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葛学派起源于东方希腊化国家。这个学派的奠基人及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来自希腊化的东方国家，进入公元前2世纪时期，情况基本上仍是这样，晚期时才有罗马的代表人物。这种情况，正如策勒所指出的那样：

纪元前的所有重要的斯多葛学派分子，都是出生于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爱琴海东部岛屿。接着是一串罗马斯多葛学派分子，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爱比克泰德，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弗里基亚。而在严格意义上出身希腊的，毫无例外地都是由二、三流人物来代表的。[3]

这种特征，影响了斯多葛学派学说的内容、发展和传播。

斯多葛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其创始人开始，历来就和统治阶级的上层关系密切。创始人芝诺是马其顿国王安提戈诺二世（前276—前239年在位）的朋友和顾问，这个国王被认为是：“哲学能声称他是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君王。”[4]他曾慷慨赠款给该学派。[5]芝诺曾派他的学生斯斐洛斯（约前285—前221年）去斯巴达国王克莱俄美涅三世（约前285—前219年）宫廷工作。此外，埃及托勒密四世（前222—前205年在位）宫廷也有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现。中期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帕奈提乌，在罗马时曾结交权势显赫的西庇亚（也有异译为“斯基庇俄”的）集团，从而将斯多葛主义介绍给罗马上层统治集团。他自己曾随小西庇亚（约前185—前129年）出征东方国家，当时罗马的达官贵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学生。晚期的斯多葛学派，更其是罗马帝国的典型的官方哲学，其中著名代表人物本人就是皇帝（如马可·奥勒留）、宫廷大臣（如塞涅卡），或与统治集团关系密切的人物（如爱比克泰德）。此外，当时在斯巴达、帕加马、罗马出现的社会政治运动，有不少也是与斯多葛学派有关的。由此可以说，斯多葛学派是晚期希腊—罗马时期的官方哲学。

在长达六百年的传播过程中，斯多葛学派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早期阶段

早期斯多葛学派是由芝诺创立的，由于他于公元前300年开始在雅典市场北面的画廊开设学校讲学，所以斯多葛学派又名画廊学派，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00年，奠定了斯多葛学派学说的基本内容。

芝诺（Zeno，约前336—前264年）是塞浦路斯商人基提翁的儿子，公元前311年来到雅典听当时柏拉图学园校长波勒蒙（前4—前3世纪）和麦加拉学派的克罗诺斯的狄奥多罗（?—约前307年）讲学，接着，在犬儒学派克拉底斯（约前365—前285年）的影响下转向犬儒学派，后来，又信奉苏格拉底的学说。此外，他还更多地接受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斯多葛派的自然哲学大部分是赫拉克利特的，而它的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似。”[6]并还受到先于他在雅典创建花园学派（即伊壁鸠鲁学派）的伊壁鸠鲁的影响。建立了以逻辑学（包括认识论）、自然哲学、伦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体系。生前，他就受到雅典人的高度尊敬，是当时统治雅典的马其顿国王安提戈诺二世的老师和挚友。他撰写的著作有：《论法律》、《论宇宙》、《伦理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问题》等。有关美学方面的著作有：《论风格》、《荷马问题》（五卷）、《诗歌读本》、《修辞学手册》等。[7]这些著作都已佚失。整个斯多葛主义的框架和基本内容是由芝诺奠定的。

早期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克莱安塞（Kleanthes，公元前331／330—前232／231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何索斯，原为拳师。公元前282年，他到雅典听了芝诺的讲学后，成为芝诺的虔诚的信徒达十九年之久，并于芝诺在公元前264年自杀后，成为斯多葛学派的第二任领袖。他在哲学上缺乏创造性，除了全盘接受芝诺的观点外，只是使之带上浓厚的宗教色彩。后来也绝食而死。撰有《论时间》、《论政治家》、《论神》等，以及美学方面的著作《论艺术》、《论荷马》、《论美》等。[8]

早期斯多葛学派的第三任领袖是克莱安塞的学生克律西波（Chryrippus，约前280—约前207／206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索利或塔尔苏斯。公元前260年左右来到雅典，开始时听中期柏拉图学园的阿尔凯西劳（约前315—前241／240年）的讲演，受到逻辑学和辩证法的训练。后来，他接受克莱安塞的影响，于公元前232年成为斯多葛学派的第三任领衲。他的学问渊博，又长于论证，在建立这个学派的体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称为是仅次于芝诺的“第二个奠基人”。撰有有关逻辑学、伦理学、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达705种（篇）之多，其中与美学有关的是《论诗》、《论艺术和非艺术》、《论善或道德上的美和快乐》（十卷）等。

