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传统的文艺持剧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又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随着他的哲学观点的演变以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前后的观点有显著的变化。柏拉图前期（中期）以《国家篇》为代表，对传统文艺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把诗驱逐出理想国”[260]，在晚期的《法篇》中，则在坚持严格的检查制度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接受文艺。这一切都以其是否符合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理想为依归，即以是否符合他所设定的那种理想城邦的目的为依归。

一 哲学和诗歌的争吵

柏拉图对传统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审察，是从哲学高度出发的。他声称，当初之所以主张将诗逐出理想国，不是出于简单粗暴，而是有充分理由的，不是他个人杜撰的，“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261]。

的确，古希腊传统中有些哲学家，对传统的文学艺术持否定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爱利亚学派的先驱塞诺芬尼（约前570—约前470年）和赫拉克利特。

塞诺芬尼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对传统的宗教和价值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持批判的态度。在其《哀歌》中，强调诗歌要颂扬神明：“首先聪明的人们，必须用神圣的歌词和纯洁的语言颂赞神明。然后奠酒并且祈请神明赐予力量，使人们能够做得允当（因为恳求这种力量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不要有一个人喝得过量，只要不太老，人人都能不用搀扶回到家门。”[262]但反对颂扬异端的神祇：“不要歌颂提坦诸神、巨人或半人半兽的怪物们的斗争，这些都是古代人的虚构，也不要去管那些纷乱的争吵，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平安吉庆。而要时时对神灵崇敬，这才是可贵的事情。”[263]

在《讽刺诗》中，对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持剧烈批判观点。他承认，长期以来荷马的诗篇对人们有重大持久的影响，“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264]。但是荷马等都是将人间的败德加到神灵身上：“荷马和赫西奥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彼此欺诈。”[265]

这里，塞诺芬尼主要从维护道德伦理的立场出发，谴责荷马和赫西奥德，从这点上讲，他是反现实主义的，因为这些“无耻丑行”无非是人间的现实的反映而已。此外，塞诺芬尼的神，已经不是世俗或宗教意义上拟人化的神，而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抽象意义上的那种本体，即后来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塞诺芬尼声称，他所讲的神，是唯一的神，是神灵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在形体上和思想上都不像凡人，“神是全视、全知、全听的”[266]。因此，从保存下来的残篇看，塞诺芬尼尚未从哲学上系统批判传统文学艺术，则是露出这种哲学批判的端倪。塞诺芬尼从伦理道德以及初露端倪的对传统文艺的批判，以后都由柏拉图继承下来，并加以系统化。

赫拉克利特对以荷马和赫西奥德为代表的传统诗篇，持更为极端的否定观点。从现存的残篇分析，赫拉克利特是更多地从他自己的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来批评传统的诗人的。他在第四十则残篇中讲到，“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否则博学就已经使赫西奥德、毕达哥拉斯以及塞诺芬尼[267]和赫克泰乌[268]（前6世纪—前5世纪）智慧了。第五十七则残篇中指出，赫西奥德是多数人的老师，人们深信他知道得最多，可是他不懂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但是他却不知道日和夜，其实这是一回事。”

对荷马和另一位现存最早希腊诗作中，可以确定个人作品的诗人阿尔基洛科（活动时期约公元前7世纪），更其持严厉的否定态度。从现存残篇来分析，赫拉克利特攻击荷马的依据之一是，荷马和普通人一样，只知道崇尚感性认识。他在第五十六则残篇中指出：“人们认为对可见的事物的认识是最好的，正如荷马一样，然而他却是希腊人中间最智慧的人。”赫拉克利特本人在认识论上并不否认感性认识，肯定人的认识直接来自感觉经验，但比较而言，毕竟是更其重视理性认识：“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并贯穿一切的思想。”[269]“不要听我的话，而要听从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才是智慧的。”[270]但是否因此就要对荷马等诗人加以惩罚则不得而知了：“该当把荷马从赛会中逐出，并且加以鞭笞，阿尔基洛科也是一样。”[271]

柏拉图也正是意识到“古已有之”的“哲学和诗歌的争吵”，对传统的文艺进行了更其系统的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塞诺芬尼、赫拉克利特一样，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出发进行这类谴责的。

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人们以为悲剧诗人和他们的领袖荷马知道一切技艺，知道一切有关人间善恶以及神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是否真正知道他们所描写的这些事物呢?柏拉图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既能制造出那些被仿造的事物，又能制造出它们的幻象，他当然宁可制造真正的东西而不愿去制造假象的东西了。可是荷马虽然讲了许多治理城邦、从事战争和教育的事情，但是他曾经将哪一个城邦治理好了，像斯巴达的立法家莱喀古斯和雅典的立法家梭伦那样有功劳呢?他既没有指挥和打赢过战争，不像泰勒斯那样有过精巧的发明，也不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建立过“毕达哥拉斯楷模”的生活方式受到后人的尊敬，甚至不像智者普罗塔哥拉和普罗狄科那样受到青年人的爱戴。由此可见，这些诗人只是美德的模仿者，并不知道真实的本体（理念），实际上他们和真理是隔三层的。[272]

正像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柏拉图是以其社会效果来评价诗人的工作的，虽然他也承认诗人用的语言、韵律、曲调等这些音乐性的东西的魅力是巨大的，但却进而认为，诗人只知道事物的表面现象，只能模仿制造幻象。对于这种模仿，柏拉图又从认识方面进行分析。他声称对于同一件事物，近看和远看是不一样的，在水里看和不在水里看也是不一样的，艺术家正是利用了我们感觉中的这个弱点制造假象。在感觉中有些事，既是“大些”又是“小些”，既是“重些”又是“轻些”，可是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有相反的情况，所以感觉属于灵魂中低下的部分，和灵魂中高级部分（理性）相隔很远。诗人画家只是打动了灵魂的低下部分：

原先我说图画和一切模仿的产品都和真理相隔甚远，和它们打交道的那种灵魂的作用也和理性相隔甚远，而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健康的或真实的，我的意思就是要你得到这样一个结论。[273]

