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这个术语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的话，哲学人类学与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是何关系？不仅在批评马克思的著作和以资产阶级的角度诠释马克思的著作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本书试图以对“人的本质”[2]概念的分析为基础回答这些问题，人的本质的概念，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起着异常突出的作用。
虽然我们的分析首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为基础，但是为了说明我们采用的阐释方法的合理性，我们必须在此阐明我们的观点：这一人的本质的概念以及更广义的人与历史的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形成的哲学概念，但也呈现和延续在马克思晚期的“成熟”作品中。晚期作品确实反对《手稿》对某些问题的具体论述，对最初的论述作出了具体的调整和更正，然而，如果不详细考察那些仅在青年马克思作品中细致讨论和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不可能全面和正确地理解晚期作品。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本质的哲学概念——某些人喜欢称之为“人类学”概念（也许我们可以沿用卢卡奇（George Lukacs）的说法，把与之相关的问题群总称为社会本体论）——割裂开，我们就会陷入不可解的二律背反，这种情况在批评马克思的历史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一方面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被阐释为从人类的“真正本质”中以人类学的方式推演出来的某种道德公理[3]，或者更糟糕地被当作来世信仰或超验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同样频繁地听到这种指斥：马克思把人彻底地消解于历史，把历史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彻底地消解于严格决定的事件、时代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简单的连续性，这使得一切价值都成为相对的，因而不可能对历史现象作出普遍有效的非实用性评判（例如道德评判）。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就是这样理解唯物主义历史概念的，从这个方面说，阿尔都塞（L.Althusser）及其学派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普遍趋势的最新版本之一（无疑也是最合乎逻辑的版本之一）。
这两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在标准的阐释中看起来根本对立，然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这两种方法构成一个统一体，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找并阐释这个统一体的可能性及其内涵。一方面，马克思赋予共产主义社会如下特征：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导致的主客观矛盾通过共产主义社会获得历史—实践性的解决，从这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他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的要点就在于批评从对人类真实永恒本性的考察“推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的企图。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不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的、具备“历史必然性”的“高级”阶段[4]——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社会生活样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因果上的和时间上的继续关系，也是历史哲学的和道德上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史前”的对抗性时代的反面，视之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人类社会发展形式，其根据之一在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将“在最有利于人类本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环境中”实现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以上引文表面上看起来属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事实上出自《资本论》。[5]
我们的观点是，在哲学—“人类学”思想方面，青年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是一个统一体。[6]为了论证此观点，我们不仅要引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文本，在适当场合我们还要诉诸马克思的晚期作品，主要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手稿。
二、人作为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
人是什么？马克思对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的探索始于一个唯物自然主义前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也就是说，人是感性的、物质的、自然的存在物，自然界的无意识的因果过程造就了人的存在。进而，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的生存依赖于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这是由人自身的生命能动性实现的和保证的：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8]。与所有自然实体一样，人也是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一方面，这意味着人是受条件制约的、受动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他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9]可以说，这些不依赖于他而为他的存在所必需的对象构成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客观的条件，他在无机自然界发现的他的主体的躯体”[10]（就普遍形式而言，这种关系对于人和动物都是成立的）。另一方面，人就如下意义而言也是受制约的：人作为一种自然生命被赋予了大量的需求、动机、自然力量和能力。
