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启蒙运动把启蒙纳入到现代化整体历程中进行考察。从这一角度思考，文艺复兴是人文的启蒙，它拉开了现代化的序幕，宣告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宗教改革对旧信仰的变革是信仰的启蒙；政治革命及其胜利后对适应工业文明的政权形式探索则是实践的启蒙。这三个具有鲜明时代主题的历史进程构成了早期的启蒙运动，成为18世纪狭义启蒙运动的宏观历史背景。

一、文艺复兴：人文的启蒙

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指14-17世纪之间，由意大利开始，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国家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这一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以及思想意义我们在前边的章节中已经作了基础性的介绍。这里主要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将其纳入到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视为发生于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远因。文艺复兴是以人文的觉醒为特点的思想解放潮流，我们称之为人文的启蒙。

从思想启蒙的意义来看，文艺复兴运动是本章区别于作为专门论述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五章的要点所在。从这一角度出发，历史上有的学者将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概括为“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2]，这种观点可以称为二发现说。此外，还有一种三发现说，即在文艺复兴后期的15-16世纪，以人文主义的兴起为基础的人的发现，以新航路、新大陆发现为标志的地理的发现以及以天文学哥白尼式革命为代表的科学发现。[3]正是这三大发现，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促进人们从中世纪漫长岁月中觉醒，开始以新的视野打量现时代，并展望新时代的曙光。三发现说是从整个近代文化演变的宏观历史叙事角度提出来的，因此正符合本书的历史叙事为主的撰述特点，因此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

人的发现是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对启蒙运动进步意义的评价之一。所谓人的发现主要含义是相对于学术界对中世纪所谓“黑暗时代”的定位而言。所谓“黑暗时代”是源于文艺复兴后期开始逐渐形成显学的人文主义学者对封建专制与基督教联合统治下的中世纪时期的批判。这一派的观点认为，在中世纪基督教与世俗政权联手统治的近一千年的时间内，人类都匍匐于神权的统治下，没有自我的独立与自由。15世纪以来盛行的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发挥着重要影响。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重新回顾与评价整个历史进程时，就发现这一观点存在着以今释古的偏颇。于是又有人提出中世纪是进步的时代，后来被概括为中世纪进步说。[4]我们今天在评论文艺复兴启蒙意义的时候，首先就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正确的分析与把握，才能保证得出相对恰当的观点。有学者也对两种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评析，认为关于中世纪欧洲的“黑暗说”与“进步说”都是片面的，应该结合史实作具体评价。[5]我们认为，人的发现，就其从宗教统治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完全应该给予肯定的成就。要联系中世纪的历史加以评价的话，在肯定人的发现的人文意义的同时，也不宜过分否定中世纪的成绩。

“地理大发现”对世界近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哥伦布为代表的近代航海家对新航路的不断开拓，导致了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不但促进了欧洲海外贸易量的剧增，从而激发了近代工业生产的跃进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地理上的大发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摆脱中世纪那种狭隘的地理观念的同时，为人们展现出比原来的世界成倍扩大的地域面积，这也就提供了数倍于现实的生存空间与无限的新希望。从这一角度说，“地理大发现”就具有了重要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因此哲学家从这一角度进一步将“地理大发现”引申为“自然的发现”[6]。概括起来，“地理大发现”对现代化的意义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1）彻底破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得人类活动的舞台由大陆转向海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创造性突破，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世界的最早起步；[7]（2）美洲“发现”后，迅速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使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都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来，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8]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是人们探索自然的一次重要成就。这一活动从思想理论上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科学的发现”没有像“人的发现”和“地理的发现”那样流行和家喻户晓。然而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用新的科学知识完成了对原有人类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突破。人们开始把理性作为知识的权威与是非的标准，而不再把中世纪所信奉的上帝与神明作为标准。这实际上完成了人们思想上的一次重要的革新与解放，为走向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社会提供了新的知识基础与信仰根据。因此，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发现。所以，有学者认为“16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既是后期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也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科学的进步对于解放生产力和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9]。这一时期完成重要科学发现的领域主要是天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波兰人哥白尼，意大利人布鲁诺、伽利略和德国人开普勒。正是由这四个人完成和完善了“天文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种所谓的天文学革命，主要是针对教会所信奉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这就从当时科学知识的核心观念上完成了对教会信条的革命。“日心说”由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一书中提出来。哥白尼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已经预料到将引起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教会的镇压，所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公开出版自己的这一著作，在他死后这一观点才公之于世。此后意大利学者布鲁诺接受了“日心说”，并提出宇宙是无限的观点。由于受到这些新知识的影响，布鲁诺大力宣扬无神论，1600年被教会作为异端烧死在火刑柱上。伽利略制造出望远镜，用实际观测证明了“日心说”的正确性。开普勒则归纳出行星运动三大规律，纠正了哥白尼关于行星沿圆形轨道围绕太阳运行的观点，提出行星是按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运行的观点。

