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政治中的权力与暴力

在当今政治理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权力政治思想。韦伯一方面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也继承了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思想。韦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深刻剖析了现代政治的本质。他对权力著名的定义是：“权力是在社会关系中，贯彻自身的意志，以防止他人反抗的机会。”[58]韦伯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权力统治，就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所谓统治，指统治者通过宣告意志以此影响被统治者的行为，从而使被统治者把统治者的意志作为行为的准则来服从。韦伯对现代政治的看法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韦伯说政治是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国家是建立在暴力——亦即宣称是合法的——暴力手段上的人对人的统治。[59]韦伯对现代政治的描述被当作客观中立的事实判断，尤其是帕森斯阐释的韦伯影响了20世纪的政治和社会科学。米尔斯认为，政治都是权力斗争，权力的极端类型是暴力，拉斯韦尔则把政治的问题概括为“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怎样得到”，都是受此影响。另外，20世纪的国家法哲学则进一步捍卫权力政治的传统，赫勒（Herman Heller）认为，政治就是将社会趋势在法律中体现的技术，权力就是为了实现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目标的社会行动。这种法哲学将韦伯所说的权力思想用法的规范形式确定下来，从而赋予国家以法律的权威。[60]20世纪的美国政治科学和德国国家法哲学都以不同的形式肯定“政治就是权力斗争”的看法，甚至都肯定了暴力是获取权力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韦伯的思想在现代社会被视为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合理性寻求依据，但实际上，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现代国家的判断是一样的。在合理性统治下的现代国家是暴力统治的机器。因此，阿伦特在《论暴力》中正确地指出，不仅自由主义左派，而且自由主义右派，都会不约而同地达成现代国家政治是暴力政治的共识。[61]这不是说，韦伯和马克思是暴力政治的赞美者，而是他们说出了现代国家的实质。韦伯试图在文化和政治上塑造民族国家的神，提升人的素质，以抵制现代社会的经济统治。马克思试图在经济生产中找到统治的合法性，并通过经济自身克服国家的暴力。20世纪各种思潮和政治运动对暴力的赞美，是现代政治中手段-目的思维的畸变。暴力是执行的工具，是夺取权力的手段，这种工具随着现代社会对技术的崇拜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20世纪的职业革命者几乎不再考虑暴力的可能性，而是将暴力看作夺取权力的必要条件。左派和右派的理论家用理论的形式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合理性。索列尔的《论暴力》将马克思主义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结合起来，萨特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存在主义哲学结合，构成左派暴力革命的理论。施密特则通过主权是紧急状态表明权威不通过暴力就无法建立。

在1968年学生运动时，阿伦特发表的《论暴力》反复强调了权力与暴力的区别：“权力与暴力是相对立的，一者绝对掌控时，另一者便消失。权力垂危时，暴力出现，但让它自行其是，结果将造成权力的消失。”[62]强调权力与暴力的绝对对立，这在现代政治中非常理想主义，但阿伦特并非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指出暴力的残酷，而是指向现代权力政治的传统会导致暴力成为合理的政治工具。阿伦特拒绝权力与暴力之间的“辩证否定”，也并非站在理想的和平主义立场上，而是尖锐地指出，如果停留在现代政治的传统中对权力进行工具性理解，将权力等同于暴力，那么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现代人对无限进步的崇拜必将愈演愈烈。

在前现代政治中，暴力存在于主人对奴隶的强制中，但在现代政治中，没有奴隶制，暴力却体现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统治中。在现代国家中的对外征战中，暴力并非是手段，而是对外扩张必不可少的内容。主权理论的发展也正是逐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绝对至上的地位。现代国家的本质在对外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暴力和扩张是现代国家的原动力。现代国家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其中海外殖民地扩张和商品的输出无不伴随暴力进行。因此，阿伦特反对暴力，从而反对民族国家的绝对统治是必然的。

