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新思维[1]
B.C.谢苗诺夫（哲学博士、教授、《哲学问题》杂志主编）：哲学的现状及其发展途径问题
苏共中央1985年4月全会已经开过两年，二十七大也开过一年多了。但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人极力促使哲学状况发生改变，促进哲学领域的改革，然而收效甚微。当然，我讲的是自己的看法。不过这个印象却是我参加了许多有趣的和没趣的会议以及五花八门的会晤以后形成的，尽管在这些场合也不乏精彩的发言，但总的来说，眼下还没有实质性的转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召开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界会议的想法，目的是要听取对此感兴趣的有识之士的观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与会），更确切地领悟我们面临的那些尚未解决的任务。看来，为了弄清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开一次会是不够的，大概需要召开几次这样的会议。
我们在哲学领域所做甚微，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譬如1986年10月初召开的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会上就作为一门科学和一个教学学科的哲学的发展问题，就重新编写哲学教科书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引起什么变化了吗？一点也没有。我本人和在座的许多人，都是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组的成员，但我们并没有在这些教科书上下多大工夫。我们依旧在等待，等着有人把我们召集起来，而我们自己则没有表现出主动精神，这很不好。在上面提到的那次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人们批评了苏联科学院哲学与法学部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自那以后它们有何变化？在我看来，几乎一点也没有。
我看经济学领域的成绩不小。可我们哲学呢，眼下还没有严肃的和迫切需要的研究项目，也没有找到通向实践的具体出路。虽然大家都十分清楚，没有对苏联社会和整个世界发展问题的哲学的和辩证的思维，就无法保证在改革、振兴苏联社会并使之提高到更高的质量水平方面，成功地采取实践行动。不过我认为，在现实的各项改革中，哲学在实践上毫无作为的情况，也必然对哲学的现状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关于哲学状况，我（看来不止是我）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再也不能等待了，应当促使哲学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应当由我们自己来促使，任何人都不能替我们做这件事。
所以我想在我的发言里，就下面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哲学领域发生过什么事，主要问题在哪里？第二，怎么办？很清楚，我绝不希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尽善尽美的回答。这是很伤脑筋的大问题，我想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哲学界发生过什么事，造成其目前状况的问题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从20世纪30年代起影响哲学发展的五个过程（或曰方面），它们从根本上制约着哲学的现状，使哲学中问题成堆，决定了哲学今天的面目。
第一个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简单化和粗俗化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问世相关的。该书在阐述极端复杂的和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即马列主义哲学的全部实质）时，采用了过分简单化和粗俗化的方法。1953年以后，这种方法遭到了批判。哲学发展出现了转折，它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哲学的各个领域。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对哲学问题所持的简单化立场的明显后果，在大量哲学著作和哲学教学中，依然残留着并不断表现出来，因为粗浅地讲解和叙述哲学是比较方便和省力的。
第二个方面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在其发展中存在的“以权威自居”的状况。这种尽人皆知的局面实际上是斯大林开始一个人替所有人思考和讲话时形成的，而其他人主要就是听他讲和为他讲的东西作注释。从这一时期起，注释之风开始盛行，教条式的引经据典占了上风，息事宁人的态度加重了。总之，对哲学材料进行专断解释的做法占了优势。
第三个方面是哲学看风使舵的性质增强了。生活中随时都会涌现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变化，它们要求哲学给予公正的说明。然而，对这些变化人们却常常是按照“上边”的解释加以阐述的。一种“先宣布后解释”的机制开始起作用。上边的权威人士先讲原则性的意见，学者们立刻开始从“学术上”加以解释。学术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为之作注释，进行解释，并为此而搜寻相应的事实，这样就使许多原则性的看法变得并不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了。但是，这些问题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辩证法和复杂性，而成了“被迫”适应原则性意见的一种形式。我看，不少所谓的哲学“新作”往往就是这么出笼的。
第四个方面是哲学阐述上的某种规范主义、应付差事和教条主义性质不断增强，这对哲学现状产生了严重影响。人们不是不偏不倚地和有根有据地研究现实生活本身及其中发生的变化，而是越来越经常地为官方关于现实生活的立场单纯地作注释。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科学中所讲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官方讲过的东西。因此在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中经常讲的是社会应当怎样，就是不谈社会中发生的复杂的矛盾过程，仿佛现实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存在似的。即是说，人们得出的是一种想当然的、一厢情愿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现实生活面貌。似乎是下述原则在起作用，即实存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口头上的东西。