一般来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作为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的人不过是一个前提（datum），他并不关心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得以形成的人类起源过程。无疑，马克思的兴趣点在于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而非人的自然发展。然而，有些论者在此基础上主张，马克思认为人的最初的发展过程——广而言之包括独立于人类能动性的自然界的全部进化过程——在原则上是不可理解的。例如，阿克塞洛斯（K.Axelos）写道：“关于人类历史的绝对开端这个问题尚无答案。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视为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能在感觉—经验的领域得以解决；因而，历史没有绝对开端……他宣称，就逻辑而言不可理解的对象也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不存在的。”[11]
然而，这绝对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解。马克思是这样——而且仅仅是这样——说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2]马克思后来对达尔文理论的热情接纳很可能显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早期理论倾向。[13]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14]正是对人的这些特殊的人类特性分析和对人作为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的刻画确定了马克思的哲学探索的基本方向。不幸的是，Gattungswesen这个词汇的通行英文译法（species being）丢掉了马克思赋予这个德语词的一种含义：这个词中包含的关于人与动物对立的意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反复强调，动物作为某一物种的成员从属于、归附于某一个类（Gattung）；而人则是一种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可以说是类的存在物，一种类存在物——属于一种自然属性和类本质都不断丰富的存在物。[15]
然而，人与动物的差异不仅表现为术语选择的不同，也为马克思明确地加以讨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同时也是这种差异的本质，必须在人与动物各自的生命活动中寻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6]人和动物都必须通过各自的活动来满足需求。然而，动物的活动局限于获取和消耗满足需求的给定的自然对象，这种活动与主动满足需求的过程直接同一。因此，动物的活动是局限性的生命活动。首先，动物行为非偶然性地涉及的对象是受局限的，或多或少地受环境范围的严格制约——一般说来，只有当对象的物理或化学等方面的特性与动物的由基因决定的需求相匹配时，这种对象才能成为这个动物物种全体的需求对象。换言之，动物的需求对象与其直接消耗对象趋向于同一。其次，不仅作为“目标”的对象是固定不变的，构成动物活动的基本要素——动物的基本“能力”——也是固定不变的，为动物的生物学结构所决定，在本质上不可更改，因而，动物行为是依据自然规定性的一个（在原则上）局限性的范围组织起来的，在动物活动中只能建立这样一种规定性。“动物生来就有它的地位、性情、生存方式……”[17]当然，动物活动不能仅仅归结为天生的本能行为，因为动物在其生命历程中作为一个特定的有机体个别地获得的适应性习惯和反应组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同样影响着动物活动。然而，动物物种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始终限定着它的习得性反应，这是一个恒常确定的局限。
马克思把人与动物的差别概括如下：“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8]
因此，人依据其独特的人类生活活动与动物区别开来，这种独特的人类生活活动就是广义的哲学意义上的劳动。[19]“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20]以及“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1]。劳动造就了人对自然的真正的历史关系，同时决定了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因此，劳动构成了整个人类生活的基础。
劳动首先是一种以满足需求为目标的活动，这个目标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的。劳动改造和塑造劳动对象，以其他对象——自然给予的对象或更常见的人造对象——为工具，从而使劳动对象适合人类使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2]
这种中介表现为：（1）作为中介性的活动，即先于人类对劳动对象的使用（“消费”）并使之成为可能的生活劳动本身；（2）被人置于人自身与需求的潜在对象之间的、充当人类活动的导体和媒介的劳动工具。[23]动物的劳动工具——即动物的器官[24]——只能通过生物进化的无法控制的漫长过程得以发展和变化，而人本身则利用分离的、独立的对象创造着日益复杂的生产工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述了富兰克林关于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定义。
那么，从对劳动（作为以物质为中介的活动）这种特殊的人类生活活动的界定中，就劳动对象（即自然界）和劳动主体（劳动者，即人）两方面而言，牵涉什么问题？可以推论出什么？
（1）由于这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形式并不是直接利用天然给予的对象满足需求，而是对物质形式的自然物加以改造以适应需求，因此，环境中可以进入人类活动而成为活动对象的事物和材料的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劳动改造事物，使之适合人类消费，从而使可消费的对象的范围得以扩大。另一方面，那些自身即使通过改造也不能被人类消费的对象，可以作为工具应用于生产活动中。于是，在人类社会中，伴随着个体消费（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个体的消费性生产”）并在个体消费之上出现和发展了一种“生产性消费”，即“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以及“原料的消费，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25]。于是，“使用”（use）和“消费”（consumption）这两个在动物生命中无差别的范畴在人类生命中历史性地得到分化；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个体消费对象在人类可以有效使用的对象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缩小。在物质生活中，在生存活动中，人类占有（aneignen）自然的程度不断加深，人类“无机的身体”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历史趋势，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生物学条件的制约越来越弱。