二、阿伦特的权力概念

与现代政治传统中的支配与统治的权力概念不同，阿伦特提出的权力概念先于公共空间的制度建构和政府形式的组织。它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在人们的言说与行动中一直存在。但是，当言说与行动变质，权力也就无法维持公共空间的存在。“权力只有当言说和行动没有分开时才会实现，这时言说并不空洞，行动并不残酷，言说并不是用来掩饰意图，而是展现现实，行动并不是用来侵犯和毁灭，而是建立关系，创造新的现实。”[63]权力的潜在和实现不能在手段-目的的意义上理解，而必须在亚里士多德的“实现”（energeia）意义上理解。人的一生都是德性的实现，实现没有终点，实现活动本身就构成行动。权力的潜在性使它不同于力量和暴力，后者是在孤立状态中，但权力产生于行动着的人中，当行动者散开，权力就消失了。因此，权力的实现不同于物质力量的实现，权力体现人行动的能力。

阿伦特的权力概念维护公共空间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本身不是恒定的，也不是线性的时间存在。空间固守的是人之为人的理想政治存在，从而反对暴力的侵袭。这种理想在中西古典政治中都可以看到。孟子所说的“王道”政治体现的正是政治的空间性。阿伦特提出权力与暴力的区分，也是坚守理想的政治。暴力会毁灭人的复数性存在，僭主虽然运用暴力获得统治，但他仍然是孤立的，他只能靠恐怖维持统治，在他身后无法留下纪念的历史与讲述的故事，无法进入公共空间。权力与暴力相比，或许是脆弱的、不稳定的，但权力维护的是共同体政治的公共空间，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光。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在公共空间中存在从而被后人不断回忆的政治，并不是依靠物质力量的强大和暴力的征服而取胜的政治，而是体现人们之间的友爱与信任、创造辉煌的文化的政治。这种政治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但它的存在与后人对其的回忆却维护着有火光照亮的公共空间。

在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政治传统中，人性的恶设定了权力的恶，所以权力要被制约和控制，权力和人的理性对立起来。正因为如此，权力往往和权谋、暴力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些就无法使权力得到稳固。但阿伦特却并不接受这种现代政治传统的权力观，而是将权力追溯到基督教之前的古典政治。伯利克里称雅典运用权力是为了展现文化的伟大，修昔底德笔下的权力观体现人性的驳杂多变，却并没有将权力看作邪恶。因此，阿伦特受古典政治观的影响，将权力看作维系公共空间正当性存在的精神。如果公共空间是人的言说和行动在其中呈现的关系网，权力就是将行动者联系起来的关系，即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权力从不同的生长点中生长出来，在维护共同的空间中共生。因此，阿伦特赞同古希腊将法看作城邦的城墙，古罗马将权力看作联合与共生。权力分立根本上不是要限制和约束权力，因为罗马人并不把权力看作恶，而是使不同的权力处在动态的平衡中。[64]

许多人对阿伦特权力的指责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权力和行动一样是高度动态性的、审美性的，那么公共空间如何得到稳固呢？公共空间缺乏本体性的规范作为稳定的基础。[65]实则不然。由于行动本身是脆弱的、不断变化的，希腊城邦在前哲学时期对此的弥补方式不是通过哲学确定本体性的规范，而是通过对言说和行动的回忆，无形的权力正是在此当中形成。作为回忆的历史和诗歌的教化不同于哲学的回忆，哲学用技艺代替行动，用技艺的教育代替诗歌的教化，试图扼杀行动的不确定性。例如柏拉图将诗人驱逐出城邦，用哲学代替荷马在城邦的位置。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希腊的历史和诗歌记下并不断吟唱伟大的行动，从而使它们获得“不朽”。[66]在城邦所讲述的故事中，公民获得共通感，行动者、讲故事者、听故事者在共同的空间中被“净化”。因此，尽管行动是短暂而不确定的，有可能非常危险，却在城邦的空间中保存下来，公民对好坏与善恶的判断都是在“讲故事”中获得，诸如观看戏剧、祭祀与仪礼、广场上的辩论、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写作。由此可见，行动和回忆构成希腊政治开端和凝聚的两种力量，回忆赋予行动以意义，判断好坏善恶，从而激发行动者的勇气，维系公共空间的存在。

