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经过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年）领导的改革（前594—前593年），庇西特拉图（约前600—前527年）实施的僭主政治（前560—前510年），以及克里斯提尼（公元前6世纪后期）领导的革命（前509年），最终废除了贵族在原来氏族社会享有的特权，随着氏族制度最后残余的消灭，牢固地确立了崭新的民主政治的城邦奴隶制国家。这一系列变革，大大促进了雅典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与此同时，雅典在对外关系中，积极支持小亚细亚沿岸原希腊的米利都等殖民城邦进行的反波斯的斗争，在积极介入并领导的希波战争中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一 希波战争和雅典的兴盛

正是在希波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历史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前461—前429年）。其间，伯里克利领导雅典继续实行政治改革，巩固奴隶主民主专政，加强对以希腊为一方的同盟的财政军事控制，使它们彻底成为雅典的臣属和工具。通过武力和外交途径，阻止波斯西进并结束希波战争，全力与斯巴达争霸，从海上陆上防御斯巴达及其盟邦对雅典及其盟邦的攻击。这一切都适应当时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经济发展趋势和符合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

其间，成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成为雅典发展海上霸权，建立雅典帝国的工具。特别是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53年，同盟的金库由提洛移往雅典，于是诸加盟城邦（为数达三百以上）事实上都成了雅典的附属国。这些盟邦对雅典纳贡、服兵役，受雅典派往驻屯的行政军事长官监督，政治、经济制度、文字等，一律以雅典为准。结果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当时的雅典进入了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

希腊和罗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伯里克利时代）。[4]

伯里克利当政时期，在国内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凭借国内对奴隶的剥削，对外掠夺提洛同盟提供的财富，大力兴建受到希波战争破坏的庙宇，塑造各种神像。在建筑师伊克提努、卡利克拉忒、谟涅西克勒，以及著名雕刻家斐狄亚斯、卡利马库等的积极参加下，兴建了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塑造了雅典娜神像等，从而出现了希腊造型艺术的全盛时期（前450—前400年）。[5]大力提倡戏剧等文艺形式，三个著名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特别是后面两人以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主要是在伯里克利治下创作和演出的。当时，在伯里克利和他的情妇阿斯帕西娅（来自米利都的名妓）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家团体。希腊世界的著名学者都相继访问或定居雅典，如享有盛名的城市规划的发明者米利都的希坡达穆，著名的数学家、概算过太阳年的天文学家开俄斯的俄尼坡得，著名的哲学家萨摩斯的希蓬、克拉佐门尼的阿那克萨哥拉、米利都的阿尔凯西劳（苏格拉底早期的老师）、阿布德拉的德谟克里特、智者普罗塔哥拉和普罗狄科、希庇亚等。[6]结果，正像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自豪地指出的那样，雅典成为希腊文化荟萃的城邦，“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7]。

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雅典的衰落

但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强大，它的海上势力（控制爱琴海，霸持海上贸易）的增长，向西部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经济扩张，以及对外积极推行的帝国政策等，日益威胁到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政治及其经济利益。其结果是导致以雅典为首推行民主政治的提洛同盟一方，同以斯巴达为首推行贵族政治的另一方之间，爆发了空前剧烈和残酷的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其根本原因正像当时著名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年）所指出的，是双方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

斯巴达人之所以议决和约已经破坏，应即宣战，不是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同盟者发言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控制之下了。[8]

这场战争几经较量，结果以雅典惨败和向得到波斯支持的斯巴达投降告终。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锐减；民主政治的弊端日益暴露，从而陷入危机，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空前尖锐；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这场战争标志着，雅典的城邦奴隶主民主政治从繁荣的顶峰开始走向衰落。苏格拉底的晚年（也正是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记载的那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在这场战争的阴影及其带来的后果的笼罩下度过的。这些，都不言而喻地对他们的世界观的演变和形成，以及整个思想体系的发展，打下深刻的烙印。

第一，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这场战争，主要是在雅典及其所在地阿提卡地区进行的，经过双方长期的反复较量，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