早期斯多葛学派中与美学有关的有巴伦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Babylon，约前240—前152年），是克律西波的学生，后成为该学派的领袖，曾于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155年造访罗马，对斯多葛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贡献在语法理论方面，著作有《艺术的辩证法》等。

对早期斯多葛学派的著作，我们主要依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皮浪学说纲要》和《驳数理学家》等，以及斯托拜乌的《箴言和牧歌》（大体编写于5世纪）等著作中的有关记载，来研究他们的美学思想。

斯多葛学派认为：“智慧是关于人的事物及神的事物的知识，哲学便是企图产生那样知识的艺术实践。”[9]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他们的道德生活寻求一种稳固的支撑，获得幸福和独立，追求达到哲人的理想。就这一点来讲，是与犬儒学派一致的。但斯多葛学派又强调自然哲学（物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主张科学知识是道德行为必不可少的条件，认为没有知识，真正的道德行为是不可能的。在这点上，又是和苏格拉底，甚至和柏拉图是一致的。这样，他们采用柏拉图学园的传统，将哲学分成三部分：（1）物理学（即自然哲学），考察宇宙同它所包含的东西；（2）伦理学，考察人的生活；（3）逻辑学或辩证法，专门探讨理性。[10]他们在讨论这三者的关系时，或者将哲学比作是动物：逻辑学是骨骼和腱，自然哲学是其有肉的部分，伦理学是灵魂；或者将哲学比作鸡蛋：逻辑学是蛋壳，伦理学是蛋白，自然哲学是蛋黄。[11]

也因为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接受当时在雅典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体系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见解和内容。正像哲学史家默兰指出的那样：

斯多葛学派可以按两种方式来解释，我们在其中，或者能看到对神的“世俗化”和物质化的解释；或者是恰恰相反，在其中能看到对物质的神化和精神化内解释。[12]

这种特征，自始至终贯穿于早、中、晚期斯多葛学派的学说中。此外，创建于公元前300年的斯多葛学派，虽然受过创建于公元前306年的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但在一系列问题上是彼此对立的。

二 中期阶段

早期斯多葛学派就有明显折中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倾向[13]，以后由于受到柏拉图学园的批评，以及随着与罗马世界的接触，倾向于注重实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派的面貌。从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到公元前50年是中期斯多葛学派时期，更多地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帕奈提乌、波塞多纽和赫卡通（约前2世纪—前1世纪）。这里简要介绍前两个人的一般思想。总的来讲，中期斯多葛学派对美学问题，远不如像早期斯多葛学派那样关注。

帕奈提乌（Panaetius，约前185—前109年），罗德岛人，曾在雅典学习哲学，是当时斯多葛学派领袖巴比伦的第欧根尼和塔尔苏斯的安提帕特的学生，于前129年至前109年继安提帕特成为该学派的领袖，和当时罗马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前144年到罗马，曾随当时罗马统帅小西庇亚出征东方。后在罗马积极宣传斯多葛主义。具备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史和宗教史等广博的知识，致力于将斯多葛主义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结合，使之向折中主义演变。研究重点由宇宙学、逻辑学转向伦理学。在哲学上，放弃世界大焚烧说，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永恒说，放弃占卜和占星术，认为气候的影响比星辰更重要，接受怀疑论学派卡尔尼亚德的影响，认为灵魂随肉体的死亡而死亡。在社会伦理道德学说上，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是政治家首要的职责，也是国家的根本作用。热衷于调处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与现存罗马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罗马共和国的扩张政策辩护，认为它和人性的原则并不冲突，并用统治者的人性和被统治者的野蛮来进行辩护。反对哲人脱离社会离群索居，而是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国家活动，强调实践的智慧和美德的意义。尤为注意外在的善，如健康和财富等，认为至善就是过符合自然（本性）的生活，人类的自然愿望就可以使他达到美德。对在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命论，重新作了解释，认为命运只是人类生活的有益调节器，是极端热情奔放的性格的教育者。主要著作有《论愉快》等，都已佚失。