问题在于，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稳固在古典政治中的含义。伯利克里说希腊城邦政治在动态的展现性行动中存在，而不是在工匠式的技艺政治中存在，因为言说和行动构成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城邦的空间不仅仅是靠技艺性的力量，也不仅仅是靠强制性的法律和约束性的道德获得稳固，而是使火光和神性的力量驻守在空间中。在古典政治中，制度和秩序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物质性的稳固力量。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希腊城邦在当时的战争中不断变动，新的城邦和原来的母帮几乎没有政治的联系，但每个城邦中保存下来的是城邦的祭火，是公共空间的精神。而技艺性的统治，诸如家政式的管家政治、蛮族的征服政治，或僭主的暴力政治，或许是非常稳固的，但它们并不是人能够幸福生活的空间，这种稳固是毫无意义的。

近代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看到，在动态的政治中起稳固作用的是原则（principle）。每种政体背后都有其不同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政体的德性与自然，诸如贵族制追求荣耀，民主制追求美德。[67]罗马的衰亡可以追溯到蛮族的入侵、地域的扩张，但根本上是因为它丧失了自己的德性。权力是德性，这就是法的精神。但我们当今却把权力和法理解为行政性的规范和制度，这实际上是将政治中的德性问题搁置了起来。和本真性的行动一样，阿伦特的权力概念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规范和制度中的权力，后者正是从前者中派生出来。阿伦特的权力思想的核心触及的是政治的正当性问题，这种正当性指人应该在什么样的政治中生活，而我们所理解的合法性与合规范性都是在此之后的问题。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的正当性在于公共性，政治意味着在公共空间中生活。公共性不是说在群体的活动中就能产生，而是在伦理性的空间中产生。公共空间交往的基础在于信任、友爱与承诺。在传统社会的共同体中，人们依靠习俗和礼法结合在一起，人与人之间处在相互信任的熟人社会中，公共空间会在礼法性的活动中敞开。亚里士多德把友爱看作很高的政治品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同一个班的战士，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友爱。在政治共同体中，友爱构成共同体成员凝聚的基础。只有在友爱的共同体中，做出承诺和信守承诺才表明公民的勇敢和对政治责任的承担。而这些伦理品质却是现代社会的权力政治所缺失的，由此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

因此，阿伦特的权力思想直接针对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政治的正当性在于政治本身，在于公民的交往性行动。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人追求有德性的高尚的生活。放弃德性问题，所有权力和权威、规范与制度都成为外在于人的力量，成为支配与统治的“框架”。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就是这种“框架”的合法性，它却将人的个性、魅力和命运置之度外。人应该怎样去追求有德性的生活，而不是仅仅去建立稳固的制度，这是现代政治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交往性权力与策略性权力

哈贝马斯在《汉娜·阿伦特的权力概念》一文中比较韦伯、阿伦特和帕森斯的权力概念时指出，阿伦特的权力概念克服了韦伯的权力理论中的统治性和目的论，但这种高度动态性的权力无法在现代政治中实现。阿伦特的问题是严守古典政治理论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权力和暴力的界限，这在任何现代社会都无法接受。哈贝马斯在韦伯和阿伦特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即规范社会可以接受的是帕森斯的权力概念——权力是在社会体系中通过行动寻求共同的利益目标。哈贝马斯将交往性的权力放在政治体系中，通过规范性的结构和制度使其稳定。在规范的政治中，不仅需要交往性的权力，而且需要策略性的权力，诸如结构性的暴力可能在合法性的过程中不断进展，从而有利于交往性权力的实现。[68]哈贝马斯的观点影响了许多学者对阿伦特的看法，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地理解了阿伦特的思想呢？

