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来加以阐述，并通过这种阐述来指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于当今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由于这一主题本身的性质，所以虽说整个探讨是以方法论为核心的，但它仍须在一方面涉及方法论的存在论（ontology）基础，在另一方面通达于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因此，我们的讨论将既是哲学—方法论的，又特别重要地包含着哲学与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的积极对话。

这种对话的本质重要性就在于：正像当今一切执科学之名的历史学不能不深思其方法论的前提（或预设）一样，任何已为真正的历史原则所贯彻的哲学不能不通过历史学的实践来考验其方法论，并通过与史学的持续对话使其特有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充分显示出来。然而，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哲学与史学的疏离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形而上学特别地强化和巩固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当作形而上学的“强制结构”（固定模式、先验框架），或者又被看作是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而这彼此相通的两极似乎就被调停于“经济决定论”这种粗陋的唯物主义之中。如果说，明智的和深思熟虑的历史学确实有理由拒绝接受这种粗陋观点的话，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离开形而上学的强制结构就像离开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一样遥远——它既不是二者之一，也不是二者在任何一种形式上的“混合”。不过在这里立即就提示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即真正深入地阐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突出地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现实的发现；（2）总体性的观点；（3）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如果说，在后面的全部讨论中我们将更多地从黑格尔哲学开始，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第一，这三个方面之初始的——同时也是颠倒的——形式首先较为完整地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第二，这三个方面的方法论特征最初——并且始终——是在与主观思想的对立中显示自身的，而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最有特色之处正是它对主观思想的全面批判；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最为切近地联系着黑格尔哲学，它在一切确立自身的肯定方面都表现为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脱离。

一、社会现实的发现

在西方历史学的传统中，历史学“自律性”的要求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迅速高涨起来。正像力图自律的历史学在一个方面要求彻底摆脱自然科学的规范一样，它在另一个方面要求坚决地拒斥哲学—形而上学。那种拒斥哲学的呼声在兰克的“如实书写”（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中找到了自己的纲领，并使之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按照这一纲领，历史学的本质就在于确立客观的事实，或客观地确立事实；而这里的客观性就意味着历史的“真相”或本来面目是既有的或直接被给定的，意味着历史的叙述要摆脱叙述者的情感、欲望和意志等，并且不提出任何法则，不作任何判断。

这样一种历史客观主义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部分成功，并且作为一种基本的观念形态——或者以其较为精致的形式，或者以其较为粗糙的形式——至今依然对历史学具有普遍的支配力。然而，如果说伴随着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进展，这种历史客观主义已然暴露出其全部的天真性，那么，对于一般的历史学观念来说，就不能不面对由上述天真性而引发的那些基本问题了。这里的问题首先是：那种拒斥哲学的观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是完全脱离哲学的或非哲学的？并不需要太多的深究就可以表明：上述那种疏离哲学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哲学罢了——正如恩格斯或怀特海多次指证的那样，那是一种反对哲学但却缺乏自身反省的哲学，而这种哲学的主导形式就是实证主义。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实”概念，究竟应当怎样来理解呢？按照实证主义的知识论，事实就是某种在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东西；因此所谓事实，就是指直接经验的事实，亦即在它们发生时可以被直接知觉到的事实。同样并不需要太多的深究就可以表明，历史事实（或在历史学中的事实）肯定是与此不同的。柯林伍德举例说，公元2世纪的一项事实——罗马军团开始完全从意大利以外征集，并不是可以在知觉中被直接给定的；它是经由一种按复杂的准则和假说体系来解释资料的过程而推论出来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心安理得地满足于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的错误类比，却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难题：“历史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历史学家怎样而且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够知道现在已超出回忆或复述之外，所以对他就不能成为知觉对象的那些事实呢？”[54]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尽地展开这一问题的现代讨论，但这一问题本身却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答案上去。这个答案是：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到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会的现实，并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答案从根本上来说不仅远未被超越，而且理应成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学——批判地检审其前提的历史学——赖以取得积极进展的实际开端。即使是对马克思的存在论颇多微词的海德格尔依然声称：“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55]在另一处，他又说道：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它们完全误解了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56]

