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希腊社会的发展和频繁的变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原来认为是由神赐予的各种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人自己制定的，并不是像自然界的无机物和动植物那样是自然形成的。它们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人们在它们面前也并非是无能为力的。智者们正是对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理论上的概括，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费西斯”（physis）和“诺摩斯”（nomos）。

一 “费西斯”（自然）和“诺摩斯”（约定）

“费西斯”，原意为“自然”、“本性”，指本性上就有力量成为“如此如此”的东西。它同另一个希腊词“techne”（“忒克涅”）相对应，“忒克涅”原意为“人工造成的”，以后就专指人工制造手工艺品、文学艺术作品及创制它们的那种“技艺”。它们彼此相对应，这对范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自然而然的”和“人工制造的”相对应；（2）“本性使然的”和“人为约定的”相对应；（3）“自然界的”和“社会共同体的”相对应。

在原初和早期希腊哲学中，“费西斯”指“依靠自己的力量而长成的东西”，即“天生的”、“自然而然的”。和它相对应的是“technastos”，即“制造出来的”、“人工制造的”，例如房屋、鞋子、床等。这种认识，同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是一致的，手工业从农业分化出来以后，人们看到除了天然长成的东西外，还有由人工制造的东西。这就出现了“费西斯”和“忒克涅”（“制造术”、“技艺”）的对立，但尚未出现“费西斯”和“诺摩斯”的对立，尚未出现“自然”和“社会”彼此相对应的范畴。希腊人能将“天然长成的”和“人工制造的”区别开来，是伟大的进步。

但是，随着人们打破氏族界线组成“kome”（村庄）和“polis”（城邦）以后，按逻辑推论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kome”和“polis”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们创造的?但由于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一巨大的变化，因此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只有经过“费西斯”和“诺摩斯”的争论以后，经过亚里士多德的深入探讨，人们才进一步认识到自然和社会的区别。

“诺摩斯”原指人们在社会共同体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原先，“诺摩斯”不仅在人间，而且在神灵世界和人—神间都起主宰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到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难以完全遵从，逐渐认识到“诺摩斯”也是可以重新规定的。到智者时代，“诺摩斯”已包括下列多种含义：风俗习惯、传统惯例、伦理规范、成文法律以及各种协议、契约和章程。它同“费西斯”的区别是：（1）“诺摩斯”是人们自己约定的，不是自然本性形成的，因而它仅对协议各方有效，而不如“费西斯”那样普遍适用。（2）它是由人这个主体制定的，不是自然本身派生的内在的规定。（3）它本身不会自行生长变化，需要通过人作出变更，例如修改法律，制定新法规等。

二 两种“诺摩斯”观

新的“诺摩斯”概念的出现，促使智者们重新考察人类社会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维护“诺摩斯”的，凡是主张社会进步论的必然维护和颂扬“诺摩斯”，认为有“诺摩斯”才形成城邦，才安全可靠，“诺摩斯”是保障人身安全、提高人的生活和维护城邦的手段。赞成这种“诺摩斯”观的智者有：普罗塔哥拉、克里底亚、伊索克拉底和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等的社会形成论。

根据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的记载，普罗塔哥拉多处运用了“费西斯”和“诺摩斯”的理论。他声称，按照人的本性（physis），为了生存必须联合，但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又会像动物一样互相残杀。于是宙斯神教给人类正义和相互尊重，还制定了法律。这些都是“诺摩斯”，从此人类才有社会生活和社会进步。[3]这里的“诺摩斯”和“费西斯”，既有彼此相反的一面，接受“诺摩斯”就排除了人的自然状态，反之如果完全按照人的“费西斯”也就没有城邦和公民生活。但是又有彼此一致的方面，人的自保的本性要求共同聚居建立城邦，这又得接受正义、相互尊重和法律等“诺摩斯”作为内在的基础。

