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同一者永恒回归和权力意志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77] 包裹和展开（enfolding，unfolding）的概念有着神学的起源，分别为埃克哈特、库萨的尼古拉和黑格尔使用。

[78] 把类本质的主要构成成分定为Dasein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但在马克思和后来的海德格尔的描述中都包含有偶然的因素。马克思不承认偶然性的这一方面，海德格尔也是。

[79] 有关马克思思想中人的本质的构成成分的讨论，我推荐捷尔吉·马尔库斯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该书仍然是对这一课题的最好研究。

[80] 主体或客体哲学总是赋予创造过高的价值，不过它并不必然导向工作的范式，更不会必然导向生产的范式。在我的“工作的范式，生产的范式”（参见费伦茨·费赫尔、阿格妮丝·赫勒：《激进普遍主义的辉煌与迟暮》）中，我区分了也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两种范式。在同一本书中，读者可以找到我有关对马克思的马克思式或后马克思式理解的其他文章。

[81] 这后来被称为（不是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82] 为了避免误解，我对形而上学并无敌意。我批评的是那种声称不是它们真正所是的东西的形而上学。毫无疑问，传统的自然科学也是带着形而上学预设运作的。莱布尼茨如此说牛顿：坏的形而上学，坏的物理学。当我强调在马克思那里基础立场（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科学）彼此不可分割时，我只是重复了马克思说过的关于他自己的话。他强调说，他的经济学是真正的经济学，并不像李嘉图的经济学那样仅仅是科学的，因为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他所采取的视角是其立场的真理的主要构成成分。这种视角不是一种范式，因为它不是仅仅作为其自身而被提出来的，它是作为世界历史的真理、作为对未来的真正预言的科学基础而被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无意识的、高度形而上学的断言。

[83] 对日常态度的所谓经验观察在何种程度上是形而上学的，这个问题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首次得到了讨论。

[8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用了这一表述。

[85]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谈到了作为历史时期的共产主义，在这个时期里，自然将生产出比需要满足的需求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绝对（总体）富足的时代。

[86] 在《巴黎公社》中，马克思说死是种类对于个体的胜利。

[87] 这是对维科名言的一个解释和应用，“真实与事实被调和了”（事实是在既成的意义上而言的）。

[88] 有一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表述过的例外，亦即，在共产主义中，生产的领域仍然是必然的领域，自由将在它的基础上繁荣。

[89] 比如说，在现代世界，人们就不可能写出像荷马那样的史诗。

[90] 在这里，无产阶级扮演了上帝的选民的角色。马克思哲学的这一方面不可能在我有限的框架内得到讨论。

[91] 当然，没有源于现代性之普遍化的世界革命。即使基于一种描述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种描述仍然是可以被确证的。

[92]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合理化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重要的生产力之一的。

[93] 这就像韦伯后来的态度。

[94] 当黑格尔在其现代阶层模式里那些功能性地构成的阶级中加上“官僚”阶级（亦即公务员）时，他正是了解了这一点。

[95] 在《阶级意识的历史》中，卢卡奇形成了基于这些洞见的一整套哲学理论。

[96] 参见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马克思思想中的幽灵的讨论。

[97] 显然，韦伯相信天真的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他受到了尼采的强大影响，就我所知，他只在1920年引用过尼采一次。他相信，就哲学而言，他只是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的一个谦恭接受者。不过他是个哲学家，一个比李凯尔特高明得多的哲学家，尽管他尊敬李凯尔特并接受他的观点。比如，他同意李凯尔特拒绝卢卡奇的执教请求，理由是卢卡奇只写过文章，而没有写过系统的著作。在我看来，马克斯·韦伯的最好著作也是理论文章，当然，是对所讨论的领域有着完全的掌握且出自最坚实的学术精神的文章。

[98] 韦伯的科学与价值的关系的概念不可能在此有限的语境中加以讨论。

[99] 比如，韦伯谈到了古罗马的资本主义，它在帝国时期消失，只是在现代的黎明之时才重新出现。

[100] 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后现代思想家，但也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盛期现代主义者，这取决于阐释者的视角。

[101] 在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时髦战争中，尽管有其正当性，有些人却未能区分不同的理性。

[102] 在德国唯心主义中，“理解”（verstand）与“理智”（vernunft）之间的区别代替了“理性”（ratio）与“知识”（intellect）之间的传统区别。

[103] 韦伯在价值合理性与目标合理性之间所作的区分后来有了各种变化和修正，并且在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学派中被进一步区分为工具理性、实用理性、实际理性、理论理性等。

[104] 韦伯意识到所有行动也都是由情感所激发的。不过，如果依赖于行动的情感动机，就不可能典型地理解行动。行动的情感动机是个人的和独有的，而不是社会的。只有从行动的理性动机出发，人们才能（社会地）理解它们；尽管行动可能是情感性的，但它们都有理性动机。

[105] 不过，他的许多阐释者是这么做的。

[106] 马克思以非常类似的词汇描绘了工厂里的合理化工业生产。工人的工作的合理性被截削了，因为他并不设定目标，他也不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马克思以“异化”来理解被截削过的合理性。

[107] 最小输入、最大输出的经济模式是合理化的原型，不过在韦伯看来，它并不因此就是法律体系和其他制度合理化的原因。

[108] 韦伯也探察到了民主社会中所存在的魅力人格。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治家尽管有可能是魅力型的，但他并不是因为他的魅力人格而被合法化的，他是由法律予以合法化的。

[109] 在此不难探察到一种含混性。韦伯强烈地赞成德国的国家观念（远甚于黑格尔以其对拿破仑的同情所达到的程度），但他的历史现实主义感觉表明，这并不是现在之未来为我们所准备的东西。从这一角度来读韦伯给硕士生所作的演讲《以政治为业》就很有意思。

[110] 在一个地方，韦伯也把色情增加进价值领域。

[111] 正是由于一个重要的误解，哈贝马斯在韦伯的价值领域中增加了一个道德领域。

[112] 大约在这个时候，克尔凯郭尔在德国得到了很好的接受。我通过卢卡奇的个人书信得知，克尔凯郭尔的存在的选择的概念在韦伯的圈子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113] 这也可以作为自传加以理解。韦伯本人面临政治与科学之间的选择，他选择了科学。他并不打算选择宗教，因为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在宗教上“没有乐感”。

[114] 韦伯给予我们这个世纪的教训被丢失了。一个价值领域的内在规则和标准有时必须从其他价值领域的角度加以批判性的考察。这种转换视角并不必然使人逾越边界。比如说，经济领域的某些规则可以从政治、法律或科学领域的角度加以批判，而并不需要对经济领域进行非法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