所谓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就是社会的现实，而社会现实的首次绽露是与黑格尔哲学相联系的。因为比较切近地说来，正是黑格尔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第一次把理解社会现实作为一项科学（wissenschaft）的任务标举出来，并使这一任务的实现成为可能。这样一种说法也许会使常识或一般的理智感到困惑：难道看到现实还需要有人来教导吗？难道现实不就是事实或诸事实的集合吗？我们直接知觉到的某种现成之物，或实际经历过的各种事件，难道不都是真正的现实吗？不，不是的；在这种通常的情形下，真正的现实根本还没有出现，而且根本不可能出现。用一个比拟性的例子来说，历史上“现实的”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将在何处出现呢？如果我们以为现实仅只是诸事实的集合，是我们直接知觉到或实际经历过的事件，那我们可真要相信克伦威尔或拿破仑的“现实”是掌握在他们的仆人手中了。因为这些仆人不仅知道他们的无数故事，而且还直接知觉到全部真实的细节，包括他们的逸事、嗜好、隐私、个人趣味或动机，甚至还有鲜为人知的怪癖。所有这一切的集合难道就是历史上现实的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吗？毋宁说，在这种集合中历史的现实仍然可以是完全被遮蔽着的。“仆人眼中无英雄”，说的就是真正的现实隐而不显，相反却只是以全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来伪造历史。所以黑格尔曾尖锐批评“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只不过是“学究式的小聪明”，它完全抹煞并歪曲了对历史人物的真实认识：“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蕴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这种历史家便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则他所写的历史便愈为深刻。”[57]这种实用主义的治史办法，是终究要把历史弄成某种“秘传的心理学”的。

由此可见，所谓现实，特别是构成历史之本质性一度的社会现实，并不是现成的、直接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如果说，从康德的时代起我们就知道经验对象不是“既与的”，而是被构成的，那么，社会现实的最初绽露并且开始同我们照面，则首先是由于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伽达默尔把20世纪的哲学主题理解为继续批判“主观思想”这一任务，而对主观思想的批判也就是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两个方面真正说来是从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发源的：“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58]

从伽达默尔的这个敏锐而且正确的判断中可以理解到：主观思想乃是把握社会现实的基本障碍，是它的“永世的仇敌”；只要主观思想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就不可能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这个领域就将仍然是极其晦暗的。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的观点在所谓“反思哲学”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反思通常是以主观的意义被认为是判断力的运动。”[59]这种抽象的“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仅仅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如何在此一深入中切中内容的真正客观性。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从来不可能触动并揭示出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外部反思只是在“玩弄抽象空疏的形式”，而完全疏离于作为现实性的内容，即“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实质（Sache）”[60]。这种外部反思，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并且不过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主观思想—反思哲学的这种无内容的抽象性和空疏性，在所谓道德哲学中获得其突出的反映。在黑格尔看来，与其说道德意味着某种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境，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黑格尔的这个“颇有些粗鲁的简单公设”初看起来确实有点令人惊讶，但却内在地蕴含着客观精神的概念，而客观精神又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获得其哲学的证明。不难看出，在这里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康德的主观主义和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对于后者来说，“客观思想一词最能够表明真理”[61]；而这种客观思想的存在论（ontology）根据就在于：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自身（ansich）。同样不难看出，按照客观思想的立场，康德式的那种由反思而来的内在自由的情境，亦即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正义的和道德的行为均建筑在这种自由上面，如此这般的见解，由于完全弃绝现实的内容，所以只是纯粹空疏的理智；并且由于它仅仅从属于理智的抽象同一性，所以最终乃是纯全形式主义的。[62]

