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工业文明已经或即将带来的新问题，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家先后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这里以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为代表，加以分析介绍，以期抛砖引玉。

一、浪漫主义的理性价值

浪漫主义通常是指肇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德国，然后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并待续到19世纪40年代的人文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最先对启蒙理性所带来的人类精神生活的片面性的反思。因此，我们就从其对启蒙反思的具体内容入手，来把握其产生的原因及其思想史意义。

首先，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过度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反思。启蒙运动是人类利用近代科学革命带来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建设一个新社会、新生活与新时代：“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是一群勇于去探索未知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们是在鼓励人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的整个生命与存在。”[14]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至少在其主要趋势上是一个致力于使思想和生活简单化和标准化的时代--以它们的简单化方式来达到标准化”[15]。因此，启蒙运动在变革传统时也存在把理性实用化的倾向：“启蒙思想家们在运用理性和提倡自由时，自始至终都是怀着实际结果的目的的。”[16]理性的实用化，以及在其指导下生活的标准化，必然导致本来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日渐失去应有的多样性而日趋平面化，削弱了理性的科学光芒。因此，浪漫主义对启蒙理性进行了修正：“它们（浪漫主义思想）在深层次上是一些与启蒙时期的纯粹理性主义学说完全格格不入的观念。其时尚的首要影响是微妙地、逐渐地把这样一些品味和哲学假设中的几个介绍给欧洲人，这种影响在18世纪末采用了一种有意识的和进攻性革命运动形式，浪漫主义名称通常被应用到它们身上。”[17]这也许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内在张力。为了裨补启蒙运动的不足，浪漫主义者“试图平衡对于理性的运用，因此强调知觉、情感和想象在知识来源中的重要性”[18]，才使浪漫主义运动发展壮大起来。

其次，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后欧洲保守主义统治复活的反抗。启蒙运动为现代社会作出了详细的规划。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实现这些规划付出了巨大的流血与牺牲。经过血雨腥风的革命洗礼，欧洲各国形成了现代国家政权的雏形，同时生成了新的政治观念，比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平等、博爱等等。随着拿破仑对外征服，这些观念广泛传播，逐渐为大多数进步者接受。然而，随着拿破仑的失败，以1815年维也纳会议为标志，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又开始采取加强专制与集权的统治方式，并且形成攻守同盟。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宣扬民族主义为代表，反对恢复专制主义思想就成为19世纪初年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内容之一。与恢复专制倾向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相比，这种以新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思潮无疑是先进的，甚至是激进的。

最后，浪漫主义思想也是与哲学革命成果的互动结果。“大约在这个时期，可以说发生了三个革命。它们不期而遇，互相重叠，相互影响，但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它们是法国革命、康德革命和浪漫主义革命。”[19]浪漫主义思想与哲学革命互动，是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康德三大批判从哲学史角度整合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防止理性被片面扩大应用的可能。由于“康德的关注焦点并不在于超验的或自然的世界，而是像卢梭一样，集中于人--人的经验、人的思考，以及人的意识与想象的创造性力量”[20]，所以康德哲学可以算作是哲学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则是通过文学艺术等手段，在更接近人的生活实践的文化领域全面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重新寻找人的整体性价值。

与启蒙运动提倡在理性原则指导下，国家要稳定和政治秩序、社会生活要平稳和注重实际、艺术也要以实用的功利主义为指导不同，浪漫主义反对将自然也理性化（极端的口号是“征服自然”），主张对自然保持神秘的兴趣和敬畏之心。浪漫主义者在艺术上反对以功利主义为指导，主张以美学标准来衡量艺术的水准。同时，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创作中，要以强烈的情感作为基础，从人自身的感受来体现生活与艺术的美。浪漫主义者在政治上强调对新观念的接受，比如民族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反对专制的复活，同时也对新的政治体制可能形成新的不合理保持警觉。人们普遍认为卢梭是浪漫主义思想的鼻祖，因为“卢梭的生活经验使他意识到鼓励心灵的重要性，他孜孜追寻的是心灵与头脑之间的平衡、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平衡。这种对于心灵与情感的强调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浪漫主义运动是19世纪初期统治了欧洲思想界的知识分子运动”[21]。在卢梭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中有言：“（我的）基本关注在于，教育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孩童的自然天性。”这与当时流行的注重培养圣贤的宏大叙事不同，卢梭注重教育对“人的天性”的培养。