尽管帕奈提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和重新解释了早期斯多葛学派的体系，但当时的斯多葛学派仍然承认他是这个学派的成员。[14]帕奈提乌的学说，正像贝利指出的，是罗马化的斯多葛主义，对斯多葛学派在罗马世界的传布和生根，起了重要的作用。[15]他不仅对中期、而且对晚期斯多葛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显著的作用。

波塞多纽（Poseidonius，约前135—前51／50年）出生于叙利亚的城市阿帕米亚，和芝诺一样是希腊主义化了的闪米特人（即犹太人），曾在雅典学习哲学，是帕奈提乌的最著名的学生。从事过广泛的游历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当时希腊化—罗马世界享有盛名。被哲学史家称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希腊最渊博的思想家。”[16]公元前97年，他在罗德岛创办学校，西塞罗曾于公元前78年到该地就学。他本人虽未到罗马传布过哲学，但在罗马世界享有盛名。[17]他在政治上支持当时的罗马统帅庞贝（前106—前48年）。

波塞多纽继续发展了帕奈提乌的折中主义，使斯多葛主义和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结合起来。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当时罗马共和国同希腊化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并逐渐正在取代后者的地位。波塞多纽的思想活动，正是反映了这种时代特征。一方面，正像策勒指出的那样：他“不仅是一个斯多葛学派分子，而且还是一个叙利亚的希腊主义者”[18]；另一方面，他处在东西方、希腊化和罗马世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正如德国学者文德兰德指出的那样：是“能够理解并独立地面对罗马世界的最后一个希腊人”[19]。“不仅是希腊和罗马之间的中介人，而且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中介人。”[20]正因为这样，波塞多纽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哲学家。

波塞多纽的哲学思想发展有它的独特性，一方面步帕奈提乌的后尘，进一步接受柏拉图的影响，以致被德国著名的古典学者耶格尔称作：“第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21]；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正统的斯多葛学派，“从总体上来看，他的思想模式，毫无疑问地是帕奈提乌的学生”[22]，但在一系列问题上，回到了早期斯多葛学派的观点。

波塞多纽相信世界大焚烧说，肯定灵魂不灭和魔鬼的存在，接受占星术和天命论。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一切组成部分是自然地相联系的，因此是彼此交感的，世界是有生有灭的。神是不生不灭的，是有秩序地安排这个世界的创造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全部本体吸入自身，并由自身创造世界。人类和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宇宙受理性和天命支配，其中每一个细节都由神圣的天命安排，从而形成宇宙的普遍和谐和结构上的有秩序。他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提倡以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原则相结合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学说。他认为政治上的美德，在于使人类回到史前的无邪状态，那时的哲学家是立法家和民众的教育者，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和神的世界的中间人。政治和伦理是一回事，任何形式的道德伦理或政治活动，都是宗教上的责任。人能够使自己自由，并拥有有关精神天赋的知识，它使人在死后享有最高形式的存在。还提出历史、文化发展的理论，认为天真无邪的原始黄金时代是由聪明人（哲学家）治理的，但由于堕落和暴力行为的流行，就需要法律制度。积极关心数学、天文学、人种学、历史和文学等，试图从中发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及和谐，以展示宇宙的理性结构以及历史的理性发展。

波塞多纽的学说，是从早期斯多葛主义并通过斯多葛主义化的柏拉图主义，向新柏拉图主义过渡的环节，对以后的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预言》、《历史》等，都已佚失。

就现有的有关资料来看，中期斯多葛学派对美学的关注远不如早期斯多葛学派，后者不仅奠定了斯多葛学派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在美学的具体问题上都有所论述。

三 晚期阶段

晚期斯多葛学派又称为罗马斯多葛学派或新斯多葛学派。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3世纪中叶，基本上和前期罗马帝国相始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他们又回到早期斯多葛学派传统，对美学问题比较关注，而且他们的著作都被保存下来了，从而在探讨他们的美学观点时，有了直接的可靠的原始资料依据。

整个斯多葛学派及其发展，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点在晚期斯多葛学派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它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中揭示的那样：过去的政治秩序和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陷于解体，有钱人（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和奴隶一样，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一样没有权利，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及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结果，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这种情况在哲学上也有所反映，其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塞涅卡：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佣的小丑。很多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卡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23]

