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罗德谟生前撰有专门研究诗的著作《论诗歌作品》，现尚有残篇被保存下来，而卢克莱修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史诗诗人，以诗来传播其哲学观点。此外，在他们的著作、残篇或他人的有关记载中，大体也可以得悉他们有关音乐的观点。
一 诗
相比较而言，卢克莱修更重视诗的作用和地位。他在申述为什么以诗的形式来阐述其哲学体系时，就意识到他自己在从事一种旷古未有的业绩：“为我自己编织一个光荣的王冠，——文艺女神从未曾从这个地方采摘花朵编成花环加在一个凡人头上。”[98]
卢克莱修的这种自诩不无夸大之处。就哲学家而又是诗人而言，埃利亚学派的先驱塞诺芬尼就是一个游吟诗人，记载到他“有篇关于科罗封建城的诗，另外还有一篇关于意大利地区埃利亚殖民城邦建立的诗，一共有两千行”[99]。但已佚失。此外，还撰写过哀歌、讽刺诗等，其中被保存下来的仅一百一十八行残篇诗。此外，埃利亚学派的奠基人巴门尼德，曾撰写过一部用六韵步诗句写成的诗篇，后人名之为《论自然》，现仅存残第二十五则，其中十九则被认为是可靠的，共一百五十四行诗。因此，比较而言，以宏伟的篇幅用诗的语言来吟唱哲学思想，卢克莱修虽非第一人，但也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的历史使命。卢克莱修声称：“我所教导的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并且是急切地去从人的心灵解开那束缚着它的可怕的宗教的锁链。”[100]这点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那样，宗教在整个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当时人们世界观的核心。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矛头所向，直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迷信，他的无神论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原子论的无神论，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提供了系统的哲学论证，从而把原子论的无神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点，与卢克莱修同时代的西塞罗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西塞罗就将他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立起来，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这种哲学认为最高贵的人应该统治。但是，卢克莱修修正的伊壁鸠鲁主义，却会动摇人民对上帝的信仰，因而动摇已成秩序的信仰。[101]西塞罗尽管反对卢克莱修，但他确是正确地揭示了卢克莱修《物性论》的核心思想及其现实的战斗意义。卢克莱修纵情讴歌人类只有将宗教踩在脚下，这样才能取得胜利，使自己高耸云霄。[102]
其次，诗的形式能更好地传达哲学的真理。卢克莱修意识到哲学理论本身是抽象的，要人们理解和接受不是没有困难的：“关于这样晦涩的主题，我却唱出了如此明澈的歌声，把一切全都染以诗神的魅力，——这，应该说并不是没有理由的。”[103]因此，他要用诗的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述抽象的哲学原理，正像医生让小孩吃苦艾时，先在杯口四周涂满了甜汁和黄色的蜜糖，从而使孩童吞下苦艾的苦汁，这样，孩子虽然被逗弄，实际上并未受到损害，反而因此恢复健康并重新长得强壮。他以诗的形式来传达哲学的真理，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由于我的论说对从未尝过它的人看来一般地有些太苦严，大家总是厌恶地避开它，所以现在我也愿望用歌声来把我的哲学向你阐述，用女神柔和的语声，正好像是把它涂上诗的蜜汁，——如果用这个方法我幸而能够把你的心神留住在我的诗句上，直至你看透了万有事物的本性，以及那些交织成的结构是怎么样。[104]
卢克莱修的确因此而使他的哲学理论“全部染以诗神的魅力”[105]，使人们看透了万有事物的本性，从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文艺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年），在讨论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文学时，就高度评价了卢克莱修的成就，在叹息当时罗马没有他们自己的悲剧，没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舞台时，认为就诗人而言，卢克莱修使用了独特的形式，“在罗马文学中，就天才和方式而言，是最早的和独一无二的”，只有他在某种程度上在罗马的诗歌系列中，向我们提供风格的典范。并深为惋惜地指出，他没有被当时国人和后世所赏识。[106]
菲罗德谟撰有专门讨论诗歌的著作《论诗歌作品》，其大部分残篇保存在从赫库拉涅翁发掘出来的卷轴中，虽并无突出创新的理论，但它们不仅提供了伊壁鸠鲁学派关于诗歌见解的资料，而且也提供了对立的见解的有关资料。
首先，诗的内容和形式。当时流行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形式，另一种则强调内容。菲罗德谟谴责对诗歌作形式上的解释。他声称：“即使一首诗具有一种优美的形式，但要是体现在其中的思想是坏的，这首诗也是坏的。”[107]这种对诗的形式认识不足的观点，很可能是与他将诗混同于散文有关的。他曾声称：“对美好、适当和令人信服的描写的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在相同的程度上应用于诗和散文。它们描写现实的实际能力，是所有表现艺术所共有的。”[108]菲罗德谟之所以强调诗歌的内容，很可能是与伊壁鸠鲁学派历来重视实用，从功利主义观点去强调诗歌有关。但在讨论到音乐时，则从另外的侧面肯定形式的重要，这点另行讨论。