浪漫主义作为与启蒙运动接踵而至的又一个影响欧洲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其意义首先表现在为理性作了合理的划界。这种划界防止理性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的理性庸俗化，保持了理性的科学性。其次，浪漫主义运动为了防止理性的过度使用，有时也采取了贬低理性价值的方法，“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是对工业社会日益侵犯个人自由的一种反抗”[22]。随着现代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显现，浪漫主义所开辟的对待理性的两种方式为此后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主要的思考方向，即对理性拓展的方向如马克思主义；以及非理性的或批判的方向，如20世纪初期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及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盛行。

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病的诊治

马克思通过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东欧剧变，自由主义欢呼“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之时”，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对此作了回应。“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也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23]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症候有着最透彻的分析：“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迫使工人放弃自我经营的生产模式，受雇于资本家，他们是挣工资的奴隶。工人靠出卖劳动为生，在劳动的过程中，他与自己的劳动成果“分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在生产着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人自身，人与劳动成果的分离也就意味着与人自身的分离，因为在生产的流程中，工人是被迫的，作为一名能够制造事物的人，他不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为一个被雇佣者，工人失去了创造的自由，他被降格为用劳动换面包的动物。资本主义强调私有财产，让少数人拥有所有权。失去了所有权的工人在这个充满了商品和机器轰鸣之声的世界中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悬浮物”，他除了依附于资本家外别无选择。他们是工厂制度里可怕的牺牲者。

马克思熟谙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强调社会阶级并坚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马克思则认为“财产即盗窃”。在马克思之前，蒲鲁东也持这样的观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分析，透彻地指出资本之产生是依靠暴力，通过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得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不是出于道德的义愤，而是要为被资本主义制度奴役着的人类寻找一条出路。马克思研究现象变化的法则，他把自己的方法论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它努力从社会关系中探寻秩序的必然性。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法则不仅独立于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而且决定着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背后隐藏着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他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法则。

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的眼中，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求是资本的本性，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是资本家追逐更高利润的唯一选择。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然而资本进入流通过程时受到两种限制：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二是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即货币的限制。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完成的，流通业受到交通、运输、通信、商业体系的限制，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总是试图突破现有的限制，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在不断地改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限制。资本的这种本性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出来。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创造性的破坏”，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创造性破坏的集中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资本本身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格表现得越突出，经济危机对社会肌体造成的伤害就越大越深。从1825年的经济危机至今，经济危机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不断更新的表现形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本质。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我们就无法回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

三、非理性主义的抗争

非理性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与浪漫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理性使用不当所作出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从哲学发展史内部，对思辨哲学的方向进行调整，从以抽象理性为出发点的唯心式思辨转向以人为出发点，同时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式思辨，这样就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平衡了西方哲学自笛卡儿以来的主客二分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将其视为人文主义文化思想之一种。这是一种对理性进行平衡与完善的方式。与这种方式相反，对理性采取否定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从理性的对立面，主要是从人的情感、意志、本能等角度出发，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寻找新思路，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化思想被称为非理性主义。

非理性主义所面对的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具体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理性本身的危机与人自身的生存危机。这两种危机归因于西方传统哲学一直潜在的主客二分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突显：“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情感、意志等因素从构成认识的整体环节中分离出去，孤立起来，否认主体的情感、意志的作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破裂，而失去了活的联系。在理性认识的支配下，世界被撕成概念的碎片，人被抽象为理性化的东西。由此决定了人的生活是片面的、抽象的，在主客体二分的世界观、认识论指导下的人生，完全被理性化、客体化，人的真正本性被遮盖了。”[25]

因此，非理性主义思想家为了解决理性主义所带来的问题，都采取了转向人本身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从人的意志、人的直觉、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异化等方面思考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体现出的生命意义与生存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说主要包括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派、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

（一）唯意志主义

唯意志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然后在欧洲不断传播与盛行。唯意志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主张意志是世界本质也是万物的本质。唯意志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叔本华、尼采，英国的卡莱尔以及法国的居约等。

叔本华1813年以《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形成了他的唯意志主义思想。1818年，他出版了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标志着其哲学思想的成熟。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质，“世界是我的表象”。在叔本华看来作为一切现象的本质的意志是一个绝对自由的自在之物，这种本质性意志的基本特点是为了求得生存而永不疲倦地充满欲望和冲动。这种对欲望和生存的追求是不受理智控制的、无止境、无目的运动。在这种永不停滞的流转变化中，产生出世界万事万物。因此，人也是意志的体现，是生命意志的表象。由于作为人的本质的意志体现出为了生存而对各种欲望的无休止追求，但又永远无法满足，所以人的生存是空虚的、无聊的，从而导致悲观主义哲学。

