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主义（书呆子习气）是真正创造性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可怕的敌人，因为受冲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遗产。人们用引经据典来取代对经典作家思想的发展，引文往往成了争论者的最后依据。人们用“马克思主义这样认为”、“列宁这样写道”作为证明自己正确的保护伞。
虽然难听，但却必须指出：我们的哲学日益丧失了个性。现在人们用“我们认为”来取代“我认为”，在哲学著作中越来越分辨不出作者的个性。著作如潮水涌来，其中一切都正确无误，然而却没有任何新意，没有自己的见解。它们不痛不痒，因此也不会“触动”任何人。
怎样才能医治我国哲学的疾病？只有把烦琐哲学、诡辩论、本本主义和无个性从哲学中驱逐出去，我们才能把这一哲学的辩证潜能释放出来。今天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多一些辩证法就意味着多一些马克思主义！”
（泽林 摘译）
A.Д.乌尔苏尔（摩尔达维亚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改革理论与哲学的任务
在当前条件下，在各门科学中，哲学应更快地正视对它所作的批评，明确自己之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在我国目前改革中所处的地位。
我不赞成戴着黑色眼镜来看待苏联哲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完全落后于生活的。我赞成И. T.弗罗洛夫院士在1986年10月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表述的看法：在哲学发展中，有些著作和有些方面并不落后于生活，譬如对控制论和信息论、一般科学知识形成、生态学、宇宙开发问题的研究。另外，近年来得出的方法论结论，即认为在现代科学中有一般科学层次上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被归结为哲学知识和部门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一结论是重大的哲学发现，对此应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
如果以研究开发宇宙的哲学问题为例，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一领域中，我国哲学是与正在开展的宇航实践和社会前景预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可以感觉到时代的脉搏和对未来的展望，苏联哲学家在这方面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现在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思维和活动进行根本的、极其深刻的改革。
要想克服哲学家思维中的危机现象就必须恢复辩证思维方式和民主思维方式，恢复其创造性发展的权利，而首先是要加强辩证哲学与实践的联系。
我认为，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已经到来。新思维将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哲学家在此过程中是应当有所作为的，因为当前推动科学发生革命的动因来自哲学和社会科学。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即加速和使整个人类文明存在下去）正在形成，人们将从这一角度对许多传统的和永恒的哲学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泽林 摘译）
A. П.布登科（哲学博士、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研究部主任）：斯大林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问题
我想着重谈谈那些目前强烈地触动着我这个哲学教育工作者的问题。杂志或许也会对此感兴趣，并帮助确定出杂志理应讨论的题目。
这里面首当其冲的是斯大林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对于评价过去来说，“个人崇拜”这种说法只是涉及了皮毛。难道问题的实质真在这里吗？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国家的经济走向了何方？“个人崇拜”的概念本身与此有什么关系？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现象的实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在这里，我也无意给出最终的答案。
为什么呢？我觉得，在所有我们这些哲学家都意识到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实质上差不多生活在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之前，我们不可能理解自己成了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社会有怎样的缺陷，以及应怎样同这些缺陷进行斗争。一旦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何处，被置于怎样的条件下，曾经是怎样的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了怎样的人，我们就能够正确地理解今后自己应怎样行动。
这是我所要说的基本思想。我认为，关于所谓“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盛行的时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和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必须弄清这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给国家生活乃至普通人的生存带来了严重后果的现象，是怎样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而后又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蔓延开来的。工人阶级究竟是如何被剥夺了充分行使自己权利的可能性的？
当时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抵制这一切？谁没有抵制？为什么没抵制？现在有些人在谈论民主时常说：苏联人不愿意行使自己享有的民主权利。那么请问，到底谁教过他们行使这些权利？