因此在哲学中，首先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阐述那些好像注定会起作用的规律。从一个规律又引出另一个规律，从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结果在历史中、在真实的实践中，好像没有人，也没有活动一样。B.Ж.凯列和M.A.科瓦尔宗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样，哲学发展观失掉了自身的本质，即失掉了人民的创造，失掉了社会和历史主体的变化。
正在变成宿命论的这种规范主义，我看是哲学认识和实践的某种割裂造成的结果。人们常常忘记必须使用两种认识方法：从具体向抽象转化，即从经验向对某些问题的概括转化，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即把这些个别概括和个别抽象，综合为统一的、完整的和综合性的理论。人们不这样做，而是常常使转化单纯地从一些抽象变成另一些抽象，这就使认识过程失掉了实践依据和实践检验，其结果是使观念有了经院哲学的性质。这就使哲学思维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今天教条主义正在遭受批判，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和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教条主义是创造性哲学的主要敌人。
再有就是第五个方面，即最后一个方面。这就是，由于所有这些在哲学中不断得到加强的“转变”和变化的结果，哲学开始具有庸俗化和好为人师的性质。哲学已不再是（像它理应所是的那样）认识现实、认识一切现象和过程的科学的、辩证的武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表面上严整有序，但却是形式化的体系，这个由某些刻板公式构成的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大众意识，并被受命充当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受官方赞许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上是由这些复杂情况造就的哲学。这恰恰是一种首先为通行的公式作注释的哲学。受到鼓励的不是独立思维的方法，而是肤浅思维的老套套。在哲学领域很少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很少有辩论，人们不再讲出关于某些观点的怀疑意见，在复杂现象的认识过程中也不愿犯错误。如果在辩论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不确切的解释（这在复杂的哲学认识过程中是自然的），它们往往被看成是大逆不道，为此要遭受批判，而且使用的是在战友和同事间不宜采用的严厉方法。曾经使用过一些类似思想和认识“纪律”这样的说法，目的是永远不许任何人在思维中背离原则性的意见。很清楚，这对那些自诩拥有确定哲学真理的特权的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他们可以利用职位和别人的支持，为自己获取“圣哲”和再世的“哲学导师”的称号。
这一切对哲学的状况有何影响，哲学出了哪些事？最令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我看哲学已经失去了、削弱了，实则是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许多主要功能（哲学只有发挥这些功能，才能充当一门独立的科学），虽然哲学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哲学没能充分发挥其世界观功能。而要保证哲学分析具有高度理论水平（而且是创造性的，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水平），就必须实现这一功能。哲学的意义和宗旨就在于解释世界，要做到这一点，哲学就应对正在发生的过程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
也不能认为哲学在履行方法论功能方面是令人满意的。辩证法的方法是一种勇敢无畏的分析方法，是揭露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矛盾的方法。这种方法和单纯编纂与注释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创新，在于能解释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能对正在发生的过程作出迅速的反应。一切大哲学思想家在这一点上都是楷模，因为他们能对正在出现的现象作出自己的哲学解释。近来，这项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名存实亡。
哲学实际上也没能发挥批判作用，既然不起这种作用，哲学自身也就无法存在，更不能解释世界。这是对一切提出疑问的功能，而后才回答提出的问题；这也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价和再评价的功能。哲学没有发挥这种功能，而是首先为现实作拙劣的辩护，并且缺乏对现实的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预测功能，预见功能，这意味着哲学应该大胆地预见事件的进程，预先确定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应当记住，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现象，而且在于改变周围的世界。哲学的真正革命功能即在于此。这一功能常常被人偷换成为现有全部实践和现实作辩护，而忘了这会给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哲学学说永远都是以个人的和创造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是哲学家的毕生事业，是他个人为认识和改造世界作贡献的事业。在苏联哲学界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光辉的名字和个人，但是如果这种具有鲜明个性的学术立场能得到赞许、鼓励和支持，那么这样的人恐怕还要多得多。哲学的个性特征还很少，也不明显，这就大大地削弱了哲学的力量。
由于哲学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功能，在哲学自身内部也发生了四分五裂的现象。最令人担忧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显割裂的现象，还有就是哲学研究脱离部门科学，脱离实践和生活。