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必将阻滞和中断通达于社会现实的道路。与此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以真理为对象，而这无非意味着，哲学的真正内容就是现实（Wirklichkeit）。既然“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63]按照这一立场，思想——客观思想——必指派自己深入于事物的客观内容之中，亦即深入于合理的现实之中。如果说，通常的主观意识的观点对于其脱离、歪曲和伪造现实的抽象性质还是完全懵懂的，那么，主观思想的古典哲学的极致——批判哲学——甚至力图从根本上论证思想之放弃现实的优越性：它颇为自得地把对现实、真理、理念的无知当成良知，从而以哲学之名关闭了通向现实的道路。批判哲学“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64]

如果说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就是社会的现实，那么，这一度的最初开启者就是黑格尔；特别是他对主观思想的全面批判，几乎构成其全部著作之正面观点的复调。为什么黑格尔的法哲学“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为什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不仅有康德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而且还有“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65]？其基本的根由就在于：黑格尔在瓦解主观思想的一切方面，都试图使作为本质与实存之统一的现实本身积极地呈现出来，从而开辟出一条要求深入于现实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它或许可以被视为社会现实的“新大陆”对于历史理论来说的首次出现，并因而可以被视为历史理论中本质性一度的真正奠基。虽说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在其往后的发展中有不少新鲜的发明与收获，但对于执科学之名的历史学来说，这个出发点本身却是不可移易的。

卡尔·洛维特曾正确地指出，当黑格尔把现实领会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时，他便史无前例地把现实的、当前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因此，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情就在于：弄清楚哲学的内容如何就是世界的或者可经验的现实的内容。[66]黑格尔的方案是：理性与现实在绝对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和解；也就是说，作为真理的现实乃是理念，而深入到理念中去就意味着揭示出真正的现实。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把这一批判的成果突出地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中。不消说，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本身是依循现实实存的概念来制定方向的；因此同样也不消说，这一批判的根由并不在于黑格尔要求作为内容的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而恰恰在于绝对唯心主义最终依然从根本上遮蔽了社会现实。

这样一种遮蔽实出自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性质：绝对唯心主义必然要把经验神秘化，因为“现实”最终完全被等同于理念；在理念中，自我意识的理性与存在着的理性达成和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尖锐地抨击了这一根本之点。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较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清晰地指证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然而在这种分离中，黑格尔却把市民社会的矛盾称作“现象的矛盾”，并因而把本质性导回到国家的理念，并最终导回到绝对理念。这样一来，市民社会的“现象的矛盾”最终便被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了。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的矛盾乃是真正“本质的矛盾”，并且正因为它是这种本质的矛盾，所以它根本不可能通过所谓“居间者”的理念（中介过程）来实现和解。[67]因此，作为历史之本质性一度的社会现实决不在黑格尔所设定的理念中，而是在市民社会中，在市民社会之本质的矛盾和冲突中。