我们大家都应该好好想一想，怎样才能合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弄清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产生和巩固起来的。
第二是有关我们所获得的思想遗产的理论方面。这不仅是就对思想遗产的理解而言的，而且是就下述事实而言的，即我们所有的人（不只是哲学家）都不自觉地受到斯大林思想的教育和浸染。现在有许多哲学家承认，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思想来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确，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都是被斯大林的著作教育出来的。
我们试举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教条为例。须知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斯大林的杜撰，但时至今日我们还希冀着发现这五种形态的更替。数十年来，这类远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大量地灌输进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不揭示出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同应该与之斗争的东西进行斗争，这些思想还会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下去。我们还没有把继承下来的东西理清，这是个重大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本书，现在希望把它发表出来。我想，《哲学问题》杂志不应置身于对我们的思想遗产进行深入分析的工作之外。
下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问题。我们大家都熟悉而且谁也不打算修改列宁关于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要消失，矛盾仍会存在的原理。这是一条普遍的总路线。社会主义社会的确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实现着自身的发展。这一切都是最起码的知识，没有人想要修改它。但同志们，我们要知道，描述社会主义应如何发展的纯理论是一回事，而生活是另一回事。一些州的党委书记由于受贿和盗窃国家财产被处决了，这难道不是对抗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吗？杂志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它这样做是对的。但遗憾的是，它以后又对这个问题缄口不语了。杂志似乎是害怕了，而这是要不得的，应该依据我们党和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在相应的水平上把问题摆出来。这些文件中记载着成百上千的受贿、迫害以及拥有和掌握百万钱财的黑手党的事例。这种黑手党是什么？他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挣得百万钱财的吗？他们是“按劳取酬”的吗？这是不折不扣地把别人的劳动和财富据为己有。财富是别人创造的，投机家们把它们据为己有，这意味着存在对抗性矛盾，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虽然有些话是党说过的，但我们真的还要一再重复我们这里存在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理论吗？按照该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只可能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党是在60年前讲这些话的，我们难道只应重复已说过的东西吗？抑或生活正迫使我们看到另一种东西？我们对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条件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确，这一点应该弄清楚。
否认对抗性矛盾存在的可能性，甚至使我们自愿放弃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手段。我们目前正在建立一些与资本家合营的企业，难道由于是与我们合营，资本家就会舍弃利润来建立这些企业吗？难道资本家会剥削我们的劳动力但却不获取价值吗？这里真的没有问题吗？难道在我们这个早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出现问题吗？我们哲学家应该准备去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极端的措施。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必需的技术设备、学习有效的管理等，我们不得不花钱应付资本家，允许他们剥削一部分工人。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不幸。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剥削，不是对抗性矛盾吗？我认为，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的教条主义分子是企图解除我们的武装，使我们无力分析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
最后，我还想再说几句。苏共二十大的经验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会不会出现倒退的运动？我觉得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分析哪些社会势力阻止了苏联社会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复兴？哪些势力妨碍了二十大提出的那些思想的实现？这些势力不会阻止今天的改革，不想把现在的发展拉向后退吗？必须把这些势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想干什么，目的何在，为达到目的他们正在做什么。
（张凡琪 译）
Л.П.布耶娃（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部主任）：哲学的人道化