这就与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有密切的关系。他声称，灵魂有不同的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理性，它是用来学习的，它爱好的是真理和智慧；第二部分是**，用来表现喜怒哀乐，它爱好的是名誉和胜利；第三部分是欲望，它爱好的是利益和钱财。在判定某个人是何等样人时，要看他的灵魂是受哪一部分统治的，受理性统治的就是哲学家、城邦的治理者，只有他们才具有经验和知识，能够判断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274]如果灵魂被欲望统治着，理性就受奴役，这样的灵魂也是受奴役的，这种生活是最不幸的。[275]

柏拉图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当灵魂中爱好名誉和爱好利益的那两部分，能够接受知识和理性的指导，选择追求智慧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这样在灵魂内部便没有争吵，三部分和谐相处，这样的生活才是正义的。如果，灵魂由**和欲望这两部分统治着，追求的是假快乐，那样的生活就不是正义的。[276]这里强调的是，只有理性和爱好智慧才是真正的快乐和利益。智慧和理性是最高的，只有哲学家才懂得真正的快乐和利益，所以应该由哲学家统治城邦，正确地引导和教育人民。

柏拉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不准诗人闯入理想的城邦。他声称，诗人和画家一样，他们的模仿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正是由于诗人逢迎灵魂中的低劣的部分（即**和欲望部分），以此去影响别人，连好人们除掉少数例外，也受它的坏影响。诗人不仅不去抑制人们灵魂中低劣的部分，而且还要去助长这些低劣的部分：

再如性欲，忿恨，以及跟我们行动走的一切欲念，快感的或痛感的，你可以看出诗的模仿对它们也发生同样的影响。它们都理应枯萎，而诗却灌溉它们，滋养它们。如果我们不想做坏人，过痛苦生活，而想做好人，过快乐生活，这些欲念都应受我们支配，诗却让它们支配着我们了。[277]

正因为这样，即便是人们所崇拜的荷马，也在排斥之列，“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278]。要是你让步的话，准许甜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灵魂就会受到**和欲望支配。正是根据诗的本质和理性使我们不得不“把诗驱逐出理想国了”[279]。但也允许诗为自己辩护，但在诗还不能替自己作辩护以前，“我们要定下法律，不轻易放诗进来”[280]。

二 传统文艺亵渎神明

柏拉图之所以对传统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另一重要依据是，这些文艺的内容是渎神的。他主张把一切美好的属性都归诸神，而荷马和赫西奥德等诗人虚构了一些故事，过去讲给人听，现在还在讲给人听，“没有能用言词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来。就等于一个画家没有画出他所要画的对象来一样”[281]。

他声称，许多文艺作品最荒唐的莫过于将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如赫西奥德的《神谱》，将天神乌拉诺斯说成囚禁子女，而其子克洛诺斯起来反叛，推翻乌拉诺斯并割掉其**，自立为天神；而克洛诺斯的儿子宙斯又起来将克洛诺斯推翻，又自立为天神等的行为就是这样。[282]并为之辩解，声称诸神间的搏斗、谋害等根本不是真的，即便是真的也不准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荷马所说的诸神打仗的故事，无论它们是不是寓言，都不准进入理想国，因为儿童没有能力辨别是寓言的和不是寓言的，他们在年幼时所听到的东西容易留下永久不灭的印象。为此，必须尽力使儿童最初听到的故事，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

他声称，从建立一个理想城邦的根本利益出发，建立城邦的人们应该知道说故事所应当遵守而不准破坏的规范，但建立城邦的人自己并不必须去撰写故事。所定下的规范是：“无论写的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神本来是什么样，就应该描写成什么样。”[283]为此制定出关于诗人们描写神时应遵守的两条法律和规范。

第一条法律和规范：“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好（善）的事物的原因。”[284]

柏拉图声称，善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它只是善的事物的原因，而不是恶的事物的原因；只是福的原因，而不是祸的原因。这点是无可辩驳不容置疑的。神本质上是善的，神既是善的，神不能像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人所碰到的事情中，只有少数是由于神的原因造成的，多数都不是由于神造成的。因为，人生中好的事情少而恶的事情多。凡属好的事情，只有归因于神，至于恶的事情，需要另外去找原因，不能归因于神。

但是，荷马等诗人就没有遵守这关于神的第一条法律和规范。他在《伊利亚特》中提到，天神宙斯将祸、福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作为命运分配给人。结果，有人有时碰到福，有时碰到祸，但有人只从宙斯得到祸，结果，饥饿驱逐他在丰足的地面上到处流亡。至于将特洛伊战争双方的背弃休战誓约，都归因于宙斯，同样是不能相信的。至于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悲剧中将某个家族的灭绝，归因于由神种下的祸根等，同样也是不允许说的，而且也不允许年轻人听的。即便遭到惩罚，对于承受的人们也是有益的，因为坏人是悲苦的，他们需要得到惩罚，从神得到了惩罚，他们也就得到了益处。

柏拉图由此得出结论，要尽力驳倒神既是善而又造祸于人的那种话。因此，如果城邦想要政治修明，任何人不能说这种话也不能听这种话，无论说的是诗还是散文。因为，说这种话就是对神大不敬，对人固然无益，而且也不能自圆其说，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285]

第二条法律和规范：神“纯然一体，常住不变”[286]。

柏拉图声称，最完善的东西就是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变动，最勇最智的灵魂是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扰动。一切事物无论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要是它本身完善，就最不容易受外来的改变。神以及一切有神性的东西都是最完善的，所以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而改变形状。神在善或美方面都毫无欠缺，所以神是尽善尽美，毋庸自行改变：

神要自动地改变自己，也就不可能，因为他既是尽善尽美的，自然就永远使自己的形状纯一不变。[287]

但是，诗人笔下的诸神则谎话连篇，经常改变自己的形状以诓骗世人。他们笔下的海神普罗透斯和女海神忒提斯都是善于改变自己形状的。荷马等诗人将诸神说成是乔装打扮的游客，取各种形状周游城市。

此外，诗人还将诸神说成在言语和行为上撒谎，不用本来面目而要用变形来出现。但是，撒谎是神和人都厌恶的。诸神不是魔术家，既不变化他们的形状，也不在言语和行动上撒谎。荷马在他的《伊利亚特》中，却将宙斯说成是为要害希腊人，遣梦神告诉希腊人的统帅阿伽门农赶快出兵，结果导致希腊人打了败仗。实际上，神没有什么理由要撒谎，所以，“神在本性上是纯一的，在言语和行为上是真实的，他并不改变自己；他也不欺哄旁人，无论是用形象，用语言，还是在醒时或梦中用征兆，来欺哄世人”[288]。

