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新创，其本身就自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它不仅有自己产生的机制，包含丰富的内容，而且有自己独特的阐述内容的方式。这就需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歧见颇多，讨论起来也饶有兴趣。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有的说是劳动，有的说是人，有的说是经济关系或生产方式，还有的说是物质。这些说法尽管分歧很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有一个起点——逻辑起点。因此，他们所选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都是唯一的，具有绝对的排他性。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像其他一切科学体系一样，有两个起点，除逻辑起点外，还应该有一个研究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起点比逻辑起点更重要，因为它是逻辑起点的基础和前提。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弄出那么多的起点，彼此僵持不下，主要就是由于没有分清这两个不同的起点的缘故。

一、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

科学是范畴的体系，任何科学都是通过一系列的范畴而建立和叙述的。科学的范畴体系的建立是长期缜密研究的结果，而科学成果的叙述则是科学内容本身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因此，一切科学都有一个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问题。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而叙述方法则与此相反，它“表现为综合的过程”[3]，是“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不是一回事。我们认识或研究一个事物，不能从抽象出发，必须立足于现实，充分地占有材料，把握事物的全体。由此出发，逐一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这就是抽象，然后再把它们综合起来，才能在思维中再现具体，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因此，研究的公式是“具体——抽象——具体”，而叙述的方法则与此不同了。对科学知识或原理的叙述必须符合逻辑，叙述的方法也就是逻辑的方法。十分明显，叙述不能从具体开始，因为感性的具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只不过提供“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5]，我们无法把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同时一下子叙述出来。只有把它分解为各个方面，“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6]，然后选取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规定，以此作为起点，逐步展开事物多方面的特性，最后再把它综合起来，才能揭示出事物的具体本质。因此，叙述的公式是“抽象——具体”。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这种区别和功用，决定了一切科学体系也都相应地有一个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研究的起点又叫做认识的起点，它从研究的对象出发，是全部认识过程的基础。一般来说，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的起点也就是什么。由于任何研究的对象都是作为多种规定性统一的整体，因此，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的起点只能是现实的感性具体。但是，叙述的起点或者逻辑的起点却不是感性的具体。马克思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7]所以，实在和具体在没有经过确切的规定以前，是无法充当叙述或逻辑的出发点的，从这里出发，是什么也叙述不清的。只有像马克思那样，从人口追溯到阶级，从阶级追溯到资本，从资本再追溯到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一句话，追溯到不能再分解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因素，从这里开始，一步步地再把这许多要素综合起来，才能认清诸如人口之类的感性具体。而这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要素正是对事物的高度抽象，所以，叙述的起点只能是抽象的东西。

正因为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切科学的学说或体系都有研究和叙述这两个不同的起点。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出发点自然是绝对精神。但是，他在阐述绝对精神、建立自己学说的逻辑结构的时候，却是从纯存在开始的。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及其运动的规律时，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8]但是，他在叙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却对资本进行了解剖，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9]，“从商品开始”[10]。

由此可见，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对一切科学体系都是适用的。那么，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什么关系呢？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

第一，研究起点是逻辑起点的基础，逻辑起点是在研究起点的基础上认识继续前进的必然步骤。按照辩证逻辑，现实的感性具体虽然是研究或认识的起点，但是，生动的感性直观本身却只能认识表面的现象，达不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还必须对具体事物进行分解，由感性知识进到个别的抽象。一切科学研究的第一步都是从具体出发，经过分析，达到对事物个别方面的抽象规定。而这正是叙述或逻辑的起点。只有从抽象出发，经过综合，在思维中重新再现感性具体，认识才能从感性进到理性，实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因此，逻辑起点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在研究起点的基础上，人的认识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逻辑起点不论怎样重要，都不能离开研究起点。逻辑起点之所以能确立起来，并作为人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开端，其前提就在于，逻辑起点立足于研究起点的基础上，它也是从实在具体抽象概括出来的。没有完整的现实表象作基础，一切逻辑起点都将失去存在的根据。所以马克思在指出具体不是叙述的起点以后，紧接着又说：“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11]，一切抽象都以现实具体为基础，都是从完整的表象中蒸发出来的。黑格尔就是因为不懂这一点，所以他不是把从逻辑开始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看作思维把握现实的过程，而是把它看作现实产生的过程，从而陷入幻觉，导致唯心主义。

第二，研究起点是分析的开端，而逻辑起点是综合的起点。由感性具体经过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这是辩证认识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方法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分析是由具体到抽象，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在认识中，这个过程正是从生动的现实具体开始的，它和研究起点相一致。但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达到抽象的规定，这并不是认识的目的。认识的任务是要在思维中把握具体，揭示事物的本质，而这就需要对抽象的规定进行综合。这个过程不能从具体出发，只能从最简单的抽象规定开始。因此，它又和逻辑起点相吻合。在认识中，分析和综合相互依存，互相转化。没有分析，不能有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基础；没有综合，分析只能半途而废，综合是分析的目的。同理，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也不可分割，它们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必需要素。一切科学研究不仅要重视逻辑起点，强调从抽象到具体，而且也要重视研究起点，强调从具体到抽象。只有把两者紧密地衔接起来，才能避免认识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有一种看法忽视研究方法和研究起点在科学和认识中的意义，他们常常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反对的从人口出发的例子。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从现实具体出发的有力批驳。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只是反对把具体当作叙述和逻辑的起点，而从未反对研究或认识必须从具体开始。马克思说资本必须成为起点和终点就是一个证明。