正是由于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的“现象的矛盾”直接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所以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本质等一方面成为对现存事物的哲学辩护，一方面使实存仅仅表现为这些理念的“化身”。马克思把这样一种哲学的状况概括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68]。在这种非批判性的浓雾笼罩下，社会现实本身便再度隐遁起来。因此，尽管黑格尔由于反对主观思想、由于要求社会现实的内容而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深刻的表达，但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正像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69]。就其存在论的基础而言，由于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不过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所以它最终体现的乃是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因而就其本质来说是精神的“内部自身”：它既意味着无限的自我意识在自身内部的“不停息的旋转”，又意味着真正的本质性被导回到虽然是思辨辩证的、但依然是抽象的思想中去。这样一来，作为本质内容的社会现实就不得不被这种抽象的思想所扼杀：绝对唯心主义所设定的那种本质，说到底乃是与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现实规定性毫不相关地生成的本质，因而真正说来乃是其“非现实的本质”[70]。如果说，思辨唯心主义正是在这里背弃了自己深入于社会现实的初衷，那么，马克思由此而开展出来的诸多批判，以及伴随着这些批判的存在论革命及其成果——历史唯物主义，正在于拯救并重新开启社会现实本身。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1]这个论断意味着存在论上的一个革命性变革。只有把这一革命的全部后果牢牢地置入当代哲学的意识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整个现代形而上学（黑格尔哲学是其完成）的决定性超越，并且才有可能真正领会经由马克思的批判性变革才开始同我们照面的社会现实本身。对于从属于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来说，社会现实还根本未曾在其视野中呈现；对于思辨唯心主义来说，社会现实只是在理念自身的运动中获得其颠倒的反映，并最终被溶解在抽象的思想中——“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72]。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社会现实乃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全部社会关系。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3]这就意味着：人的本质，从而人类历史的本质，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是从这种社会现实获得基本规定的。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核心、从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根本要义就在于：充分而彻底地把握住客观的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来描述人类的历史运动，来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变和历史现象。“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74]事实上，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已在一些基本之点上——或多或少、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占有和吸收了这一方法论的若干要素：在它们反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是如此，在它们将诸历史事实联系到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时也是如此；在罗素治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是如此，在雷蒙·阿隆概括社会学理论的要点时也是如此。

二、总体性的观点

社会现实是一总体，是一个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现实的观点不能不要求一种总体性的观点。由前面的讨论不难得出，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最终是依循精神的自我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辨的辩证法来定向的；而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依循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质的社会关系来定向的。如果说，总体性的观点将立即引导出一个总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那么，按照伽达默尔的概括，上述两种总体性的区别就在于：对于黑格尔来说，问题在于“个人如何同世界精神发生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个人在何处发现自己处于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之中”[75]。

所谓总体，就其最古老也是最一般的含义而言，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总体大于它的部分之和。即使是在这个最一般的含义中，也已经提示出在认识活动中，总体的理解对于部分的认识来说的本质重要性。诚然，总体性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现实的领域中。例如我们会说，某一历史时期是一总体，某一历史事变是一总体，某种思想观点是一总体。甚至一个文本、一个句子也不能不是一个总体，因为正像一个词的含义总是在一个句子中获得规定一样，一个句子的意义领会亦需经由文本的总体方始成为可能。较为切近地说来，并且特别是就其对于历史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说来，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总体性观点的发挥上可说是居功至伟。所以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试图履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这项“迫切的义务”时，他便突出地强调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ger）。”[76]

总体性观点在历史科学方法论上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是总体性的观点。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与总体问题有关的内与外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构成由“存在”到“现实”的辩证过渡。在这一过渡中，经由诸多环节的形式规定之被扬弃而建立起来的是：“它们是一个绝对的总体”；而“内与外的这种统一是绝对的现实”[77]。按照这种总体性—现实性的观点，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并且正因为如此，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这样一来，孤立的经验事实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表现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卢卡奇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78]

因此，当总体性的观点同社会现实的观点重合起来时，它便再度表现为同主观思想的批判的脱离。那种同样是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以“事实”——孤立的、个别的事实——的名义，拒斥总体性本身（就像它们曾经以这样的名义拒斥社会现实一样），把它看成是虚假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构造物”，或至少是否定总体对于部分——亦即现实对于事实——的优先权或统摄权。这种主观思想的理论表现，被黑格尔称为“形式的知性”或“反思的知性”；而被马克思称为“抽象的经验论”。它在与实证主义相联系的历史学中得到其当代形式的种种反映。

