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它赋予物质生产以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特别是其自然主义变种，这种理解认为，暴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基本原则，在这里，他们把这个学说与暴力理论对立起来，将后者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观念。“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132]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个观念的依据是著名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罗马帝国崩溃时代的那些事实，以及欧洲后来的历史，其主要内容是战争、征服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波旁王朝复辟时代（法国1814～1830年）的历史学家们（梯利、米涅、基佐）的研究评价很高。那些历史学家宣布，对立阶级的产生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征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夸大征服和暴力的作用，认为这种夸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侵略战争要求有侵略对象的存在，这个对象只能通过劳动、物质生产来制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遍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133]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不否认事实，但他们强调：“无论什么地方，占领很快就面临结束之日，那时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占领了，需要转向生产。”[134]因此，从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出发，暴力理论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它认为社会的历史是由经济之外的因素决定的。经济之外的强迫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仅用暴力来解释这种强迫，而且还用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解释。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强迫替代经济之外的强迫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但论证经济发展的有限性，而且还证明经济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必然要增长。

在以后的几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批判暴力理论。在这方面特别有意义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问题是，杜林奢望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论证，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个学说似乎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估计不足。他写道：“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以为政治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显而易见，杜林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时，企图证明一个原理：“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135]按照杜林的理论，私有财产、资本、利润，甚至利息，都是富人对穷人的暴力的结果。恩格斯果断地否定对暴力的这种绝对化，强调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136]。

尽管杜林习惯于把暴力绝对化，但他对暴力的理解是极其片面的。他认为，暴力绝对的恶。因此杜林也谴责革命暴力的权力。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都论证过革命暴力，比如卢梭、马布利。恩格斯在反对杜林的暴力理论时强调革命暴力的伟大历史意义。马克思说，革命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范围内，暴力问题首先和主要地是革命暴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看作是对抗社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这时生产力的进步受到过时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普遍的社会学结论有现实的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的依据：就自己的本质而言是反封建的17～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就是在封建社会里产生和发展的。如果说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一系列革命的结果，那么向原则上新的、排除对抗的生产关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过渡，如果没有暴力革命，那么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就是如此，这个思路的依据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详细研究。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暴力革命观念的来源成为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是在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共产党宣言》，它就是在法国和德国的革命爆发之前写成的。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接提到的革命形势在这部作品里无疑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特别影响到其中所表述的对革命问题的理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所制订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将这个理论应用于工人运动。他们以如下的方式确定了工人运动的前景：“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多少隐蔽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过程。”[137]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结束阶段。在这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是“争得民主（завоевание демократии）”[138]。对这个论断需要给予特殊的注意和专门的分析。把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描绘成民主的征服，这个概括直接表明，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缺乏民主直接相关，或者至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机制非常不充分的发展直接相关。确实，在这个时代，不但是1848年革命前夕，而且在其后，在欧洲国家里（甚至包括其中最发达的国家）都没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同样没有建立工会的自由，没有罢工、游行的权力，没有出版自由等。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的论题是否与对这个实际状况确认有关呢？

还要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17～18世纪，甚至19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民主改革的开始，这些改革在很晚才结束，主要是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而且只是在那些最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坚信，他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其资产阶级特征的民主改革的完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改革的完成将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如果再考虑到下面的情况，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体制看作是实质上已经穷尽了自己的历史必然性的体制，那么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把“民主的征服”与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近的和比较遥远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而且也是其后来全部发展的特征。对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历史过程的强大推动力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意义没有给予充分评价就与这个主要错误有关。如果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远的将来的事情，那么无产阶级在这个制度内为民主而斗争的前景也将随之消失。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部分地重新考察了他们在对1848年革命经验进行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那些结论。比如说，他们放弃了不断革命的观念，承认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隔离开来。克服反资本主义革命马上到来的幻想使他们能够更清醒地评价无产阶级为改善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不但是经济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即为结束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看来是不可能的普选权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变成了事实，如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工会运动在这些国家也获得合法化了，尽管有来自企业主资本家的抵制。起义运动也逐渐地获得了合法基础。19世纪60年代末在德国产生了第一个合法的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考虑到这些事实。因此，马克思于1872年在海牙第一共产国际最后一次大会之后那个著名说法的巨大的原则意义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在阿姆斯特丹集会上的发言中马克思强调，通往社会主义新制度有不同的道路和手段：“……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139]这个一般的论断获得了具体化，其途径是直接指出在那些彻底地实现了民主改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可能的。马克思指出：“我们知道，应该考虑各国的机构、习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这样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机构了解得更好些，那么也许还可以把荷兰补充进来，在这里，工人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140]

