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一生（前427—前347年）处在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城邦制及意识形态由盛趋衰和剧烈的变革过程中。他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青少年时期、游历时期、学园时期。以追求为之终生不渝的理想。

一 青少年时期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kles），后来他的体育老师涅安忒斯鉴于他体魄强健或前额宽阔，从而让他取名为柏拉图（Platon）。出生于第八十八届奥林匹克赛会（前427年）5月7日，出生地是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父亲阿里斯通和母亲珀里克提俄涅，都是系出名门望族的雅典公民。父系可以上溯到雅典历史上最后一位君王科德鲁斯（约前11世纪人）。由于柏拉图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和父系家族及其社会关系对他一生的影响不大。母亲系出梭伦家族，柏拉图属于梭伦的第六代后裔。柏拉图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给她的堂叔皮里兰佩。后者积极支持雅典民主政治，是伯里克利的挚友和政策的重要支持者，曾作为雅典的使节，被派往波斯和其他亚洲国家执行任务。柏拉图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他的继父家里度过的，他自己在早期对话中，曾经以颂扬的口吻谈到他的这位继父。[11]

柏拉图出生的那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当时伯里克利已经去世，正由阿美尼亚担任雅典执政官。由于家庭和雅典的传统，柏拉图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在人类史上至为辉煌的文学艺术繁荣的希腊世界文化中心的雅典成长起来。其青少年时期还赶上希腊戏剧黄金时代的尾声，亲眼目睹三大悲剧诗人的悲剧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的上演，亲历希腊造型艺术的全盛时期（前450—400年）。荷马和赫西奥德的史诗，以及萨福和品达罗斯的抒情诗等熏陶了他年轻的心灵。以致柏拉图的青年时期曾一度热衷于文艺创作活动，曾在戏剧演出中参加过合唱队并担任指挥，从事过绘画，撰写过赞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颂诗以及抒情诗和悲剧等。[12]他当时在一则抒情诗中就感叹：“所有美的东西都是短暂的。”[13]

循此发展下去，柏拉图很可能成为希腊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但自二十岁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时，他焚毁诗稿转向哲学。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道：有一天晚上苏格拉底梦见一只小天鹅飞来停在他的膝盖上，发出嘹亮美妙的鸣声后就冲天飞去，第二天就有人将柏拉图介绍给他，苏格拉底就把柏拉图看作是他所梦见的那只天鹅。[14]从此两人结下无比深厚的师生情谊。苏格拉底很器重这位青年学生，柏拉图则非常尊崇这位老师。正是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柏拉图终身从事哲学研究。

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学习，前后有七八年时间。其间雅典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接着是“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治，但因为施行暴政，仅仅存在八个月就被群众推翻了；雅典虽然恢复了民主政治，但它却又以接受诬告的罪名处死了苏格拉底，从而给城邦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痛。柏拉图在七十四岁高龄（即前354年）时撰写的致狄翁（约前408—前354年）的朋友们的著名的《第七封书信》中，追溯到自己二十三岁到二十八岁期间的思想情况时声称：

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制度除非有惊人的计划并伴随着好的运气，不然是难以医治的。从而我被迫宣告，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分辨什么是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东西。除非是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出于某种奇迹，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不然人类就不会看到好日子，这就是我初次造访意大利和西西里时所持有的信念。[15]

由此可见，柏拉图将挽救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奴隶制的希望，寄托在哲学研究上面，而有关美学问题的探讨正是这种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柏拉图终身锲而不舍地从事哲学—美学的研究，是与想在现实世界上建立理想国的理想紧密相连的。

苏格拉底在狱中饮鸩去世时，柏拉图因病而没有在场，但根据他事后在《斐多篇》中的记载，苏格拉底临终时曾经规劝在场的沮丧的弟子们外出游历，到全希腊，到其他民族那里去寻求智慧。[16]