这真是绝妙的写照，对以塞涅卡为代表的晚期斯多葛学派来讲尤其是这样。他们和上层统治集团关系密切，或者本人就是其中的主要成员。

晚期斯多葛学派的发展，柏拉图化的倾向愈益明显。默兰在分析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倾向时，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在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身上，斯多葛学派的柏拉图化在继续。”[24]此外，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伦理道德问题，强调伦理道德思想的传播和实际运用，在这点上是比较接近古代犬儒主义的。他们还进一步强化宗教神学观念，强调人和神之间是血缘相通的。

这里，我们按时间顺序，扼要介绍塞涅卡等的有关情况。

（一）塞涅卡

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65年）出身罗马显要而富裕的骑士家庭，本人也是当时的巨富。早年就在其姨母的影响下开始担任公职，同时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四十九岁时做了皇太子尼禄（在位54—68年）的老师，后来成为尼禄皇帝的显要的大臣。由于卷入宫廷阴谋，于七十岁左右被迫自尽。关于这个伪君子，恩格斯把他刻划得淋漓尽致：

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有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经使他感到满足。[25]

塞涅卡在生前就享有盛名，撰有不少哲学著作，如《论幸福生活》、《论人生短促》、《论神意》、《致卢齐利乌书信》等。其致朋友卢齐利乌的信，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以谈友谊为主线，兼及疾病、痛苦、死亡、读书、旅游等，其中也涉及哲学、文风和介绍科学知识的，有的和美学问题有关。此外撰有讽刺散文《变瓜记》和《美狄亚》等九部悲剧。这些悲剧，虽取材于希腊神话，以希腊古典悲剧为蓝本，但却是影射了罗马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当时贵族反对派的心态。塞涅卡的悲剧，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的悲剧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伦理学方面，塞涅卡认为，哲学是获得美德的一种手段，善恶问题是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他强调美德应该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上的探讨，从事没有实用目的的学术研究是浪费时间。美德的真正价值是内在的，外在的善并不提供真正的幸福，只是愚弄人的短暂的礼物，幸福的生活就是过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人是有理性的，只要他愿意的话，有权选择美德的道路，神会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克服**，过一种和真正的理性一致的生活。

塞涅卡进一步加深了斯多葛主义中原有的宗教神学因素。宣扬神学目的论，认为神是指导万物的精神，是以最智慧的目的安排万物的理性。因此，信仰天命就是最高的善。宇宙的规律和德性的准则就是神的意志，它们彼此是一致的。神的意志对人来说是最高的法律，服从神的意志和仿效神的意志，也就是服从最普遍的命令。它与按本**是同义语，在人的理性和良知中，感觉到神圣的精神，神的意志是内在于人之中的。由此也足以表明，他的这种神学目的论的伦理观，同斯多葛主义的核心思想——泛神论是一致的。

塞涅卡之所以进一步将神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是和他强调实用分不开的。他认为，由于人的弱点和不完善，人的道德生活就需要依靠信仰神的力量来指导，用宗教神学来弥补伦理学的不足。他还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治愈患病的人类。这样，也就进一步将哲学、伦理学和神学融合起来。这种倾向，同样也体现在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的思想中。

（二）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55—138年）出生于小亚细亚弗里基亚城市希拉波利，原来是在尼禄和图密善（在位81—96年）宫廷担任要职的厄帕福洛狄图的奴隶。后来，主人同意他去听当时晚期斯多葛学派领袖穆索尼乌·鲁富斯（约30—101／102年）的讲演，并被释为自由民。曾担任过尼禄皇帝的侍卫，后在罗马讲学。由于皇帝图密善于89年（一说是93年或82年）下令驱逐哲学家，他就移居希腊西北部埃皮鲁斯的城市尼科波利讲学，并建立自己的学派，直到135年去世。在当时他就拥有大量听众，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都曾经是他的学生。生前并未撰写著作，其言行由他的学生阿里安（约95—175年）按原希腊语记录下来，编为《爱比克泰德道德论集》和《手册》。

在理论上，爱比克泰德把伦理道德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但其出发点是先验论的、唯理智主义的。他声称，一般的道德概念和原理，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天赋的，因此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致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具体应用。哲学的任务只是发展这些天赋概念，并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将具体的行为置于这些概念之下，例如，不要将享乐、财富放在善理念项下。爱比克泰德强调，所有人都有建立道德生活的充分基础，而哲学教育又是必需的，为的是可以把天赋的“预拟概念”应用到特定的具体环境中去。尽管，人们都有天赋的道德观念，但仅有天赋概念是不够的，困难在于如何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的事项中去。因此，也就需要教育，要使人懂得逻辑，从而拥有逻辑推理能力。因为，应用这些天赋的“预拟概念”是依赖推理的。但是，重要的毕竟不是拥有逻辑的知识，而是要把天赋的道德概念应用到实际中去，实现这些天赋的道德概念。

