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不灭——黄学增

黄学增（1900～1929），原名黄学曾，广东雷州半岛遂溪人，是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广东西江、南路和海南岛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海南岛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广东南路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宝安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1929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海口市英勇就义，年仅29岁。

岁月不改英雄色——传承

广东雷州半岛上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村子，敦文村。说它远近闻名不是因为它富裕或者走出过什么大人物，而是因为这里秉承的颜色。不大的村子却有着为数不少的纪念馆、纪念碑或者烈士陵园。而且不难发现一个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村子的各处：黄学增。

八十多年前，革命烈士黄学增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子中。世代穷困的长辈希望这个新出生的孩子可以读书识字，光宗耀祖，遂起名学增。这个孩子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村子的生活面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里的村民并没有忘记黄学增。相反，他们一代代把革命先烈的故事和精神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村子里随处可见到像黄学增纪念小学、黄学增科技大楼这类建筑，甚至还有1960年周恩来视察湛江时，在他亲自关怀下建立的黄学增纪念馆。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无论步履蹒跚的老人还是快乐无忧的孩子，每个人都能随口讲上几段烈士的故事。“他是英雄，是我们这个村子永远的骄傲。”村子的负责人这样说。

在这里，红色的信仰传承不息。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听着烈士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仅有八百多户的村子竟然有六十多名党员，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这些党员中年轻人占有相当的数量，这也让担心烈士精神的传承出现断代的老人们倍感欣慰。

村子里经常组织一些纪念活动，提醒自己勿忘先烈的同时，也想让烈士的精神传承发扬光大。2007年敦文村在黄学增文化科技中心落成庆典时，举行了纪念乐民农民武装起义打响80周年纪念活动。2009年8月12日，黄学增就义80周年，又举办了纪念黄学增就义80周年纪念活动。

现任村委领导表示，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进一步加强下一代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经村民讨论，决定全面恢复建设极具历史价值的雷州特别支部、雷州青年同志社成立旧址，建设乐民起义纪念馆、乐民起义纪念碑、乐民起义烈士陵园等，把敦文村打造成广东省著名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革命之火传承不息，想必烈士的英灵在九泉下也将欣慰了。

跋涉千里求知路——成长

九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向来以干旱著称的雷州半岛更是多日滴雨未下。地面被炙烤得龟裂开来，一条条手臂粗细的缝隙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张恐怖的大网覆盖了整个天地。中午的大路上走来一个疲惫的身影，这是一个年轻人。满身的尘土和干裂的嘴唇显示他已经跋涉了很久。这条大路方圆百里都没有人烟，最近的城市就是几百里外的广州城了，难不成，他要走到广州去吗？

这就是刚从敦文村走出来的黄学增，这年他20岁。他一路走来，跋涉千里前往广州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求学。初次离开家乡的他脑中满是乡亲们眼中的殷殷期盼和新婚妻子的依依不舍。但是他没有选择，为了未来，为了乡亲们的期望，他必须离开家乡去寻找出路。他攥紧了拳头，望着没有尽头的前路，眼中充满坚毅。

世纪之初的雷州半岛一片混乱。封建官员、割据军阀和地痞恶霸的势力交织在一起，生活在缝隙中的百姓们苦不堪言。辛苦一年的收成还不够缴纳地主的租金。各种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什么屠宰、酿酒、捕鱼都要交税，就连种的蒜头红薯也要交税。而且地主土豪们还在不断地巧立名目，多如牛毛的苛捐连他们自己都记不得名字，反正要压榨出百姓们身上最后一分钱就对了。1900年

，黄学增就诞生在敦文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由于家贫，黄学增从小就要下田里干活，直到13岁才开始读书，后因家里实在供不起，被迫辍学。人民的悲惨生活，家庭的辛酸景况，在黄学增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促使他认真思考：出路在何方？希望在何处？后来，在乡亲们的资助下，刚刚结婚的黄学增考上了公费的甲种工业学校，他背起简单的行囊，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求学之路，前往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的首府——广州。

此时，“五四”运动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消息正在广泛传播。新鲜的空气和前往未有的氛围深深吸引了刚刚走出偏僻农村寻找出路的黄学增。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广泛阅读各种理论著作。同时结识了一批当时正在学校学习的进步青年，像阮啸仙、周其鉴和张善铭等人，这些人以后都成为了名动一时的农民运动领袖。他们一起投身到各种进步活动中，在一起讨论和交流学习心得，增进斗争经验。在学校期间，他和阮啸仙等人一起组织了学生罢课运动，成功驱逐了学校的反动校长黄强。随着斗争经验和理论修养的逐渐成熟，1922年的黄学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之一，并被选送进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他接触了农民运动方面的知识和军事素养方面的训练。学习完成后，他受党委派，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开始了短暂而辉煌的斗争生涯。

红旗漫卷农奴戟——南路

1924年至1927年，黄学增的主要活动就是领导农民运动。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工作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他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职期间的农民运动，另一个就是他领导的南部地区农民运动。