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反思的知性，一般是指“进行抽象的、因而是进行分离的知性”；亦即要求超出具体的直接物之上，并且规定它和分离它；但反思的知性在它的分离活动中却僵化起来，执着于这种抽象的分离本身了。[79]这样一来，知性便只是把孤立的、分离的因而是抽象的片断认作真正的实在，殊不知这种脱离了总体的片断不仅不可能反映现实，而且连它自身作为片断的实在性也消失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说过的那样，肌体上的各器官肢体，只是由于它们的统一性，并且由于它们和统一性的内在联系，方才是其所是：从身体上割下来的一只手，虽然按照名称仍可叫做手，但按其实质来说，已不再是手了。[80]“形式的知性并不深入于事物的内在内容，而永远站立在它所谈论的个别实际存在之上综观全体，这就是说，它根本看不见个别的实际存在。”[81]

反思的知性或形式的知性之所以连“个别的实际存在”也根本看不见，正是因为它疏离并且拒斥现实的总体。如果说，在这里进行抽象和分离的知性还不满足于孤立的“事实”并且继续要求着“对全体的综观”，那么这种综观只不过是“知识脱离了内容而退回到自己的一种反思”而已——于是我们在这里就再度遇见前一节中所谈到的那种纯全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了。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同样尖锐地批评了例如体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抽象知性及其外部反思：“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82]这里所谓的纯粹反思联系（Reflexionszusammenhang），就是指那种由脱离现实总体的外部反思“综观”地建立起来的抽象联系。

因此，主观思想对于整体或总体（Gesamtheit，Totalit??t）的否定，就不仅表现在它似乎是直接建基于单纯的“事实”之上，而且它可以不顾内容本身而把一般的原则运用到任何事实之上。虽说这两者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却是相互补充的——正如黑格尔常说的那样，“两极相通”。然而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第一，任何被意识到并且能够被表述的“事实”都已先行地处于某种思想的联系中了，要能够全然撇开这样的联系来谈论所谓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寻常的、平庸的历史著作家，他也相信，而且自称，他只抱着一种纯粹容受的态度，只致力于事实上所提供的史料——可是他的思想的运用不是被动的。他离不开他的范畴，而且从他的范畴来观察他心目中所见的各种现象。”[83]第二，当所谓现实还完全处于晦暗中的时候，孤立的“事实”还是根本不确定的；这里所说的不确定不是说它是不精确的，而是说它还是纯全偶然的。除非我们愿意用“事实”来指称“表象”或“假象”，否则的话，为了正确理解事实起见，就必须辨明诸实在与其本质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是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84]

在较为晚近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已经被意识到了——即使不是从其肯定的意义上得到理解，至少也是从其反面的否定性意义上得到了理解。例如，按照柯林伍德的批评意见，19世纪的历史编纂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抗拒了实证主义哲学的较为极端的形式，但它仍然接受了实证主义纲领的前半部分（收集事实），而只是排斥了它的后半部分（发现规律）。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学还是完全依照实证主义的精神来领会和设想“事实”的：一方面“事实”被当作分别独立的或原子式的，于是历史认知的整个领域便被分割为无数细微的和彼此外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历史认知的主观方面也要求被一概剪除，历史学家只有权说事实是什么，而无权对它们作任何判断。在柯林伍德看来，尽管这两个方面对历史学的实践来说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却都是有害的。他指证说：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蒙森（T.Mommsen），由于无力摆脱实证主义的巨大阴影，所以终其一生的罗马帝国研究，却使他的《罗马史》不得不止于罗马帝国建立之前的阿克提姆之役。“因此，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85]关于实证主义后果的类似评论也出现在怀特海那里，他说，这种后果导致了对于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