总之，柏拉图运用纯粹逻辑的论证，设定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善（好）的事物的原因，所以一切的人间疾苦和一切祸害都不应归因于神，人只该自负其责。神在本质上是纯一的，所以神绝不会变形或降梦来欺骗世人。他就是凭这两条纯逻辑的假定来检查荷马、赫西奥德和埃斯库罗斯等诗人，从而谴责他们亵渎神明，诽谤神明，甚至有伤风化，青年人受他们的影响，就会做出坏事。后来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僧侣们，正是循此来反对世俗文学。

三 传统文艺危害城邦

柏拉图之所以谴责传统的诗和艺术，除了它们是模仿、亵渎神明外，还由于它们不利于对理想国中三个等级的灵魂及其德性的培养和成长，从而最后危及城邦。

柏拉图将分工看作是城邦（国家）的构成原则，而分工则被他认为是由人天生的禀赋决定的，“没有两个人的本性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才能是有区别的，某些人适于这种工作，某些人适于别种工作”[289]。城邦分别由治国者、辅助者、生产者三个等级构成，而传统的文艺对这三个等级的天赋本性的培养和成长都是有害的。

第一，治国者等级，也就是为数极少的哲学家或政治家兼哲学家，他们的灵魂是理性的，德性是智慧。柏拉图声称，按自然原则（相对于契约原则而言）组织起来的国家中，治国者等级是占人数最少的等级，国家的性质和命运是由他们决定的：“一个建立在自然原则上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说来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最少的一类人和它自己的最小的部分，乃是由于领导和统治它的那一部分人所具有的知识。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照自然的规定，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乃是最少数的人。”[290]

在前面讨论到“哲学和诗歌的争吵”中已阐明过，以荷马为代表的史诗是模仿的产物，同真实本体的真理隔着三层，诗人是凭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和欲望）进行创作，其作品又是出于满足群众的非理性灵魂的需要。所以，诗歌和哲学、诗人和哲学家是绝对对立的，对培养具备最高知识、洞悉万物本原、把握绝对至善的哲学家是有害的。这点已经比较具体地论证过了。

第二，辅助者等级，他们的灵魂是**，德性是勇敢。

柏拉图声称，辅助者等级和治国者等级一起，都是属于统治阶级，他们的灵魂是由**组成的，**一方面和欲望相关联，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欲望作斗争，从而站在理性一边，为了城邦的理性目的而拿起武器，要是没有被坏的教育所败坏的话，它就能支持理性。辅助者等级的德性就是勇敢。柏拉图所理解的这种勇敢，就是不折不扣唯命是从地执行治国者的一切命令。具有勇敢这种德性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信，他们应当害怕的事情，也就是立法者、治国者在教育中告诫他们的那些事情。因此要抛弃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治国者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治国者必须注意对辅助者的教育，使他们成为自己进行治国的辅助者。[291]

但诗人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荷马热衷于宣扬阴间以及阴间可怕的情形，叙说特洛伊战争中希腊最著名的英雄阿喀琉斯的鬼魂在冥间悲叹：我宁愿活在世上做人家的奴隶，侍候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那样也比统率所有死人的灵魂要好。尽量渲染阴间的可怕：“阴暗、糜霉烂的冥府，连神祇看了也会厌恶。”[292]使用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语词：“呜咽河”、“恨河”、“泉下鬼”、“枯魂”，使人听了打寒战。将诸神和英雄们描绘成动辄号啕大哭。结果年轻人认真听了这类话，“他们就会既不知羞耻，又没有勇气，遇到很微细的灾祸也要痛哭流涕了”[293]。

而且就分工和模仿的理论来分析，诗人们所描绘的种种由模仿而来的人物和事项对辅助者也是有害的。他声称，辅助者必须卸去一切其他事务，专心致志地保卫国家的自由，凡是对这件要务无益的事项，他们都不该去做。那么，除了这件要务以外，他就不应该做旁的事，也不应该模仿旁的事项了。如果他们要模仿，也只能从小就模仿辅助者的事业的一些性格，模仿勇敢、有节制、虔敬、宽宏之类品德。可是卑鄙丑恶的事就不能做，也不能模仿，恐怕模仿惯了，就弄假成真。“你注意到没有，模仿这玩意如果从小就开始，一直继续下去，就会变成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影响到身体、声音和心理方面。”[294]

第三，生产者等级即农民、工匠、商人、佣工，他们的灵魂是欲望，德性是节制。

以生产者、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第三等级，构成城邦的最低等级，也即被统治阶级，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执行的是整个社会、城邦的经济职能。

柏拉图就诗人宣扬欲望无度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就不仅限于第三等级。他声称，青年人应该节制，一方面服从治国者的统治，另一方面要控制自己食、色等一类的感官欲望。但是，荷马描写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集卑鄙贪婪和对神、人的傲慢于一身。得到了统帅阿伽门农赠送的礼物，才肯出战；并辱骂阿伽门农是醉鬼，凶狠如狼却胆小如鹿；战败特洛伊的统帅赫克托耳后，坐着战马残忍地拖着后者的尸体绕着帕特洛克罗斯的坟墓奔驰；得到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赫克托耳的父亲）的礼物，并经后者苦苦哀求后，才归还赫克托耳的尸体；甚至辱骂阿波罗。此外，还宣扬天神宙斯和阿佛洛狄忒纵情声色等。

诸如此类，宣扬诸神和英雄们毫无节制放纵情欲的一切败德，他们的怯懦、争斗、嫉妒、**、纵酒、作乐等无所不为的行径，对于培养青年人都是极其有害的。

四 驱逐诗人

综上所述，柏拉图清醒地认识到文艺在培育人的灵魂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传统的文艺仅仅停留在远离真实的本体，即他所谓的与真理隔三层，加之又亵渎神明，败坏社会各等级的天赋本性及其德性，从而对此持剧烈批判态度。但他最后之所以持极端的立场，坚持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其最根本原因在于以荷马等为代表的传统文艺，出于其模仿的本性，从而破坏了理想国的立国之本——分工的原则。

