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吉弩斯还就文艺所赖以发展的主观精神因素和客观的社会因素，以及它的作用进行了探讨。[82]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到朗吉弩斯特定的处境。当时希腊早已被罗马共和国所灭亡，他所处身的罗马帝国推行的是专制镇压的强权政治，作为在罗马谋生的修辞学教师，在政治观点上不可能直抒己见，否则就要遭到迫害甚至杀身之祸。所以，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曲笔，甚至作为表面上是被批判的观点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一 文艺和政治自由

朗吉弩斯借某个哲学家的名义，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当今这个时代固然有些人才，他们极有说服力和政治才能，聪明而又多能，尤其富于文学的感染力，那么为什么除了绝少的例外，至今却没有出现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以致感叹，“举世茫茫，众生芸芸，唯独无伟大的文学”[83]。

接着他借着人们相信的“老生常谈”来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文学的天才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伟大天才的好保姆，有无卓越的文才一般是与民主制度的盛衰相联系的。因为，只有自由才能培养有能者的智力，感发他们高尚的希望，只有自由才能培养彼此竞争的精神和争取高位的雄心，只有自由的共和国，才能给人以奖励，演讲家的智力才能不断得到锻炼和磨砺，并因此而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当时就与照耀国家大事的自由共放光辉”[84]。这使人想起以往古希腊的光辉的伯里克利时代。

相比之下，“今日”则不然，从童年起受到的是社会的奴性教育，从小开始心灵就在这种教育中被培养起来，因此从来没有品尝过辩才的最美好、最丰富的源泉——自由。结果培养出来的人，“没有表现什么天才，只有谄媚之才”[85]。

朗吉努斯进一步声称，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是处于奴隶的状态，奴隶尽管偶尔或有其他才能，但没有一个奴隶能成为演讲家。因为言论不自由和惯于挨打的囚徒之感，往往在奴隶的心中浮现。并借荷马之口，提出强烈的抗议：“一旦为奴，就失掉一半人的价值。”[86]最后他指出，人失去自由被迫处于受奴役状态，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心灵，也根本谈不到文艺创作：

所以，假如我所闻是实，那些豢养所谓侏儒或矮子的铁笼，不但阻碍被囚者的成长，而且，由于压抑其肉体的桎梏，他甚至日渐变得短小。同样，任何奴隶状态，不论它如何合理，都可以比作心灵的铁笼，人人的监狱。[87]

这是朗吉弩斯对当时罗马帝国政府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的强烈控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心灵完全失去了自由，伟大的崇高人格是难以成长起来的，因而伟大的崇高风格的作品也难以创作出来。

二 文艺和健全的心灵

除了缺乏政治自由从而妨碍伟大天才的成长外，还应归咎于人们热衷于追求利欲。

朗吉弩斯声称，天才之所以被败坏，更应归咎于内心的无穷无尽的祸乱，尤其是那些今日占据着**着我们生活的利欲。因为，追求利欲是人人都受其害的痼疾，况且奢欲的奴役，使人们的身心陷于深渊之中。过分爱金钱成了使人萎靡不振的痼疾，而追求享乐使人成为最卑鄙龌龊的。这样，人们热衷于追求“浮夸”、“虚荣”、“奢侈”，人们的心灵就受到残忍的暴君“骄横”、“枉法”、“无耻”的统治，结果人们的心灵也就堕落了，再也不向上追求，再也不关心自己的名誉，生活在堕落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人们的心灵的健康成长受到妨碍，灵魂中的伟大品质开始衰退、凋萎而枯槁，无视灵魂的发展，为了牟利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在这种堕落的环境之中，“一切伟大的、永垂不朽的事物”，是难以得到公正对待的。

最后他大声疾呼，人们要奋起精神，发扬热情和高尚的动机，重新确立健全的精神世界：

今日的人心之所以耗损殆尽，全是由于心灵的冷漠，除了少数人外，大家都在冷漠中虚度一生，既不奋发有为，又无雄心壮志，除非是为了博人赞美和追求享乐，但永不是出于热情的和高尚的动机造福世人。[88]