二、宗教改革：信仰的启蒙

宗教改革是继文艺复兴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以及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基础之后，进一步从信仰的层面完成了对传统教会控制的突围，我们称之为信仰的启蒙。

在启蒙的意义上，有观点认为：“与文艺复兴相比，16世纪在德国爆发的继而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它进一步瓦解了中世纪的封建结构，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确立了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10]对于这次宗教改革的意义，人们也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总结：“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全面冲击和瓦解了中世纪的封建结构。首先，宗教改革及三大新教派的创立，大大缩小了罗马教廷的势力范围，罗马教皇在西欧的一统天下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对西欧封建制度的中心最沉重的打击。其次，宗教改革剥夺了教皇和教会贵族的特权，没收了教会的大批土地和财产。这不仅有助于专制王权的加强，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体系。再次，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教义不仅鼓舞了新兴资产阶级进取精神，也符合他们‘自由’、‘平等’关系的需要。可见，宗教改革加速了西欧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进程，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11]

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12]宗教改革正是从作为世俗封建制度思想核心的宗教信仰层面完成了对其思想基础的解构。从这一角度出发，宗教改革是对文艺复兴唤醒人的主体意识，从而所体现出的个人主义精神的进一步表彰。在人文精神的感召下，开始了对神权与政权联合控制的封建制度的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启蒙的进步和深入，是一种走向实际行动，走向用新的思想来建设新时代的实践的开始。这一实践的成功，促使人们在未来全面地展开抛弃旧的封建时代，走向新的工业时代的实践运动。这种运动将进一步深入到对适应新的工业文明的资产阶级新式政治制度的实验上来。

三、政治制度现代化：实践的启蒙

新兴的工业文明不断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要求，就开始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上来。17、18世纪的西欧先后经历了改革与革命的交替运行，最终以革命的方式迎来了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完成了制度转换，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模式。这期间，启蒙运动先是以理论指导这场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伟大变革，同时又不断总结近五百年的经验，丰富与完善并最终形成支撑现代社会制度的政治思想理论，从而也就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启蒙运动。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既是接续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的创新运动，同时也是参与新旧时代转换的革命实践运动。

（一）君主专制时代的历史转折意义

近代历史在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翻天覆地式的转变中向前发展。在经历了文艺复兴所引发的人文精神的洗礼和宗教改革的信仰转换的连续突破后，在16世纪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内，人们已经开始调整现实的社会制度，使其与历史发展相协调。但是，由于当时作为旧时代代表的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新兴的资产阶级还不能完全取代他们，所以在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先后经历了专制王权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专制王权在制度层面上主要是以君主专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新旧交替时期的过渡性制度设计，是因为这种君主专制制度既不同于中世纪政教联手的封建专制，也不同于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所形成的以代议制度为特点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以当时的英国、法国、俄国为代表，其中英法两国最为典型。在这两个国家，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封建贵族阶级日益衰落。这种新旧势力此消彼长的状况发展到16世纪初，达到了一个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时期，每一个阶级都不足以完全压倒对方。这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希望借助国王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君主成为他们相互制衡的共同依靠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君主专制的政权模式。

在英国，这种君主专制实行于英国封建主之间的内战--“玫瑰战争”结束后，1485年亨利七世上台后形成的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以及此后经历了革命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才宣告了君主专制时代的结束。

法国的专制王权统治也是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当法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力量进入均衡竞争期的时候，君主专制制度开始产生。法国的君主专制萌芽于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1483），到法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1515-1547）基本确立，到了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后），法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同时也就陷入深刻的危机中。

随着历史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就要对这种束缚工业化生产的政治制度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由于受到传统既得利益者--封建贵族势力的强烈抵制，最后就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同样，这种革命就是由传统上实行君主专制国家开始的，首先由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取得胜利，接着在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的启蒙思想引导下，终于形成了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其结果是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最终确立，同时也就宣告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全面来临。