（2）“……这种再生产（即生产历史过程中人类个体的再生产——本书作者注），一方面固然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为客体的形成，客体从属于主体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26]劳动和生产不仅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占有，同样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及其活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ung）：在生产中“劳动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t）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Unruhe）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ruhende）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in der Form des Seins）”[27]。动物活动的结果是使某些环境中的对象被消耗，另一部分转换为动物的躯体，物种的生命循环导致了动物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稳定平衡。劳动最终自然也要指向诸多人类需求的满足，但是生产过程使得人造对象不断产生并成为人类环境中的恒常元素。于是，人类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人类自身有意引发的改变，人类活动不仅实现和维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而且经常扰乱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建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总之，历史的发展使得自然环境被社会文化环境取代，社会文化环境是前人和当代人的生产活动的结果，其基础是具体化的人类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menschliche Wesenkrafte）的对象化显现。“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verdoppelt）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8]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批判》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之一在于无法认识到人周围的感性经验世界不是直接而恒定地给予的、自我同一的抽象“本质”，“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9]，即使最简单、最常见的对象也是如此。
这种对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当然不能理解为如下正确但空洞无物的断言：人周围的世界留下了先前人类活动的印迹。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指涉人使用已适应人的需求而改造过的人造对象这一事实，而是指涉包含在这一事实中的人与环境关系方面的根本变化：强调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对象发挥作用的特殊方式。当然，所有对象——包括自然对象和人造对象——都可以依据具体场合的需要而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加以运用。我们可以用杯子喝水，也可以投掷杯子打人，还可以用它充当镇纸，甚至可以用来盛蝴蝶。然而，自然对象就其使用方式而言可以说是“中性”的，而作为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产品则不然：在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境中，它们有一种标准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未经过一定的社会规范认可，是不允许随意违背的。杯子是用来喝水的；粗略地说，它是一只杯子，就是因为它的规范的和通常的功能是用来喝水。人类产品存在于一种规范和社会使用规则的网络之中（通常与“习俗”有关），人类产品在这个网络中获得定位和“意义”，这个网络规定了应用人类产品的正确的目标和方式。由于对象是为这种用法而实际制造出来的，为这个目标并且仅为这个目标进行了具体的改造，所以规范可以说已经内含在它的构成机制中。正是就这种意义而言，人造对象是人类能力的对象化：人造对象以物质形式呈现了行为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和方法是每个个体必须“拥有”的（把相应的使用规则内化于心）——至少就他环境中的最一般的要素而言，这样个体才能过一种（对他的社会而言）正常的人类生活。因此不同于自然界，社会生活即使在最简单的形式中也表现出规范的模式，而劳动产品充当了这些规范的物质工具[30]：劳动产品不仅是使用的对象，而且是运用价值的对象。
由于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化的世界中这一事实，人从出生起就面对着通过历史演化形成的、表现为物质形式的人类的能力和需求，整个社会发展历程造成的结果以对象化的形式供他使用，正是基于以上事实，人不能从零开始，而只能从前辈已经到达的位置出发，继续发展。在这个“占有”（Aneignung）人化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社会化的主要维度之一）的过程中，个体把历史创造的、对象化于环境要素中的社会性的需求和能力转化为个体生活的需求和能力——传统的物质—实践转化通过这种方式在社会中得以实现，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得以延续，社会进步由此成为可能。因此，正是作为对象化的人的本质的劳动为历史创造了可能性。“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31]
然而，劳动不仅改变它所指向的对象，也改变劳动主体自身：它不仅变革外部自然，也变革人的本质。“在再生产的行为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培育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发展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发展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2]
（3）如果把创造新的人造对象的历史活动理解为消费产品或商品的方式，则这种创造不仅意味着人把自己的活动拓展到自然界的新领域，从主体的角度说，还意味着人发展了新的活动能力。正如新的消费对象的出现意味着产生了新的使人获得快乐和满足（Genuss）的方式和潜在可能性[33]，同样，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意味着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形成。“对这些力量（即生产力——本书作者注）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34]
这样，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则对应着人的能力的积累。“真正‘积累’起来的，但不是作为死的物质，而是作为活的东西‘积累’起来的，是工人的技能，是劳动的发展程度（诚然……每一特定时刻所具有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不仅以工人的技能和能力的形式存在，而且同时存在于这种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并且每天都在更新的物质工具之中）。这是形成出发点的真正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是一定发展进程的结果。”[35]通常我们可以这样说：人只有通过物化的方式才能形成和发展自身的能力。从主体能力的角度考虑，历史上最早生产出来的对象通常是差强人意的——这种生产往往源于“幸运的巧合”，在某种特定环境条件下凭借陈旧的不充分的能力把对象创造出来（这种“巧合”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然发生，但也可以是——在高级阶段——人类主动探索的结果）。唯有通过生产的经常性重复的过程，人才能掌握他自身的活动方式，控制“自身力量的施展”，并发展自身的相关技能，形成统一的能力。[36]