综上所述，朗吉弩斯以批判的形式揭示当时之所以没有出现“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归因于没有健全的政治制度，以及满怀热情的和高尚动机造福世人的精神世界。这些观点，显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 文艺的审美鉴赏情趣

古希腊自苏格拉底以来就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就苏格拉底而言，其美学思想是从属于其政治、伦理理想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较之柏拉图有显著的区别，除了一再强调寓教于乐外，甚至还肯定文艺的独立的审美功能，但并未就此作出深入的进一步论证和发挥。贺拉斯虽然也认识到文艺的情感效果，但他的文艺理论却是偏重传统法则和理智判断的，强调文艺的双重功能，即教益和娱乐的功能。由于他和罗马帝国宫廷的关系密切，所以在两者之中，更其偏重“寓教”的功能。

朗吉弩斯对文艺的功能提出了迥异于前人的见解。他不仅没有追随柏拉图，也没有追随贺拉斯，而是进一步推进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文艺的独特的审美功能：

不平凡的文章，对听众所产生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奇特的文章永远比只有说服力或是只能提供娱乐的东西具有更大的感动力。[89]

值得注意的是，朗吉弩斯这里不仅不提文章的“寓教”或为政治服务等陈词滥调，而且也明确与传统的修辞学的主要功能，即散文演说的“说服”（“劝说”）功能分道扬镳，而是强调文章对听众、读者所起到的在心理、情感上的“狂喜”作用。所谓“狂喜”，就是使读者或听众感动到惊心动魄，情感白热化，精神高度亢奋，几乎失去自我控制的精神状态。它比之从文艺作品获得“娱乐”或“乐趣”要远为深刻和强烈得多。朗吉弩斯所要求于文艺所起的作用，远不是平淡无奇不痛不痒的作用，而是伟大崇高的思想和风格，深厚的感情，是雄伟的气魄和力量，是狂飙闪电似的审美情趣：

崇高风格到了紧要关头，像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像闪电一样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闪耀之中完全显现出来。[90]

这种重视文艺审美情趣的观点，可以说是贯彻在他的整部《论崇高》之中，也正是这种根本特征显示他由贺拉斯的粗浅的现实主义倾向，转到要求精神气魄宏伟的浪漫主义倾向。这种强调文艺的审美情趣的观点，在他这部著作的第一篇绪论第一章“崇高的感染力”中，一开头就提出来的，足见他对文艺的审美鉴赏功能的高度重视。

最后要顺便提及，朗吉弩斯并非不清楚文艺的政治作用。正是在他讨论上述文艺审美鉴赏功能之前，他就提到他的美学—文学理论和政治家的关系：

我也得看看，我的见解对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是否真的有用。[91]

这点，他在第四十四章中是作出了回答的，正如上面讨论过的那样，实际上是向罗马帝国的统治集团提出了抗议或警告：在没有政治和民主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因此也谈不到出现崇高风格的文艺作品。由此可以得出两类结论：一类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要去干预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让他们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天赋，自由地从事创作；另一类是，确立自由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有利于培养出“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从而创作出具有伟大风格的文艺作品。贯彻在其中的中心观点是，文艺并非是从属于某种政治目的的单纯的工具，文艺有它独立的审美鉴赏价值。

[1] 史密斯、帕克斯编：《伟大的批评家：文学批评编年选集》，62页，纽约，1951。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100页。

[3] 著名学者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等认为《论崇高》是公元1世纪40年代的作品。见《西欧美学史论集》，156页。

[4]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44章。

[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92页。

[6] 柏拉图：《斐德罗斯篇》，266D等；《国家篇》365D：《高尔吉亚篇》449D等，502D，452E—455D；《泰阿泰德篇》167C；《法篇》937E等。

[7]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53等。

[8] 柏拉图：《斐德罗篇》，266E。柏拉图这里正是批评拜占庭的塞奥多洛的“咬文嚼字”，提出所谓“高论”、“陈述”和“证据”、“证明”、“近理”、“引证”、“佐证”等僵硬的规则。