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职期间，黄学增充分利用国共合作契机，经常把一些**而棘手的问题在公开会议上提出来，让抵制和仇视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右派无可奈何，有力支援了各地农运声势。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会议期间广东省高要县的地方势力趁各地农运领导人离开驻地参加大会的机会，纠集起散落的保安民团和地痞流氓等反动武装数千人，包围了当地多处农运发展较好的乡镇。猝不及防的各地农民协会会员虽奋起反击，但最终因寡不敌众遭遇惨败。有上百名农民协会会员被打死打伤。消息传到会场，顿时一片哗然。不但引起共产党员的无比震怒，就连与会的国民党右派也没想到这些地方势力居然如此不择手段，敢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公然杀害这么多进步农民。

经过认真的调查后，黄学增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中山、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提议大会火速派出精锐军队前往惨案发生地，镇压反动武装，救治无辜百姓，同时严惩凶手，绝不姑息。在与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等人的支持下，大会通过决议：电令驻扎在附近的叶挺独立团迅速发兵高要地区，以解当地之围。叶挺所率领的独立团装备精良，作战英勇，且部队中大部分中级军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队急行军到达高要后，立即发起进攻，迅速击溃了反动武装的乌合之众，解了当地之围，挽救了大部分革命火种。

大革命发展到**时期的1926年，全省统一的广东形势一片大好。各地农民运动也由地下转到地上，秘密转为公开。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让党组织对这一时期的工作方针做了调整：将整个广州地区划分为七路，其中南路包括十五县二市，由黄学增任南路办事处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和领导南路的农运活动更上一层楼。黄学增敏锐地观察到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貌合神离，应该趁现在的合作机会迅速壮大己方力量，以备不时之需。他利用手头掌握的资源，尽力在南路的重要工作岗位安排共产党员，充分保证了党对南路农民运动的绝对领导。

在领导南路农运期间，黄学增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终于，整个南路的运动队伍迅速壮大，各地农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冒

出来，农民协会的会员数量也突破到数十万之多。一时间，在南路地区，百姓们事无巨细都要找农民协会解决。农民协会已经成为当地国民政府之下的“第二政权”，甚至影响力在百姓心中犹有过之。此时，南路的农民运动达到了最高峰。

血战琼崖终陨落——就义

1927年的南方血雨腥风，蒋介石这个伪君子终于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悍然于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上海、广东等城市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人人自危。无数革命志士被杀害，烈士的鲜血把自由的大旗染得更加鲜红。

为保存革命力量，黄学增随广东省委转战各地。陆续策划和领导了高要领暴动和广宁县暴动，但由于暴动准备工作不足，反动敌人的势力过于强大，这两次暴动都失败了。这两次的失败让黄学增意识到暴动的农民义军中存在着很多隐患。比如说暴动队伍组织涣散，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武器弹药极其缺乏等等。如果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那么以后的暴动还要在失败的怪圈中轮回。

不久，黄学增接受了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前往海南，恢复并领导在敌人清洗后受创严重的琼崖党委及武装。

黄学增赶到了琼崖特委所在的驻地，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虽然来之前早已对琼崖革命力量遭到破坏的情况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居然这么严重。曾经的琼崖革命形势很是乐观，但是前不久琼崖特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提出了“革命的**已经到来，占领全琼崖”的口号，最终导致全面失败。不仅数名前琼崖特委领导人牺牲，而且剩下的几位主要干部也都暴露了身份，再也不能公开活动。最严重的是，琼崖各地的农民协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作为武装力量的红军也损失惨重，十不存一。几天的走访下来，黄学增真是触目惊心，残留的琼崖党委机关缺吃缺穿，部队缺员缺武器，后方医院中数百名伤员缺粮缺药。这些困难都摆在了黄学增面前，一时间，他也有了种束手无策的感觉。

但是，黄学增很快就调整好心态，着手组织工作。首先他根据现有琼崖各级负责人大都暴露身份的情况，把全岛内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幅度很大的调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干部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能放开手脚去工作。接下来，黄学增深入各县发动群众，在开展土地斗争的同时招收大量红军战士，将被打散的琼崖武装重新建立起来，并有所壮大。一段时间的训练和休养后，黄学增主动率部出击，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敌人妄图彻底消灭琼崖革命武装的企图。

暂时解决了围困问题后，黄学增没有贪功冒进，而是指挥部队进入山区，寻找补给，继续训练以提升战斗力。

1928年的广东省委还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路线，依然以占领大城市与敌人分庭抗礼作为斗争目标。而此时的黄学增显然受这种“左倾”思想的影响很深，他坚决拥护省委决定，不久将琼崖党委机关迁移到海口指挥领导岛内工作。

由于远离根据地，机关完全脱离了与各部队间的紧密联系，导致各部陷入各自为战的危险境地。但黄学增仍然没有采取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坚持将党委机关留在城市中，为日后失利埋下隐患。

浴血奋战的各部琼崖武装终不敌反动派疯狂围攻，损失惨重。而位于海口的琼崖党委机关也陆续被敌人破坏。1929年7月，黄学增在海口福音医院的秘密藏身处被叛徒泄露，他不慎被捕。

巧合的是，此时监察琼崖地区的反动头目不是别人，正是黄学增当年驱逐的甲种工业学校校长黄强。虚伪的黄强妄图以师生情谊劝降黄学增，并许以高官厚禄相**。黄学增觉得很是滑稽，在他看来校长大人的无知比起当年的无耻犹有过之。无计可施的反动派终于不再抱有招降的幻想，最终杀害了黄学增。

黄学增的一生短暂而光辉，在他仅有的29个年头里，不断地求学，成长，战斗。最终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虽死犹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