二 游历时期和三次西西里之行

柏拉图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后，首先到了希腊本土、离雅典不远的科林斯海峡的麦加拉。其时，苏格拉底的学生欧几里得（约前450—约前374年）在当地创立了麦加拉学派。该学派试图将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和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芝诺的学说结合起来，并以此去批判其他学派的学说。接着，柏拉图就到埃及去游历。当时的埃及，法老们建立的庞大帝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波斯于公元前525年对它的征服，也只是在表面上触动了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以后，在希腊的支持下，赛伊斯的阿米尔泰乌斯（埃及国王，前404—前399年在位）于公元前404年推翻了波斯大流士二世的统治，埃及重新获得了独立。这个古老民族的伟大传统文化，给了柏拉图以深刻印象，正如他自己在晚年的对话《蒂迈欧篇》记载的，一个埃及僧侣对梭伦所说的那样：和埃及比较起来，希腊人“你们在思想上都是未成熟的”[17]。埃及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僧侣们牢固地控制整个国家的理智活动和教育，音乐和造型艺术中早已定型和保持不变的风格，高度发展的官僚政治和制度，世代相传的等级森严的固定职业和职业中严格的分工，强制推行的教育制度和算术教育中的各种具体方法，以及天文学、数学等领域中的成就，给柏拉图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据说他在埃及的宗教和僧侣们理智活动的中心赫利俄坡利（离目今的开罗8公里左右）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8]，并和当地的僧侣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以后在《国家篇》、《法律篇》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宗教、教育和文学艺术的理论和制度，与在埃及的经历无疑是密切相关的。关于这点，马克思曾指出过：“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19]

离开埃及之后，柏拉图出尼罗河入海口，向西沿着海岸航行到居勒尼游历。该地区是希腊殖民城邦，当时是希腊世界的数学和哲学活动的中心之一。柏拉图在这里结识了著名的数学家塞奥多洛（约前460—？年），并开始由纯思辨转到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事后，柏拉图曾表明塞奥多洛对自己的影响，说到由此提高了自己在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学识。[20]

接着，柏拉图向西航行到大希腊（即南意大利）游历，主要是到继克罗顿兴起的另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中心塔壬同，结识了当地民主政治的领袖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尔基塔（鼎盛年在前5世纪前半叶），彼此结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谊。[21]阿尔基塔在当地推行的温和的民主政治，以及他本人在数学等方面的成就，给柏拉图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了他日后追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相结合的一个理想的雏形。至于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的，柏拉图还在南意大利结识菲罗劳斯（约前474—?年）、欧律托斯等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熟悉和研究了这个学派的组织和学说，也是有可能的。[22]

正是在此前后，柏拉图的思想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形成和提出了以中期对话《美诺篇》、《斐多篇》等为代表的先验论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发展出一种神学目的论哲学体系。

当柏拉图在塔壬同等地游历期间，于前387年应邀到西西里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宫廷。狄奥尼修斯一世（前405—前367年在位）在他父亲赫谟克拉底被害后成为叙拉古的僭主。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刚愎自用、厚颜无耻的独裁者。他在政治上的野心是赶走迦太基人，统一西西里，奴役其他城邦，并把领土扩张到隔海相望的南意大利。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柏拉图到达后就和这个僭主大谈特谈僭主政治的弊端，强调统治者的一己私利不是最好的目的，除非他在品德上出类拔萃。结果激怒了这个僭主。只是在后者的姻亲狄翁和阿里斯托美涅等的规劝下，才没有处死柏拉图。但事后，仍然唆使当时的斯巴达使节坡利斯于归途中，在伊齐那岛（即柏拉图的出生地）将他卖为奴隶，幸得居勒尼人阿尼刻里出资赎回并将他送回雅典。柏拉图自己在著作中，从未谈到过这段不幸的经历，但在书信中却记载下第一次西西里之行和与狄奥尼修斯一世的姻亲狄翁之间诚挚的友谊，赞赏狄翁是自己的一名虔敬的学生，狄翁不但采取了他的观点，还拒绝继续过奢侈的生活。[23]