（一）工农业生产陷于停顿。随着农村的被**，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正像修昔底德记载的那样：“雅典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全部乡村……全部羊群和役畜都丧失了。”[9]城市手工业也陷于停顿状态。不仅原先发达的对外贸易陷于停滞，反过来雅典人的生活资料还要仰仗海外进口来维持：“城内一切需要都必须由海外输入，现在雅典已经不是一个城市，而只是一个要塞了。”[10]

（二）人口锐减。在战争中，不仅双方伤亡惨重，在攻占对方的城市和乡村后，还动辄对平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加上遭受连绵不断的瘟疫的打击，特别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和公元前427年的两次大瘟疫，造成了民众和军队的大批死亡和人口锐减。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阿提卡半岛地区的面积是2500平方公里，在战争开始时总人口达31万，经过战争和两次瘟疫，到公元前425年时就锐减到21万7千左右。[11]

（三）奴隶大量逃亡。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双方都出现大批奴隶逃亡的情况，如公元前425年，斯巴达的国有奴隶希洛人的逃亡[12]；公元前413年，雅典两万名奴隶的逃亡。后者对雅典造成很大打击，因为“这些奴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工匠”[13]。他们占雅典奴隶总数的四分之一。

总之，在战争中，由于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和包括奴隶在内的总人口的锐减，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到了雅典的生存。

第二，民主政治陷入危机。

随着战争的进行，雅典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了，阶级斗争、党争、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都空前尖锐、复杂、残酷和频繁。

（一）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频繁。随着战争的进行，积极参战的公民和民主政治的代表伤亡众多，各种政治会社的领导权相继落到贵族手里。在其右翼政治代表安提丰、庇珊德尔等的领导下，于公元前411年发动政变，强行废除了民主政治，建立了寡头政治。由最富有的奴隶主组成“四百人议事会”，把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限制为富裕的五千名全权公民。全部废除原来由国库支付的担任公职的公民的津贴制度，主张立即和斯巴达缔结屈辱的和约。但是，由于他们领导的战争失利，民怨沸腾，前后不到四个月，就由其中的塞拉美涅代表寡头党中温和派的利益，废除了“四百人议事会”，建立起所谓的“五千人政府”，政权掌握在五千名拥有军籍的人手里。不久，随着雅典在库梓科战役（前410年）获胜，奴隶主民主派重新获得了政权，恢复了民主政治和陪审法庭、观剧津贴制度，惩处了反对派，从而出现了持续达六年之久的所谓“民主恐怖”。因此，这时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不稳定的，正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平民容易受少数有野心的蛊惑家的煽动和欺骗，政权往往被少数人所篡夺。公元前404年，雅典在羊河遭到惨败，被迫投降，只得承认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被迫同意原先放逐国外的敌视民主政治的人士回国，恢复“祖先秩序”，再次废止民主政治，成立了以柏拉图的近亲、苏格拉底的弟子克里底亚和卡尔米德为首的僭主政治。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军事独裁，清除原有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废除陪审津贴制度，限制全权公民人数，实行镇压民主力量等一系列恐怖政策。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记载的：“当他们在城邦内地位比较稳固的时候，他们就不放过任何阶级的公民，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是在扫除这些危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不下一千五百人。”[14]僭主们在推行一系列残酷的大规模恐怖政策的同时，他们中间又出现了内讧，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深渊，以致民怨沸腾，因此执政不到八个月也就被推翻了。雅典再次恢复了民主政治，推行的是比较温和的政策。但于公元前399年，这个民主政治却接受阿尼图斯和美勒托的诬告，处死了苏格拉底。

（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原先，随着梭伦的改革、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和克利斯提尼的革命，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对立曾有所缓和。但随着战争的推延，破产农民的大量涌入城市，许多在城市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的生产陷于停顿，雅典长期以来依靠进口粮食，受战争和运输的影响而粮价暴涨等，导致大批平民生计无着，陷于破产，自由民愈益贫困化。估量当时雅典无产平民人数超过居民总数一半以上。与之相反，部分富人和贵族，却通过战争大发横财，国家用于军事开支的经费，相当大的一部分落入承包商、武器作坊主和船主们的腰包。他们乘机兼并农民的土地，阿提卡的土地大量落入他们手中，造成平民和贵族、富商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种情形，柏拉图是意识到了的，他在《国家篇》中曾这样写道：