初看起来，这里说的仅仅是马克思针对美国和英国所作的例外：因为用他的话说，在其他国家里“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可能通过和平途径确立，即通过在现存制度里进行改革的途径确立。然而，必须完全解释清楚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大英帝国几乎囊括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美国在整个美洲进行统治。可以不用怀疑，在这些国家里，成功的、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将直接延续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发生的类似过程。

必须指出，前述的马克思关于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的论断完全不是就这一主题所发表的唯一说法。在1880年12月8日给海德曼（Гайндман）的信中马克思强调，他的党“认为英国革命并不是必须的，但是，按照历史先例是可能的”。马克思继续解释说，对于推翻反民主的政治体制而言，革命是必需的：“不经过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军事专制制度。”[141]无疑，这些论断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分析相关，这个分析使马克思作出结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42]。这一点在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合作企业，马克思说，在这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将被消除，尽管起初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即作为联合体的工人是相对于自己而言的资本”。马克思接着强调，股份公司和合作企业“应该被看作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体的生产方式过渡形式”[143]。显然，马克思把联合的生产方式称为社会主义。

上边引用的马克思的那些论断在恩格斯的著作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里首先应该指出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埃尔福特纲领草案所提出的建议。在这个草案中有一个说法：“现代社会将成长为社会主义。”恩格斯拒绝这个论断，因为它波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德国。在德国尽管有代表机构，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专制主义，它压制劳动群众自由意志的民主表达。那些确实发达的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些国家里，人民意志的表达在代表机构里获得了非常合适的体现。恩格斯就此写道：“可以想象，旧社会和平地演变成新社会可以发生在这样的国家里，其中人民代表把整个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可以通过合乎宪法的途径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有大多数人民作后盾：在民主共和国，比如法国和美国，在像英国这样的君主制国家里。”[144]

值得强调的是，恩格斯没有否定全部政权集中到人民代表机构的可能性，尽管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依然是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主导阶级。资产阶级民主尽管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毕竟是现实的，而非虚构的民主（如无政府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矛盾。

马克思主义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的新论断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革命期间（以及其后）的观点有原则性区别。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是对这一新论断的进一步发展。该导言的意义在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文献里经常被提到。在这个导言里，恩格斯比在其以前的著作里更加坚定地论证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

如果在1848年革命前夕以及在这些革命之后，马克思推测，不在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争取到普选权，那么现在，在19世纪末，已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普选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应该是防止这个伟大的民主战果变成欺骗广大选民群众的工具。必须经常揭露富有阶级的选举诡计，把普选权变成解放劳动群众的工具。

恩格斯解释说，可以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成功地使用普选权。在这种情况下，普选权就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因为如果有了这个权利，那么“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在解释这个论断时，恩格斯写道，工人“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145]

如果说在19世纪上半叶，由自己可怕的生存条件导致绝望边缘的无产者经常起义反抗资本家的专横，那么在该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于条件的改善，首先是民主改革，欧洲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获得了新的合法形式。武装起义、街垒战让位给了劳动者们的罢工以及其他大规模有组织的形式，以抵制资本主义剥削。资本家现在被迫考虑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职业联盟，与它们妥协。恩格斯在那篇为马克思著作所写的引言中指出，这就意味着，“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146]恩格斯立刻强调，众所周知，没有暴力就不可能有革命，但这不意味着，人民革命的权利已经过时了。相反，人民革命的权利稳稳地深入到人民的意识当中，成为对统治的富有阶级所采取的暴力的合法回应的权利。所以，不能完全排除人民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但这不能成为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途径。

在反思德国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时，恩格斯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147]

当然，上述恩格斯的引文具有过分乐观主义的特征。如20世纪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富有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同样成功地运用普选权（有时甚至更加成功地运用）。任何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机制都不能消除资本家的经济统治，这个统治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所显现。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经验为批判地对待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民主提供了非常充分的根据。这种态度内在地为马克思主义所有，没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无法想象的。然而，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与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片面评价格格不入，更不用说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轻视了。社会民主党经常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执政党，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执政党，它们表达劳动群众的利益，在劳动关系、税收、社会保险、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现其社会纲领。保守党在成为执政党后，通常也不能消除这些社会纲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丧失稳定自己政权的机会。这一点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不久前，苏联研究者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它们在夺取政权后，否认“剥夺剥削者”的必要性，进而成为与资本家阶级妥协的拥护者。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当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因此就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立阶级之间妥协的必要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阶级斗争根本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妥协。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实质上是为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妥协而斗争。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可能不是简单地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而是从资产者那里购买。这不是阶级妥协的方针吗？