[9]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62。

[10]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354a1。

[11]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355b26—27。

[12] 同上书，1355b16—22。

[13] 同上书，第1卷第2章第7节。

[14] 同上书，第1卷第11章第6节。

[15] 同上书，第2卷第11章第8节。

[16] 详见罗念生为他所译的《修辞学》所写的“导言”，1～19页。

[17] 这里的叙述，主要依据《牛津古典辞典》下列有关词条：Greek Rhetoric，Lcatin Rhetoric， 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iouity，Theodorus of Gadara，Apollodorus of Pergamum，Longinus，Cecilius of Calacte等。

[18]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39章第1节。

[19] 同上书，第1章第1节。

[20] 参见《牛津古典辞典》，阿特金斯所写“古代文学批评”词条。

[21] 纳霍夫：《古代美学的一部杰作——朗加纳斯的论文〈论崇高〉》，见《西欧美学史论集》，195页。

[22] 鲍桑葵：《美学史》，140～141页。

[23] 吉尔伯特等：《美学史》，139页。

[24] 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332页。

[25] 朱光潜：《美学史》，上卷，99～100页。

[26]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第1372—1376行。

[27] 亚里士多德（?）：《论宇宙》，398a12—14。

[28]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9章第3节。

[29] 同上书，第44章第2节。

[30]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8章第1节。

[31]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9章第1节。

[32] 柏拉图：《国家篇》，586A。基本上是引证原文，但略有删节。

[33]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9章第3节。

[34] 同上书，第8章第1节。

[35] 结合第八章中讨论崇高的五个源泉，这里所讲的“崇高的天才”，具体是指“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

[36]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9章第1节。

[37] 同上书，第8章第1节。

[38] 同上书，第13章第2节。

[39] 同上书，第13章第2节。

[40]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3章第4节。

[41] 柏拉图同荷马、希罗多德、德摩斯提尼一起，是朗吉弩斯指名提到最多的作者。但更多是将柏拉图看作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这里讲他在哲学上也得益于荷马，似乎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42]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44章第11节。现存该著作并无专门讨论“热情”这构成崇高人格的第二个源泉的篇章，根据有关学者们的考释，认为第六篇第四十四节开始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但除了第四十四节外都已佚失。

[43]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39章第3节。

[44] 同上书，第8章第2节。

[45] 同上书，第1章第4节。

[46] 同上书，第15章第1节。

[47] 同上书，第15章第1节。

[48]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5章第1节。

[49]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35章第4—5节。

[50]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0章第4—6节。

[51] 同上书，第10章第4—6节。

[52]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0章第4—6节。

[53] 同上书，第10章第1节。

[54]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0章第2—3节。

[55]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40章第1节。

[56] 同上书，第40章第3—4节。

[57] 吉尔伯特等：《美学史》，139页。

[58] 同上书，138页。

[59] 《西欧美学史论集》，191页。

[60] 阿特金斯认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使用的是归纳法，见《牛津古典辞典》，507页。

[61] 也许正因为这样，长期以来人们错误地认为《论崇高》是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的作品。

[62]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9章第13节。

[63] 同上书，第9章第10节。

[64] 同上书，第12章第4—5节。

[65]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2章。

[66] 同上书，第32章第8节。

[67] 同上书，第35章第1节。

[68] 同上书，第33章第5节。

[69]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36章第4节。

[70]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2章第2节。

[71] 同上书，第2章第3节。

[72]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7章第4节。

[73]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驳数理学家》，第1卷第297节。

[74]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5章第8节。

[75] 同上书，第15章第12节。

[76] 同上书，第15章第1节。

[77] 同上书，第15章第2节。

[78] 同上书，第15章第11节。

[79]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9章第14节。

[80] 荷马：《伊利亚特》，第5卷第770—772行。

[8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100页。

[82] 现存《论崇高》只有第四十四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是残缺不全的，因为以下的原稿已佚失。

[83]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44章第1、2、3节。

[84] 同上书，第44章第5节。

[85] 同上书，第44章第5节。

[86] 荷马：《奥德修纪》，第17卷第322行。

[87]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44章第5节。

[88] 同上书，第44章第12节。

[89]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章第4节。

[90] 同上书，第1章第4节。

[91]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章第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