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伦特关于革命的政治思想中，非常吸引人的论述是她将关于开创与行动的思想用来解释美国革命，并且追溯到古罗马的政治思考。极善于讲故事和运用隐喻的阿伦特，这次讲到西方历史上的两次伟大的开创，一次是摩西出埃及记；另一次是埃涅阿斯从特洛伊逃出后的流亡。阿伦特说两次开创的主题都是解放，前者是摆脱奴役，后者是摆脱毁灭，两者都是为了寻求自由。通过埃涅阿斯的史诗，维吉尔想告诉我们，罗马建国者最初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罗马，而是要重建特洛伊。激励罗马建国者的精神是荷马的精神，是阿喀琉斯的德性。此后的历史一直围绕“建立全新的罗马”（new rome）和“复兴罗马”（rome anew）进行争论。从维吉尔的“伟大的开创”到美国革命建立“千秋万代新秩序”时，已经忘记了这个政治思考，不是去“复兴罗马”，而是“建立全新的罗马”，以至于“将开创追溯到前历史的希腊和特洛伊的回忆，把西方政治同开创永恒之城联系起来的红线，就此断裂，从此不能恢复”[29]。

阿伦特的阐释表达了她对现代西方政治精神衰落的哀叹，因为受启蒙思想熏陶的现代革命的启蒙刻意地追求全新的秩序，几乎摧毁了所有传统。在她看来，革命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罅隙”，是当下的历史时刻。革命不是绝对的“新”，而是在恢复中开创伟大的行动。所以阿伦特首先要做的是重新阐释古罗马的政治思考，即“开创-扩大-保存”，这被看作古罗马最高的德性。美国革命的思考在于模仿古罗马的德性，“将美国革命从现代性中拯救出来的不是自然神，不是自明的真理，而是开创的行动”。美国人基于自己的体验，寻求古罗马作为榜样，和马基雅维利模仿罗马一样，是在塑造自己的伟大历史。美国人在两方面效仿罗马。第一，宪法的精神。为了使开创的根基得以稳固，美国建国者将革命追溯到古罗马。宪法和宪法修正案保存了开创的权威，并不断扩大权威。宪法的权威既体现在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制度中，又体现在美国公民对宪法的崇拜精神中。第二，公民宗教。阿伦特说罗马宗教在原初意义上不同于基督教，religare和pietas意味着回到罗马历史的开端，即永恒之城的开创。[30]美国人的清教精神和自然神观念是保留政治思考的政治宗教。

阿伦特把古罗马与意大利公民共和国-哈灵顿-孟德斯鸠-美国革命联系起来，其政治用意在于以公民共和反对民族国家。前者的传统是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前现代传统，后者的传统是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论的现代传统。她认为美国革命和其所建立的联邦制度打断了百年来欧洲民族国家的传统。欧洲人寄希望于联邦共和，以反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有深厚的思想传统。美国革命初期，洛克说“开始，所有的世界是美国”，康德曾表达过共和国更热爱和平与自由，托克维尔说联邦“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尼采晚年也提到未来欧洲的联合。阿伦特的老师、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也是一个联邦主义者，尽管他们各自的思想背景不同，但欧洲思想家对百年来民族国家征战不止的政治现状感到绝望却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早期的和平与孤立和共和的公共精神使他们看到一个前现代的欧洲传统，一个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传统。阿伦特对美国的赞赏在于，她以为美国身上体现了真正的欧洲精神，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的平等友爱的前现代精神。阿伦特特别赞赏托克维尔，是因为“托克维尔相信，美国不是全新的，美国是欧洲精神的产物”[31]。

将美国革命诉诸前现代的古典传统，在理论上阿伦特完全进行了一场开创的革命。孟德斯鸠在讲英国的三权分立思想时，认为英国是新的现代共和国，他对其把商业作为德性并非赞赏。近来一些研究孟德斯鸠的著作已经指出这一点。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的精神时，完全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平等的精神，而不是古典政治的精神。他几乎半感慨地说，与希腊罗马的共和相比，美国的民主共和没有什么文化。尽管托克维尔很重视美国乡镇自治的公共精神，但他明确指出联邦制的基础是人民主权，或者说是中央与地方的两种主权之间的平衡。[32]阿伦特把美国的联邦制看成反对主权的分权，不符合美国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历史事实。联邦制是新兴的自由主义国家模式，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绝对主义主权国家的缺陷，我们只需要看看今天的美国就清楚了。现代国家的问题在于经济的同质性和技术中立化的扩张，消费型的大众社会在全球的蔓延，官僚统治和无人统治的横行，行动与公共空间的丧失，阿伦特对此的诊断可谓精辟，但她对美国革命和联邦制的看法过于理想，联邦制和三权分立都没有触及现代权力问题的实质。

阿伦特过于强调美国革命的前现代性，这确实和历史不符。现代宪政的基础是人民主权，无论是法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都是在此传统中，而不是在古罗马的共和传统中。现代共和国都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美国的宪法政治也不例外。事实上，阿伦特更多的不是肯定美国现代政治，而是肯定前革命时期和殖民地时期共和政治的体验，这种体验在革命后的代议制中已经被遗忘，所以她通过重新分析美国革命前的文本，要把共和精神注入今天的宪法政治中。