前面已经申述过，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执行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等任务，具有无上权威的治国者；秉承治国者的意志，对外从事征战和防御，对内统治第三等级的辅助者；为整个社会或城邦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从事贸易的商人等第三等级组成的被统治阶级。这三个等级，分别体现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欲望。而三个组成部分相应地体现为三种德性：智慧、勇敢、节制。在柏拉图看来，当这三个等级“在国家里面做各自的事而不互相干扰的时候，便是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一个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295]。反之，要是一个人天生是手艺人或商人，但由于财富的引诱，或者由于力量以及其他类似的有利条件，企图爬上第二等级，即军人辅助者等级；或者某个军人，企图爬上他所不配的立法者、监护者所属的第一等级；或者这些等级各互易其位置，或者由一个人同时执行原来分属几个等级的任务，那就是不正义，就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祸害：“这种互相代替和互相干涉是会把国家带到毁灭的道路上去的吧!”[296]

也就是说，社会各等级都要根据与生俱来的禀赋，从事适合各自天性的工作，“注意自己的事而不要干涉别人的事”这条原则，是国家的一条最普遍的原则，正义的原则，它又是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准则，谁违反正义这个准则，谁就要被处以极刑：“凡不具敬畏和正义的人，都一概要处死，因为他危害城邦。”[297]

上面是就政治上来讲的，具体到文艺领域情况就不完全一样，但坚持分工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柏拉图在讨论到理想国中的文艺教育时讲到，我们的城邦是唯一的城邦，里面的鞋匠就真正是鞋匠，而不是鞋匠兼船长；农民就是农民，而不是农民兼法官；士兵就是士兵，而不是士兵兼商人，其余依此类推。而诗人恰恰是败坏了分工的原则，自认为是聪明人，有本领模仿任何事物，乔扮任何形状，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个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躬敬礼，但却不允许他在我们的城邦驻足：

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298]

但也不是禁绝一切文艺，而是设下严格的限制，在理想国中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

至于我们，为了对自己有益，没有他那副悦人的本领而态度却比他严肃；他们的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须只模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辅助者们设计教育时所规定的那些规范。[299]

由此也可以设想，在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中，以荷马、赫西奥德等为代表的史诗，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悲剧，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喜剧等没有存在的余地，整个文艺园地将是孤寂和荒芜的。这主要是随他的理念论而来的模仿说，在文艺理论和实践上所必然结出的苦果。

五 文艺从属法治

晚期的柏拉图的哲学观点较之前期（中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随着对前期以两个世界的彼此分离为特征的理念论的自我批评，在伦理道德领域中，由原先否定快乐（快感），进而肯定善是智慧和快乐（快感）的结合；通过三次西西里之行等的政治实践的失败，意识到原先在《国家篇》中提出的极端禁欲主义式的理想国是行不通的，从而在《法篇》中提出以法治为基本特征的 “第二好的国家”[300]。随之而来，他的文艺观、文艺的社会功能观等，也起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法篇》中，才对一系列的问题，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对模仿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柏拉图的哲学—美学观运用到文艺理论上的最根本的观点是模仿说，随理念论、美在于理念的观点而来的是，全盘否定作为模仿的文艺。现在对模仿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不再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模仿，而是强调“艺术展示人的性格”[301]。合唱的动作模仿各种行动、命运和性情的模样，每一个细节都要模仿到。但对于这种模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1）凡是在天性习惯上对这些文词、歌曲、舞蹈都能投合的人，就能从它们得到快感，赞赏它们，从而说它们美。（2）但是天性、生活方式或习惯和它们不适合的人，就不会喜爱它们或赞赏它们，会说它们丑。（3）还有一种人，天性好而习惯坏，或是习惯好而天性坏，就会口是心非，就会口里赞赏的是一回事，而心里喜爱的却另是一回事。在他们认为明智的人们面前，他们会对用卑鄙方式去歌颂或是有意识地赞赏这种行为感到羞耻，但是在自己的内心里，却感到一种不可告人的快感。

由此可见，柏拉图认为作为展示人的性格的模仿，就其所模仿的行动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表明柏拉图已经不是从抽象的理念去评价作为模仿的艺术，而是从对不同群众所引起的不同反应进行具体分析。也就是说，不是从作为治国者哲学家的主体去评价，而是着眼于接受这种艺术的客体（群众）的具体感受和评价。[302]

第二，有条件地肯定史诗、悲剧和喜剧。

正因为他对模仿的艺术品，着眼于不同人的不同接受程度，所以进而能对不同的文艺形式作出具体分析。柏拉图鉴于善是智慧和快感的结合，所以在文艺领域内也就肯定快感。循此对喜剧、悲剧和史诗作出比较宽容的评价：较大的孩子们会拥护喜剧；受过教育的妇女和年轻人以及一般人则都会倾向于悲剧；老年人会喜欢听人朗诵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或是一篇赫西奥德的诗。这表明，柏拉图已经不像在前期（中期）那样，对史诗、悲剧、喜剧持基本否定的观点。

既然不同层次年龄的人，对各种文艺形式各有所好，这就涉及评价标准问题。他以音乐为例，肯定音乐要以快感作为标准进行衡量：“我在这一点上也同意多数人的意见，音乐的优美要凭快感来衡量。”[303]

但也不是随便哪一个人的快感，而是取决于有品德的人，智勇兼备的人。这种人以真理为准绳，不是任凭剧场的形势为转移，也不是听凭全体观众举手表决，而是取决于法律：“这就是法律所肯定的而年高德劭的人们的经验所证实为真正正确的道理。”[304]柏拉图进而提出，要以法律手段来约束文艺。

第三，提倡依法治理文艺。

柏拉图尽管在前期（中期）苦心孤诣地炮制了理想国的蓝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实施的步骤，并呕心沥血地制定了它的理论基础，但当别人问他，这种理想国在人间是否能实现时，连他自己也感到惶惑，承认这种理想国只存在于天上，在人间是难以确证的。

柏拉图晚年在《法篇》中提出“第二好的国家”，除了取消公有制、公妻制以及保留家庭外，突出了法治、立法、法律的重要性。他声称，除非法律高于统治者，否则国家是得不到拯救的。[305]因为他意识到，权力和智慧能够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306]；人性又是自私的，所以必须要有法律。[307]他结合自己在西西里叙拉古狄奥尼修斯僭主宫廷的悲剧，一再将这点告诫世人：