克里底亚的特点则是企图将“费西斯”和“诺摩斯”统一起来。他声称，好的品性是制定“诺摩斯”的必要条件，但有了好的品性还要有制度和规范，而且还必须加以训练。因为，人的品性不易改变，而人为规定的东西如法律却是容易改变的。但是好的个性和品性，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必然是才能卓越的人，所以他更需要学习和训练。个人的身体和个性、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特性都是“费西斯”。进而引进人的价值标准，以对人和城邦是否有益作为衡量“费西斯”的好坏的标准，比如世人公认帖撒利民族是挥霍奢侈的，这就不是好的性格。就一般人的本性来讲，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克里底亚认为，人在原始时期过着动物样的生活，鉴于行善和作恶都没有得到报应，所以发明了法律。可是人们还是在暗中犯罪，因此聪明人又创造了神，借以吓唬作恶的人。但是，克里底亚并没有能说明人们作恶的根源。总之，在“诺摩斯”—“费西斯”问题上，克里底亚是肯定“诺摩斯”的作用，而对“费西斯”却区分了不同的情况，力图将二者统一起来。

另一种是反对“诺摩斯”的，他们将“诺摩斯”和“费西斯”对立起来，强调人的本性具有不可抗拒的作用，为反对“诺摩斯”的本性行为作辩护，力求建立符合“费西斯”的新的“诺摩斯”。这种思想开始于高尔吉亚，但他没有明确意识到“费西斯”和“诺摩斯”的关系。其他代表人有希庇亚、安提丰、塞拉西马柯等。

高尔吉亚在《海伦颂》中，从“费西斯”（本性行为）的合理性出发，将它与选择对立起来，认为“诺摩斯”是人为的可以选择的，而“费西斯”是无法选择的。所以听命于“费西斯”按情欲行事或受语言**是合乎自然的。合乎自然，无法选择的也就是必然。高尔吉亚的这种见解和德谟克里特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按照“费西斯”，只有原子和虚空，原子的旋涡运动就是必然。[4]因为，德谟克里特无视目的因，将属于“费西斯”的一切作用都归结为必然。[5]高尔吉亚则认为语言和情欲的力量，以及弱者服从强者都是必然的无法选择的。“命运”、“命运女神——Ananke”，一方面成为自然界中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它又以必然性和选择的形式，提出了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个人的选择和必然等问题，这在古代希腊的伦理学说史上有重要意义。

既然只有合乎“费西斯”（自然本性）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指责的，那么与“费西斯”相违背的伦理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法律就是应当变更或废弃的，至少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的。这就是后来希庇亚、安提丰、塞拉西马柯等人的观点。

三 自然——艺术和模仿

智者们正是遵循上述这种“费西斯”—“诺摩斯”观来讨论自然——技艺和模仿的。柏拉图《法篇》中在讨论到自然和机遇及技艺设计时，不指名地记载到某些哲学家[6]及其学生们。他认为，元素是存在的，而天体则凭自然和机遇出自元素，而艺术则出自际遇，有时仅凭技艺，有时则技艺和自然相结合起来才能制作出来：

他们认为最伟大的和最美的东西，都是自然和机遇的产品；稍次一些的是技艺的产品。后者从自然获得伟大的和原初的创造、模型和型式；所有那些稍次一些的产品，我们都称之为人工制作技艺的产品。[7]

具体来讲，这些哲学家认为，水、土、气、火等元素都是由于自然（本性）和机遇而存在的，其中没有一种是凭人工制造技艺的产品。循序而来的地球、日、月、星辰都是这些元素由于热和冷、干和湿等固有的力量，偶然地混合而成的。整个宇宙，以及动植物和四季都是循此方式被创制出来的，而不是由理智的计划、任何神或人工制造技艺所创造出来的。但是人工制造的技艺产品和音乐、绘画等美的艺术品则不然：

艺术是这些有生命的动物的头脑的产儿，是后来出现的可朽的人的可朽的产儿；艺术是后来阶段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娱乐人的小物件根本不是实在的，仅仅是同一序列真理的十足部分的模仿。我的意思是指绘画技艺和音乐技艺的产品，以及所有它们的姊妹艺术。但要是实际上有某些艺术，产生出值得耗费的时间的结果，它们就是指那些与自然合作的东西，如医学、农耕和体育训练。这个思想学派坚持，特别是政府，在较少程度上是与自然合作，在更大程度上与技艺有关的；同样情况，立法也绝不是一种自然过程，而是建立在技艺基础上的，法律的制定是完全人为的、不真实的。[8]