由于所有这些在哲学领域里发生的复杂的和消极的过程，哲学在很多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功能和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真正的科学性和一门真正科学的品质，而一门真正科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被研究的各种现象的辩证的矛盾发展，深刻地揭示它们的本质（即本性）。哲学没能保证自己站在文化发展、我国社会思想发展和我国智力发展的前列，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对我国哲学的现状及其发展，一味进行消极的全盘否定。苏联哲学先进的、优秀的部分，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从事当之无愧的事业。须知，除了明显的消极倾向外，哲学发展中同时还有积极的、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提出各种新问题，直接或隐蔽地提出已成熟的尖锐问题，提请人们注意哲学的不利状况的倾向。对此必须给予心平气和的、慎重的评价。不应忘记，苏联哲学发展中曾经涌现出许多著有不朽之作的名人巨匠，如B.Ф.阿斯穆斯、A.C.鲍戈莫洛夫、З.B.伊里因科夫、Б.M.凯德洛夫、П.B.柯普宁、M.A.里夫希茨、A.Ф.洛谢夫、Г.П.弗兰采夫。今天我们也可以列举出许多人才，其中包括在座的诸位。
他们提出了许多社会和精神发展问题、科技进步问题、人的发展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提得十分尖锐。但遗憾的是，这些精彩的哲学论断常常遭到冷遇，人们对其不予重视，充耳不闻。
因此我们要谈点自己的看法：时至今日，人们对哲学的评价总是偏向于过多地批评它。当然，哲学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很多从事哲学工作并献身于哲学的人，多年来为马列主义哲学精神潜力的创造性发展确实是尽力而为了。
第二，怎么办？（从略）
（李树柏 摘译）
H.И.拉宾（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关于苏联哲学研究发展的构想
在加速和改革的条件下对哲学研究的发展进行构想，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哲学的重大变革。当然，如果不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不了解以往造成的失误，我们也就不可能制订这种计划。
如果提到过去的话，那么我近来特别感兴趣的是1947年这个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哲学问题》杂志创刊，它的第1期发表了讨论Г.Ф.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材料。
1947年的讨论对活跃战后时期苏联哲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在讨论中，不仅亚历山大洛夫书中的客观主义和其他错误受到了批评，而且从总体上暴露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引起了整个哲学界的注意。同时，有意义的不是对那些具体的东西本身恰好说了什么（虽然这也有意义，因为各个参加者论证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而主要是那些在讨论中得以形成、巩固，而后对国内哲学研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和有价值的方针。
对苏联战后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客观、深刻和全面的分析是必要的，只有这种分析才能说明我们哲学远离生活需要的原因和它同实践联系的性质。实践本身具有两重性：它既包括进步的因素，又包括保守、停滞的因素。领导者的“吹毛求疵”作风，使伴随着生活的保守停滞过程的哲学思维巩固起来，使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中以权威自居和教条主义的思维作风得以确定和推广。同时，吹毛求疵还常常伴随着要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号召。而在我们的哲学科学中，的确始终有人不顾这种吹毛求疵而不能不创造性地思考，尽管是在严格限制的范围之内。总之，与实践的二重性相适应，在哲学中也有两种倾向：不仅有以权威自居的教条主义倾向，而且也有创造性地探索的倾向（例如在认识论和当代全球性问题等方面）。但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第一种倾向，虽然在个别时期第二种倾向也能占上风。
教条主义占优势导致在哲学内部形成问题的惰性综合征，这些问题具有基本的性质，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相当尖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范畴曾被教条化；在解决从哲学上综合和概括世界（自然和社会）图景的任务时，哲学家们缺乏积极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毫无根据地肢解为“两种唯物主义”；对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个问题在哲学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本身是不明确的。
当然，所有这些只是初步的看法，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在认识我们哲学的过去和现在时，我们应当运用真正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不仅对人，而且对待哲学史，对待国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应当采用贴标签的方法。
个别的事实和事例什么也证明不了，所以分析实质上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例如，我们的无神论者在批评Ч.艾伊特马托夫的《断头台》或其他作品时，自己甚至都没有提出这样的哲学问题：既然存在寻神论，那么它的社会根源何在？既然在一部分居民中存在着宗教信仰增强的现象，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是什么？要知道，正是这些问题对于采取实际措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多层委任制的试验选举。可是恰恰是从事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社会哲学家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战略性问题：我国的选举制度和政治组织发展的远景怎样？而这个远景同发展中的人、同他的本质特征、同处在文化与文明现阶段的人所获得的新尺度应当是什么关系？