这种新获得的生产能力的客观内容是什么？主体掌握某种生产方法意味着劳动者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活动，把为实现欲求的目标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工具具体结合起来（关于目标和意图的问题见下文）。于是，所形成的能力表现为自然界的某种客观的结合转换为主体的活动。人通过发展新的生产能力，在自己的活动中提升自己，并按照人的行动原则来改变那些并不属于其自身（生物学的）本性的自然法则。劳动（至少就其发达形式而言）“征服自然的力量并迫使它们为人的需要服务……”[37]因此人有能力把范围更广阔的、在原则上无限的自然规律和自然联系转化为人的活动的规则和原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人（借用歌德的比喻）定义为“呼吸着一切自然力（Naturkrfate）”[38]的存在物。
（4）人的每一个行为在其自身中已经预设了存在着一个需要[39]，它决定着这个正在进行的活动。但是在社会再生产的连续历史过程中，需要（needs）[40]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倒转了。
当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历史性地预设一个给定的需要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人的生物学结构决定的，并以它为出发点。尽管如此，我们不应把物质生产理解为指向那些被假定为永恒的、不变的、“自然的”需要的活动（所谓变化，只能表示越来越复杂，因而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安全等含义）。真正指导和决定生产的需要不是那些“原始”的、抽象的生物学需要，而是社会性需要，社会性需要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先前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结果。“……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成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stofflich）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41]唯有通过大量地创造和生产一个新对象，人才能唤起对这个对象的社会性、集体性的需要。[42]
需要的历史性建基于并且取决于劳动作为特殊的人类生命活动的特性。
第一，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不是自然给予的、环境中的事物，而是最初进入生产活动的对象，经由人的物质活动改造和生成的自然物质。因此，具体的、历史性的个人的需要并不指向具有适当的物理、化学等方面属性的事物，而是指向那些本身具备社会—历史特性的产品。甚至人的通常固定不变的“生物学的”需要也在历史过程中改变了“形式和方向”[43]，以至于其具体内容不适于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描述。马克思经常以人的饥饿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他写道：“……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44]
第二，物质再生产的连续过程使得新的需要衍生出来，这些新的需要就起源和内容两方面来说都直接地是社会性的。由于劳动的中介特性，由于人类活动通过作为工具的其他对象的中介作用指向劳动对象，对这样一类产品的社会需求出现了：它们不能被任何个人消费，却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它们使得现有形式的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看来，“生产需要”的动态变化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45]除社会性的生产需要以外，还存在着“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消费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46]无疑，马克思所说的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不仅包括对产品（现在我们称之为经济“基础”的要素）的社会需求，也包括对这样一类对象的社会需要，这类对象的用处“来自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的辨析），例如商品生产者团体对货币这种社会对象的需求。
第三，由于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具体特性，更重要的，由于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自觉性本质，产生了新形式的个人需要（更一般地说，社会认可的行为动机），这些新形式的个人需要——至少就其实际与人相关的内容而言——不能简单地视为由基因决定的生物学需要在人类身上的体现。[47]其中某些需要，如从事有意义的、有目标的、追求成功的活动的需要，与人交往、获得认同的需要，可以作为人的存在的一般特征，虽然它们的“形式和方向”当然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改变的。另一些需要在更狭窄的意义上是历史性的，它们生成于某些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满足中立的科学的好奇心的动机），或者仅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以特定的社会形式出现（例如马克思眼中的宗教需要）。[48]只有新性质的需要和需求在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出现才能解释在物质生产以外（最终与物质生产的规定性相一致）出现的人占有自然和人自身的新模式，新的精神的或心灵的（geistige）生产形式。“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9]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远离固定的生物学限制，而且逐渐失去了片面利用的特性。[50]
马克思总结了关于经济生活不同领域（或不同要素）——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他写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greift uber）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51]在社会再生产的连续过程中，一切惰性的事物和固定的定势都消解、再造和改变，成为历史性地相互关联的人类个体和人类世代的永无止息的实践活动的要素。“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重新生产这种新的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52]