（二）尼德兰革命--新型政治制度的早期实验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全面来临之前，16世纪发生的尼德兰革命是第一个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的胜利为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全面来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鼓舞了后来者的信心和勇气。16世的尼德兰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荷兰，当时的尼德兰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由于西班牙的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同时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商业活动的打击以及对人们信仰新教的镇压，引发了人民的日益不满。1566年8月，在一些工业城市先后爆发了以平民为主的“破坏圣像运动”，拉开了尼德兰革命的序幕。经过80多年的斗争，到1648年西班牙统治者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承认了当时联省自治的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样，经由尼德兰革命，荷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三）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

尼德兰革命宣布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立国时代的来临。这一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革命信心。与此同时，启蒙运动渐入佳境，不断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提供成熟的思想理论指导，为西方全面进入高歌猛进的革命时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首先，17、18世纪是资本主义势力发展壮大，开始超越原来封建势力的时期。在这一重要时期，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思想，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满足了他们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翻阻碍工业文明发展的封建制度的需求。

其次，启蒙运动是在文艺复兴反对神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近代理性主义的思想成果，用理性代替了神明，为人的思想解放找到了知识论的基础。

最后，启蒙运动吸收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成果，增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信心。以牛顿力学为代表，到17、18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得到了长足发展，有人将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称为科学的革命。这是因为当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在诸多领域基本上都形成了对传统思想的革命性突破。这些成就提高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能力。于是就有了一股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思潮兴起。既然自然规律可以把握，人类的社会规则同样也可以由人类自己把握，而不受神权与封建贵族的控制。

因此，启蒙思想家提出了系统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成熟理论，为人们接过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解放的大旗，完成近代历史转换的最后一搏，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学说。因此，我们可以说启蒙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理论运动，更是一场把近代四五百年以来的广义的启蒙运动变为现实的伟大实践运动。

（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探索

在启蒙运动的**时期，欧美各国都掀起了猛烈的革命运动，为建立现代化国家而斗争。以英、美、法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先后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今天普遍应用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模式。因此，17、18世纪是一个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同步进行的时代，所以也常常被称为革命的时代。新兴资产阶级通过革命胜利，将启蒙运动的成果以新型的政治制度模式加以制度化的确立，使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化运动得到了最终的实现。

1.英国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

从斯图亚特王朝开始，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势力开始了同封建贵族的斗争，先后经历了议会内部的斗争、国内战争和最后的“光荣革命”，最后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光荣革命”胜利后，1689年2月，威廉正式即位，当上了英国的国王，即历史上的威廉三世。同年3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系统地限定了国王的权利。在《权利法案》的制约下，首先英国的国王必须是新教教徒，这样就防止了代表落后势力的天主教在英国重新获得精神统治地位的可能；其次国王的军事指挥权力、司法权力以及财政权力都要在议会的许可下才能得以完全行使。这样，《权利法案》提高了议会的地位，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此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以两党制为标志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样，英国就为新的工业文明探索出第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模式。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一方面保留了国王这一传统的政治领袖的符号，照顾了人民的传统心理；另一方面，国王的权力要在议会限制的范围内行使，这样又防止形成封建时代的专制王权。这样就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原有的各种势力形成相互协商，共同管理国家探索出一个继往开来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对近代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2.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与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

1492年，哥伦布率领西班牙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揭开了美洲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这同时也是一部美洲土著居民的血泪史。在这片土地上，先后驰骋过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和瑞典等殖民主义者的铁骑。最终，英国在1763年的美洲殖民争霸战争中，击败法国，获得了加拿大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包括13处重要殖民地的广大区域的统治权。由于长期以来遭受殖民统治者的残酷剥削，1775年4月19日，在来克星顿打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到1781年10月19日，以美国胜利宣告结束。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就着手构建新的国家政权，由此形成了民主共和制度。这一制度最后由美国的1787年联邦宪法加以立法确认。按照1787年联邦宪法规定，美国中央政府由立法、司法与行政3个部分组成。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联邦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总统是国家元首、最高行政长官。这3个权力机构之间相互制约，彼此平衡，有利于防止独裁。从而，在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上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确立了另一个模式。

此后，欧美国家在政治革命胜利后，基本上都是在英国的君主立宪或者是美国的民主共和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这样，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工业文明时代的全面来临就有了成熟的政治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