任何城邦，不管怎样小，事实上都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它们中的每一个，又分成许多更小的城邦，要是把它们都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城邦，那是大错特错的。[15]

（三）奴隶和自由民，特别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恩格斯曾指出，雅典的这种民主制，“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因此，必然要把雅典国家引向灭亡。[16]战争加速了这种进程，在战争进行期间，一方面，双方都把被攻陷的城乡的平民、奴隶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奴隶在人口的比例中，反而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交战双方又都把诱使对方的奴隶逃亡或反叛，作为打击对方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样，势必在客观上促进奴隶的觉醒。结果，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奴隶制失去了原有的相对稳定性，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而奴隶的觉醒，又使奴隶主陷于极端的恐惧之中。这种情况，柏拉图同样也是意识到了的，他在《国家篇》中，对此也有过生动的描述：

假设有一个人，他拥有五十个或更多的奴隶。现在有一位神明把他和他的妻儿老小，他的财富、奴隶一起从城市里用神力摄走，送往一个偏僻的地方，这里没有一个自由民来救助他。你想想看，他会多么害怕，担心他自己和他的妻儿老小要被奴隶所消灭?[17]

由此可见，随着战争的进行，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已激化至何等程度。

第三，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法制陷于解体。

随着梭伦的改革，特别是克利斯提尼领导的革命，雅典确立了比较巩固与温和的民主政治，国内出现了比较安定和统一的政治局面。当时的情况，正如伯里克利不免有些夸张地指出的那样：随着民主政治的确立，政权掌握在全体拥有公民权的人手里，在解决私人间的纠纷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8]。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私事，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把崇尚公职当作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准则。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和宽恕的；在公众事务中，是遵守法律的；助人为乐，而不主要是从他人那里谋求好处。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能够独立自主，表现得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崇尚美的东西，而又不流于奢侈；崇尚智慧，而又不流于柔弱。适当利用财富，特别是把保卫自己的城邦，作为每个公民的崇高职责，不惜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19]。但是，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战争中肆无忌惮的残暴行为，不仅推行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而且推行到国内不同社会集团和党派中去。肆意洗劫和屠杀被攻陷城邦的民众，雅典寡头党人和僭主们数度通过煽动、蛊惑、暴力等手段推翻民主政治，非法攫取政权，接着是血腥地屠杀民众和政敌。甚至，连希腊人视为罪大恶极的渎神事件，当时在雅典也屡次出现。

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和法制等的解体。这幅图景，正像修昔底德所描绘的那样，任何持温和观点的公民，都要遭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

……结果，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质，不久就消失了。[20]

以致整个社会流行着互相猜疑和敌对的情绪，没有哪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哪个誓言是不被破坏的。人们对社会的前途，感到普遍的绝望，“人们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21]。

这种道德上的无耻堕落，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对社会和城邦前途的丧失信心感，在政治上对立的民主派和寡头派双方中都存在着，而且在他们各自的政治代表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并表现出惊人的厚颜无耻。其中，双方最丑恶的典型是民主派的阿尔基比亚德和寡头党的克里底亚。他们恰巧又都是苏格拉底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克里底亚还是柏拉图的近亲。两人都曾参与前面提到过的渎神事件，与公元前415年雅典城内所有赫耳墨斯神像面部被毁有关。[22]阿尔基比亚德于公元前420年出任极端民主派的领袖，尽管在军事上是有才能的，但他生活奢侈和习于违法乱纪，出尔反尔，不惜背叛祖国雅典，为斯巴达和波斯出谋划策，攻打雅典。其品质正如修昔底德记载的那样：“虽然在职务上，他领导战事的成绩是卓越的；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使每个人都反对他的为人；因此，他们把国家的事务委托于他，不久就引起城邦的毁灭。”[23]至于克里底亚，不仅两次参与寡头政变，并成了后来“三十僭主”政治的主要首领，是推行空前残酷血腥的反革命恐怖政策的元凶，甚至不惜杀害一起举事的温和派寡头党人塞拉美涅。由于罪大恶极，他被民主政治处死（前403年），以后也从未给他恢复过名誉，甚至连他的近亲柏拉图，在事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前354年），在撰写其作为毕生政治实践总结的第七封书信时，对他仍然抱有极大的反感。