爱比克泰德与塞涅卡一样，将伦理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他强调要实行各种苦行，但又反对这一种遗世独立、洁身自好的生活，提倡必须合群，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认为生活是一场战斗，因此要听命于作为指挥员的统治者，履行各人的天职；即便是做奴隶也命该如此，应该容忍和克制；毋需害怕死亡，死亡无非是支配宇宙的元素的分解；人的生存所需的一切都是由神赐予的，如神不再赐予了，那就是死亡的征兆，也就是说神不再需要我们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的奴隶哲学，将宿命论贯注到道德伦理的实践中。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开基督教教义的先河，德国的学者利茨曼在他的《基督教的起源》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这就不再是早期斯多葛学派的学究式的泛神论。越过枯燥乏味的图景，真正宗教感的富有成果的润雨已经降下，从埋藏的种子产生出对神的真正信仰，它以一种新的力量激发斯多葛学派的说教。[26]

爱比克泰德竭力为奴隶主和奴隶制度辩护。他声称，所有的人都是以神为他们的父亲的，人人生来都是兄弟，因此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奴隶问题，除非你是你自己的奴隶：“没有一个人能够支配我，由于神，我生来就是自由的，我知晓神的命令。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把我当作一个奴隶那样来指挥我。”[27]也就是说，他把奴隶问题，归结为纯粹是各自的主观意识问题，谁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谁也就不是奴隶。他还进一步用神学目的论来否认奴隶和奴隶制度：“宙斯神使我处于自由人的地位，难道你认为，宙斯神会希望他自己的儿子成为被奴役的吗?”[28]这种思想，以后就由基督教承袭下来了。

爱比克泰德的道德伦理学说是和神学紧密相联系的。他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人和神的关系，认为人的精神和神是血缘相通的，这总是最有价值的；人应该注意到自己的高尚的本性，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神的儿子，把自己看作是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一部分。[29]人是神的一颗微粒，人又是神的旁观者和解释者，肯定神统治着世界，人只有通过沉思这个世界的“美好”，才能理解到这个世界是由神统治的，城邦和家庭要是没有神的统治和监护，就连一刻也不能维持下去。由于神创造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人类一切的善都来自神。

爱比克泰德并将他的神学思想贯彻到了社会政治和国家学说中，从而与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学说联系了起来。他声称，世界公民权（宇宙公民权）和上帝的统治相联系的，人和神是血缘相通的，由此得出结论：“我是属于世界的”，或“我是世界公民”。因此，他主张要从“世界政府”角度来考虑问题。既然人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公民、神的儿子，那么他们对这个世界就负有责任，要照顾整体的善，要在理性指导下行动：

这个世界是一个城邦，所产生的东西，原来是作为一个城邦创造出来的……其中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朋友——首先是诸神，接着是人类，彼此天生是作为一家人组成起来的。[30]

从而指名反对伊壁鸠鲁学派，指责他们反对结婚、反对生儿育女、不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等。[31]他正是这样将神权和政权统一起来，用神权的名义，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辩护，并鼓吹人们要效忠这个政权，为巩固这个政权而献身。

（三）马可·奥勒留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是晚期斯多葛学派最后一个著名代表，是公元16l—180年的罗马皇帝。早年深得罗马皇帝哈德良（117—138年在位）的宠爱，受过有关修辞学、文法、哲学等方面完备的教育，从二十五岁开始转向哲学的研究。罗马在他的统治下，进入一个新的危机时期。罗马和亚洲西部帕提亚（即安息）之间矛盾激化，埃及爆发了严重的叛乱，即牧牛人的起义。此外，战争、瘟疫频繁，每一次重大的战争，几乎都将帝国整个结构推向覆灭的边缘，国家对人民的压迫，从来也不曾像这个时期那样沉重。[32]从而促使他这个“王座上的哲学家”，除了一般地注意道德伦理问题外，对于阶级关系、奴隶和国家问题特别关心。由于以他为代表的整个国家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陷入深深的危机，他的哲学思想也就带上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马可·奥勒留在哲学上深受爱比克泰德的影响，对后者敬仰备至，公开承认自己接受后者的影响[33]，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爱比克泰德的言论的引述，成了他的“导航星”[34]。此外，他还较多地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为了教育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罗马皇帝科谟都斯（180—192年在位），在出征达西亚（Dacia）行省戎马倥偬之际，用希腊语撰写了由一系列长短不等的格言组成的《沉思录》（又译《自省录》）。