杂志就哲学界一些尖锐而亟待解决的问题组织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都同哲学在我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哲学与生活及以后发展的前景的联系方式有关。我支持杂志在组织讨论时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社会哲学在注释和宣传经典命题的框子里待得太久了，恭维和适应现有存在形式的倾向在哲学家本人身上发展得太厉害了。现实社会过程一年比一年尖锐，而哲学提出和分析问题的水平却明显地跟不上，这是哲学发展中的怪事。的确，近年来社会的精神生活活跃起来了，人们道出了不少有趣的思想，提出了许多问题，然而这些思想和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理论形式，也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证。假如我们陷入“钟摆式的心理”，从不久前对我国哲学较之过去和以后的所有各种哲学的优点、成就的盲目赞美，走到另一个极端——同样盲目的自我菲薄——也是错误的。应该说我们的哲学著作已指出了重建和净化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指出了理想和现实、言语和实际、决策和决策的实现之间积累起来的矛盾，以及重建哲学自身的需要。但是，人们提出问题时的尖锐程度和不妥协性往往与已成熟了的现实矛盾的尖锐程度不相适应。由于最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内心的书刊检查官”，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哲学思维之中。
我常常回想起在改革前几年和一位作家兼批评家的谈话，以及这位作家兼批评家对哲学家的严厉指责。我们当时谈到了理想和不断衰落的追求理想的力量。我的这位论敌并不反对理想的科学可证性，他说：“我或许可以同意这些理想的实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逻辑必然性。但我不愿意在这个被哲学家们如此抽象而无个性地描述的社会中生活，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太单调、太乏味了。”不管这些责备是多么逆耳，其中确实包含着很多真理的成分。我们那些往往没有经验材料支持的抽象逻辑公式，实际上脱离了丰富多彩、充满矛盾的生活。因此，我们实质上使社会丧失了发展的源泉，更不用说个性了。对统一的这种理解实质上排除了存在和发展的多样性，然而这种理解竟成了一个教条，阻滞思想发展的机制就是由这样一些教条构成的。这再一次证明，哲学思维不仅已开始失去自己的解释性，而且开始失去自己的建设性和现实的价值取向。而没有这一切，哲学很难在科学思维的范围内立足，也很难成为对现实起作用的世界观取向。现在确实出版了不少这样的著作，这些著作简直就像穆斯林在表明自己“无限虔诚”时所发的誓语。
意识到社会哲学思维发展中的危机状况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对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哲学摆脱各种教条主义和看风使舵的恶习是完全必要的。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苏联哲学发展中的理论财富，以便确定需要“抛弃哪些遗物”，把哪些遗产发扬光大。近年来哲学文献的数量急剧增长，但文献的数量与其质量、信息量却明显地不相称。连哲学家自己都说：“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写，但没有一个人在读。”克服这种状况对于哲学认识自身是很重要的。尽管几乎三分之一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被打入了“亡灵册”，我们仍然远远没有脚踏实地地和批判地思考苏联哲学发展所走过的实际道路。
在此应该指出，我们对“人的因素”在哲学自身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和对该因素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一样地不符合实际。结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所有的外国哲学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但对苏联哲学却不能这么说。假如封面上不署作者的名字，那么我们的许多著作由于被引文和别人的智慧围得风雨不透，根本看不出谁是作者。这实在令人惊异，但我国哲学的这个“顽症”甚至还得到表彰，因为作者“一字不差地”报告和宣传了经典作家的思想，没有丝毫的“自作主张”。个性和鲜明的个体性由此而在哲学著作（谢天谢地，还不是所有的哲学著作！）中销声匿迹了。哲学自身发展中的“人的因素”获得了抽象而无个性的特征，在社会哲学中尤其如此，因为在社会哲学领域犯错误或“堕入”某种“主义”的危险比哲学的其他领域大得多。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的“大脑”多年来已经从哲学科学最尖锐热烈的地段“流失”到了最抽象、最远离当代事件的领域。多年来我们没有苏联哲学文选，出版人物传记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应该为谁“作传”，根据什么原则评价“贡献”，这不是偶然的。人们通常只注重官衔或“学衔”，但它们并非总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成就和哲学研究中人的因素。
在社会问题领域，教条主义、怯于思考、唯官是从、照本宣科以及“无限的热情和乐观主义”，已经成为哲学思维发展中极其明显的趋势。如果再加上哲学家们自己对哲学思考的理解，那么哲学政论、时论、对现实事件的思考以及哲学对话等销声匿迹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在哲学家自己的理解中，哲学思考不必以经验材料为依据，也不以同现实及对现实的思索的直接沟通为最重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源泉，在他们看来，哲学思考只需与哲学史或诸种具体科学的“思维材料”打交道。哲学家对现实存在的生动研究曾经使经典哲学大为丰富，它过去一直是推动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工作，使之具有现实性和永恒性的源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开始不再把“重大的意义”理解为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思考，而是把它理解为尽可能囊括更多作者和问题的多卷本巨著，也就是所谓“从量上”来理解。