从柏拉图记载下来的某些智者的这段言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1）将自然万物分为三类。第一类完全是自然的产物，如水、土、气、火四种元素，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日、月、星辰、地球。第二类是完全凭机遇的人工制作的技艺的产品，如音乐、绘画等美的艺术品以及法律等。第三类是人工技艺和自然合作的产品，如政府、医学、农耕和体育训练等。（2）越是自然的产品，越是真实和具有真理性。循此观点，元素和日、月、星辰和地球等是第一等的，政府和医学等是第二等的，法律和音乐、绘画等美的艺术品是第三等的。（3）明确肯定美的艺术如音乐、绘画属于技艺，它是凭技艺对自然的“十足部分的模仿”，它在真理性和真实性上不如第一类和第三类产品，既不如自然和机遇合作的产品，更不如纯粹自然的产品。（4）排除了神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干预。

上述这种观点，更接近于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的将“诺摩斯”与“费西斯”对立起来的观点。这点在讨论到他们将美的艺术品看作是虚构、模仿时，将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四 艺术和虚构

不仅高尔吉亚本人，他的学生、智者阿尔基达马（Alkidamas，约前4世纪），也曾讲到雕像就是对真实的人的模仿：

（雕像）是对真实的人体的模仿，它们给观看者以乐趣，但却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9]

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智者，由于片面强调“自然（本性）”贬低人工技艺的产品，把艺术仅仅看作是对真理的十足部分的模仿。因而，他们将艺术看作是虚构的。高尔吉亚在《海伦颂》中，就这点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在这篇专门为海伦辩护的文章中，讨论到语言可以引起灵魂震动的问题，因为语言可以进行虚构，以此影响和欺骗灵魂或心灵：

他们用虚构进行说服的实例是数不清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将来，那么语言的力量就不会那么大了，但是实际上人们并不能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将来，所以欺骗就容易了。许多人误将意见当作是对灵魂的忠告，然而意见是不可靠的，它将使接受它的人陷入捉摸不定的厄运之中。[10]

海伦之所以被劫持，是由于对方的语言说服了海伦，打动了她的灵魂：“因为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微小到不可见的方式达到最神奇的效果。它能驱散恐惧，消除悲伤，创造快乐，增进怜悯。”[11]作为韵律语言的诗歌就能起到这种作用，凭借语言的“虚构”对海伦进行说服。就古希腊而言，“虚构”和“欺骗”的含义是相同的，诗歌和戏剧都允许而且必须虚构，也就是允许和必须欺骗。

这点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人类的某些技艺的生产，并不一定生产出现实的东西。柏拉图在《智者篇》中用两分法给智者下定义时指出，创造有两种：一种是由神造的，另一种是由人造的。无论是神造物还是人造物都有两种：一种是造成原物，另一种只造原物的摹本或像。就人造的模仿的艺术而言，是一种生产，但生产出来的是“幻象”而不是生产出真实的东西。[12]循此去理解高尔吉亚的作为韵律语言的诗歌，所创造的不是真实的东西，而是作为摹本的“幻象”，是虚构，是创制幻象的艺术。所以这种作为扮律语言的诗歌的这种美的艺术，只是摹本的“幻象”，是属于虚构之例。

循此可以理解高尔吉亚通过海伦之受语言造成的“虚构”，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到特洛伊，说明诗这种美的艺术的特征：作为模仿艺术的诗歌，是从事模仿，实质是从事一种非现实的创造，这种诗歌在听众或观众的心灵中引起“幻象”，从而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力量，震撼听众或观众的心灵，它能起到驱散恐惧，消除悲伤，创造快乐，增进怜悯的作用，即能引起喜、怒、哀、乐、惧等种种强烈的感情。有的学者，对高尔吉亚的这些观点作出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将在古风时代已出现的“幻觉”、“净化”、“模仿”三种理论结合在一起了。[13]

无疑，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的这派智者，开拓了模仿再现说及其影响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