狄奥尼修斯一世于公元前367年去世，当时已担任叙拉古首席大臣的狄翁，看到有实现柏拉图政治理想的机会，就邀请柏拉图第二次来叙拉古，训练狄奥尼修斯二世成为哲学家—政治家。柏拉图虽然对此不抱奢望，但是为了不辜负朋友们、尤其是狄翁的愿望，以六十岁的高龄渡海，第二次来到西西里。开始时，与狄奥尼修斯二世相处得还可以。不久狄奥尼修斯二世和狄翁的矛盾激化，指控后者从事卖国活动，而将后者驱逐出境。狄翁就此去雅典的学园，在那里学习并积极从事策划推翻狄奥尼修斯二世的政治、军事活动。为此，这个青年僭主怀疑柏拉图鼓励狄翁和塞奥多忒推翻他的统治，柏拉图的生命再次遭到威胁。后来在阿尔基塔等的斡旋和当地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才允许他暂时回雅典，但要柏拉图保证战争结束后重返叙拉古。

公元前361年，柏拉图践约第三次去西西里。为调和狄奥尼修斯二世和狄翁间的矛盾，柏拉图冒着生命危险到了叙拉古，但也没有什么结果。事后，狄奥尼修斯二世仍坚持不允许柏拉图回国。后来，还是在阿尔基塔等的斡旋下，于公元前360年才重返雅典。后来，狄翁在学园的某些成员的支持下训练军队等，于公元前357年攻占了叙拉古，狄奥尼修斯二世被逐出叙拉古。狄翁成了该地的僭主，但在公元前354年被人谋害了。柏拉图终生没有结婚，将狄翁看作是自己的继承人，所以对狄翁的死，感到非常悲痛。他认为狄翁的死比之苏格拉底的死，对他的打击更重，因为，苏格拉底虽被处死，但他的死还是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而狄翁则在准备达到其伟大事业前就去世了。[24]

就柏拉图而言，要是三次西西里之行在政治实践上都导致悲剧性的结果，那么他在创建和主持学园的四十年活动，却是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三 学园时期

经过种种挫折和实地考察，柏拉图深切地意识到要改革雅典的政治，必须要有“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25]。为此，就需要培养一批既精通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又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来实现他所主张的由掌握治国之道的人（即“哲学王”）来治理国家的理想。这样，于公元前387年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柏拉图参照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盟会组织等的经验[26]，创建了自己的学园。学园所在的雅典城外西北郊的这块地方，原来是纪念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的一座花园和运动场，因而学园就以这个英雄的姓氏而得名。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学校。学园建立后园址长期未变，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的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雅典城内，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出于维护基督教神学的需要，下令封闭雅典所有传授异教哲学的学校时才被迫关闭，前后持续存在达九百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机构或学校就沿袭它的名称叫“Academy”。

学园的创建是柏拉图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学园吸引了当时希腊社会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他们聚集在柏拉图周围过着平静地研究和讨论学术的生活。柏拉图后半生四十年的生涯中，除了公元前367年、前361年两次短期去西西里外，完全生活在这里。他的极大多数著作都是在这里写定的。

当时的雅典，已经和苏格拉底被害、青年柏拉图离开时的雅典有很大不同，它已经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浩劫中恢复过来。雅典的经济情况虽然不如伯里克利时期那样繁荣，但比之其他邻邦则要好得多。阿提卡的土地得到精耕细作，奴隶主也注意到投资改良土地，拉乌利昂的银矿得到进一步开发。在对外贸易方面，虽然在西部失去了南意大利等地的殖民城邦，由于叙拉古的兴起，雅典的西方航路也受到遏制，但在东部随着和黑海北岸等地的贸易得到扩张，阿提卡商人恢复了原先的地位。贸易的发展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雅典成为当时希腊的主要货币市场。

政治上也出现了安定的局面。正像一场瘟疫以后获得免疫力一样，“三十僭主”的恐怖统治反过来成为好事，雅典人无论贫富都倾向于接受现存的民主政治。这样，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较之公元前5世纪的情况反获得比较高的政治稳定。文学艺术也得到有利的发展，阿提卡的戏剧在希腊到处上演，阿提卡的文学作品以书面的形式在希腊世界到处传播，阿提卡的方言成为有教养的希腊人普遍使用的语言，柏拉图的对话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它也在希腊世界到处传播。往昔伯里克利自诩的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也许可以说，公元前4世纪的前半叶，柏拉图的学园以及柏拉图的哲学就是雅典这所“全希腊学校”的代表和象征。