哈贝马斯所说的权力实现是指在合法性的现代国家和社会中实现。但正如我们上述的分析，阿伦特的权力概念正是批判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性和工具理性，它本身超越现代政治理论的限制，不是在合法性的框架内部看问题，而是审视框架本身的问题所在。因此，阿伦特的交往性权力本身不可能在合法性框架内部实现。哈贝马斯看到这一点，但他以帕森斯社会学理论的角度解释阿伦特，显然是不确切的。帕森斯的权力概念是对韦伯思想客观中立化的理解，问题就在于中立化的社会体系本身。阿伦特的权力概念表明，现代政治体系本身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支配和统治的民族国家和社会。帕森斯所说的社会体系中的权力的增减、共同的利益，不过是维系既有统治的合法性，不可能与阿伦特相同。阿伦特所说的权力维护共同利益，是在公共空间的共同体中，而不是在中立化的社会中。

然而，哈贝马斯确实看到了阿伦特的权力概念的极大缺陷。这种极为理想的权力显然无法解释政治体的开创。任何政治共同体的建立都多少与暴力相关，只是在古希腊政治中，立法者的暴力被看作一种技艺活动，不属于城邦政治的行动。阿伦特坚守古希腊权力与暴力的划分，这种理想主义的权力观比较模糊和抽象，对于人类政治中复杂的权力现象的解释力非常有限。由于要特别强调政治体的正当性，阿伦特忽略了很多与权力相关的因素，诸如制度与法律，也缺乏对如何实现权力的具体构想。

哈贝马斯一方面希望援引阿伦特的理论，用交往性的行动弥补现代政治中的实践危机；另一方面，由于要通过制度性的途径来巩固交往行动，从而将其留在现代性的框架之内，哈贝马斯又论证了策略性行动的合理性。所谓策略性行动，指以某种手段来实现特定目的的活动，例如商人用广告来推销商品。这种活动虽然是工具理性，却是人类政治不可缺少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没有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理想，战争与暴力同为政治所有。因此，政治要维护理想的正当性，必须要通过策略性行动形成一系列制度，诸如现代政治中的政党竞争、劳工运动的合法化、选举投票等。

哈贝马斯所说的策略性权力是对阿伦特权力理论的重要补充，但二者的政治观念有重大的差异。对二者的详细比较，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讨论。在此，我们从阿伦特的交往行动本身来看，为什么这种策略性的行动不能被看作真正的行动。交往行动是展现性行动，但在现代社会中到处充满了劳动、技艺这些生产性行为，以及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策略性的行动，而恰恰缺乏交往性行动。策略性的行动使人的存在自然化，而不是政治化，人成为劳动和制造的动物，而不是政治的动物。交往性行动，如言说，正是在策略性的意识形态中衰败。正是策略性行动掩盖了交往性行动的展现性，从而替代了交往性行动。现代社会中劳动、技艺、暴力已经不再仅仅是策略，而成为人的本质和政治的本质。

现代政治理论中不乏策略性行动的思想，如博弈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为实现某个目标而进行策略性的商谈，它所体现的是霍布斯所说的算计理性。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也是将正义的问题放在博弈理论和契约理论的预设前提下，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种自利的价值中立的个体理性做出的选择能够作为正义的基础呢？罗尔斯设定“无知之幕”作为道德的原初状态，每个人在其中都要考虑自己的风险，因此要选择一种社会秩序弥补孤立的个人的损失。Karl Apel正确地指出，罗尔斯将霍布斯的契约论的基础与康德的道德理性结合了起来。[69]

因此，策略性行动与权力是现代政治理论对现代性的妥协。阿伦特的展现性的权力指出，权力实现公共空间，不是说在权力的展现背后还有什么，而是展现本身构成现象。现代政治理论的问题在于，总是设定一个功能性的“社会”、“合理性”或“原初协定”，它们外在于人并决定人的生活，它们总是要计划、指导、组织和发展，人的行动总是被这样的外在目标所支配。现代政治体系本身并不中立，所谓的规范和制度背后隐含深重的人的危机。透过阿伦特的权力思想，我们应该对现代政治理论的手段-目的的功利化倾向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