目前迫切需要批判教条主义，使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这一需要的实现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不想面面俱到，只想提一些我认为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首先要谈的是“人的问题”目前在哲学中所占的地位。这个问题目前所处的地位不仅与马列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不相适应，而且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理想和目的不相适应。在“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问题可以说暂时还以“扬弃的形式”存在，作为抽象的主体和在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出来的意识而存在。至于规律和范畴的表述，那么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作为事例出现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这里，人或者“消融”在生产力中，或者“消融”在各种同一性中，只是在结尾处才出现了社会和个人相互作用的章节。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断增长，人的个性潜力和能动性愈益必不可少，现代哲学应该适应这种情况，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人的面貌”。人道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对哲学重建的要求是对人与世界、自然和人自身的关系的人道主义化的社会要求的反映。目前无论在哲学认识中，还是在各门具体科学认识中，对人的作用和“人的问题”的比重必然要提高的意识正在加强，这是令人欣慰的。
不仅对哲学来说，而且对各门科学的发展来说，这都会改变社会及认识的情境，或许还会创造出新的科学范式和模式，在这种范式和模式中，人将成为优先的和普遍的认识对象，成为优先的和普遍的活动目的。这时，研究的重心可能要从作为客体和“物中之物”的人转到作为主体的人。研究人的创造潜力和能力，以及人的主观力量和通过社会条件使主观力量能动化的途径的领域，将获得特殊的意义。新的范式会改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对人学的建设性实践观点要得到加强，各门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保护功能”也会提高。人和自然界一样需要保护。正是人和人的福利应该比今天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成为科学效能的现实价值尺度。这些需要使科学的伦理方面的发展、科学进步及其成果应用的道德指向具有现实意义。
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包括同对客观状况决定人的发展的庸俗唯物主义理解相联系的教条主义观念。迄今为止，这常常表现为存在对人的“设计”，这种存在没有给个性潜力的自由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留下任何余地。直到现在，具体科学和哲学都偏重于注意某些客观系统——科技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等——向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因此，对人的培养尤其以最大限度地使人适应这些“系统”的要求为目标。然而，最大限度地使人适应现存“系统”的要求，不仅限制了人自身发展的动因和人的创造潜力的实现，而且因减低了人的因素的推动力而束缚了系统本身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现实矛盾。另一方面，反向的运动，也就是这些系统对人的需要、利益、能力的适应，即系统的全面人道主义化，是同样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客观条件的促进作用就会减弱，人的能动性也会降低。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不能把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起作用的机制同人的因素的推动力、人的能动性程度、人的自觉性、选择方向、决策和实现决策的手段及方法的正确性割裂开来。此外，关于客观条件在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较之人在客观条件的建立和改变中所起的作用更具决定性的这种近乎呆板的解释，也是在哲学思维中流传极广的教条。这个教条广泛地渗入了群众的心理，引起一种“在精神上等待坐享其成”的特殊现象。由于在许多方面对社会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物”和“人”的辩证法揭示得不够，出现了在宿命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周期性摇摆。
应该特别谈一下对包括科学、意识形态、哲学的发展在内的社会精神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国家管理的机制所起的作用。这方面的情况并不像一味正面肯定国家的活动的哲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简单，这个过程是充满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时期，特别是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变形，不可能不对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的面貌产生充满矛盾的影响。国家发生的那些变形，曾经是阻碍物质和精神生产发展的机制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对国家政权结构中发生的过程作任何批评都曾是哲学著作的严格“禁忌”，把国家看作理性本原及其有科学根据的力量的绝对体现的黑格尔观点，实质上占了统治地位。在逻辑理念中或许是这样，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原则在实现过程中并不排除矛盾和不同的实现程度。被神圣化了的国家观常常取代以历史和经验材料为依据的哲学研究，这些国家观把现实看得过于简单了。例如，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同一的，因此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也是同一的这样一种观点，直到不久前还被奉为绝对真理。生活证明不是这样，但我们还没有弄清其中复杂的辩证关系。对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来说，表达国家、部门和社会利益实现的程度和方式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有一种无言的要求，要人们简单地把国家利益奉为至上，使哲学或科学的研究不去论证和证明自己的真理性。这导致政治和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变了形：哲学实质上不加证明地为一切政治决策辩护，而政治也不把哲学当作制定决策时的可靠助手，因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只是为政治决策作注释和进行辩护。
