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问题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看法，是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写照。古罗马共和国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继承希腊人的公共精神，在公共空间中展现高贵的德性。然而现代工业社会赋予公共性以不同于前现代的特殊含义。当我们在当今生活中重新思考现代人的公共生活时，我们无法回避以下问题：公共性的意义如何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阿伦特和哈贝马斯都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们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共同诊断在于，现代社会需要重新建立交往行动和公共空间。阿伦特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以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治畸变为根基，由此提出她的行动和公共空间思想。哈贝马斯受到阿伦特很大的启发，但他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以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为基础，由此提出他的交往行动理性和公共领域思想。两人从不同的视角把握现代社会公共性的问题。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对于两人之间的思想关系，尤其是哈贝马斯对阿伦特问题的回应，此方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1]本章试图对阿伦特、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问题的看法作一探讨，阐明两人之间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现代性的认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德性与伦理，还是规范与权利。我们首先从他们理论共同的出发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入手，理清现代社会规范的公共性的问题所在，然后再分别阐释阿伦特、哈贝马斯对他们问题的回应。最后我们将对整个现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以此表明现代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出路不在于规范与权利，而在于德性与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