斯巴达虽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但它在希腊世界以霸主自居，形象并不好，雅典因此得益。除了继续受制于波斯的希腊城邦外，又逐渐组成了以雅典为首的海上同盟，包括开俄斯群岛、拜占庭、未提利尼、罗得斯岛、麦汀纳、底比斯、优卑亚岛等地。在公元前376—前375年反对斯巴达的战役中，雅典的海军又所向披靡，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样，雅典和其他城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斯巴达的侵略，保证了民主政治的稳定。雅典的人口也有所恢复，特别是奴隶的总数到公元前323年已基本上恢复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的数目。

由此可见，雅典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期，柏拉图的中后期活动以及学园取得的伟大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的。[27]柏拉图亲自领导的学园，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第一，培养奴隶制度的上层统治者和提供政治咨询。学园的成员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学园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作为间接影响实际政治进程的手段。这点沃梅尔在他的论文中概括得比较清楚，指出柏拉图考虑的学园的教育目的是：“作为统治者的一个训练基地，不仅仅是维护一种特殊的政治理论，而且还对学园的那些已经获得政权的成员们，提供实际的指导。”[28]普卢塔克等在有关著作中记载到，当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二世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要求学园派一名顾问时，柏拉图派去欧佛赖俄。后者告诫宫廷团体要研究几何学和从事哲学思考，并说服该国王在青年王子菲利领导下设置一个专门组织；在菲利登基后，继柏拉图出任学园领导的斯彪西波提醒菲利，他的掌权要归功于柏拉图。此外，还派科里司库同厄拉斯托到小亚细亚的阿索斯，和阿塔纽斯的统治者赫尔米亚建立密切关系；柏拉图还为他们政治上当顾问，促使赫尔米亚将他的僭主政治，改变成为比较合法的政治。赫尔米亚也积极支持柏拉图的朋友和学生狄翁组织武装力量，推翻狄奥尼修斯二世的统治。柏拉图还相继派他的学生阿里司托尼谟、福尔米俄、美涅得谟到阿卡狄安、厄勒安斯、皮尔海安改革当地的政治；派欧多克索和亚里士多德为他们自己出生的城市克尼杜斯和斯塔吉拉制定政治、法律。就是柏拉图本人，也不止一次受到居勒尼等地的邀请，要求他去制定政治制度，但他拒绝了。后来，亚历山大大帝也曾向学园的第三任领袖塞诺克拉底就王权问题进行咨询，并曾派柏拉图生前的一名学生、爱非斯的德琉斯，到亚洲的希腊居民中去进行工作。塞诺克拉底本人当时就备受雅典公民们的尊敬，于公元前322年作为雅典的使节，会见亚历山大死后统治雅典的马其顿总督安提珀特。[29]

第二，积极开展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为当时希腊世界学术研究的中心。学园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和研究，据说当时学园门前铭刻着：

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30]

柏拉图强调数学在培养哲学家—政治家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数学能激励灵魂上升到最高的理性认识，是接受最高的辩证法教育的最后一个准备阶梯。[31]柏拉图本人正是以数学作为论证其理念论的重要依据，直到后期对话《蒂迈欧篇》，依旧致力于用几何学来建构其宇宙学体系。因此，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可以说是提出几何的世界图景的奠基人，也就是说，柏拉图成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奠基人。[32]学园在数学研究上曾作出显著贡献，柏拉图本人对数学有相当造诣。主要成员之一的泰阿泰德是立体几何的创始人，正多面体不能多于五种这一事实，可能是由他证明的。克尼杜的欧多克索（约前408—前355年）是当时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学生梅奈克穆斯是圆锥曲线的发现者。[33]从当时的科学发展来看，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各种数学公式，面对芝诺的批驳，人们发现它们都是彼此矛盾的，为了拯救数学必须加以整理和重建。这项工作是由学园中的欧多克索和泰阿泰德等人进行的，正是由于他们整理出数学和几何学的演绎系统，才能产生出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数学著作——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年，和前面提到过的麦加拉的欧几里得是同名的两个人）的《几何原本》。[34]此外，学园还开展动、植物分类的研究，如试图给南瓜的“种”下定义。[35]这种研究，可能是由斯彪西波（约前409—前339年）领导进行的。[36]亚里士多德后来在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可能是在学园内打下了基础。学园还在宇宙学、地理学等多方面进行过研究，据说正是柏拉图本人对球面地理学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37]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学园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几何学都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不过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原理推论和演绎，对实验和归纳则不够重视，这是由他们的哲学思想决定的。