（张凡琪 译）
H. B.莫特罗什洛娃（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部主任）：反对教条主义辩护功能的复活
正直的哲学家今天对这样的事实，即我国哲学明显脱离人民和祖国文化的那些对实际复兴现代人生命活动和精神起重要作用的力量，不能漠然置之。我国哲学家刚刚开始公开地和负责任地讨论这种疾病的表现和原因。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对我国哲学命运问题作出大胆的分析。时代要求我们显示出勇气，进行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不应受教条和公式的束缚，不应向某个个人、单位或某种局势卑躬屈节、顺从俯就。
如果认为教条主义哲学是脱离生活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它是根深蒂固的，如个人崇拜、践踏法制、经济停滞、精神道德蜕化等便是它的生命之根。这些社会现象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它们进行论证、辩护，甚至歌功颂德，这种意识形态还把自己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今天，当我们把这些现象老老实实地、公开地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受到那些积习已深的教条主义者和对造成我国哲学落后负有责任的人的反对。不信你触动他们之中某个人试试，你马上便会听到他们的反驳，说你给我国整个哲学、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抹黑”。对我国生活和我国哲学的发展，当然不能用一种颜色来描绘。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要知道，教条主义者本人就深陷在黑暗之中，他们为反对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个性而结帮搭伙。
哲学教条主义曾经“热烈地支持”，有时甚至积极促成这种团伙，这伙人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人，说他们是“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分子”和“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妄图扼杀哲学中的任何独创性思想；他们曾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同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等进行过斗争；后来又把扼杀遗传学当作自己进行“不可调和的思想斗争”的主要靶子；他们积极地帮助政治教条主义者和艺术领域中的教条主义者在艺术创作中“推行秩序”；他们不断地“揭露”哲学家和非哲学家是什么“人民的敌人”。恢复正义的工作已经开始（譬如已经有人写了有关K.卢波尔的文章，卢波尔曾与H.И.瓦维洛夫被关在同一牢房），遗憾的是，这种工作基本上不是由哲学家首先做起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曾经吹过一阵清风，哲学中也曾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想、感情和方针。除了老一辈哲学家之外，还涌现出一些形象鲜明的中年哲学家和青年哲学家。老一辈哲学家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20世纪30～50年代那种严酷的思想风暴中，保持了自己的创造力和道德信念。
苏共二十大以后，教条主义者的命运如何？教条主义起初处于守势，但他们并没有失掉自己的职称、职务和重要岗位。从上到下，谁都没有追问他们为什么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没有追查他们对人们、对科学和文化进行的思想上的摧残，没有追查他们应对哲学多年停滞所负的责任。教条主义者由此而得出结论，他们需要韬晦忍耐，以待时机。果然，几年之后，对教条主义辩护职能的政治需要重新高涨起来。“哲学专家”来吹捧某个个人的需要重新变得急切起来，而他们则毫不迟疑地走上了前台。
哲学教条主义者积极地鼓吹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此后又作了最大、最有害的辩护性的“预言”：许诺“现在”一代人（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他们兴高采烈地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后来对勃列日涅夫崇拜的鼓吹，对他们来说已是驾轻就熟、毫不费力的事。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哲学中教条主义势力与反教条主义势力的力量对比，从理论上说可能不利于教条主义。但是应当明确承认：即使有过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停滞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是悄悄进行的，往往是难于觉察的，但它却耗掉了一些正直哲学家的许多精力和健康，某些人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以后的一些年代，我国哲学中从未消失的好斗的教条主义者，还从许多党的领导人那里得到直接的支持。一些既不具备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责任心的教条主义者，却因此而被任命为哲学所和社会学所的领导。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些他们怀疑为不忠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具有反教条主义情绪的人赶出哲学所和社会学所。
指望哲学中的和哲学以外的教条主义者自己会改变方针，那是幼稚的。指望他们会自愿放弃他们还掌握的特权和地位，也是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仍然在企图躲过改革时期，可能的话则从其中捞点油水。最主要的是，他们想等到于己有利的时机的到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使他们的愿望得逞。