这种学说的实质是，西西里和其他城邦一样，不应该服从僭主，而应该服从法律的支配。绝对的权力，对行使这种权力和服从这种权力的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及其后裔，都是不好的，这种企图无论是以任何方式都是充满灾难的。[308]

接着，他把这种法治的精神也贯彻到文艺领域。

在“第二好的国家”中，允许适宜于高贵身体和宽宏心灵的各种舞蹈。从坚持对立面的原则出发，既允许作为模仿可笑事物的喜剧，又允许作为模仿严肃事物的悲剧，因为对立面都不能没有另一对立面，没有可笑的事物，严肃的事物就不可理解。一个人可以理解这两方面，但要是他多少有些德行的话，就不能在实际行动上同时做到严肃与可笑。正是由于这个道理，他应该学会懂得这两方面，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无知而做出不合适的可笑的事，或是说出不合适的可笑的话。

喜剧的宗旨在于逗笑，与丑陋的人物和思想有关，是对丑陋的人物和思想的模仿。因此只应由奴隶们和雇来的异邦人来模仿这类可笑的事物，自由民既不能学习也不能认真地研究这种模仿。这些都要在法律里规定下来，作为关于叫作喜剧的那一类逗笑的娱乐的法规。

悲剧的宗旨在于表现严肃的事物，真正的悲剧“它就模仿了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我们整个政治制度原先就是按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的戏剧创作建构起来的。”[309]也就是说，柏拉图将“第二好的国家”和模仿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的悲剧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他不仅肯定了他原先全盘否定的模仿说，而且对作为模仿的艺术品的悲剧作出高度的评价。由此也对悲剧诗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并将来自异邦的悲剧诗人和作为缔造“第二好的国家”的业绩相提并论：“你们是诗人，我们也是诗人，是你们的同调者，也是你们的敌手。”[310]也就是将悲剧诗人和立法者等几乎相提并论，而他原先是否定荷马，认为诗人不能与斯巴达的立法家莱喀古斯、雅典的梭伦相比拟的。

但是，悲剧要服从法律的支配。他声称，最高尚的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因此，来自异邦的悲剧不能直接在市场搭起的舞台上演，而是要经过官方的审查：“一个城邦如果还没有由长官们判定你们的诗是否宜于朗诵或公布，就给你们允许证，它就是发了疯。”[311]以致这些来自异邦的悲剧将会影响我们城邦中的平民，以此来谈论我们的制度。只有经审查后，是符合我们的制度，不但允许其上演，还按惯例由城邦当局提供一个合唱队，否则就不允许上演。

由此可见，晚年的柏拉图的美学和文艺观点，较之中期出现了显著变化，由否定模仿到否定史诗、悲剧、喜剧，现在则由肯定模仿到肯定史诗、悲剧、喜剧，并甚至进展到将所缔造的“第二好的国家”，同模仿了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的悲剧相提并论。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在追求智慧的历程中是充满理性精神，始终不懈怠的，当他一旦认识到新的真理时，他就毫不迟疑地放弃原先的观点。他的一生就是永不疲倦地追求和探讨智慧和真理的一生。这正是柏拉图的整个哲学、美学、文艺学说的精神实质，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1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53页，剑桥，1929。

[3]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波普尔撰写的“柏拉图”条目，第12卷，163页。

[4] 策勒：《柏拉图和老学园》，505～506页，伦敦，1888。这段话，我们直接引述自策勒的原著，塔塔科维兹并未直接引述而只是概述。

[5] 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112～113页，华沙，1970。

[6] 克罗齐：《美学的历史》，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7] 吉尔伯特等：《美学史》，73页。第二章共计49页，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

[8] 同上书，73页。

[9] 同上书，74页。

[10] 鲍桑葵：《美学史》，47页。

[11] 柏拉图：《卡尔米德篇》，158A。

[12]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5节。

[13] 同上书，第3卷第32节。

[14] 同上书，第3卷第5节。

[15] 柏拉图：《第七封书信》，324B—326B。

[16] 柏拉图：《斐多篇》，78A。

[17] 柏拉图：《蒂迈欧篇》，22B。

[18] 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约前63—21年）在他的著作《地理志》第17卷第29章中，曾记载到柏拉图在赫利俄坡利的居处。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5～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47D—148B。

[21] 柏拉图：《第七封书信》，338C、339D—E、350A。

[22]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6节。

[23] 柏拉图：《第七封书信》，327B。

[24] 关于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前367、前361年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主要根据他本人的《第七封书信》。

[25] 柏拉图：《第七封书信》，325D。

[26] 柏拉图：《国家篇》，600B；《第七封书信》，328。

[27] 关于学园时期的背景材料，主要根据《剑桥古代史》第六卷有关部分；并参看伯里：《希腊史》第十三章“雅典的复兴和第二次联盟”。

[28] 沃梅尔：《关于阿塔纽斯的赫尔米亚的书面文字传说》，载《耶鲁古典研究》杂志第五卷。

[29] 以上资料根据普卢塔克：Adversus Colotem（第32章）、Ad.Princ.inerud.（779D）；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23节；莫罗：《柏拉图的克里特城邦，对〈法律篇〉的一种历史解释》，8～9页；弗里德兰德：《柏拉图》，第1卷，102页；策勒：《柏拉图和老学园》，30～31页注64；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4卷，23～24页。

[30] 托马斯：《希腊数学原始资料》，第1卷，386～387页及注b。

[31] 柏拉图：《国家篇》，521c—531c。

[32]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319～320页。

[33] 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1分册，48～55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34] 希思：《希腊数学史》，第1卷，217页，牛津，1921；参看托马斯：《希腊数学原始资料》，第1卷，154～155页。

[35] 弗里德兰德：《柏拉图》，第1卷，94页。

[36] 莱维：《柏拉图在西西里》，71页，伦敦，1956。

[37] 弗里德兰德：《柏拉图》，第1卷，281～285页。

[38] 耶格尔：《亚里士多德：发展史基础》，17页注①，牛津，1934。

[39] 亚历山大：《〈形而上学〉诠疏》，79.3—88.2。巴恩斯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牛津英译修订版），第2卷，2435～2440页，普林斯顿，1984。