第三，积极开展哲学问题的探讨。从柏拉图所写的对话可以看出，学园中探讨哲学问题，大约也是采取苏格拉底的问答方式，当然也不排除由柏拉图或其他人作系统的讲演。从有关记载得悉，学园中学术讨论的空气是非常自由的，决不是老师柏拉图讲了以后，学生们只能唯命是从。柏拉图之所以对自己原来已经确定的观点后来又发生怀疑动摇，提出新的看法，这固然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发展，但其中也不乏由于学生们诘难推动的因素。当时在学园内部已就理念论展开剧烈的争论，如欧多克索，对分有说提出异议，认为可感事物分有同名理念，就意指理念是内在于事物的。[38]亚里士多德在学园时期公开发表的对话体裁著作《论理念》中，对理念论就明显地持保留和批判的态度。[39]学园的整个理论和实践活动，正如柏拉图本人一样是围绕着理念论进行的：

正像理念含蓄地或明显地是柏拉图一切著作的中心一样，理念和国家是不可分的；国家围绕理念，正像包裹住骨髓和种子的保护性的表皮。这样，我们就获得柏拉图的成文著作的基本结构的一般印象，以此作为学园的线索。学园是由对话运动鼓舞的一个团体，学园同样也是围绕理念运转的。[40]

此外，柏拉图的大量中期、后期的对话和书信，都是在学园时期撰写的。还有未曾保存下来的在学园的口头讲演，所谓“不成文学说”。

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探讨，根据保存下来的柏拉图的著作，是结合哲学问题的探讨进行的。从现有资料来看，除了柏拉图本人有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其对话体裁著作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著作外，在学园中除了亚里士多德，尚未记载有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但从其他有关的记载来看，柏拉图领导下的学园还是重视文学艺术的。学园中设有崇奉文艺女神缪斯的祭坛，并定期举行祭奠。[41]更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元2世纪时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家鲍萨尼阿的记载，学园的入口处是厄罗斯的祭坛。[42]仅凭这些不完备的记载，就足以表明学园中是重视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探讨的。

综上所述，柏拉图的学园是当时研究哲学、科学和政治，崇尚文学艺术的学术团体，尽管后来也迭经变化，但它为整个西方世界开创了凭理性探讨学术的优良传统。

柏拉图晚年在希腊世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公元前347年他八十岁高龄，在参加一次婚礼的宴会上无疾而逝，葬于他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学园里，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他的葬礼。

四 著作

柏拉图以前的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都已佚失，唯独柏拉图生前发表的书面著作，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不过以柏拉图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其真伪问题，在古代就有争论。到亚历山大的塞拉绪布罗（殁于36年）肯定柏拉图的真作是三十六篇（全部十三封书信归为一篇）。但早在古代，对这三十六篇著作的真伪就有争论，到19世纪，西方学术界更是疑古成风，以致只有其中五种著作的真伪没有遭到攻击。但进入20世纪以来，经过许多古典学者们的认真研究，这种偏激的态势缓和下来，大体肯定其中二十八种是真作。[43]

这里着重探讨这二十八种著作的编年分期次序，以及其内容的归属问题，这对探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哲学—美学思想的演变和区别及联系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著作的编年和分期。

柏拉图的著作生涯，前后跨越半个世纪，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关于柏拉图著作的编年和分期问题，19世纪以来就引起古典学者们的广泛注意，以后又经过坎贝尔、康福德等学者们根据文体风格和语言检验，即文体品评，古代作者们的直接证据，著作中涉及的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著作中相互涉及的内容，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大体上分成三个时期。