（泽林 摘译）
В.Г.布罗夫（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主任研究员）：应当客观地反映苏联哲学史
在苏联哲学史中还有一些“空白点”，例如斯大林和布哈林。实际上我们已经根本不讨论“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题目了。然而这个题目是需要进行科学地研究的。为了对比我要告诉大家，1982年中国出版了介绍斯大林哲学观点的文集，而且很快还要出一本类似的书。
再比如布哈林。他的所有著作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给予否定，他的所有观点也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应当有客观的历史主义态度，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的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外促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通俗知识的传播。
为什么不出版奥伊泽尔曼关于20世纪40～60年代发生的辩论和争论的回忆录呢？
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史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淡态度。П. B.柯普宁和З. B.伊里因科夫在社会主义各国闻名遐迩，但多年来在我国却没有一篇文章在杂志上介绍这两位大学者在苏联哲学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如何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遗产问题。我还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武汉大学和那里的哲学家们进行的一次谈话。一位交谈者拿来一张纸，上面写的是：“马克思、恩斯格、列宁是人，不是神。”我想，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不是一天到晚总是回顾经典作家的话。然而，今天仍然有人试图将经典作家的话奉为圣经。不久前在一份中央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它的作者大言不惭地证明，说列宁差不多已经“洞察”到了今天的改革。
从列宁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辩证法的论述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每个历史形式都是相对真理，它包含绝对真理的成分，但不能归结为绝对真理。然而不久前，多少有点不符合流行观点的思想，还被宣布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这样，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创造性这个论题就被束之高阁了，因为如果经典作家把什么都预见到了并且写完了，那还有什么发展可言。
应当重新考察一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的辩论材料。1983～1984年，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会自动消除对抗性矛盾的观点占了上风。这类观点通常以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中的那个著名论点为依据。我认为，我们对列宁的这个公式的解释依旧是非常教条的。试想，如果今天，1987年4月16日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否意味着明天，1987年4月17日就不再有对抗性矛盾了呢？我认为，列宁当时讲对抗正在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他主要是讲对抗已不再是发展的动力。同时列宁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某些理论家那样简单化地理解这个问题。对抗性矛盾消失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使今天它们仍会在苏联出现，难道人民群众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至于说这些矛盾今天已不具备过渡时期那样大的规模，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与当时大不相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舒白 译）
C. M.科瓦廖夫（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革命前俄国的落后状况和其发展的条件表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尚未达到进行公有化的程度。我们习以为常的原理是：生产力是革命方面，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要不断赶上生产力水平。然而，在我国发生的实际情形却与此不同。我们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远比生产力更起作用的东西，因而导致公有化程度大大超出生产力已达到的发展水平。
卡斯特罗曾说过，革命者容易犯急性病，急于实现理想，如果这种理想一时难以达到，他们就把这种理想降格，俯就自己的愿望。我国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尚未接近社会主义理想，没有解决超过资本主义生产率这一主要问题。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不仅不是发达的，而是还不够发达的。
（泽林 摘译）
Л.M.沙巴尔金（历史学副博士、军事史研究所副教授）：战争与政治
火箭核战争不再是政治手段，因为这种战争一旦发生，从其政治意义上说，持续的时间将是短暂的一瞬，从其物理意义上说，在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持续几个小时。在现代条件下，能把这种政治瞬间看成是经典意义上的政治通过某种手段的继续吗？
战争不仅仅是武装斗争，而且还是经济、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火箭核战争却只具有武装斗争、武装冲突的性质。
从历史角度看战争，任何战争都可分为三个阶段：（1）战前史；（2）战史；（3）战争结果。就火箭核战争而言，其战前史是政治性的历史，而其后两个阶段即战史和战争结果实际上是没有的。