我们在前面说过，只有当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被归结为总体时，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变为对现实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虽说对现实—总体的一切认识均需从事实出发，虽说在这两者之间必得保持一种持续不断的循环往复，但对现实—总体的把握仍然在方法论上具有优先性，因为单个事实的真理性恰恰是由这个总体来奠基的。这样一些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点费解，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非常清晰简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这样说过：在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为什么事情是如此呢？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完全由资本支配的工业部门，地租也是如此。这意味着：资本是这个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正是由于它如此这般地构成为一个现实—总体，所以“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86]；也就是说，只有经由这一总体，现代社会的一切经济事实方始能够从其必然性上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把握。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现实—总体的观点意味着双重的总体性：它既是结构的总体又是历史的总体。与主观思想只是执着于孤立的“事实”或孤立的反思规定（范畴）相反，总体性的观点一方面要求把事实、反思规定等“因素”置于一个结构的总体之中，以便从其现实性上把握它们；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总体中，每个个别“因素”自在地具有总体的结构，也就是说，作为该总体的一个部分或环节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上述因素及其结构本身又必然地从属于一个历史的总体，而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所谓事实还是反思规定，甚至包括使这些因素作为其环节显现出来的客观结构本身，都不能不是历史的——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不仅处于不断的生成变化中，而且始终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样一来，孤立杂陈的事物、事实、范畴、因素等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权就被打破了；因为历史的趋向比它们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因为它们只是在被完全“溶化”于过程之际方始作为历史总体的诸环节积极地显现出来。[87]

然而，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本质差别就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了。对于黑格尔来说，现实性总体的立场在冲破了种种主观思想的桎梏后直接导向作为绝对者的理念，亦即导向“神秘的主体—客体”：正像其结构的总体意味着范畴论性质的逻辑图式主义一样，其历史的总体意味着思辨思维之自我运动的唯心主义，因而意味着思辨理性之统治世界的专制主义。依据这样的总体性立场，黑格尔所建立起来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即思辨的概念运动；马克思称其为“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它们只是“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88]。与此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总体性的现实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过的那样，乃是在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会关系；因此，正像其结构的总体首先意味着作为人类社会之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一样，其历史的总体不过意味着这种社会结构之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在这里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明确地表现为：只有当一切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从属于这样的总体之时，它（他）们才可能作为真正的现实被理解和把握。就此马克思曾举过非常简单的、几乎每个人都不能不赞同的例证：“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89]

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正像单纯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从来不可能全然摆脱其特殊的语境以及由此而给出其特定的意义一样，任何孤立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人物从来不可能脱开一切“总体”——无论何种总体——而成为历史学实践的真正对象。毋宁说，那种试图纯全摆脱一切总体以便由原子式的“事实”来保障历史之客观性的“中立”主张，本身便是隶属于现代性总体的意识形态神话。这种神话的结果只是导致德罗伊森（J.G.Droysen）所谓的“方法论的天真”以及“阉人般的客观性”。对此我们不可能详加讨论，而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当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意识到历史事实本身的独特性质时，这种独特性质恰好是——而且只能是——通过某种总体来获得规定的；离开了这种总体，即便是事实（或事件）之间的差别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更遑论其作为历史学的真正对象了。举例来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一位无名旅游者发现了一条景色迷人的新峡谷；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而在他之前就有人发明了在宫廷里转动烤肉叉的蒸汽动力机；拿破仑有他的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而波旁王朝皇帝也有他们军事上的大胜和惨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难道所有这一切作为事实都不过是事实吗？难道它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历史差别而理应等量齐观吗？难道这些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经由某种总体而获得其特殊的光照，并因而成为真正客观的历史事件吗？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在反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突出地强调了作为一种总体性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按照柯尔施的说法，“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90]。在力图恢复总体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决定性意义方面，卢卡奇无疑功勋最著。但是，他却同时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91]这种对立，正如卢卡奇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导致了对马克思哲学方法的黑格尔主义的歪曲。[92]只有当这一点被清楚地意识到并且被牢牢地置入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识中时，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则方才表现为与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的脱离，方才能够本己地将其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纲领呈现出来。

这种总体性纲领在下述说法中得到明确的表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93]很明显，这里所谓“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正是作为现实的总体；它制约着在它里面出现从一切事物、事实、存在，并决定着它们由以显现出来的全部特点和比重。同样明显的是，这样一种现实的总体，既不是什么抽象的共相，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思辨构造，而是依循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来定向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观点首先就是其社会现实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就决不可能对立于“经济的优先性”；所谓“经济”，难道不就是指生产的社会关系吗？