尼采继承了叔本华将意志作为世界本质和生命本质的观点，也承认意志决定世上万物发展、变化。但是，与叔本华的生命悲观主义倾向相反，尼采把具有本原性的意志发展为权力意志。尼采很有可能受到达尔文主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的影响，他认为真理的标准就是提高权力感，因此权力意志是人以及人的认识本质。同时，尼采认为世界是永恒轮回的，权力意志因此就不断地在轮回中永远存在。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尼采开始对现实世界中由于理性的片面性所带来的如叔本华所发现的生存空虚类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颠覆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有：“上帝死了”，因此要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因此，作为主体的人要在权力意志的主导下，超越自我，做“超人”，历史上推动历史发展的人都是超人；作为超人的人，要否定现实，创造未来，因此批判理论也成为尼采创造未来的重要思想成分，尼采对基督教、传统道德以及其他社会思想都作了全面批判。批判旧道德的同时，尼采提出了英雄道德说，也就是主人道德，来替代在传统的专制传统下形成的奴隶道德。

（二）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产生于19世纪，贯穿于20世纪，广泛传播于西方各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狄尔泰、法国的柏格森和英美的怀特海。生命哲学家试图以人的生命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来解释世界。这样他们就“赋予生命的本质不是生物学上的，而是本体论的意义。生命的本质不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而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力，一种可以自由释放的能量，可称之为‘活力’或‘生物能’”[26]。生命的意义在于生成和创造。这一点不但在观念层面，在生活与伦理层面也是这样。生命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的道德生活应当是创造，而不是服从；应该是实践，而不是沉思；应该是进取，而不是保守”[27]。生命哲学家们这些观点实际上同近代人文主义的主要思路是一致的，即努力寻求对理性过度使用所带来弊端的消解方式，其特点是企图以人为中介，以人的现实生命的存在与生活规律来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分立这一传统理论难题。

（三）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又称心理分析，是由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弗洛伊德创造的。从弗洛伊德和布鲁耶尔合著出版的《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到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梦的解析》，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趋向于成熟。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一编的绪论中说：“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者美誉的成见相冲突。”这段话表明了他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意义，那就是对理性成见的反思。实际上，就精神分析这一主题来看，本身就是回归人类自身，摆脱理性长期统治人类的鲜明表述。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应该从精神上对人类的历史重新进行根本的审视。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想把人类从迷信和幻想中解放出来。”[28]

弗洛伊德学说是从精神疾病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这一学说的第一个发现就是无意识说（有人亦称为潜意识说）。所谓的无意识是对早年的一些记忆在意识中的排除（比如一些不快乐的记忆），在弗洛伊德的研究看来，这些被排除的记忆其实没有被消除，而是仍然存在于人的大脑意识以外的部分，被称为无意识。这种排除被称为抑制。其实，人格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对一些引起欲望的意识进行抑制。这就涉及他的第二个学说，即三我说：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无意识的核心，代表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追求快乐的原则，同时本我中也存在一种死亡欲望，即倾向于毁灭和死亡的欲望；自我是理性对本我克制的结果，本我追求快乐，但是为了在现实中追求快乐不与别人发生矛盾，就要抑制可能导致他人不快乐的欲望，从而在社会中保持和谐；超我是指良知或道德，代表着社会强加给每个成员的外在道德价值。总之，在社会上，超我运用理性约束自我，抑制本我中不当的欲望。从这一角度出发，弗洛伊德也提出了人类文明本质的观点。他认为文明的进步是以不断抑制个人的本我为代价的，因此否定人类文明进步论。

精神分析学理论提出后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理论被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对整个20世纪的思想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四）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以研究人的存在为主要旨趣。存在主义20世纪20年代发源于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中心转到法国，并流行于美国、意大利等国。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主要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蕴涵的严重矛盾以极端的形式反复暴露出来。同时，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人们面对现代化这一巨型历史车轮永不停歇的前行时，越来越感到生存的迷惘。在高强度的工业化大生产中，人们都成为生产线上一个机械的零部件，失去了整体感，由此引发的人的空虚、烦恼等成为困扰大多数人的问题。因此，存在主义把个人的生存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研究人的生存体验、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的心理体验等等，把握人的存在方式和特点。存在主义思想先驱有丹麦的克尔凯廓尔、德国的胡塞尔和尼采。存在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法国的马塞尔、萨特、加缪、梅洛·庞蒂。存在主义对20世纪西方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美国出现的所谓“垮掉的一代”现象，都与存在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关。[29]