前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暴力革命问题的态度，现在我们对这个研究进行一下总结，我们无权轻视他们在观点上进化的事实。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道路的起点上认为暴力革命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后来在思考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结束的进程中出现的历史前景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逐渐承认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即承认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因此，这里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的两条可能道路，而且劳动者的民主成就越显著，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就越有可能。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社会民主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论断。这些党派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某种遥远的、渺茫的未来，而是看作一组社会纲领，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实现或者处在实现的过程中。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是可能的，他们因此至少在这方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这是现代社会民主党主要的纲领性的方针。

列宁以及他所创造的布尔什维克党从来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问题的观点有所演进。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顺便提到了上边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即在英国和美国，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是可能的，他把这个说法看作是对决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的限制，这个限制将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彻底消失，特别是因为英国和美国“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148]。根据列宁的意见就可以得出结论，在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说法所针对的那个19世纪，英国和美国是远比它们在20世纪更加民主的国家。这是个完全错误的观点，它与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观念有关，这个时代被解释为全面镇压民主、全线反动的时代。这个观点明显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大规模的社会民主党派，即所有的19世纪不曾有过（或者几乎没有过）的东西，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取得的毫无疑问的民主成就。所以，把“帝国主义时代”想象成拒绝前一时期的民主成就，这就意味着把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某些特征绝对化，对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化当中的巨大作用明显估计不足。

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提到马克思关于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的说法时，列宁对恩格斯类似的说法只字未提，其中的某些说法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因此，读者必然会产生一个错误印象，这只是马克思的单一的一个说法，它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整个体系没有有机联系，更不用说这些观点的发展了。这种对待问题的片面立场（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导致武断的论断：“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149]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列宁坚信，社会变革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实现，如何解释这个信念？我认为，可以用俄国的状况来部分地解释之。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沙皇制度，它压制任何民主改革的企图，甚至最有限的改革。在俄国孕育成熟并在上世纪初爆发的革命当然只能是暴力革命。这场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征。因此，其暴力特征并不是如下断然结论的依据，即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列宁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变革必然具有暴力特征，那么这一点看来可以如此解释，他认为这种变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延续。

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不断革命的观念。实质上这个观念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决定性和经济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认可是不符的。列宁引证20世纪形成的新历史条件，复活了这个观念，研究它，把它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成长的理论。

然而，在列宁那里，对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的否定不但与其对俄国历史状况的态度相关，这个否定主要地与其总体的理论观点相关。国家政权完全被列宁解释为某个阶级的专政，而且列宁把专政界定为不以任何法律为基础的政权，不用任何法律来约束自己（因此也包括自己的法律）。与此相适应，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民主被列宁（特别在其活动的最后十年）仅仅描绘成对资产阶级的外部揭露。对国家实质的这种理解原则上排除了和平的社会主义变革。

在本文开头我指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赋予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决定性的意义，这种理解原则上与暴力理论无关。暴力理论是对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解释的变种。无疑，列宁是唯心主义的反对者，但是他所特有的对革命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过高评价是向唯心主义地理解历史的让步。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列宁写道：“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以后几年，列宁不止一次地返回到这个论断。然而，要理解这种社会学概括与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之间的不相容性，并不需要特殊的洞察力。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对伟大的历史问题的暴力解决。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同样可以谈论当代科技革命，借助于科技革命实现了（继续在实现）地球上所有民族生活的巨大变革。从这些印象深刻的例子过渡到一般结论，有充分理由说，各民族生活中的巨大问题首先要通过经济发展的途径来解决。

夸大暴力的作用是整个列宁主义的特点。列宁自己曾企图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相应解释来证明这个特征，他把这个学说直接描述为“暴力革命的颂扬”。同时，列宁强调：“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150]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当然，列宁非常熟悉这个真理，但他在自己的全部活动历程中主要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关于革命暴力在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具有唯意志论特征。

几十年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我们国家（部分地在国外）被当作是对其唯一正确的理解，实际上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观点的歪曲，而且是对其最实质的观点的歪曲。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被教条化，因此更加深化了这一歪曲。除了克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唯意志论解释之外，没有通向正确理解该学说的其他道路。

