进去，房价的持续飞涨让我感到恐惧，而大部分人却还在浸**其中。暂不论这笔财还能发到什么时候，单是这种行为，就给社会制造出了一系列的麻烦。人们争前恐后的投资房产，结果却意外的使房价更高了，使得人们住房的负担更重。一大批企业老板们放弃了踏踏实实的经营策略，也纷纷跑去玩这把戏了，结果又意外地的让一些人失去了工作。，这失业的人们铁定了也都是买不起房子的，最终就只能看着别人渐渐阔绰起来而抱怨几句了。

缺乏监管的股市和全面商品化的房产受到追捧的结果无非就是多制造出了几个阔绰的富豪，同时让一部分人变得更穷。要说这一切不能使贫富差距扩大的话，恐怕鬼也不相信。放眼望去，现下凡是地方上大力支持的行业，其功效也大体都是如此，在造福了一部分人的同时又祸害了另一部分人。，事后，那些从中得了便宜的人自然要歌功颂德，而那些被祸害了的人，却又发不出什么像样的声音来，偶尔有那么几个能出声的，也都叫得像乌鸦似的，最终也都被那黄钟大吕的声音给盖了去。

信息的垄断、资源的垄断、权力的垄断，这些本身就是极易造成贫富差距的危险因素，必须要得到有效管制。美国人是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明白社会的资源与财富必须不断地的循环往复，稍有人做大，便要反对其独大，尽可能的实现均匀分配，如此才能够使社会经济长久有力地的发展下去。

公共资源的商品化垄断加上投机倒把的心态，让贫富差距的扩大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各种公共资源成了投机的对象，穷人该怎么办？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一辈子也只能买套房的情况下，穷人们也开始想方设法的钻投机的空子，渴望一夜暴富，于是整个民族就开始浮躁起来，成了一个跳舞的民族。

从过去到现在，社会背景下的生产穷人的工厂是一直存在着的，并且在不断的地发展着。，但今后究竟是该让其关闭，还是应当颁发许可证令其继续运转下去，怕是各方都有自己的说辞的。但无论怎样，我始终认为只有将这工厂彻底的封死，才能使贫穷的瘟神离开人间，可是定睛一看，才发现这工厂的建设者们竟然有很多都是穷人。当贫富差距的扩大被允许下去，结果很难想象，当一个社会两极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那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