其次，否认诗有它的独立价值。对诗的价值评价上，菲罗德谟是与卢克莱修截然不同的，后者高度评价诗的价值，而菲罗德谟则全然否定诗的价值，他声称：“从诗的真正本性来看，无论是凭借它的语言还是凭借它的思想，都不显示出任何价值。”[109]这同他所提到的文学理论家赫拉克勒杜（约前3世纪）的下述观点如出一辙：“在诗里提供美好的思想或使诗变得智慧，是毫无价值的。”[110]这点，与同时代的伊壁鸠鲁学派诗人贺拉斯的观点则是相对立的，后者在《诗艺》中肯定诗歌的积极作用，他声称：“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11]
二 音乐
当时出现的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音乐问题上的争论，被认为是“古代美学中最后一次大辩论”。菲罗德谟是当时伊壁鸠鲁学派音乐理论的代表人物。
首先，音乐和灵魂之间并无特殊联系。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即强调音乐和灵魂之间的联系，从而认为音乐与人的性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其时斯多葛学派的巴比伦的第欧根尼（约前240—前152年）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菲罗德谟从音乐不是模仿的艺术这种观点出发，指名反对第欧根尼：“听凭一些人去胡说，但音乐不是一种模仿的艺术。他（指第欧根尼——引者）说，尽管音乐不是以模仿的方式反映性格，但它仍透露出相当于高尚和下贱、英雄气概和胆小如鼠、彬彬有礼和狂妄自大等性格的各个方面。这些话也是不正确的。音乐并不比烹饪技艺在更大程度上导致这种状况。”[112]他声称，这种强调音乐与性格相联系的观点，它赖以为基础的是音乐的刺激，但无论如何不是一般的刺激，它只对一定类型的人发生作用，主要是对妇女和具有女人气的男人发生作用。此外，这种音乐的刺激，可以在心理学上来加以解释，也不必涉及其神秘的特性。也就是说，他把音乐的作用归结为联想的结果，即对音乐的反应不仅取决于听众的感觉，而且取决于与感觉相关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反过来又取决于各种伴随的因素，但最有影响的是伴随音乐的诗而不是音乐本身。由此出发，他反对音乐和道德伦理行为的联系。
其次，音乐与道德伦理行为间并无联系。菲罗德谟反对将音乐看作是具有基本的道德作用和具有加强或削弱德行的能力的观点。他声称，这种音乐道德论的提出者，是把音乐的效果和诗的效果相混淆，把由语词和思想产生的效果想象为声音的效果：诗的“有用是因为诗的思想，不是因为诗的韵律和节奏”[113]。因此，他认为，对希腊音乐的奠基人泰尔潘德罗（鼎盛年约前647年）和提尔泰奥（创作时期约前650年），与其说他们是音乐家不如说是诗人。塔塔科维兹认为，菲罗德谟这种将音乐和道德相分离的观点，对美学作出了贡献，他声称：“伦理学”的态度很早就使尽了它的浑身解数，它从一开始就强调音乐的道德优越性，并极力轻视它的美学价值。后来，由菲罗德谟所代表的唯一的对立态度，对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在论战最激烈时，菲罗德谟被迫走向了极端。[114]的确，过分地强调音乐的伦理道德价值固然是片面的，但菲罗德谟过分地强调音乐的审美价值，同样也是片面的，也不能最终克服其对立面。为时不久，当一个普遍的向宗教的、唯灵论和神秘的观念回归的古代衰落时期出现时，与道德论密切相联系的性格论又复苏了。
再次，反对对音乐的神秘解释。菲罗德谟声称，音乐不是神创造后交给人的，而是人类自己发明了音乐。这正是他将伊壁鸠鲁学派的无神论观点，贯彻到文艺理论中得出的结论。进而他特别说明了宗教音乐的效果，以及作为某些观念和联想的结果而由它唤起的迷狂：他声称，这是由于在宗教典礼中使用的那些渲染情感的乐器，引起了特别的“联想”的结果。但他在作出这种正确解释的同时，又无视了音乐所固有的特殊性，无视音乐对人的性格的影响。他声称，音乐和某些周围现象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相似性，人是音乐的衡量者和支配者，音乐不存在任何例外，它像其他任何人类产品一样发挥作用。由此表明，菲罗德谟从纯功利观点解释音乐的主张，同样带有片面性，从而导致他对音乐作出片面强调形式的解释。
最后，对音乐的形式的解释。在对待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菲罗德谟对诗是侧重于内容，对音乐则侧重于形式。他之所以坚持对音乐的形式的解释，是与他坚持反对音乐对灵魂有特殊影响的观点相联系的。要是说，菲罗德谟对诗歌的解释，是从伊壁鸠鲁学派的实用的、功利的教育的观点出发，强调其内容的话，那么，对音乐的解释，则由于反对当时流行的神秘的解释，从而强调其形式。这是和当时的特定情况有关的，因为从总的来讲，伊壁鸠鲁更重视文艺的内容，对内容的评价要高于形式，这是符合启蒙观点的。但鉴于当时盛行对音乐的神秘的解释，宁肯强调形式而批判其神秘内容，因为当时在音乐领域中，神秘主义比形式主义更危险。
至于卢克莱修的音乐观，前面大体上已经有所介绍，同菲罗德谟有明显的区别。卢克莱修认为：（1）音乐是模仿，音乐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用口模仿鸟类的流畅歌声；（2）音乐可以使人们在劳动、饱餐之余获得审美快感，陶冶情操；（3）音乐技艺的改进，并不能因此而增加快感；（4）音乐可以起到激励和警戒的作用。当人类的生育者——大地遭到冒犯时，祭司加罗斯就会击打铙钹和吹奏管笛，以使群众有所戒惧：
加罗斯们来了：凹孔的铙钹，紧张的皮鼓，在他们的手的打击之下响声喧天；凶狠的号角发出吓人的重浊的沙嗄声；而管笛则用弗里基亚的调子，激发他们疯狂的心；他们在自己面前抬着刀器，他们的狂乱野性的标志，能够以女神的可怕威力来使群众忘恩负义的头脑和不虔敬的心有所戒惧。[115]