阿伦特这一开创性的革命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远远超过学术界，她重塑了美国建国的精神传统。美国学者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指出，认为美国革命是成功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阿伦特《论革命》这本书。她没有在自然权利的传统中解释美国革命，而是把其看作在现代重建古罗马的荣耀。[33]阿伦特对《五月花号协定》从历史传统的共同体的角度进行阐释，对《独立宣言》从不仅仅是解放而是从“自明的真理”的角度阐释。她把美国的宪政传统和公民宗教追溯到古罗马的开创与虔敬精神，所有这些完全塑造了不同于英美清教政治的政治神话，那就是美国是古罗马精神的继承者。这个政治神话在今天美国的宪法界影响深远，尤其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家所信奉。显然，阿伦特作为理想类型所描述的美国革命在美国今天的政治中并不是被看作理想，而是被当作既定的历史事实，被作为美国人新的公民宗教。

在盎格鲁-萨克逊的政治传统中一直缺少的是政治行动的**，这种**普遍存在于欧陆的政治传统中，欧陆传统常常奉希腊罗马为自己的祖先和榜样。阿伦特通过重塑美国革命开创的传统，把欧陆传统中政治行动的**带到美国。诚如潘格尔（Thomas Pangle）所说，美国人真要感谢阿伦特所注入的政治**和公民共和的精神，它们早已被知识界居于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和有些衰老的自由主义所遗忘。[34]

关于美国建国的解释在美国不仅仅是历史研究，而是历史精神的政治建构。阿伦特把美国建国追溯到古罗马，受到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来自剑桥史学派的历史学家波考克，他虽然反对对美国建国仅仅从洛克传统认识，但却反对非历史地把美国革命接到希腊罗马的共和精神上去。因为他坚持商业是美国的重要德性，而无论在斯巴达还是罗马共和国，这都是难以想象的。波考克认为联邦制和代议制是美国共和的基础，这也是古代共和国没有的。他强调文艺复兴和马基雅维利的公民德性，但仍然认为共和精神的基础是个体的权利。[35]波考克的研究坚守古代与现代的划分，并且是站在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中。

另一方面来自施特劳斯学派的托马斯·潘格尔（Thomas Pangle），他批评受海德格尔影响的阿伦特，其行动思想是反理性的极端历史主义，这种行动与罗伯斯庇尔的行动主义一样具有颠覆性。潘格尔一起批评了紧随阿伦特的共和主义者，把马基雅维利的公民德性作为古典共和主义的德性。潘格尔既要为美国建国的精神正名，又要澄清什么是真正的古典传统，“我们既不能允许美国传统，也不能允许古典传统被篡夺和伪造”。所以他极力从道德视角解释美国建国的精神，认为联邦党人的精神是理性、审慎的道德，而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残酷。[36]

在美国建国的问题上，波考克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共和的制度基础是现代国家的联邦制和代议制，商业是维系美国精神的纽带。潘格尔的研究指出，联邦党人的精神是现代英美自由主义的理性。传统历史学者指出了美国革命与洛克自然法传统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些研究更接近美国建国的真实历史，美国建国的精神并不是古罗马共和国的精神。阿伦特关于美国与罗马的精神比较，只能被看作政治神话，而不是历史事实。

今天的美国更贴近古罗马帝国的扩张，恢复古罗马的荣耀更是与其现实扩张的政治目的相吻合。阿伦特所说的“开创-扩大-保存”如果不是放在现象学的人文主义中理解，则会完全成为美国在全球输出民主、实行政治和经济扩张的意识形态和公民宗教。

我们必须回到阿伦特的革命思想本身。卡尔·雅斯贝尔斯在给阿伦特的书信中认为，《论革命》是基于海因利希（阿伦特的丈夫）和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阿伦特最终把革命看作现代人的悲剧。阿伦特在回信中说，雅斯贝尔斯完全理解了她的本意。[37]革命的悲剧色彩体现在阿伦特所重塑的革命精神，追求政治自由，追求建立在共同承诺上的共同体，反对绝对主义和暴力的统治，这种革命精神已经失去。阿伦特后来批判美国的各种意识形态，尤其是麦卡锡主义和后来的学生运动和黑人运动。现代革命充斥各种意识形态，左派与右派、保守与激进、民主制与贵族制，这些二元对立都无助于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任何开创的行动，都是对起源的观照，都是对祖先和榜样的原初体验的不断重温。这就是阿伦特为什么要重塑城邦精神和共和精神，而真正的革命精神在于不断从城邦和共和精神中体验自由，从而生发出伟大的行动。这种自由不是基于生存，而是开创公共的空间。人的自由、人的伟大行动只有在开创的空间中才能展现，人之为人的意义与尊严才能体现。我们今天的悲剧在于，我们已经忘记起源和榜样的精神，忘记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阿伦特塑造的革命精神正是要恢复起源和榜样的精神，正如同罗马精神的塑造者（维吉尔、西塞罗）为了重建特洛伊，欧洲古典人文主义的复兴运动为了重新回到希腊罗马，这些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