一、早期对话：《申辩篇》、《克里托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卡尔米德篇》、《欧绪弗洛篇》、《大希庇亚篇》、《小希庇亚篇》、《普罗塔哥拉篇》、《高尔吉亚篇》、《伊安篇》。这些对话基本上多属于“苏格拉底的对话”，显示出柏拉图处在苏格拉底的强烈影响下，赫拉克利特及其学派的影响也还存在。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上，基本上采取类似后世唯名论的观点，个别和一般是结合在一起的，力求从诸个别的德行和美的事物认识和总结出一般的美德（虔敬、友谊、勇敢）和美的定义。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提出和运用了问答法——“理智助产术”。这些对话中的主要论题和方法，应该说是属于苏格拉底的，但由于经过柏拉图的加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柏拉图的思想在内。我们正是循这些对话来讨论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的。其中《申辩篇》、《大希庇亚篇》、《伊安篇》与美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二、中期（前期）对话：《欧绪德谟篇》、《美涅克塞努篇》、《克拉底鲁篇》、《美诺篇》、《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斐德罗篇》。将苏格拉底的影响融合进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中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理念论体系。进入这第二个时期的标志是开始于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的第一次西西里之行，接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不朽轮回转世、数的本原、模仿、净化、和谐说，以及巴门尼德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存在论的影响，从而在思想上起了质的变化。在认识论领域中，确立了先验论的回忆说，肯定包括美在内的理性认识是不朽的灵魂所固有的，在本体论领域中，确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一般所探讨的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主要体现在《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斐德罗篇》。由于坚持美理念是先于美的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本体，从而贬低作为模仿的文艺。由于坚持审美观照是属于不朽的灵魂的理性部分所固有的，所以排斥审美快感。循此并从维护理想国的目的出发，贬低传统文艺在理想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们是以建立成熟与否的理念论作为划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想的界限的，所以这个时期中尚未明确阐述理念论体系的《欧绪德谟篇》、《美涅克塞努篇》和《克拉底鲁篇》仍归在苏格拉底名下，就探讨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而言，《克拉底鲁篇》是尤其值得重视的。

三、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法篇》。柏拉图的后期思想较之中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同可感世界相分离的理念无法凭分有说、模仿说来解释如何从永恒不变的静止的理念世界，派生出处在运动变化生灭过程中的可感世界，从而对自己的中期理念论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种论”。遗憾的是，柏拉图并未将这种在理念论中发生的变化贯彻到去另行系统讨论美学问题。值得注意的倒是由于他接受三次西西里之行等现实生活的教训，在伦理、国家学说中有明显变化，在《斐莱布篇》中鉴于善是智慧和快乐的结合，从而肯定审美快感。在《法篇》中提出的“第二好的国家”[44]中，在遵循法治和严格审查的前提下，允许文艺有一席之地。

柏拉图的书信共计十三封，其中最重要的第七、第八两封书信，学者们几乎一致肯定为柏拉图本人的作品，但都与他的美学思想关系不大。

第二，内容的归属及其与形式的关系。

德国18、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冯·希勒格尔（1772—1829年）曾指出，柏拉图在语言、艺术上，是希腊尤其是阿提卡文化的典范，“被古人们认为是他们散文作家中的最伟大的作家”[45]。英国的古典学者默雷也有相类似的论断：柏拉图“就散文风格而论，他是希腊空前的最伟大的散文大师”[46]。但同时也由于他的大量作品采取虚拟的戏剧对话形式，也就产生了作品中主导内容的归属，以及哲学内容和艺术形式间的矛盾问题。

首先，对话中主导内容的归属问题。

除了书信外，柏拉图的全部著作，采用的都是戏剧对话形式，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剧中人物的彼此间的对话来表述。其中的人物，除了爱利亚客人（《智者篇》、《政治家篇》）和雅典客人（《法篇》）外，在希腊历史上大体都确有其人。至于柏拉图本人，除了在《申辩篇》提到审判苏格拉底时出席旁听，资助苏格拉底越狱[47]，在《斐多篇》中间接提到苏格拉底在狱中临终时，他因病而未在场外[48]，始终没有出现过。他的真作对话中，除了其中的六篇外，苏格拉底都是主导内容的发言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人物、特别是出之苏格拉底之口的学说，到底是代表谁的主张?柏拉图本人的主张又是由谁来代表的?