总之，雅典这个从氏族社会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奴隶主民主共和国，虽然在整个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排斥自由公民的劳动，对内残酷剥削奴隶，对外推行侵略的帝国政策，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行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尤其是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奴隶和奴隶主、奴隶和平民、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频繁的党争等实践证明，无论是民主政治、寡头政治，还是僭主政治，都再也无法缓解这些矛盾，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度和整个社会都陷入深刻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不同的阶级、阶层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必然会作出不同的回答或抉择。

苏格拉底出身于平民雕刻匠师家庭，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雅典理想公民的品性，意识到自己的崇高使命，欲挽狂澜于既倒，自命为神赐给雅典的“牛虻”，刻意促使雅典这个迷钝昏乱的庞然大物重新奋发。在他看来，整个危机是道德和人性堕落、社会政治秩序混乱造成的，因此拯救雅典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由此才能达到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及复兴雅典乃至全希腊的宏图，结果以身相殉民主政治，从而显示出崇高的悲剧性。

柏拉图，尽管出身贵族家庭，但素来和民主政治关系密切。由于更多地看到民主政治给雅典带来的灾难，他在著作中对它主要持批评态度，因此也显示出不少保守的因素。但他的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理论，强调法治等观点，应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人类历史的进程有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城邦奴隶制已走到历史的尽头，不是任何人所能挽救的，它必然要由帝国奴隶制取而代之。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马其顿帝国身上。

三 马其顿帝国的兴起

马其顿地处巴尔干半岛中部，其疆域大体上相当于希腊本土。直到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的社会政治制度还保存着荷马时代的许多痕迹：国家以王为首，他依靠军事贵族支持；并有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等管理国家的机构。早期马其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很少受希腊本土迈锡尼文化的影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过，马其顿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希腊的城邦奴隶制截然不同：“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没有成为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24]但也正因为这样。马其顿王国最后才能取希腊奴隶制城邦而代之，建立起奴隶制大帝国。

马其顿的壮大正是从希腊本土诸奴隶制城邦之间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开始的。公元前413年至公元前399年阿凯劳斯王当政时，马其顿王国在巴尔干和希腊诸国中已占显著地位。公元前4世纪中叶腓力二世进行军事、财政改革，建成统一的马其顿国家，并向外扩张，占领色雷斯等地，建都佩拉。后又大举南下，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打败希腊联军，随之召开科林斯大会，确立马其顿对希腊的领导权。接着其子亚历山大大帝从公元前834年开始远征东方，在巴尔干半岛到印度河的广大土地上建立大帝国，从而进入希腊化时期。

亚里士多德作为和马其顿宫廷关系密切的异邦人，又长期生活在雅典，但也未能意识到帝国奴隶制正在取代城邦奴隶制这一客观进程。他认为当时希腊最严重的深刻危机在于贫民和富人的对立，而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分别代表各自一方的利益。民主政治保护贫民的利益压制富人，寡头政治则保护富人的利益压制贫民。因此，他提出一个调和折中的方案：让中产阶层当政，既保护贫民的利益又不损害富户。他已看到当时希腊城邦普遍存在变革或革命的危机，从而为各种不同的政治设想了许多避免动乱、保持安定的办法。但是他看不到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即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的城邦已经不能再存在和继续下去了。一方面是，经济上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日益增长，开放的商品经济必然要取代停滞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导致分散的小城邦趋于统一；另一方面是，随着各城邦之间频繁发生的战争，弱小的城邦只能互相结成联盟，或者是依附于某一强盛的大城邦。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必然导致分散的小的城邦奴隶制日趋没落，由统一的奴隶制帝国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