[40] 弗里德兰德：《柏拉图》，第1卷，88页。

[41] 伯奈特：《希腊哲学：第一部分，从泰勒斯到柏拉图》，213页，伦敦，1928年重印本。

[42] “厄罗斯”在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点将在第三节进行讨论。

[43] 关于西方研究柏拉图著作真伪和编年分期等的具体情况，详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十三章第二节，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第一章第四节。

[44] 柏拉图：《法篇》，737、807B。

[45] 冯·希勒格尔：《古今文学史讲演录》，48～49页，伦敦，1859。

[46] 默雷：《古希腊文学史》，331页。

[47] 柏拉图：《申辩篇》，34A，38B。

[48] 柏拉图：《斐多篇》，59B。

[49] 伯奈特：《柏拉图主义》，39页。

[50] 伯奈特：《希腊哲学：第一部分，从泰勒斯到柏拉图》，159页。

[51] 同上书，313页。

[52] 参见本卷第六章第一节“史料依据”部分。

[53] 阿斯穆斯：《古代哲学》，176页，莫斯科，1976年。

[54]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48节。

[55]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译后记，334～335页。

[56] 格罗特：《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的其他友人们》，第1卷，484页注1，伦敦，1875。

[57] 伯奈特：《柏拉图主义》，13页。

[58] 伯奈特：《柏拉图主义》，15页。伯奈特这里指的是柏拉图的“不成文学说”。

[5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7a30—b2。

[60] 柏拉图：《国家篇》，474B—475E。

[61] 柏拉图：《国家篇》，476B—C。

[62] 同上书，476D。

[63]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1D—186E；197A—201C；201C—210D。

[64] 柏拉图：《国家篇》，477A。

[65] 柏拉图：《国家篇》484C—497B。

[66] 柏拉图：《大希庇亚篇》，294。

[67] 柏拉图：《美诺篇》，72C—D。

[68] 柏拉图：《美诺篇》，81。

[69] 柏拉图：《斐多篇》，68C—69D。

[70] 同上书，75A。

[71] 同上书，76C。

[72] 同上书，75C。

[73] 柏拉图：《斐多篇》，79A；《第七封书信》，342B—E、343等。

[74] 同上书，76A。

[75] 同上书，75A。

[76] 柏拉图：《斐多篇》，75D。

[77] 同上书，78D—E。

[78] 柏拉图：《斐多篇》，78C。

[79] 同上书，79A。

[80] 同上书，79B—D。

[81] 同上书，80A。

[82] 同上书，80B。

[83] 详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第9章；参看策勒：《希腊哲学发展史》，第2卷第1分册，547～548页，莱比锡菲斯出版社，1875。

[8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7b9—14。

[85] 柏拉图：《斐多篇》，101D—E。

[86] 柏拉图：《斐多篇》，100C。

[87] 同上书，100C。

[88] 同上书，100C—E。

[89] 柏拉图：《斐多篇》，101C。

[90] 柏拉图：《国家篇》，507B—C。

[91]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57—61节。参看格罗特：《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其他友人》，第1卷，161～162页。

[92] 弗里德兰德：《柏拉图》，第1卷，51页。

[93] 乔伊特：《柏拉图对话全集》，第1卷，525页。

[94] 卢托斯拉夫斯基：《柏拉图的逻辑学说的起源和发展》，233～236页。

[95] 参见弗拉斯托斯编：《柏拉图：批判的论文集》，第2卷，129页，印第安纳，1978。

[96] 详见康福德的论文《柏拉图〈会饮篇〉中厄罗斯学说》，收入弗拉斯托斯编：《柏拉图：批判的论文集》，第2卷，129页。

[97] 《希英大辞典》，“厄罗斯”条目，691页。

[98] 荷马：《伊利亚特》，第3卷第442行；《奥德修纪》，第18卷第212行。

[9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1B。

[100] 阿里斯托芬：《鸟》，第692—703行。

[101] 赫西奥德：《神谱》，第116—120行。

[102] 普洛克罗：《柏拉图〈蒂迈欧篇〉注释》，第2卷第54节，转见《希腊哲学术语：历史辞典》，62页。

[103]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4b。

[104] 恩培多克勒：《残篇》，第17则第20—26行；并参看DK31A28。

[105] 巴门尼德：《残篇》，第12则第3行。

[106] 柏拉图在《吕西斯篇》中，就希腊当时男性同性恋中双方区分为：“情人”是年长的主动者；“爱人”是被情人所爱的年轻貌美的被爱者。

[107] 弗里德兰德：《柏拉图》，第1卷，90页。

[108] 柏拉图：《斐德罗篇》，248D1—4。

[109] 柏拉图：《会饮篇》，201D—204A。

[110] 柏拉图：《美诺篇》，98A。

[111] 柏拉图：《会饮篇》，203C—E。

[112] 同上书，204A—B

[113] 参看陈康：《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见《学原》杂志1947年9月，第1卷第5期。

[114] 柏拉图：《会饮篇》，204D—206B。

[115] 同上书，204D—205A。

[116] 柏拉图：《会饮篇》，206B。

[11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66A20、1168B1。

[118] 柏拉图：《会饮篇》，206B—209E。

[119] 柏拉图：《会饮篇》，208A。

[120] 同上书，209C—E。

[121] 柏拉图：《会饮篇》，210A1。“祭典和启示”希腊语为“telea kai epoptika”。学者们由于对其本身的理解而各作出不同的译文。这里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版拉姆的英译文“the rites and revelotions”译出。泰勒英译为“full and perfect vision.”（“完全和完美的观照”）；乔伊斯英译为“the final revelation”（“最后的启示”）；乔伊特英译为“the greater and more hidden ones”（“更伟大的和隐藏得更深的东西”）。

[122] “埃琉西斯秘教祭典”，同兴起于雅典西北面阿提卡城镇埃琉西斯的、对司农业的女神得墨忒耳的崇拜有关。该祭典在公元前6世纪、5世纪已成为全希腊的崇拜，在雅典成为国教的组成部分，信奉灵魂冥世境遇说以及种种神秘祭典，认为借助这些秘教祭典，人的灵魂就可以在彼岸世界永享福祉。详见伯里《希腊史》第7章章第12节“前6世纪的宗教运动”；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译本，465～467页。