然而，首先由于生产和需要的辩证关系，由于人类需要本身的历史生产，在社会中劳动过程不仅不断地重新开始，而且通常在一个更广阔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就劳动对自然和人的影响而言，劳动在量和质两方面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人潜在地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一切自然对象转化为他的需要和活动的主观质料，可以“呼吸”一切自然能力，即可以把原则上范围无限的自然法则和规律转化为他自身的行动原则，从而持续地扩展自己的环境，乃至于与日俱增的程度。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如果说劳动构成了人的本质活动，那么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53]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人的普遍性只是内在于作为特殊人类活动的劳动的一种趋势。如前文所述，哲学上的劳动概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技术性的行动，它表示总是存在于某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类自我转化的物质活动。正是劳动在其历史具体性中的这种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某种历史类型——在每个历史时期，在给定的社会经济形式中决定着通向普遍性的实现形式、程度和限度。马克思明确强调，正是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54]。生产关系不是简单地加速或减速、“促进或阻碍”被假定为不可抗拒的“技术性的”发展过程，而是在总体上确定发展过程得以实现的实际社会条件。首先，正是这个社会生产条件决定了发展方向，发展可以（而且事实上）接受这个方向（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例如，马克思反复指出行会体制的手工业生产发展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不同特性：前者本质上指向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个人产品的艺术风格[55]（并进而引导上文所讨论的发展进入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生产性渠道），而后者以社会财富生产为目标，即通过大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等方法追求价值和使用价值，通常表现为这样一个趋势：无止境地扩张客观生产力，作为代价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56]其次，正是生产关系的现存形式决定了积累的特性和速度（什么可以积累，积累的程度以及由谁积累），并进而决定了生产本身的经济可能性和扩展范围。只有在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在质和量两方面的扩展程度才成为经济运行本身的必要前提。在所有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劳动全面化的长期历史趋势使得劳动仅仅是自发的，并且受到经济组织本身的阻碍：在这些社会形式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机制，它们不仅减缓劳动的主客观因素的发展进步，而且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例如马克思经常讨论的“亚洲停滞”）持续地遏制这种发展进步。[57]“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当作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这种“全面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这些生产方式“都随着财富的发展……没落了”[58]。
人类实现普遍性的历史过程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这个过程表现为人的自然化，即他的“无机身体”的成长，与人的活动相适应的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范围的扩展：人由一种受限制的自然存在物走向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这个过程表现为自然的人化，即“自然限制（Naturschranke）的退却”：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造使得不断拓展的人类物质环境中的要素越来越多地成为先前劳动的产品，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此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作为人类物质活动的生产中得以实现：这种统一不是最初给定的、稳定不变的人类存在的本体论事实，而是在历史进步中并且通过历史进步不断展开的过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durchgefuhrte）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9]因此，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虽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二者可能暂时地、相对地彼此分离和相互对立）。马克思借助“sive”这个符号表示这种统一，这个符号表示相等，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偏爱这个符号：“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60]等等。“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61]
如同上面的引文所显示的，马克思赋予“劳动”双重维度和双重含义。他首先把人类生产活动视为一个具有人类学—社会学的特性的过程，视为人类在历史进程中自我创造、自我转化的过程。“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Werden）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62]但是马克思也把劳动视为一个具备自然进化特性的过程，视为自然进化的最高级的形式和类型。“劳动（Arbeit）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63]当然，马克思并不把对宇宙而言的重要性赋予劳动，通常也不赋予人。谈论整个宇宙的发展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就我们所知的自然界这个部分而言，就这个我们可以讨论的正在发生的进化过程而言，劳动和社会生产表现为自然界发展的最有效和最普遍的形式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单纯地从外部改造自然对象使之适合预定的人类的要求和消费。[64]
三、人作为社会性的和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
把人归结为劳动的，因而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物，并没有涵盖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全部内涵。前文所描绘的人类存在的特征本身就必然推演出进一步的特征，这部分地是对前述规定的补充，部分地已经包含在前述规定之中，因此后者已经被前述规定所预设（至少是暗含于其中）。
首先，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是群体（Gemeinwesen）和类的存在物（Gattungswesen）。“因为人的本质（menschliches Wesen）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Gemeinwesen），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和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gesellschaftliches Wesen），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65]