至于有的人把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看作是他对从具体到抽象的一般否定，那更是一种误解。17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总是从生动的整体，如人口、国家、民族等出发，最后得出个别的抽象，如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指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生动的、具体的、完整的东西分解为个别方面，因而没有提供关于具体事物的完整认识。马克思之所以批判他们，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具体事物进行了分解和抽象，而是因为他们把具体事物分解为抽象的规定以后就止步了，不再继续前进了。他们不了解，抽象规定的形成并不是认识的终结，而只是为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提供了一个逻辑的起点。在他们看来，只要从具体的东西抽象出一系列简单的规定，那就意味着研究和认识的完成。马克思只是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这种半途中止的研究方法，他不但并不否定从感性具体进到抽象规定的必要，而且认为这是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完整的认识途程衔接着两条不可间隔的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2]。这就是科学研究或人的认识的具体——抽象——具体的完整过程。因此，第一条道路，即从具体到抽象同样十分重要，不可忽视。马克思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13]。研究起点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点

在区分了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以后，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点呢？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原理，可以认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点是人。这是因为：

第一，凡是现实的人都是社会的人，其本质都在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一个丰富的具体，它为进一步抽象的规定奠定了基础，符合研究起点的要求和条件。

第二，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的活动贯穿于历史的各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研究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只有从人出发，分析人，解剖人的社会生活，才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揭示人的本质及其社会活动规律。抛却人，不从人出发，一切历史活动都是虚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要害就在于，他不是从人出发来研究历史，把历史活动当作人的现实活动，而是从人的一个方面特性即自我意识出发来研究历史，用绝对精神来构造历史运动，从而把人的历史发展当作绝对精神运动的外在表现。黑格尔不是把人当作历史的研究起点，结果导致唯心史观，这个教训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但是，也要指出，这里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起点的人，决不是抽象的人、一般的人、生物学上的人，它必须而且只能是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不仅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点，而且在历史上也充当了许多资产阶级哲学的出发点。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派和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都是从人出发的；费尔巴哈更是人本主义的典型。马克思在他的世界观形成的初期，曾经受到过他们的强烈影响，把人的本质和异化当作自己早期批判资本主义、论证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当马克思强调“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人本主义表述方法的遗迹。摆脱这种影响，从抽象的人转到具体的人、现实的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也是他从唯心史观转到唯物史观的转折点。因此，只有现实的人的提法才能区别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与早期著作的界限，才能反映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多次声明，现实的人是他们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比如：

马克思在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4]还说，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5]但是，“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6]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7]

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18]

如此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禁绝“人”这个一般的提法，而非得在“人”字面前冠以“现实”或“具体”的字样不可呢？未必见得。我们所以指出“现实的人”和“人”的区别，这完全是为了尊重历史。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经花费很大力气去划清“现实的人”和“人”的界限，这个事实既然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我们今天就不应视而不见。但是，指出这点也就够了，未必需要把“现实的人”当作一个专有名词来到处使用。如果我们抛开历史，在一般意义上来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问题，那么，就不能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承认了“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因为他们所说的“现实的人”也是人，除了有特殊的针对性，一般来说，把“现实的人”称为“人”是不能算错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也只不过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才特别强调“现实的人”，离开了这个特定的含义，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点。

三、劳动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起点

人虽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点，但是叙述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体系却不能从人开始，不能就人本身来说明人。人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象，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而思维是无法在整体上同时来把握人的多种属性的。只有从人的全部特性中抽象出一个最基本、最始初、潜藏人的一切特性的最简单的规定，以此为起点，逐步展开人的全部丰富性，才能对人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说明。这个规定就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劳动。

劳动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或逻辑的起点，主要是因为：

第一，劳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19]，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20]，而这个抽象的基础是现实的人，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21]，是人的产物。实际上，劳动只是人才具有的本质和特性。因此，劳动完全符合作为逻辑起点的前提条件。从劳动出发就能对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作出正确的说明。

第二，劳动构成人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人的其他一切特性，如社会性、意识性、能动性等都发源于劳动，是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抓住了劳动也就抓住了人的根本，也就等于找到了一条说明人的正确途径。

第三，劳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是社会历史的起点。人类社会生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多方面活动和关系的统一。但是，劳动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核心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明，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2]既然人类历史从劳动开始，那么我们在叙述历史的发展的时候，就应该以劳动为起点。

正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叙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或安排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的时候，都以劳动或生产作为起点。比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3]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首先抓住了社会生产，从此入手，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经典式的概括。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4]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也同样是从劳动生产出发的。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25]

同样，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是从劳动和生产入手来叙述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的。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6]

这些例证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或逻辑的起点只能是劳动实践。

分清劳动与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存在等范畴的区别是必要的。因为这些范畴或者提出的角度，或者抽象的程度都与劳动不同，它们和劳动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比如，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存在等范畴，十分明显，它们都不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而是基于劳动概念基础上而展开的中间性的概念，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但是，这里仍需指出，正像我们不能离开劳动去认识人一样，我们也不应该离开人去理解劳动。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不要忘记，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的主体是人，劳动是从人的特性中抽象出来的最简单的规定性。离开人，劳动将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不能离开研究起点而单独存在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点，是劳动这个逻辑起点的现实前提，因而要把这两个起点恰当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