（五）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批判学者群体的称呼。在西方这一学派被普遍当作“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我国也常常被当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面临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即工业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全面批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一学派的重要思想家有M·霍克海默、T·W·阿多诺、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为什么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工人阶级都屈服于资产阶级蛊惑与欺骗？为什么少数法西斯分子操纵了大多数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德国人……为什么人民群众在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革命之后，又在新集权主义的铁腕下，陷入新的奴役和压迫……等等。”[30]面对这样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主要利用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形成了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后将问题的焦点集中于意识形态。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平息和制止一切批判的危险，他们用批判理论鼓励人们说‘不’，保留发挥否定的权利”[31]。需要强调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不仅仅是批判，他们也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

四、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化问题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被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所谓后现代是针对现代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正是在以科学与进步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也开始发现现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现代化问题日益尖锐：“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社会对理性观念、人的自我控制、社会进步等信念发生怀疑；二是科技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使西方社会伴随知识增长，人与世界隔离、人性萎缩和分裂。”[32]对于以这两个问题为代表的现代化问题，思想家们认为在现代的思维模式下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实际上从浪漫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再到非理性主义，都在持续不断地从现代化进程寻找解决现代化自身问题的方法，结果收效甚微，至少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这样。于是，学者们开始思考跳出现代的牢笼，从外部思考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最初主要体现在艺术与建筑上对古典风格与现代模式的历史突破上，然后逐渐扩展到文学、美学、哲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在这些领域全面出现了对既有模式批判与革新的倾向，后现代主义开始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的标志是利奥塔1970年发表的《后现代的知识状况》。从利奥塔开始，后现代思想家开始对现代进行全面反思，同时提出相应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理性的失误在于帮助科学取得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的表现是科学利用哲学式的“宏大叙事”方式制造了关于人性解放的神话和知识统一性的神话。这两个神话一个代表了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一个代表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两个国家所创造的两种理性神话共同构成了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33]针对这个问题，利奥塔主张用“细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用具体学科的学科话语来代替所谓哲学的通用式话语，从而限制理性与科学的混合使用所带来的科学取代思想，工具理性主导人的整体思维。此后，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继续了利奥塔式的后现代思考：“福柯用对精神病、惩罚、性等专题研究代替对理性、社会和人的一般研究。德里达从语音与文字的对立入手，解构理性主义传统。他和其他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用写作过程代替意义的分析，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代替主观客观的关系，用文本的阅读代替真理和实在的性质。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独特写作风格和阐述的主题和角度。”[34]总体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元叙事危机与语言游戏说，死亡情结即终结论，如哲学终结论、主体终结论和真理终结论。”[35]

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到现代已经半个世纪。50多年来，后现代主义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首要功绩是唤醒了人们对现代化的迷信。后现代主义者近乎极端式的观点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述方式，甚至通过怪异的所谓后现代行为艺术，吸引了尽可能多观众眼球的同时，也让人们透过近乎荒诞的形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者揭露现代化弊端的苦心孤诣。这也是前期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贡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了，于是他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理论构建，那就是在经过批判发现现代化问题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去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出路，因此开始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方面由大卫·格里芬创立的后现代世界中心和小约翰·B·科布与大卫·格里芬共同创办的过程研究中心作出了较为前沿的探索。前者主要工作是“发起一项合作研究，为后现代世界观提供有力根据，并描绘出一个现实的后现代世界秩序的景象”[36]。后者主要是以对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研究为特点，将后现代主义研究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相结合，比如近年来结合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问题，积极参与推动生态主义理论的探索及其与现实的社会发展问题结合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当前仍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思潮，由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一思潮也必将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

[1] ［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下），董仲瑜、施展、韩炯译，473页。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译，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244页。

[4]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李常山译，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5]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4~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 哈佛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 杨寿堪：《冲突与选择：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 ［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观涛译、王太庆校，20~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30~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0]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1]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 Friedrich von Bernhardi,Germany and the Next War,trans.Allen H.Powles, New York,1914,pp.18??19.

[13] 哈佛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4页。

[14] ［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下），董仲瑜、施展、韩炯译，452页。

[15] ［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张传有、高秉江译，365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16]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8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7] ［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张传有、高秉江译，359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18] ［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下），董仲瑜、施展、韩炯译，577页。

[19] ［美］罗兰·J·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21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0]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8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1] ［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下），董仲瑜、施展、韩炯译，460页。

[22]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亚北译，308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

[23]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4~275页。

[25] 杨寿堪：《冲突与选择：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1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6]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28页。

[27] 同上书，29页。

[28] ［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罗伯特·齐默尔：《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唐陈译，212页。

[29] 车铭洲编著：《现代西方哲学源流》，184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30]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148页。

[31] 同上书，148页。

[32] 洪晓楠等：《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257页。

[34] 同上书，257页。

[35] 洪晓楠等：《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179~188页。

[36] ［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2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