从总的倾向来看，越是早期的著作，苏格拉底作为主导内容的发言人的作用越是明显。中期对话的主导内容的发言人尽管依然是苏格拉底，但已经不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主要是体现柏拉图本人的思想了。后期对话中《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蒂迈欧篇》和《克里底亚篇》，尽管苏格拉底依然出现，但也已经不是主导内容的发言人了；《法篇》中，苏格拉底不再出现，主导内容的发言人是雅典客人。后期对话中，唯独《斐莱布篇》，苏格拉底依然是主导内容的发言人，一般认为，柏拉图之所以这样安排，是由于其中讨论的是苏格拉底历来关心的伦理道德问题，所以依然让苏格拉底作为主角出现。

这样就出现一个“苏格拉底问题”，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苏格拉底，始终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还是始终是柏拉图“夫子自道”，而苏格拉底仅仅是作为柏拉图的代言人而出现的?

一般都倾向于认为，在早期苏格拉底对话中，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尚未成熟，尚处在苏格拉底的强烈影响下，所以其中出之苏格拉底之口的言论，是代表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柏拉图本人的主张在内，但其主流是属于苏格拉底本人的。至于中、后期的对话，不管其是否出之于苏格拉底之口，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是属于柏拉图本人的主张。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柏拉图本人的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程，因此在早期和中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本人之间，难以划得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所以早期对话中的著作年代越是偏后的，苏格拉底的思想越是淡出；循此，越是中期对话著作年代早的，越是有苏格拉底的成分在内。所以我们在讨论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时，除了依据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外，还适当采纳中期对话中著作年代较早的《克拉底鲁篇》等。这点，尽管由于苏格拉底没有著作留下来，难以完全确证，但是根据色诺芬的记载，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有关阐述，实际情况确凿是这样的。

但是，英国苏格兰学派柏拉图学者伯奈特和泰勒则坚持：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及其言论，就是历史上真正的苏格拉底及其言论。伯奈特在1928年发表的《柏拉图主义》一书中坚持：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篇，实际上是忠实地记述苏格拉底，都是惊人地精确和如实地表现苏格拉底，假如把它们看作为给我们提供柏拉图自己的哲学，那就不能正确理解柏拉图。[49]在另一部有关著作中，更是毫无根据地贬低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和论断，指责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考虑到“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区别。[50]他声称，亚里士多德只知道一种柏拉图哲学，即把理念和数等同起来的那种哲学。[51]根据他们的这类论断，不仅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而且中、晚期对话中的主导内容，都是属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这样一来，柏拉图也就根本没有什么美学思想，因为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基本上都是在中期对话《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和《斐德罗篇》中阐述的。

经过康福德、里特尔、罗斯、菲尔德（《柏拉图和他的同时代人》，1930年）、罗杰斯（《苏格拉底问题》，1933年）、德芒（《亚里士多德关于苏格拉底的证据》，巴黎，1942年）、普波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柏拉图的符咒》，1966年）、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5卷，1969年、1975年、1978年）等的认真研究，基本上否定了上述伯奈特和泰勒的偏激见解。康福德等主要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和论断，认为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是代表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中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则是柏拉图“夫子自道”，基本上是代表柏拉图自己的思想。

我们接受上述康福德等的论断，确信亚里士多德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间的联系和区别的记载。首先，正如英国著名亚里士多德学者罗斯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追随柏拉图达二十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肯定会从柏拉图本人或学园中比较年长的成员们那里，获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以及关于理念论的起源的许多知识。[52]其次，放到整个希腊哲学的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不可能具备“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样比较完备的知识和成熟的思想。何况这些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从《拉凯斯篇》中最早出现的理念，到《国家篇》中成熟的理念论，到《巴门尼德篇》中的自我批评，到《智者篇》中提出的改革的理念论或通种论，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来考察，都充分证实是反映了柏拉图的思想历程，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不可能提出这类成熟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很难设想柏拉图是按自己的年龄程序来复述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一生的思想历程的。再次，从常识上也很难设想在当时科学技术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柏拉图竟然能复述篇幅那样大的《国家篇》和《法篇》，甚至还能复述那样高度思辨的《巴门尼德篇》、《智者篇》和《蒂迈欧篇》。最后，迄今也没有发现翔实的旁证材料可以证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巴门尼德、爱利亚客人（指《智者篇》、《政治家篇》）、蒂迈欧（指《蒂迈欧篇》）、雅典客人（指《法篇》）等具备柏拉图在有关对话中假托的各该人那样的思想。