这类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由于政治关系和政治结构领域的改革，这是向哲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也是对科学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我在这种场合谈到“哲学家”，并不是要把科学共产主义方面的专家同哲学家分开。如果我们真想把哲学同社会生活，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人类范围内在社会水平上正在发生的社会过程认真地联系起来，那么还会发现许多别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因此，形成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远景构想，首先必须以现时代社会需要的哲学认识为前提。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我们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少是一致的或者是内容一致说法不同的哲学认识，但我认为时代的要求应当有三个层次：
第一，整个人类层次：在核时代人类继续生存的要求具有头等意义。对增加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人道主义化的要求十分重要。对新思维（政治的、生态的等）的要求具有全人类的性质。还有别的要求。
第二，个人层次：现代的人的问题以新的方式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对于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要求，因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乃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
全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层次必须通过第三个层次——社会才能反映出来。为了成为人类在其历史的转折阶段的先锋队，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通过自己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和作为这种文明的毫无疑义的精髓的人的发展的要求。
就哲学本身发展的任务而言，正处在调整之中的各种层次的社会要求，普遍期待马列主义哲学获得新的现代的形式，即完全符合科技革命的成就和符合即将踏入第三个千年的社会发展现实的形式。要实现这种期待，就必须克服前面指出的在我们哲学思维中形成的问题的惰性综合征，并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说：
——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但这并不是陷入人本主义哲学的片面性，也不是把事情归结为突出关于人的个别问题）。
——揭露教条主义思维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这种思维乃是那些官僚主义化和以权威自居的居民阶层（首先是管理领域）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趋向的表现。要揭露这种类型的思维，以证明其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根据的，要把它清除到受人尊敬的哲学范围之外。
——恢复和推行活生生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与范畴的辩证本性，以及它们的体系完整性和在解决科学与社会实践中的总体任务时的启迪价值。
——积极动员哲学家参加解决从哲学上建构综合和概括的世界（自然和社会）图景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要依靠所有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就；该项任务是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和所有自由思考的人们的先进阶层的世界观目标。
——要建构世界哲学史过程的完整的、逻辑—理论和具体—历史图景，以使人们能够比较确切地估价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所占的地位，能够比较正确地确定我们的研究前景和方向。
——归根结底要形成马列主义哲学的新的现代的结构，要重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统一的、完整的、具有许多新优点的哲学，从而能够在世界哲学思想中实际上使自己的阵地日益得到加强。
如果在哲学面临的所有这些期待和任务中要分出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大概就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新思维。探讨新思维的科学的、真正辩证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乃是首要的任务。
我已经说过，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辩证认识方面有创造性的思索，但整体说来占优势的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并且还不善于用科学方法去鉴别它。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各种各样：既有折衷主义，又有形而上学（往往装扮成辩证法，侵占其活动地盘）。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根源，需要专门研究。教条主义乃是以权威自居和官僚主义化的居民阶层的方法论基础，而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则是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机制最重要的一种因素。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如果革命的、本质上辩证的方法与民主化进程相结合，并且实现民主化的力量充分掌握辩证思维，那么这种力量将不可遏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面临着十分尖锐的社会政治责任：一方面，要揭露在社会主义这种特殊条件下产生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要恢复辩证法的本来内容，并探讨通过什么具体途径使这种内容以完全适合的形式成为实现社会民主化的群众的财富。
（何天齐 译）
В.И.托尔斯蒂赫（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首席研究员）：哲学的过错与不幸
我对形势的看法是：哲学在现实面前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这种状态为时已久，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无摆脱这种状态的愿望。与其说不想，不如说不能。更准确地说，哲学危机的实质，依我之见，是由于哲学与还没有成为它反映对象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联系。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丧失了立场。无论是在艺术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丧失了立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东西。一般的意识，其中包括哲学意识都起始于态度和立场。笛卡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他们不仅是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完全固定的世界观立场，他们不仅本身带有“时代精神”，而且让它在精神上表现出来。我们的大部分哲学“作品”缺少活力，缺少鲜明的时代精神，恕我直言，简直是平平淡淡、毫无特色，因此，喜欢我们哲学家文章的人寥寥无几，因为没有特色、结构松散、含糊不清、不成形态的东西是没有吸引力的。
