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在历史上也是唯一的自相矛盾的情况，这就是：这种学说虽然揭示了人们怎样受政治条件所迫把社会意识神秘化了，但是当这种学说宣称自己决不是神话的时候，它本身也就成了一种神秘的骗人的东西。

这种情况的独特性就在于：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从传统的理性思维中产生出来，并在欧洲文化的理智生活而不是在宗教生活中深深扎下了根的），已经成了政治上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一种思想的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关于社会意识像照相一样反映现实的这个思想，后来被简化成了一条原则，即社会意识神秘化的根源仅仅在于意识的阶级性，它或者是智力不成熟的产物（如在工人阶级产生以前的被压迫阶级那里的情况），或者是有意识的欺骗（如在有产阶级那里的情况）。

在这两种情况下，对社会意识的解释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因为这种解释把人脑中所产生的对世界的错误认识，归结为人脑的特性，归结为缺乏知识或企图进行欺骗。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即异化理论也不见了。为此，就提出了一种非常乐观的解释，即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党才成为“自为的阶级”，并自动地完全摆脱了神秘化，工人阶级一旦建立起一个政治组织，就不需要去歪曲地认识世界。这种观点是很明白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党是阶级智慧的物质体现，它获得了完全彻底的解放，没有任何局限性，这就是说，问题很简单，党是决不会犯错误的。实际上，由于一个明显的目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就被一种毫无错误的教条代替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根本不可能指出政治组织对理论思想的作用的歪曲。在早期的群众运动中，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群众运动，只有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从科学思想中创造出来的。在群众运动产生的时候，意识形态是灵活的，它还不能控制科学。可是现在，人们不得不首先顺从组织的压力来研究本来是科学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得不取消任何理性的检验。

宗教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从科学转到宗教的，因为它从来就不是科学的；所以它一开始就随意地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却使科学变成了神话，变成了一种抽去了理性精髓的可塑性材料。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按照意识形态发展的典型格式实现的，不过根据它们的传统，它们总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其目的是实现全部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和绝对渗透，虽然这种意识形态早已不能同科学规律相匹敌，可是它还是在科学的口号下发生作用（当然，和官方马克思主义相反，有时也出现了具有最高科学价值的副产品，马克思的方法论成就，也没有完全被遗忘，它确实是获得伟大科学成就的灵感。卢卡奇的著作就是一例）。

官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过程证实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表明，一旦科学思想与意识形态相矛盾，政治组织本身就会对科学思想起破坏作用。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共处（应该是共生），是意识形态借以寄生的场所，意识形态编造的谎言渗入了科学思想，并危害着科学思想的存在。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反抗和批判的，因为这是政治组织的本能，有时政治组织也揭露一些社会的真相，但它起码还有它的独特的利益，即保持内部的共同一致，激烈反对任何非一体化的倾向。在思想上，组织的约束和阶级的约束是对立的，因为阶级的存在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马克思称为“自在的阶级”）。思想上的非一体化，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因素，所以，政治组织就不得不保护它的意识形态免遭理性的检验。

另一方面，科学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要求的正是不依赖于政治需要的、由社会来进行检验的原则，即要求客观主义的原则、修正主义的原则、永恒的批判以及经常不断地对一切可能出现的观点加以比较的原则。因此，意识形态的活动和科学的活动总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决不会由于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就能从世界上消除，因为善良的愿望不能脱离社会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变为僵死的官方条文，这不是像忏悔中的罪孽一样，通过“虔诚的赎罪愿望”就能克服的一种“错误”。

根本不存在什么“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任务相符合的，并且有效地实现了历史赋予它的作用。可是，对整个科学活动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必然的后果。政治生活也是一样，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错误”，而是运用了与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正好相适应的制度和方法，因为斯大林主义没犯什么错误，它的行动是很有成效的，总的来看，它只不过是采取了一些无效的、错误的措施。

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有组织的运动有一天会停止它的集体活动。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会放弃意识形态上的黏合剂（zement），这种黏合剂之所以牢固，是因为它没有经受过理性的检验，而理性的检验将引入非一体化的成分。人们必须估计到这样一个自然的事实，任何一种组织上的“关门”过程，都是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凡是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的一切地方，就必定要对科学思想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同样是独有的），科学思想实际上不可能全部都转化为意识形态。从科学中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不会放弃科学的外衣，这种外衣反过来又影响着意识形态。这样，在意识形态中便不断出现科学传统的痕迹，而这种传统是决不会消失的。在已经变成神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依然代代相传，继承下来；虽然它的界限很难确定，但总是和这种学说的来源分不开。所以，尽管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能够发挥理智的影响，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具有科学价值的科学传统混杂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有两种后果：它既起着破坏性的影响，也播下了科学的种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分成两股彼此截然对立的力量（其中一股力量通过理性的方法发挥着作用，另一股力量则凭借意识形态的压力发挥作用），而总是同时通过两种方式发挥着它的作用，这两种方式虽然相互对立，但毕竟很难把它们分开，意识形态的活动具有特殊的作用方式，包含抽象的理性思维的价值，它自然也就能产生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和成果，因此，理性思维往往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同意识形态的结合，其实，正是意识形态使理性思维的成果导致毁灭。