[123] 参看耶格尔：《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第2卷，192页，牛津，1976。

[124] 柏拉图：《会饮篇》，211C。

[125] 同上书，210A—E。

[126] 同上书，210B。

[127] 柏拉图：《会饮篇》，210C4。这句重要的话，这里根据M.Joyce的英译（“Will be led to contemplate the beauty of laws and institutions.”）。朱光潜的译文是：“他应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

[128] 康福特将这个阶段理解为数理学科领域中理智的美。见弗拉斯托斯编：《柏拉图：批判的论文集》，第2卷，126页。

[129] 柏拉图：《会饮篇》，210C7—8行。

[130] 柏拉图：《国家篇》，509D—511E。

[131] 柏拉图：《国家篇》，508E—509A。

[132] 卢托斯拉夫斯基认为，在《会饮篇》中，厄罗斯—爱情是自然中最普遍的创造力量，而美是最高的理念。见所著《柏拉图的逻辑学的起源和发展》，331页。

[133] 或译为“神奇观照”（“a wonderous vision”）。

[134] 柏拉图：《会饮篇》，210D—E。

[135] 同上书，210E5—6。

[136] 柏拉图：《会饮篇》，211D。

[137] 同上书，212A。

[138] 柏拉图：《会饮篇》，211A1—2。

[139] 同上书，211A3—7。

[140] 柏拉图：《斐多篇》，78C。

[141] 柏拉图：《会饮篇》，211B4—7。

[142] 同上书，211D。

[143] 柏拉图：《会饮篇》，211B2。

[144] 同上书，211A—B。

[145] 柯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数学》，9页；转引自卢托斯拉夫斯基：《柏拉图的逻辑学的起源和发展》，236页。

[146] 卢托斯拉夫斯基：《柏拉图的逻辑学的起源和发展》，237页。

[147] 柏拉图：《会饮篇》，211B。

[148]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322D。

[149]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68A。

[150] 柏拉图：《国家篇》，476C—D。

[151]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131B—C。

[152] 柏拉图：《智者篇》，251E。

[1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4] 柏拉图：《吕西斯篇》，216。

[155]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58节。

[156] 德尔斐位于希腊福克斯的帕尔邓索斯山的南坡上，是属于供奉阿波罗的神庙，以神谕所出名，特别是在希腊开拓殖民城邦时代。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已超出了希腊的范围。神谕所在该神庙的西角，是最神圣的地方，除女祭司皮提亚外，禁止任何人入内。多多那神庙，是希腊最古老的宙斯神谕所，位于厄皮斯山上，其女祭司是塞利。

[157] 柏拉图：《斐德罗篇》，265B。

[158] 同上书，245B。

[159] 柏拉图：《斐德罗篇》。245C—246A。

[160] 凯尔德：《希腊哲学家中神学的演化》，第1卷，213～215页，格拉斯哥，1904。

[161] 凯尔德：《希腊哲学家中神学的演化》，第1卷，211页。凯尔德的这种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就提出灵魂是三重的，并以此与三种德性、三个等级相对应：（1）理性部分，相应的德性是智慧，相应的等级是治国者；（2）**部分，相应的德性是勇敢，相应的等级是治国的辅助者；（3）欲望部分，相应的德性是节制，相应的等级是农、工、商和佣工。朱光潜也有相类似的见解：“灵魂的活动如一人御两飞马（象征理智驾驭意志和欲念）游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36页注②）

[162] 柏拉图：《斐德罗篇》，247C。

[163] 柏拉图：《斐德罗篇》，247E。

[164] 同上书，248C—E。

[165] 凯尔德：《希腊哲学家中神学的演化》，第1卷，216页。

[16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187页。

[167] 参见陈康：《陈康：论希腊哲学》，176、1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68] 柏拉图：《斐德罗篇》，249B—D。

[169] 柏拉图：《斐德罗篇》，249E—250C。

[170] 同上书，250E。

[171] 同上书，251A。

[172] 乔伊特就有相类似的见解，在其所英译的这篇对话的这段话旁边所加的提要中就是这样理解的：“对这种真正的美的回忆，很快就消失了；但以对各种尘世的美的观照的一种迷狂（ecstasy）而得到了更新。”（《柏拉图对话全集》，第1卷，457页）

[173] 柏拉图：《斐德罗篇》，251B—C。

[174] 同上书，252B。

[175] 克龙比：《柏拉图学说审察》，第2卷，145页，伦敦，1963。

[176] 弗里德兰德：《柏拉图》，第1卷，196页。

[177] 坎贝尔：《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1卷，“柏拉图”条目，纽约，1910年第11版。

[178] 柏拉图：《斐德罗篇》，247C2。

[179] 罗斯：《柏拉图的理念论》，81页，牛津，1976年重印本。

[180]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03a5—10。

[181] 黑格尔：《美学》，第1卷，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82] 详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0章第1节；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第3章第3节。

[183]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130B。

[184] 柏拉图：《智者篇》，257B—258C。

[185] 同上书，228A。这里根据乔伊特英译文译出，“And is deformity anything but the want of measure，which is way unsightly?”而福勒则从比例上来理解：“But is deformity anything else than the presence of the quality of disproportion，which is always ugly?”（“畸形无非是不合比例的性质的呈现，它总是丑的。”）

[186] 柏拉图：《政治家篇》，284E。中译文参照乔伊特、福勒和斯肯波的英译文译出。

[187] 柏拉图：《斐莱布篇》，25E—26D。

[188] 柏拉图：《斐莱布篇》，26E—27B。

[189] 同上书，64E。

[190] 同上书，65A。

[191] 柏拉图：《蒂迈欧篇》，87C。

[192] 柏拉图：《蒂迈欧篇》，31A—B。

[193] 同上书，31C。

[194] 利德尔—斯科特—琼斯：《希英大辞典》，1784～1785页，牛津，1978。

[195] 同上书，1134页。

[196] 康福德：《柏拉图〈国家篇〉》，附有引论、注释的英译本，82页，牛津，1947。

[197]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89C。

[198] 同上书，389C。

[199] 柏拉图：《国家篇》，596A。

[200] 康福德英译：《柏拉图〈国家篇〉》，322～323页。

[201] 柏拉图：《国家篇》，597C—D。

[202] 同上书，597D—E。这里所讲的“隔着三层”，一般英译为“three remove from”。实际上是隔着两层，木匠模仿床的理念制作具体的床，与作为“真实体”的床的理念隔着一层；画家模仿木匠制作的床画出艺术品的床，与作为“真实体”的理念的床隔着两层。柏拉图这里所说的“隔着三层”，是把床的理念也算一层。