把人归结为社会性存在物包含两方面密切相关的含义。其一，一个人必须与他人保持接触和交往，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能过人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社会本体论的基本元素（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意蕴之一），作为可以脱离群体（至少在本质特性上）界定的存在物的概念是一种哲学幻相，仅仅以扭曲的唯心主义的方式表达（和论证）了个人的生活条件，因为个人总是卷入具体的、纯粹功能性的、非个人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关系之中[66]（马克思通常用Gemeinwesen这个术语表示人类社会的这个方面——人的存在的群体特性）。其二，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由前辈或同时代的其他人创造并对象化的能力、需要、行为方式、观念等，并纳入他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因此，一个人类个体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即使单独地作为他自身，也是社会交往和历史的产物。“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Genuss）[67]决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68]（马克思通常用Gattungswesen这个术语表示人的社会性这一方面——虽然他对术语的使用从不完全一致）
人的生活的社会特性的这些维度都已被作为特殊人类活动的劳动所预设和假定。一方面，生产只能通过集体合作的活动（直接合作或通过中介合作）才能实现。在这些个人的社会生产力（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说）相对不发达、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界被人类改造的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活动通常直接是集体性的，个人在某些社会组织中与他人合作进行劳动，或至少这是在某些“自然形成”的群体中被严格规范和确定的劳动。“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并且“生产越是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增长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69]。随着生产力的发达水平达到较高程度，“特殊化和个人化”的劳动过程可以并且事实上真正出现，劳动由相对独立的孤立的生产者完成，劳动者的活动不再直接依附于集体规则和集体控制。然而，这种孤立化的劳动过程只能通过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实现，人们之所以可以不再彼此与他人一起生产，只是因为他们彼此为他人而生产：一个不断扩展的具体化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决定和主导了生产过程的内容，这个历史过程使得生产的直接群体形式被取代。“……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人表现为种属群（Gattugswesen）、部落体（tammwesen）、群居动物——虽然还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Vereinzelung）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即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然而，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70]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引入了直接的集体合作劳动。然而，合作劳动的原则以外在的、异化的物的形式站在劳动者的反面——资本主义工厂里的机器和机器体系掌控了劳动者的合作。“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观的存在。”[71]
另一方面，劳动个体的活动本身——即使不考虑他与他人的实际联系——总是具有社会历史的特性，因为他所应用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技术是占有前人创造的生产力和对象化的能力的结果。[72]这是由劳动作为物质性的中介活动的特性决定的：劳动只有通过使用和“消费”先前的对象化的劳动（作为“生产消费”的生产）才能实现，因此，每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生产行动都是被社会历史地决定的。[73]
显而易见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上述两个方面（群体性和社会历史决定性）互为彼此的前提。只有在人类共同体中，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个体才能占有历史地创生和对象化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儿童一开始就发现自己处于人造的人化的、已内蕴着人类本质力量的环境中，但是对象作为环境的要素并没有被直接赋予“真正”的人的含义。“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74]人的对象不是被简单地给予人，而是作为任务被安置在人面前。一个人为了实际地和这些对象发生联系，为了使它们实际地成为人的对象，实际地成为人类力量的对象化，就必须在自身之内发展起运用或再生产这些对象的能力。就社会实践行为的基本形式而言，这个“学习”过程（人的能力在确定的社会形态中发展的过程）只能以“成年人”为中介，在其帮助下完成，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必须在社会中，在人类群体的实际现存形式（例如家庭）中完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长大”的过程与动物相比如此之长，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过程与他需要占有的能力的实际历史发展过程相比如此之短。[75]另一方面，人类个体之间的实际关系——抛开那些可以被视为人的历史进化的起点的、原始的、半本能的人类共存形式——从来不是直接生物性的、完全“自然”的关系：人作为具体的历史的个体，必须以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某些形式为前提，这些交往形式对他们来说是已经存在和设定好的，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修改这些形式，这些形式与他们具体的个人特性共同限定了交往的内容和范围。