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特殊矛盾，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引起了许多错觉：一种错觉就是以为有一种无错误的理性，它制造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和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神话，并且通过绝对可靠的科学成就来证明这种神话的正确性；另一种错觉则是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活动中，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内部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变成了神话；因此，意识形态的神话总是不得不背上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科学包袱。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离不开其内在的本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双方互相对立，同时又互为存在的条件。如果说科学曾经变成了意识形态，那么反之，意识形态终究是无法变成科学的，因为意识形态自愿地（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必然的）崇拜一个与科学格格不入的神，并且成为意识形态本身活动的准则。

不可否认，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意识形态有时也能够使科学思想活跃起来。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拥护者关于数的意义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推理和他们在数学方面的发现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本人的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科学认识中，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继《共产党宣言》后，又写成了《资本论》。意识形态能为世界图景描绘出一个新的确切的轮廓，有时它还非常有效地把这些知识组织起来。这在精神科学[2]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在研究世界观的历史时，我们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中，所运用的概念工具是同被研究的资料相适应的。此外，这种概念工具不依赖于历史提出的问题，而依赖于研究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世界观的影响。虽然如此，很多理论还是能够对于研究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尽管其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从当时的哲学和当时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另一方面很难设想在精神科学领域中会有绝对的客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精神科学中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现在，各种意识形态在方法论原则方面，对精神科学的影响几乎到处都能普遍地感觉到。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按照旧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即认为精神科学的全部意识形态化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精神科学不可能逐步摆脱意识形态、在精神科学领域中任何进步都是空想，那也是错误的。上述错误的解释和全部科学史相矛盾，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因为这些解释是毫无根据的，不可能为精神科学制订出科学的标准。谁坚持这种错误观点，谁就必然主张马克思的《资本论》，按其意识形态的特点来说，和奥古斯丁的《论诸神之都》没有什么区别，与麦克思·维贝尔关于新教的研究和马丁·路德的布道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把它们的思想加以区分，这对于反对意识形态不负责任地、无根据地干预科学还是有意义的；如果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不可能截然地、确切地分开，这种看法倒也不会遭到反对。

如前所述，我们还认为在精神科学中不可能有完全的客观性，也就是说不可能完全地认识社会。对社会的认识不仅要受人（作为一种生物）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而且也要受一些特殊的社会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是认识本身无法克服的。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是一切社会结构所共有的，对于这些条件的认识，当然也不可能摆脱这些条件的影响。如果说摆脱这些条件的影响是可能的，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他本身不受限制着人（社会的人）的那些条件的影响。

然而，我们要问：既然人们不能摆脱由于人（社会的人）的存在而受到的限制，那么是否能够摆脱由于社会内部的区分而造成的限制呢？让我们来考察一个问题吧，哪种区分是比较重要的呢？哪种区分不怎么重要？这又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人们知道，某些区分（不仅有阶级的区别，而且还有其他的区别）明显地影响着研究者对社会的认识，正是这些研究者以概念为工具，描述社会生活，并确定问题的提法。

这就是说，人们可能谈到的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没有一种是一开始就绝对不采取某些假说的。

受到普遍赞许的方法可能是靠不住的，没有意义的事实仅仅表明：人们可能利用恰当的统计有根有据地来捏造社会现实的图景。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恰当的统计总是要以一定的选择标准为前提，以便对所要研究的现象加以选择。而假说一开始就包含在问题提法之中，然后从中又必然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调查来弄清社会的教育程度同参与社会的宗教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来查明，而且问题似乎是通过这种普遍的形式合理地提出来的。可是，我们并不管社会上无党派的人数和“左”的或右的政治家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关系，因为我们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荒谬的。如果事先不了解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那就不可能提出有关这些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于某种研究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上述问题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要确定一个问题是否有意义决不是很简单的。

当我们研究阶级划分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之间的依赖性时，重要的是我们是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它是以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还是接受其他的概念（例如，把国民收入作为基础）。在这里，很难分清哪一种划分是“重要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因素。社会的各个集团和阶层都形成了自己的概念，并且一开始就确定了应该怎样去选择社会现象。虽然可以认为有些阶级或集团本来就不太想创造什么“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工具，可是也很难确定是什么条件使这些阶级或集团要求这样的客观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就连社会学家也不注意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且也不能够客观地评价这些观点的客观性。甚至在学者们形成一个严密阶层的地方，在这个阶层的思想比其他社会集团的思想更占优势的地方，虽然有利于客观地研究问题，但是毕竟有一种夸大某种职业的作用的自然趋势，例如，过分夸大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中的作用，或者过高地评价一般脑力劳动的作用。

意识形态与现代科学相反，不论就其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来说，或是就其内容来说，都从属于各个社会集团、党派或阶级的日常任务。因此，意识形态必须是可变的、顺从的，以便适应当时的需要，这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特性。意识形态不得不是含糊不清的和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必须尽可能地不改变它的普遍公式，以保持它的说服力；同时，意识形态如果想在平时取得效果，它就又必须不断地改变普遍公式的含义，以适应眼前的任务。