[203] 同上书，598A—D。

[204] 同上书，599。

[205] 柏拉图：《国家篇》，597E。这里的“王者”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的，意指“最高贵者”、“最高者”，即指“真实体”、“理念”。这里按原文译出的“隔着三层”，郭斌和等意译为“隔着两层”。

[206] 同上书，602C。

[207] 柏拉图：《国家篇》，603B。

[208] 同上书，605B—C。

[209] 柏拉图：《法篇》，889A。

[210] 同上书，889B—C。

[211] 伯里英译：《法篇》，下卷，313页，勒布古典丛书版。

[212] 柏拉图：《法篇》，889D。

[213] 塔塔科维兹：《西方美学概念史》，364页。

[214] 柏拉图：《国家篇》，606E。

[215]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325E—326C。

[216] 或译为“意象”。

[217] 柏拉图：《国家篇》，601B。

[218] 柏拉图：《申辩篇），22C。

[219] 柏拉图：《国家篇》，605。

[220] 柏拉图：《法篇》，719C—D。

[221] 柏拉图：《国家篇》，393C。

[222]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08E。

[223] 亚里士多德：《诗学》，1489b25—26。

[224] 柏拉圈：《会饮篇》，223D。

[225] 柏拉图：《国家篇》，395A。

[226]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02B。

[227] 快感和快乐在希腊语和英语中是同一个词（希hedone，英pleasure）。

[228] 荷马：《伊利亚特》，第18卷第109—110行。

[229] 柏拉图：《斐莱布篇》，48B。

[230] 同上书，50E。

[231] 转引自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5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232] 参看《希英大辞典》中“ekstasis”词条。

[233]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第1卷第1章第16节）和柏拉图在《会饮篇》（218B）都提到“Baccheias”，将迷狂和酒神联系起来。

[234] 参看《希英大辞典》和《最新韦氏国际大辞典》（第三版）“mania”词条。

[235] 参看《希英大辞典》和《最新韦氏国际大辞典》（第三版）“entheos”词条。

[236]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卷第1章第16节。

[237] 柏拉图：《美诺篇》，99C—D。

[238] 这里的“爱神的鼓舞”，希腊语为“Eros entheon”，可以直译为“爱神的灵感” 或“爱神的神灵凭附”。

[239] 英译为“Minerva put courage into the heart of Diomed”（直译为“雅典娜将勇气放进狄俄墨得”。荷马：《伊利亚特》，第10卷第482行等）。实即神灵凭附，所以狄奥墨得才勇气顿增，驾战马驰回停靠在海边的希腊船只，以避免即将醒来的特洛伊人的攻击。这里根据巴特勒的散文译本。罗念生等译为：“雅典娜鼓舞起狄奥墨得胸中的力量。”

[240] 柏拉图：《会饮篇》，179A。

[241] 同上书，218B。

[242] 同上书，219D。

[243] 柏拉图：《会饮篇》，220C—D。

[244] 柏拉图：《斐德罗篇》，244D—245A。

[245] 柏拉图：《斐德罗篇》，248E。

[246] 柏拉图：《会饮篇》，209D。

[247] 柏拉图：《斐德罗篇》，248D。

[248] 柏拉图：《会饮篇》，218B。

[249] 柏拉图：《斐德罗篇》，250D—252B。

[250]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325C。

[251]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23D—E。

[252] 柏拉图：《法篇》，667D。

[253] 同上书，667E—668A。

[254] 同上书，798D。

[255] 同上书，655D—E。

[256] 柏拉图：《国家篇》，401E—402A。

[257] 吉尔伯特等：《美学史》，57页。

[258] 柏拉图：《法篇》，653A。

[259] 同上书，659A。

[260] 柏拉图：《国家篇》，607B。

[261] 同上书，607B。

[262] DK21B1。

[263] DK21B1。

[264] DK21B10。

[265] DK21B11。

[266] DK21B24。

[267] 塞诺芬尼不仅是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游吟诗人。

[268] 赫克泰乌是希腊史学家和游记作家，著有《历史》（或《系谱》）和《周游世界》，现仅存残篇。

[269] DK22B41。

[270] DK22B50。

[271] DK22B42。

[272] 柏拉图：《国家篇》，598D—600E。

[273] 柏拉图：《国家篇》，603A。

[274] 同上书，580D—582C。

[275] 同上书，577C—578B。

[276] 同上书，586D—587A。

[277] 柏拉图：《国家篇》，606D。

[278] 同上书，607A。

[279] 同上书，607B。

[280] 同上书，608B。

[281] 同上书，377E。

[282] 赫西奥德：《神谱》，第154—181行等。

[283] 柏拉图：《国家篇》，379A。

[284] 同上书，380C。

[285] 同上书，380C。

[286] 同上书，381C。

[287] 柏拉图：《国家篇》，381C。

[288] 同上书，382E。

[289] 柏拉图：《国家篇》，370。

[290] 同上书，428E—429A。

[291] 柏拉图：《国家篇》，415。

[292] 荷马：《伊利亚特》。

[293] 柏拉图：《国家篇》，388D。

[294] 同上书，395C—D。

[295] 柏拉图：《国家篇》，434C。

[296] 同上书，434E。

[297]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322E—323A。

[298] 柏拉图：《国家篇》，398A—B。

[299] 同上书，398B。

[300] 柏拉图：《法篇》，739、807B。

[301] 同上书，655D。

[302] 同上书，655D—E。

[303] 柏拉图：《法篇》，658E。

[304] 同上书，659E。

[305] 同上书，751。

[306] 同上书，711E。

[307] 同上书，875。

[308] 柏拉图：《第七封书信》，334C—D。

[309] 柏拉图：《法篇》，817B。

[310] 同上书，817B。

[311] 同上书，81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