（张百春 译）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 选自Т.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莫斯科，2002。

[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参见《康德文集》，俄文版，第4卷下，114页，莫斯科，1965。

[4] 费尔巴哈：《关于我的哲学自传的片断》，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第1卷，268页，莫斯科，195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 同上书，41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接下来的广为人知的结论性的论点说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个论点中，对哲学的否定不是被归结为否定唯心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宗教基础。哲学是作为一种不为必要的改变（自然是革命性的改变）社会关系的事业服务的理论而被拒斥的。当然了，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这是对经常服务于对社会加以革命改造的事业的哲学的极为片面的理解。至于说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那么这当然不能看作是哲学的罪过，就像不能归罪于认识并解释现实的一般的科学一样。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5] 同上书，16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 同上书，3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9] 同上书，26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同上书，308～30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4] 普列汉诺夫正确地评价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马克思在这场争论中对蒲鲁东的胜利，是善于辩证思维的人对无力弄清辩证法的本质但又想要运用辩证法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胜利。”（《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5卷本），第3卷，147页，莫斯科，1957）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G.拉贝卡等：《马克思主义批判辞典》，723页，巴黎，1982。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同上书，481页。

[31] 同上书，481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3] 同上书，66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同上书，257页。

[37] 同上书，311页。

[38] 同上书，259页。

[39] Ю.В.萨奇科夫：《科学中的概率革命》，俄文版，74页，莫斯科，1999。

[40] В.Ф.阿斯穆斯：《伊曼努尔·康德》，282页，莫斯科，1973。

[41] 顺便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预见到了后来自然科学的发现，成功地推翻了关于物质僵死性的观念。例如霍尔巴赫在其名著《自然的体系》中明确指出：“物质在依靠自己的能量运动着，它把自己的运动归功于它内在地具有的力量。”（《П.霍尔巴赫著作选》（2卷本），第1卷，75页，莫斯科，1963）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哲学百科全书》，俄文版，第2卷，221、222页，莫斯科，1962。

[45] M.A.里夫什茨：《论观念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载《哲学问题》，1984（10）。

[46] 同上。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8] 《列宁选集》第2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 卢梭：《爱弥儿》，俄文版，262页，圣彼得堡，1913。

[50] 《康德文集》（6卷本），第6卷，70页，莫斯科，1966。

[51] 《列宁选集》第2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2] 黑格尔：《逻辑学》，俄文版，343页，莫斯科，1974。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5] 同上书，189页。

[56] 《列宁选集》第2卷，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 同上书，556～557页。

[58] 列宁：《哲学笔记》，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1] 同上书，484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3] 同上书，362页。

[6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8] B.A.列克托尔斯基：《主体、客体、认识》，137页，莫斯科，1980。

[69] 同上书，184页。

[70]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2] 同上书，192～193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恩格斯在自己另一部著作中同样强调，在历史上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6] Ю.В.萨奇科夫：《科学中的概率革命》，俄文版，62、63页，莫斯科，1999。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2]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第1卷，124页，莫斯科，1955。

[8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4] 同上书，55页。

[85] 同上书，56页。

[86] Д.П.霍尔斯基：《在人类认识水平上对现实的否定的超前性》，参见Д.П.霍尔斯基等主编：《实践与认识》，69页，莫斯科，1973。

[8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8] P.布博奈尔：《理论和实践》，德文版，30页，法兰克福，1971。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90] Т.И.奥伊泽尔曼：《作为哲学史的哲学》，5页，圣彼得堡，1999。

[91] 选自奥伊泽尔曼：《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莫斯科，2002。“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优点与不足”是该书第4章的标题，这里只选了这一章的第1节，本文的副标题是“社会生产是社会关系及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本身的生产”，即这一节的标题。

[92] 《列宁全集》第18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846年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对本引文进行了具体叙述和发展：“……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77～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5] 前面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论证历史必然性这一概念时事实上贬低了偶然性的作用，尽管他们也承认它的客观存在。这一结论还可以从马克思所说的下面这些话中得到印证：“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一方面，马克思反对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另一方面，他总是给偶然性加个引号，这样就足以让人以为他说的是虚拟的偶然性，正如前面所引的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普列汉诺夫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文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必然性的观点时曾公正地指出：“自由不仅不排斥必然性，而且是它的前提和依据。”（《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第2卷，654页）普列汉诺夫这里引用的是谢林的说法，后者说过这样的论点，但把社会和自然界划分开，因此这成为他论证唯心主义的论题。因而马克思对社会必然性和自由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理解克服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一个基本错误。