然而，只有当按照官方所许可的方式垄断了对意识形态内容的解释的时候，意识形态才能保持它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信奉者阶层已经形成，只有他们能够说明意识形态的适当内容时，才可能出现正统，而这就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

我的这些意见决不是想提出一个取消意识形态的方案。这样的方案是多余的，也是徒劳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评价以及生活所必须的活动都属于意识形态，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口号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有些人自以为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其实他们倒成了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神秘化的牺牲品。因为要消灭意识形态，人们就必须先对意识形态进行评价，而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活动。但是意识形态“局部化”这个口号决不是毫无希望的，虽然意识形态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善良的人也没有必要去否定这些规律，但是为了取得一些成果，还是必须努力去限制意识形态对科学思想的破坏作用。反之，认为精神科学“反正”必然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妄图支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侵入科学思想。提出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在精神科学领域中，不可能进行讨论，因为在意识形态之间没有讨论的余地，没有实事求是的论争，只有斗争，这种斗争可能使用包括物质压力在内的一切手段。

甚至当意识形态使用纯粹的精神手段时，它也不是通过合理的论证发生作用的，而是通过口号、感情、权威、习惯、愿望、偏见、奇闻逸事和成见等发生作用的。社会意识的存在受意识形态规律的支配。认为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即精神智慧能够实现统治，到那时社会意识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在万里晴空中自由驰骋，这种看法是荒诞的。不过，当这个幻想在社会生活中为传播理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不但没有什么害处反而有所裨益；但是，当人们开始宣布精神智慧的统治已初步实现，纯粹的理性已登上尘世的王位并且掌管着国家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危险的神话。

这就是说，“科学的意识形态”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逐渐成为绝对的独裁者：我们有科学的外交政策、有以科学为指导的绘画和音乐、有用科学方式建立起来的可爱的祖国——总之一句话，有一个奇异的“太阳王国”。

经验告诉我们，在科学上自命不凡的意识形态的官僚们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在某些生活领域里特别具有侵犯性。我们不想进一步讨论是否可能和怎样才能在社会现实中限制意识形态的活动；科学思想是否能够和怎样才能够对意识形态发生影响；“科学的世界观”这种提法是否有意义（依我看这种提法也许很有意义）。我们相信“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只能在那无限遥远的未来，而历史预言家的最深邃的目光对它暂时也只能望尘莫及。大家知道，由于“理性最终必定取得胜利”，一切进步的运动都曾盼望取得成就，而这种长久以来的期望，已被根本无视这些期望的历史波涛相继吞没。这样就在天真的理性主义者面前呈现出一幅可笑的世界图景：庆贺最荒谬的事情获得最光辉的胜利。

尽管以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启蒙运动取得了各种进步，但是那些荒谬的事情，如种族仇视、民族主义、宗教思想、好战情绪等，却顽固地反抗这些进步，这自然使人们感到惊讶和惋惜。但是，对历史规律感到惊讶只表明人们对历史规律不了解，并且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理性思维为战胜强盗式的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取得的胜利却很微小。因此，对于热衷这种胜利的人来说，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到有一定可能战胜意识形态的那些领域上。我们认为，在精神科学的领域中确实有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自马克思以来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马克思不像孔德那样满足于从科学中排除形而上学，而是去分析意识形态压抑思想的过程，把这种过程看作是社会冲突的结果。马克思曾经希望迅速消除意识形态对思想的压抑，这个希望没有实现，这种情况并未降低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意义。因此，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有效地为研究自身的历史作出了贡献。

当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时，我们完全不需要因此就放弃社会主义。但是，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也像物理学的定律一样，已证明是无可争辩的，那就太幼稚了。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相比前景完全不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以重要的、牢固的前提为基础的，然而，高度赞扬和评价社会主义，确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这都是意识形态的活动。这也确实是一种孤注一掷的举动，是实际的冒险，确信社会主义的成果在科学上是绝对可靠的，这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评判，是一种故弄玄虚的辩护。认为社会主义具有必然性这一预言是完全科学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活动，不过，科学要摆脱意识形态的经常的威胁，虽然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最近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出现了倒退，但我们认为科学将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波兰，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压抑已被消除；意识形态对艺术创作的压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活动能够再也不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了，不承认意识形态的激励作用是荒谬的。可是意识形态的激励不是别的，恰恰是政治组织的领导。在这个意义上说，回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艺术生活的组织制度），在波兰似乎是不可能的。

期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只是以这种形态出现的）不要去奢望代替科学的认识，这是合理的；反之，期望出现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或期望消灭意识形态，则是不合理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才会放弃自己的奢望，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也可能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来自科学。几百年来，科学知识反对基督教意识形态统治的斗争已经表明，这种斗争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并且能够迫使意识形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奢望，虽然它是不情愿的、被迫的。

但是，历史在加速地前进。可以期待，在现今的形势下，类似的过程将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了。

（俞长彬 钱学敏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