由此，我们认为，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基本上体现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思想，中期和后期的对话基本上是体现柏拉图本人的思想。柏拉图确是“思想中罕见的天才”[53]，全部对话是一个有轨迹可以遵循的严密的整体，绝不是一种单纯传声筒式的大杂烩。但也并不因此而否定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等对他的巨大影响。

其次，柏拉图对话的哲学内容和文艺形式间的关系问题。

柏拉图的对话，特别是早期和中期的对话，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到处充满着隐喻、明喻、神话、讽刺，甚至插科打诨，也就是说，用形象思维的语言来表述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内容。这点，早在古代就得到很高评价：“我认为是柏拉图使这种写作形式得到完善，所以应该将发明并使之富有文采归功于他。”[54]但确也如朱光潜所说的那样：“对话在文学体裁上属于柏拉图所说的‘直接叙述’一类，在希腊史诗和戏剧里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柏拉图把它提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运用于学术讨论，并且把它结合到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在柏拉图的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向来不从抽象概念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柏拉图树立了这种对话体的典范，后来许多思想家都采用过这种形式，但至今还没有人能赶得上他。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学中一个卓越的贡献。”[55]

但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柏拉图对话的内在的哲学内容和外在的文艺形式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对话的风格，具有无限丰富的多样性，语言文字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到处弥漫着幽默的气息，如《普罗塔哥拉篇》和《国家篇》的开头，《会饮篇》的217A—221C页；饱含着悲天悯人的**，如《斐多篇》的结尾；俯拾皆是的瑰丽的神话，如《斐德罗篇》246A—248C中诸神的航程和灵魂马车，《会饮篇》中的厄罗斯及对美的追求，《克里底亚篇》中的乌托邦式的大西洋岛等。

英国的格罗特（1794—1871年）强调要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他在分析早期对话《卡尔米德篇》时指出：“在这篇对话中，有大量欢乐的幽默……这种东西是柏拉图的戏剧艺术和变化，读起来是充满可爱的魅力的，但和柏拉图作为一个哲学家是没有关系的。”[56]从而主张，在探讨时要限于哲学方面。伯奈特则干脆认为有两个柏拉图：一个是艺术家的柏拉图，一个是哲学家的柏拉图。[57]“（实际上有两个柏拉图），青年柏拉图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天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树立起一幅，像原来那样的苏格拉底的画像；老年柏拉图，似乎已经失去了再创造的能力，创造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和消逝了，而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拥有着他自己传授的那种哲学。”[58]

诸如此类的观点，似乎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戏剧艺术的形式和所要传达的哲学内容是有区别的，但又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柏拉图之所以使用戏剧艺术形式，一方面，固然和柏拉图本人的高度的戏剧艺术的才华有关；另一方面，是和当时希腊散文的发展，特别是和人类思维正处于从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飞跃，还没有充分发展到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能够用一系列抽象概念和逻辑判断来表达、表述、论证哲学理论有关，因此，只能借助形象思维来传达抽象思维的内容。柏拉图整个一生的追求智慧的活动，不仅充分反映了古希腊哲学、人类思维由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的转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这种飞跃，这正是柏拉图的伟大贡献所在。而且越是后期的作品，越是能摆脱形象思维的束缚，不仅不是才华的涸竭，恰恰是他作出卓越贡献的年代。正是在后期的《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和《法篇》中，对认识论、辩证法、本体论、社会政治法律学说，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从把早期苏格拉底对话篇使用的感性的形象化语言，同后期对话篇中所使用的哲学语言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思维飞跃的宏伟图景。

最后，我们这里之所以对柏拉图著作本身进行如此细致的讨论，因为它不仅与探讨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有关，而且与探讨苏格拉底乃至整个希腊美学思想的发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