当然，马克思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社会特性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停留在泛泛的哲学讨论的程度上。他的目标首先在于理解历史地给定的具体性（更一般地说，给定的“人口”[76]）的社会生产性的生活，这种社会生产性的生活同时表现为社会自我再生产的总体能力，表现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要素（这同时意味着在历史—实践的可能性中理解社会生产性的生活）。然而，即使对马克思分析方法的讨论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此处我们只能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的分析作一个简短的粗略描述，前文和下文讨论的某些问题与此相关。马克思把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视为一个由关系和制度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使维系社会自身运行（wirkungsbedingungen）的物质性的要素和条件得以持续地再生产。在每一个可行的社会中，首先必须存在一种社会机制确保生产及其主客观条件的基本潜在因素经常性地反复地结成统一体——生产手段（首先是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与能动的、活的劳动能力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表现为存在于给定的历史具体性中的、内化在全体人口中的生产力。“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sich verbinden）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77]使生产过程的潜在要素联系和统一起来的社会机制被马克思称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核心由“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78]构成，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的分配[79]构成。这种分配具有双重特性：它一方面意味着生产手段在人口的不同团体之间的分配（财产关系）；另一方面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生产手段的大类中的分配，这种分配与社会基本分支和一般的生产及经济类别相一致（劳动分工关系）。[80]通过双重性的分工，人口——社会的活的总体——分化了，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团体：阶级。于是，从属于各自阶级的个人获得了确定的社会特性——个人成为特殊的、历史性的生产主体。因此，在各种类型的生产关系中，直接生产者可以是农奴，可以是工匠，也可以是雇佣工人，这种差别仅仅取决于与直接生产者发生关系的对立面——领主、店主或资本家。于是，人与作为客观因素的物的关系以及与他们的生产过程的条件的关系成为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中介。通过这种中介，这些物本身获得了某种确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它们现在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财产形式的特征，与其他的经济规定性相关联（因此，工具可以作为使用价值发挥作用，工具的主人可以提供工具但不能进行交换；也可以作为可交换的商品以固定的价格购买，但只有满足某种特定社会条件的人才能购买；也可以作为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既有价值又有剩余价值，等等）。在实际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对象不仅是“物质内容”和社会历史地创造出来的实用品，也是一种“社会形式”。基于前文的讨论，我们也许可以说，在社会生活中人的生产活动不仅在一个界定了对象的“技术性”的使用模式，从而也在界定了对象的功用的特质规则体系中实现，同时也在一个界定了对象的社会功用的条件和特征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实现。对象不仅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者，生产关系物质化和物化在对象中，正如对象被人化在生活的生产者中。通过这种方式，生活劳动与劳动对象的能动的实践关系（即狭义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人与人的确定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不仅生产过程的物的条件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且物的条件的特殊社会性质也是如此；社会关系，从而生产当事人彼此的社会地位，即生产关系本身，被生产出来，是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的结果。”[81]
当然，人的社会本质不仅限于生产领域和生产行为。[82]社会性决定了个人的全部特质，渗透在个人生活的所有形式中。马克思同样分析了导致最重要的社会活动的具体的相对独立的制度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这些人类生活领域同时充当了真正的人类群体和社团的替代品：经济本身方面的（市场）交换领域，以及一般社会总体中以国家制度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对这些领域与物质生产领域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构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著名的方面之一，对此在此处我们不能详述。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认为这些领域是外在于它们所涉及的那些个人的。它们发展了属于自身的随历史而不断改变的形式，它们对相关的个人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同样在一个历史性地可行和社会性地可行的程度上）被那些牵涉或影响到的个人所内化、接纳或主动拒绝。通过这种方式，人获得并发展了历史地决定的能力以及进行狭义的社会交往和交流的需要。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生活形式中的人际接触的需要从不呈现为这种一般的抽象形式：人所需要的不是单纯地接触其他人，而是接触与他自身的在社会中形成的人格结构相一致、相印证的特质。因此，对人际接触的普遍需求总是表现为某种对社会—个人认同（黑格尔所谓的“Anerkennung”）的历史性的具体要求。
马克思这样总结个人与社会的一般关系：“显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bedingt）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bestimmt）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83]