这里，卢克莱修是在介绍有关大地母亲薛比里崇拜的宗教仪式，但也确实表明他肯定了战斗意味很强的源自小亚细亚弗里基亚调子，对人的灵魂的震撼作用。
由此可见，卢克莱修尽管未曾像菲罗德谟那样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音乐理论，但即便是在同一时代在罗马共和国活动的伊壁鸠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中，他们在有关音乐等方面的观点，也是不尽一致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42页。
[2] 策勒：《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论学派》，393页，《剑桥古代史》，第7卷，231～234页。有的记载认为，伊壁鸠鲁学派一直存在到公元6世纪。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3页。
[4] 同上书，135～136页。
[5] 塔恩：《希腊化文化》，327页，伦敦，1950。
[6] 《剑桥古代史》，第7卷，248页。
[7]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9节。
[10] 同上书，第10卷第1—4节、第13—14节等。
[11] 同上书，第10卷第17节。
[12] 西塞罗：《论目的》，第2卷第28章第92节。
[13]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51、53页。
[14] 以下两位学者认为贺拉斯是属于伊壁鸠鲁学派：（1）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175页）；（2）《不列颠百科全书》，1910—1911年，第11版第13卷“贺拉斯”条目的作者。
[15] 西塞罗：Pisonem，28.6888。
[16] 根据收入“西方名著丛书”第12卷《卢克莱修、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著作集》，Ⅸ页。
[17] 《牛津古典辞典》，516页“卢克莱修”条目。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11页。
[19] 同上书，123页。
[20] 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见《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22节。
[21] 塞涅卡：《书简第八》，第24节，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53页。
[22]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29—30节。
[23] 同上书，第10卷第86、63、27节。
[24] 同上书，第10卷第86、63、27节。
[25] 同上书，第10卷第86、63、27节。
[26] 也有主张译为“先前储存的观念”，见杨适：《伊壁鸠鲁》，119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27]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第10卷第33—34节。杨适：《伊壁鸠鲁》，121页。
[28] 伊壁鸠鲁：《主要学说》，第26则；见《著名哲学家的生不和学说》，第10卷第147节。
[29] 策勒：《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论学派》，406页。
[30]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37节。
[31] 同上书，第143节。
[32] 同上书，第78节。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30页。
[34] 普卢塔克：《驳科洛特斯》，第1108节。
[35] 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的信》，《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41节。
[36] 斯托拜乌：《文摘》，第1卷第38节。
[37] 艾修斯：《物理学家的意见》，第1卷第3章第18节。
[38] 同上书，第18节。
[39] 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的信》，见《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第10卷第54节。
[40]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6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09～210页。
[41]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33—134节。
[42]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29节。
[43] 同上书，第130节。
[44] 塞涅卡：《论哲人的宁静》，第1卷第582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49页。
[45] 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见《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31—132节。
[46] 同上书，第128节。
[47] 斯托拜乌：《论适度》，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57页。
