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所要回答的新时代问题是通过对现代化经验与教训的反思而得以发现的。这种反思主要通过对人类摆脱封建时代束缚的两个重要理论武器--科学与理性的反思而展开。正是通过对这两个支撑现代文明的重要观念所带来的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引发了不同方向的人文主义的新思考。对理性的反思开始于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对科学的反思开始于对科学导致的人类生活碎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开始通过探索新的人文主义思想来尝试构建新的精神家园。

一、反思启蒙

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中，启蒙运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正是由于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为工业文明奠定了全面的基础，人类才最终全面进入现代化社会。启蒙运动最为核心的思想观念是理性精神。启蒙思想家正是在理性思想光芒的照耀下，全面超越了中世纪的神性观念，完成了社会主导观念的革新，由此带来社会文明类型的全面转型。然而，历史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当它完成了革命性的转折后，还要继续前行。随着历史车轮的渐行渐远，作为新的思想观念若不能保持与历史同步，就同样会被甩在历史发展的后面。作为启蒙运动指导思想的核心观念--理性精神同样如此。历史发展的关键就是不断找到隐藏在现有“先进性”外衣下面的潜在滞后因素，才能保持其固有的持续发展频率。因此，在启蒙时代之后，要想找到历史继续发展的动因，首先就要对启蒙运动的潜在滞后因素加以分析与改进，而改进的首选就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理性精神。

启蒙运动在同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斗争中，用理性解构神性后，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倾向：理性的世俗化。启蒙思想家们“通过攻击传统宗教，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关于正义的理论等方面创建新的‘人的科学’，而在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基础上为现代世界观奠定了基础。”[1]正是因为这样，此后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往往以现实性、功利性为标准。这样，人类在从神性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后，没有了崇高的目标，只能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因此，人的精神生活也开始日益凡俗化，甚至庸俗化。这样，人在精神境界上脱离了几千年来的历史血脉，为此后现代化滥觞时期所出现的道德沦丧、家庭观念的松懈等现代化弊端埋下了伏笔。这种现象被称为理性的过度使用。

理性过度使用所带来的另一个典型不良后果是人们在利用理性作为思想武器推翻旧的以君主专制为代表的“人”的时候，同时也开启了新的在理性主义掩盖下的“制度性专制”。这种所谓的“制度专制”是建立在用理性论述与构建起来的所谓“制度合法性”这一带有现代法理性质的理论基础上的新专制：“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主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2]

早在启蒙时代，卢梭就在分析文明与自然相对立的基础上，对这种对立可能产生的不平等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卢梭看来，“文明与自然、理性与自然本能相比，是一种蜕变，甚至是堕落。人类征服自然的自由并没有带来人的自由，技能的进步并不伴随着道德的进步。他对文明的批判着重指出，文明的基础是私有制。”[3]卢梭进而对私有制作为不平等的根源进行了明确说明：“各种不平等最后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他的一切。”[4]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也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不平等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向新的极权形式演化。马尔库塞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会造成极权主义，就是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也会造成极权主义，尽管后者很可能与党派、报纸的‘多元论’以及‘对等权力牵制’等等相一致。”[5]

理性过度使用带来的第三个典型问题是受到自然的惩罚。“征服自然”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现代性豪言壮语。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人们对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工业污染、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等现象的认识日益深刻，人们也开始反思理性的过度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启蒙过分地自负于人的理性能力，人越来越盲目地妄自尊大，无所不在、无所顾忌地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为宇宙的证实，肆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相应地，人也越来越多地遭到自然的报复，人在自然中的处境事实上已经举步维艰”[6]。

现代化的历程证明，近代以来人们用理性替代宗教与神性，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却充满了非理性的结果，人们也越来越受到盲目的理性自信导致的自然的反作用：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这一切都日益危及到人类生存。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对理性进行新的反思，重新从人文主义的理性中寻找人类生存的新出路。

二、反思科学

追溯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原因的时候，有两个主要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传统的复兴（这主要是文艺复兴的任务），另一个就是吸收了近代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新方法，形成理性的革新（这一任务主要是启蒙运动所完成的）。正如黑格尔认为的，哲学不能超出它的时代，正像个人不能超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一样。作为现代社会精神基础的现代理性也打上了鲜明的现代烙印。肇始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的努力下，彻底地打破了旧的世界观，树立起新时代的世界观。此后，由于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新物理学等科技的兴起，科学革命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变革力量。