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不能把决定具体个人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解为与个人相异化的、从外部强加到个人真实的“原始的”冲动和动机之上的、窒息和压抑真实自我的桎梏。[84]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是个性的真实的内部条件，换言之，个人拥有和内化了这些条件，并转化为自身的性格要素。“……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85]对象化（并因而成为客观物质性存在）的人类能力、需要、接触形式和行为形式通过被个人占有再次转化为生活个体的性格，转换为主观世界和个人生活的要素和成分。每个人具体的独特的性格就是以这种方式——通过主动地占有人造的社会性的世界、通过占有某些特定方式——形成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特定阶级的个人，这些社会条件以及它们所决定的社会形式确实表现为施加于相关个人的外在的偶然性的束缚和阻碍、破坏个性的表达的异己力量——在异化的整个时期这是一个普遍趋势。但是这是必然结果，因为这些特定的社会条件，这些历史性存在的具体形式以及对具体形式的积极占有，在个人之中发展了这些要求、目标、能力和潜能，与此同时又阻止（或者仅仅片面地许可）它们的实现和达成。这种内在的不一致和分裂使得个人感觉不到自身生命的真实存在，反而把这些社会条件当作不可抗拒的命运，这反映了个人生活于其中并在其中被决定的社会现实的分裂和自我矛盾：“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zwichen personlichem Individuum und zufalligem Individuum）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18世纪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这种差别不是我们为每个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它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的现成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划定的。一切对于后来时代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对于先前时代来说则相反，亦即在先前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的偶然的东西，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这样，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86]
其二，如果把马克思关于个人的社会历史决定性的理论等同于如下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每一个具体个人的性格可以完全消解和还原为一系列的社会学（或社会学兼生物学）的规定性，人只能被理解为这些规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不是只会被动地接收和记录社会环境提供给他的印记的白板。如前文所述，唯有通过占有的过程，即唯有通过个人的选择活动，也正是由于个人的选择活动，个人的客观的社会性的世界中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才能转换为他自身的性格的成分。每一个人的具体的不可还原的个性首先是由这种选择活动及其社会后果直接形成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存在于一个在不同程度上严格地限定的、历史地可能的行为和活动的范围之中，这个范围取决于（并且伴随着）他的历史地位、阶级地位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对生产的可能趋势和社会大团体的历史可能性作出总体上合理的“预测”。但是通过对社会环境的研究——不论这种研究多么详尽——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出某个人“必然”做某件事或有某种性格。一个人具体的生命历程，即个人历史，是在连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即施与取的自身行为、对社会环境的“反应”中被决定的。用科拉科夫斯基（L. Kolakowski）的话来说，人的个性在人与世界、主观行为与客观社会现实的连续对话中得以发展。人只有依赖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提供的材料的滋养才能生存。然而，即使在异化趋势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依然是人自身利用这些材料成就自己的生活（虽然也许只是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
如果说前文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的讨论是从人逐渐成为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的过程的角度考察历史发展，那么现在我们从人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存在物的角度考察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同生产发展的过程一样，它不仅在抽象形式上获得社会特性（就这个意义而言，每一个劳动行为总是社会性的，因为它预设了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占有历史地创造的手段和能力），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获得社会特性（就这个意义而言，每个人开始互相为其他人生产，他们的产品互相供应给其他人，他们的劳动仅仅作为总体的统一的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实现）。个人的合作劳动，在小规模的独立的地域性群体中的直接合作劳动，被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劳动分工与协作取代。于是，个人成为“协作工作团队”中的一个成员，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不是在自己掌控下的自觉自愿地结成团体来实现的，而是由隐藏在劳动者身后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网络造成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每一个个人的生活开始依赖于由其他个人组成的成长环境的活动，每个人不再单独地作为个人与他人接触和交往，而是获得了——至少在理论上获得了——利用人类经验的可能性，这些经验不仅包括在他所处的特定群体中积累的主观财富和客观财富，而且包括在全人类中积累的财富。世界历史不过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从宗族、部落、民族直到国家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中人自身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普遍性的个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87]
从人类历史一般趋势的角度看，人类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在与其直接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中自主性成长的过程，也是以自主性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过程，简言之，也是个性出现的过程。“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88]——在人类历史的原始古老的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小而封闭的地域性群体表现为人的一种社会实质，人在这种群体中仅仅是一种偶然性。[89]为了使人真正具备人的内涵，必须经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通过社会接触的发展（首先是交换的发达）使这些充当个人生活的自然的前提的群体（个人在这个群体中是一个设定好的、不能改变的物）解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普遍化和个体化构成了一个统一过程，这个统一过程本身——后文将继续讨论——也只能在一个大历史时期的整体中通过持续而深刻的矛盾而统一实现（这种矛盾统一是异化阶段中个人化和非个人化的统一的普遍形式）。[90]
马克思所讨论的人的本质的另一个特性是意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