火箭核战争已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战争。它将是全球毁灭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毁灭，而不是战争。
（泽林 摘译）
《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结束语
总结这次会议，可以说，它使我们有机会讨论哲学的现时状况，分析一些极为迫切的问题：思考我国哲学的现时状况和今后发展的前景，思考它与现实、生活的相互联系，思考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种联系的任务。
会议的特点是：充满公开性，充满对现代哲学知识命运的深切忧虑，贯穿着自由争论的精神。
近几十年来在哲学活动中广泛流行的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注释作风、对社会现实所持的消极直观态度和辩护态度使与会者感到极大的忧虑。许多发言人都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就是造成哲学活动在我国社会广大公众心目中威信降低的原因。
同时，争论还表明，当前不存在对近几十年来全部哲学活动作出彻底否定评价的客观根据。哲学家不应忘记，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曾积极地研究过认识论、逻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哲学史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方面的许多问题，这方面的成果丰富了哲学知识。遗憾的是，就社会哲学、伦理学、科学无神论，亦即就以研究和规定社会发展道路，研究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为任务的那些哲学知识领域来说，上面这种估计却是不适用的。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会议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造成此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近年来社会现实发展的特殊性，二是哲学自身准备不足，难以对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作出分析。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局面：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践，而政治活动领域中的实践又往往轻视理论。社会停滞阻碍了哲学知识的发展，造成哲学知识的教条化和烦琐化。但是此种局面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促使哲学日益积极地参与改革。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与生活的接近能够而且应该对它们相互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会议认为必须提出有关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前景观念。这首先涉及的是：加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使人（作为社会进步目的本身）的问题成为贯穿哲学全部内容的东西。会议指出，今天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哲学参与我国困难重重的实际事务的方式。为此，哲学家应当对以释放蕴含在人的因素中的巨大潜能为目的而采取的那些行动，作出理论上的论证。
这里所指的是把新思维贯彻到哲学中去，即新思维应该使自己得到确立，使自己关于现代基本价值、关于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一般原则的观念得到确立。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须克服我国近几十年来著作中形成的那种对一系列极重要原则所作的简单化的和教条主义的解释，恢复辩证法和社会哲学的真正革命性的、注重实效的本质。
我们必须学会在民主条件下生活。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哲学家由于自己职业活动的特点（推动他们考虑时代的要求）而应当首先学会这样生活，因为它负有教会别人也这样生活的责任。从实践上说，这就是要求学者不仅善于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且要尊重自己对手的意见，承认对手也有权捍卫自己的立场。
即使在进行最尖锐的批评时，人际关系的伦理学和科学伦理学也要求尊重被批评者的个性。这不仅是提高专业工作者的哲学文化素养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而且也是实际克服非专业工作者的哲学文化素养低下的前提。
（泽林 摘译）
[1] 本文为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1987年4月14～16日主持召开的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会议发言记录稿的节译。此次会议是在苏联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实行改革的重大时刻召开的。会上有来自苏联各地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发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讨论，弄清苏联哲学的现状，认真分析造成哲学发展诸多不良倾向的主客观原因，弄清为什么基础研究薄弱，为什么存在大量毫无创见的低劣作品，哲学为什么脱离生活，等等。会议还想就哲学发展的迫切问题进行开诚布公、严肃认真的对话，以求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和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会议实际上是苏联哲学界对苏联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深入的反思，集中反映了苏联哲学家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本文标题为《哲学译丛》编辑部所加。原文出自《哲学问题》，1987年第7期至1988年第2期。
[2] 参见《新世界》，255页，1987（4）。
[3] 参见《新世界》，259页，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