首先，科学是人们建立适应现代化的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思想家们在科学革命所提供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支持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新的思考，从而形成崇尚理性反对愚昧、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崭新的世界观。

其次，人们也开始将科学思想作为人类一切思想的归宿，在不同阶段先后出现了自然科学哲学化以及哲学自然科学化的现象。[7]这两个现象前后重心的转变，说明科学日渐趋于学术的中心地位。

最后，在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形成了经济学、政治学等现代专业学科。在中世纪之前，学者往往是通才型，比如柏拉图是哲学家、诗人和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等等。但是，随着现代科学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作为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者也日益成为术业专攻的专门学家。

现代化进程开启于现代科学提供的新思维，现代化生活与生产也完全取决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然而，当科学无孔不入地浸入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细胞的同时，也开始显示出其固有的缺陷。这一问题在启蒙时代就已经初见端倪。我们不妨以百科全书派学者拉美利特（旧译拉·梅特里）《人是机器》为例。这是因为拉美利特的这部著作向我们生动地说明了在启蒙时代，人们是如何把自然科学的知识用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甚至是人本身。拉美利特吸收了当时的物理学、机械学、解剖学、医学、血液循环学的最新知识，用来解释人体的构造：“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他。没有食料，心灵就渐渐瘫痪下去，徒然疯狂挣扎，终于倒下死去。”[8]这就显示出拉美利特彻底的科学精神。他同时用科学知识解释了人体的构造以及心、脑等重要器官，认为这些器官都是机器的一个部件。拉美利特这一牵强附会式的解说，预示着科学主义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走向科学化的极端。

对于这一倾向，康德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不是机器的观点：“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9]康德的这一说法是较早对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机器化的反思。

科学主义对人类社会产生最重大影响的应该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查尔斯·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观念：“我把每一个有用的微小变异被保存下来的这一原理称为‘自然选择’，以表明它和人工选择的关系。但是，斯潘塞先生所常用的措词‘最适者生存’，更为确切，并且有时也同样方便。”[10]《物种起源》出版12年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在该书中他将自己的生物进化研究扩展到人类，并得出“人和其他动物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系的”[11]结论。由于这两部著作的出版，达尔文构建了从植物、动物到人类的全面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体系。然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开始被无限应用，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就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作为自然科学理论越界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性结果。

首先，从破坏程度较小的整个社会观念层面“适者生存”的信条，成为一些不择手段达到个人目的者的理论根据，因此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以及商业竞争中的冷酷无情。

其次，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往往被用作实行种族主义和发动战争的理论根据。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于1907年宣称：“战争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生物必需，是人类生活中不能省却的一个定期因素，假如没有战争的话将会出现一种不健康的发展，这将会排除种族的所有进步，并进而使所有真正的文明消亡。战争是万物之父。”[12]这段话正是歪曲地利用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竞争与物种选择理论，把战争说成是种族适应自然法则进行优胜劣汰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这一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此后不久德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也就明白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民族以及其他非德意志民族的残酷迫害。这些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种族屠杀和世界战争，其背后的理论根据就是被无限扩大适用范围的科学理论。因此，经历了对这些灾难性后果的反思，思想家们开始寻求在科学与人的生存之间的平衡，于是就有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新回应。

三、寻找“现代精神家园”

正如人们反思的那样：“启蒙在消解了中世纪的神学迷信后，自己也成为一种新的迷信，就是启蒙的迷信，启蒙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永恒真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制度决定论、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追求富强为最高社会理想的发展至上主义构成了启蒙迷信的主要的思想内容，所有的这些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当代社会的进程。”[13]

事实上，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有思想家从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对理性指导下的启蒙运动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强调要从人的情感方面来树立新的生活风尚。这主要体现在发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此后，人们的思考不断深入，为了回答上述启蒙迷信的各个方面问题先后出现了许多从人的自身来思考社会与人生问题的诸多文化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后来被概括为非理性主义思想流派。当西方国家大部分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日益加重的现代化病症，促使又一批思想家开始对现代化本身作全面的反思，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凡此种种，都是人类在经历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对解决现代化弊病的方法的追求，汇成了新的现代人文主义文化思想潮流，在这一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潮流对现代化沉疴痼疾的涤**下，探索未来时代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