马可·奥勒留认为，万物都处于流逝之中，只有哲学才能给人以支撑，提供一种反对一切空虚的消极事物的防御。而他所理解的哲学，和整个斯多葛学派一样，无非是一种神学。他的体系的主要内容是神学、伦理学、国家学说，神学是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可·奥勒留的神学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信仰神和宇宙的神圣秩序，提倡神学目的论。他声称，万物来自神又复归于神，神圣的天命囊括万物，天命以最完美和最仁慈的方式安排万物。神性的灵魂（精神）渗透万物，神的主要启示就是人的灵魂本身，人的灵魂是神的一部分和流溢物。因此，他信仰人和神是血缘相通的。第二，信仰万物流逝无常，从而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一切存在物都处于变易、消逝、没落的循环中，没有一种个体事物是永恒的。这种变化决定着整个宇宙，直到它将来的解体。[35]由此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整个宇宙的组成部分是无足轻重的，现象处于普遍的流逝中，因此要我们的心灵去关心可灭的事物，把它看作是善的或恶的，就是错误的。[36]因此，也无须以此来妨碍心灵的宁静，以致对生活感到厌倦，甚至希望死去。但他并未因此放弃神学目的论，仍然坚信这种变化是受到更高的法则支配的，受制于最高理性目的的，最后归结到神和天命，以及世界的完美无缺的统一。

正是在这种神学目的论的思想的支配下，马可·奥勒留探讨了有关人的道德伦理问题。他声称，人是由肉体、灵魂、心灵（理性、理智）三者构成的，死亡是灵魂脱离肉体的结果。在大焚毁时，灵魂存在着重新被吸入宇宙理性（神的理性）的可能性，人的理性，是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谁违背理性也就是违背神。好人的特征，就在于承受命运所降临的一切，不玷污神圣的天赋，并以一种平静谦和的精神坚持服从神到底。基于这点，他接着就宣扬一种消极厌世的人生观，认为人生是极其渺小的，延续生命是毫无价值的，即便这样，仍然要遵循本性（自然）走完人生的旅程。人的一切，都是由神决定的，而神的决定永远是恰当的，因此人应当满足当下和目前的一切。人应当使自己从属于整个宇宙的进程，没有神的意志，整个宇宙及其中的一切是不会发生的，正因为这样，人除了服从整体的法则、崇敬神以外，没有更高的任务。

此外，他宣扬阶级合作和阶级和平，认为人在宇宙图式中有各自的位置，不管他愿意与否，都是受到一种理性的力量（神、天命）的支配，因此要彼此合作。从表面上要求改善奴隶的法律地位，将公民权给予行省的一切非罗马人。但在实际上仍然坚持生而自由的自由民，同由于被释从奴隶转化来的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明显区别。[37]他公开声称要面对现实，认为柏拉图式的乌托邦是根本不存在的。

马可·奥勒留出于帝国利益的考虑，还十分注意从理论上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进行论证。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其他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样，致力于宣扬世界主义的国家学说，并将它和神学紧密地结合起来。首先，从神学理论出发，宣扬一个宇宙、一个神、一种法律。“整个世界是一个城邦”[38]，这种国家是人类共同的，人们从它汲取理智的能力、理性的能力以及法律的禀赋。[39]鉴于万物彼此都是成双成对的，这些成双成对地结合起来的东西是神圣的，从而提出两种城邦（就希腊来讲是现实的凯克罗普之城和理想的宙斯之城）和两个国家（就他当时来讲是现实的罗马国家和理想的罗马国家），认为它们都是遵循着善而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正如《剑桥古代史》的有关部分的作者韦伯在讨论到他的国家学说时所揭示的那样：马可·奥勒留所讲的这个世界，无非就是罗马这个绝对君主制的国家，且又是名正言顺地处在这个哲学王的绝对统治下的，无非是想用斯多葛学派学说来武装自己，来改善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罗马世界。[40]至于他所讲的人人都是兄弟，以及与神血缘相通等，都无非是廉价的伪善的谎言而已。

下面，我们就综合地讨论整个斯多葛学派的美学和文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