[97] 恩格斯在一个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叙述中下意识地贬低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论点的卓越意义：“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规律，几乎只要略加说明就能保证它得到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事实上，马克思发现的规律远非简单得不言自明，因为马克思所说的（这一点恩格斯当然非常清楚）根本不是指不生产食品、衣服等人们就不能生存。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尔库塞在比较历史唯物主义和之前的唯物主义哲学时，非常合理地补充说：“唯物主义哲学中坏的方面在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中得以克服。”（马尔库塞：《文化与社会》，121页，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8）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上述引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一论点的错误不仅在于片面归纳各经济时代的差异，而且在于，生产力的进步（相应地，技术进步也一样）也意味着新产品的生产，消费者甚至常常不了解这些产品。这在我们今天是非常明显的，但在19世纪上半叶却不够明显。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03] 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27～28页，莫斯科，1961。

[1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6] 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第1卷，298页，莫斯科，1974。

[1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0] 同上书，222页。

[111]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6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12]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不难理解，马克思这一论点和他的其他一些说法一样都要求重新审视商品价值的概念本身，它在知识密集型的生产体系中所占的分量已经不能用耗费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的社会必要时间的数量来衡量了。

[1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4] 这类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特点。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人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但“物质活动”即物质生产是以智力活动为前提的，是包含它的。而且，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关于科学在生产中的作用的词句以及马克思把劳动过程理解为合目的性的活动，实际上都表现了“物质活动”这一用语是多么不准确。

[1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接下来界定人类活动时，恩格斯指出：“愿望是由**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同上书，342页）

[117] G.伯克、A.博斯科夫：《现代社会学理论》，22页，莫斯科，1961。

[118] 彼得·德鲁克：《新现实：走向21世纪》，18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19] 同上书，185页。因此很清楚为什么在评价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时，德鲁克坚决反对有关人文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比较盛行的错误论断，他说：“有必要恢复人文科学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帮助我们观察和指导正确行动的灯塔。”（同上书，198～199页）我希望，同意这一结论的不只是人文科学工作者，还有思考世界观问题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技术科学的代表们。

[1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21] 同上书，30页。如果说恩格斯把血亲关系看作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话，那么法国优秀的人类学家、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是赞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基本论点的，他确认道：“……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一思想说得最多：原始社会或被认为是原始的社会是由血亲纽带（我们现在称为亲缘结构），而不是经济关系控制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299页，莫斯科，1982）。如果同意这位法国人类学家的意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此给了充足的理由），那么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的论点不适用于前阶级社会。

[122] 选自Т.И.奥伊泽尔曼：《问题：社会—政治和哲学概论》，莫斯科，2006。

[123] 《列宁全集》第27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4] 《列宁全集》第18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所引列宁的话中的“意识形态”一词，俄文原文为“идеология”。该词有两个基本意思：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中文版《列宁全集》译为“思想”，与奥伊泽尔曼对该词的使用明显不一致。译者依据奥伊泽尔曼文章的上下文，对中文版《列宁全集》的译文作了改动，将“思想”改为“意识形态”。

[125] В.斯杰克洛夫：《数学及其对人类的意义》，10页，柏林，1923。

[126] И.С.纳尔斯基：《新实证主义》，参见《现代资产阶级哲学》，429页，莫斯科，1972。

[127] И.С.纳尔斯基：《新实证主义》，参见《现代资产阶级哲学》，405～406页，莫斯科，1972。

[128] 转引自Д.А.米罗诺夫、А.В.别尔采夫：《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与工人运动》，67页，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90。

[129] 转引自Д.А.米罗诺夫、А.В.别尔采夫：《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与工人运动》，11页，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90。

[130] Ю.А.扎莫施金：《应该重新看待个人主义》，载《哲学问题》，1989（6）。

[131] 选自《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莫斯科，1999。

[1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4] 同上书，83页。

[1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36] 同上书，177页。

[1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38] 同上书，489页。

[1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40] 1886年，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导言里恩格斯指出，对英国状况的研究促使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1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5～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5卷，236～237页。

[1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2卷，336～337页。

[1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46] 同上书，603页。

[147] 同上书，610页。

[148] 列宁：《国家与革命》，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49] 《列宁全集》第36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50] 列宁：《国家与革命》，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