[48] 伊壁鸠鲁：《主要学说》，见《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42节。
[49]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19章第62节。
[50] 塞涅卡：《论哲人的宁静》，第l卷第30章第574节，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54页。
[51] 同上书，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54页。
[52] 伊壁鸠鲁：《主要学说》，见《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45节。
[53] 西塞罗：《论最高的善和恶》，第1卷第19章第63节。
[54] 伊壁鸠鲁：《主要学说》，见《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39节。
[55] 塞涅卡：《论善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55页。
[56] 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5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42页。
[59] 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7页。
[60]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34节。
[61] 同上书，第10卷第63节。艾修斯：《物理学家的意见集成》，第4卷第3章第11节。
[62] 艾修斯：《物理学家的意见集成》，第3卷第262、281节。
[63] 伊壁鸠鲁：《主要学说》，见《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39节。
[64] 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见《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25节。
[65] 卢克莱修：《物性论》，320～3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6] 同上书，329、330页。
[67] 同上书，329、330页。
[6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9] 卢克莱修：《物性论》，330页。
[70] 同上书，339页。
[71] 同上书，326页。
[72] 同上书，332页。
[73] 同上书，827页。
[74] 卢克莱修：《物性论》，330页。
[75] 同上书，330页。
[76] 同上书，332页。
[77] 同上书，332页。
[78] 同上书，333页。
[79] 卢克莱修：《物性论》，339、346页。
[80] 同上书，339、346页。
[81] 同上书，346页。
[82] 卢克莱修：《物性论》，350页。
[83] 西塞罗：《论目的》，第1卷第21章第71节。
[84] 阿特纳奥：《博学宴饮集》，第5卷第187C。“（伊壁鸠鲁和柏拉图）”这句话，为阿特纳奥原书中所有。
[85] 赫拉克利特：《荷马研究》，第4、75节。
[86] 普卢塔克：《道德论集》，1086F。
[87] 提尔的马克西穆：《演说集》，第32卷第5节。
[88] 阿特纳奥：《博学宴饮集》，第12卷第546e页。
[89] 同上书，第12卷第546f页。
[90] 狄奥尼修斯·萨拉克斯，生卒年不详，鼎盛年在公元前1世纪，撰写了希腊第一部语法。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语法艺术》的真伪和归属都有争议，后世人又给它加上许多评注。德国著名古典学者贝克尔将它收入所编的《希腊逸事集》。这里所引的这段话，是根据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249页，出自《希腊逸事集》，第2卷第649节。
[91] 菲罗德谟：《论诗歌作品》，第5卷。
[92] 同上书，第5卷。
[93] 同上书，第5卷。
[94] 卢克莱修：《物性论》，346页。
[95] 同上书，347～348页。
[96] 同上书，第62页。
[97] 同上书，第61页。
[98] 卢克莱修：《物性论》，50页。
[99]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20节。
[100] 卢克莱修：《物性论》，50页。
[101]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13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2] 卢克莱修：《物性论》，4、50页。
[103] 卢克莱修：《物性论》，4、50页。
[104] 同上书，51、189页。
[105] 同上书，51、189页。
[106]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文学史讲演录》，60页，伦敦，1859。
[107] 转引自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177～178页。
[108] 菲罗德谟：《论诗歌作品》，第5卷。
[109] 同上书，第5卷。
[110] 同上书，赫拉克勒杜卷第11章第165节。
[111] 贺拉斯：《诗艺》，第343行。
[112] 菲罗德谟：《论音乐》，第65节。
[113] 菲罗德谟：《论音乐》，第95节。
[114] 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225页。
[115] 卢克莱修：《物性论》，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