三、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

然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却遭遇到许多当代的驳难与批评。赖欣巴赫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由经济史观引申出来的经济决定论；卡西尔认定马克思推崇“经济本能”；而柯林伍德则断言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一部单一的历史，即经济史，因而象征着一种“反历史的自然主义”[94]。这些批评从根本上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对于历史之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第二，这种解释因此而成为“先天”的形而上学构造。这两个方面彼此分离地出现在罗素的观点中：他既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纯粹经验主义的解释，又认定马克思给他的学说加上了与其见解的基础几乎完全无关的哲学外衣。他于是断言：“马克思的体系是杂采各家的折衷体系，关于这种体系的任何简单说法，几乎必错无疑。”[95]要是马克思的学说果真未曾内在地——本质重要地——包含着其总体性观点的具体化承诺，我们也许真要相信上述那些断言了。

然而，早在历史唯物主义草创的年代，马克思就已明白无误地写道：“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96]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些方法论要求还只是一些基本原则的话，那么在这里出现的就是其最内在的具体化承诺。这种具体化承诺是依此方法论的本性而来的：它是如此地根本，以至于只要承诺不能兑现，这一方法论——乃至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必陷于自身崩溃或瓦解的境地；它是如此地坚决，以至于列宁称其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对命令”或“绝对要求”。一句话，只要历史唯物主义中止或放弃这一承诺，它就不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存在，因而也就不再作为一种依然积极而有效的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而存在。

具体化承诺的兑现总是既包含其开展的路径，又包含其作为科学的实行。就这一点而言，黑格尔哲学仍然有理由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真理，即作为总体的现实或理念，在黑格尔看来乃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性就在于，那现实的总体不是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差别的内在发生，因而是作为自我活动的过程——理念从自身出发，经过它的异在又返回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化就意味着：构成理念的内容和意义的，乃是“整个展开的过程”，是“我们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decursus vitae）”；而“全体的开展，我们就称之为方法”[97]。因此，最简要地说来，黑格尔哲学的具体化路径就在于理念或思想的自身运动，在于其差别的内在发生，在于它作为中介过程的全部展开（思辨推理），以及作为这种展开本身的辩证法。[98]而与这一路径本质相关的具体化的实行，则体现在黑格尔体系的各分支学科中——与我们的论题最为切近者，当推《历史哲学》与《法哲学》。因此，黑格尔便坚决要求把抽象的概念或原则同具体发展的真理区别开来（“这一种区别影响哲学的全部结构”），并且坚决反对那种与实际存在无关的哲学自负：“抱了这样的思想来治理历史，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不许它保存本来的面目，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就如像一般人所说，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了。”[99]

如果说黑格尔哲学的具体化路径与实行最终仍不免于抽象的思想，那么这同样是根源于其存在论上的思辨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哲学在要求现实内容并诉诸具体化的同时，由于其立足点从属于一种虽然思辨的、但依旧是抽象的思想，特别是由于其辩证法真正说来不过是人类感性的、自我对象化活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100]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路径起源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批判，就像它也起源于对黑格尔“现实—总体”观点的决定性超越一样。

在前面全部讨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路径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它的一个经典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1]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把这个“基本原理”理解为并且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路径，不仅在于力图突出其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在于强调这一方法论纲领按其本性来说不是现成的、自身封闭的，亦即在其抽象性上适合于外部反思的；毋宁说，它只是开辟了一条道路——一条经由社会现实的总体来具体地理解人类历史的道路。具体化路径的含义在“指南”这个说法中得到有益的提示：对于跋涉者或航海者的探索来说，也许没有一样东西比指南更加重要了；但是对于一个不想挪动半步的人来说，指南就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它也确实变得毫无价值。只是因为它的具体化路径，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可能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并且才有资格作为这种方法论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