我们明显地缺乏自我批评和反思。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捶胸顿足的歇斯底里，而是理智的“忏悔”，并且见诸行动（这里正好使我想起了“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不重视历史和过去，在我们这个范围内是行不通的，我对这点深信不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羞羞答答不愿开口呢？正如常言所说的，开诚布公地做自我批评的机会是有的，但是目前还没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家都认为，这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这样说还可以理解。如果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有错，那么，这就难以让人理解了。
于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沉默了，他们一言不发（个别人除外），其实他们有许多看法需要和舆论界交流。例如，他们能对关于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观念如何在意识中产生和巩固的问题，讲出许多有趣的和有益的东西。有人说：“全让实践给搞糟了。”或许，不只是实践吧？实践本身不是别的，按照目前通用的术语来说，实践正是某个计划、方案、模式的具体体现。如此说来，社会科学本身何罪之有（而且还是推卸不掉的罪过）？
现在可以无所顾忌地争论问题了（至少是比10～15年前胆子大多了）。但是对那种暴露出不同立场的争论，人们却又采取回避的态度。其中包括那些标榜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以此暗示别人不那么正统，或许还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诸位听说这些马列主义“正统派们”是如何解释“停滞时期”和“阻塞机构”的话，那就太有意思了，科学的、不贴标签的争论是极为需要的，它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和倾向。必须全力以赴地创造一种与“实际运动”（马克思）相吻合的现实，和“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将吸收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全部经验，并使目前所做的巨大努力，因该模式的作用而具有“长期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不止一次被马列主义的敌人称为“过时的”社会思想和“失去意义的”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能够（而且应该！）用它们描绘的当代世界的画卷来证实自己的生命力，因为这个世界能够通过这个画卷来认识自己。但愿在这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争论中赢得胜利的是先进的思想，而不是玩弄事实和引经据典的伎俩。
当然，如果哲学不正视现实，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所说的“蜷缩成一团”，那么它是不能顺利发展的。但是哲学与现实的联系应该建立在较高的理论水平上，而不是依靠那些没有整理好的，或根本未加整理的事实、例证、资料和意见。我最担心的是，“脱离”生活的哲学，即与现实联系的一种虚假形式，将会被另外一种仿佛是现代“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类的形式所代替。马雅柯夫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狭隘的现实主义只看见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一点点地方。如果那样，今天被扫地出门的假社会主义理论，在被大量“恰到好处的”例证、事实和从经典作家那里租赁来的现成的公理证明后，又会从窗户里重新钻到社会科学中来。我曾说过没有立场这句话，我指的是对现实的革命批判立场，因为现实不单纯是一个客体，也不具有“直观的形式”；现实也是一种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主观的”，即有其真正对象性的内容。过去那种具有辩护性的、纯“防卫性的”立场，和生气勃勃的、非教条主义的、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辩护——这是一种不负责任、脱离实际，甚至歪曲事实的手段，它同时产生一种自满自足的意识，饱含终日无所用心的心理状态——“听凭吩咐”的奴性意识。
哲学脱离生活或远离生活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表现在对实际情况缺乏分析，对实际情况没有理论上的理解和认识，结果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自己生存的这个社会了解得很不够。人们不禁要问：这怎么可能？出了那么多研究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书、论文和文章，而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和它的实际体现竟然无人过问，没有理论上的认识！这种难以置信的现象并不难解释。在绝大部分著作中，方法论掩盖了，甚至代替了理论。制订研究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怎样对它进行研究）变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对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分析的工具和手段。很少有人敢把他们提出的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用于社会主义实践。
其次，对现实来说，哲学（岂止是哲学！）已经明显地失去了客观性，而且越来越主观化。我所指的不是哲学变成了更富有个性的和个人的哲学。准确地说，这可以称之为丧失了外在的本质。对象的运动和反映社会生产本质的社会联系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都退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圣位不空”，于是人们开始在自身内部，在自己的思维中创造失去的本质，从而把实际存在物和现实生活的属性赋予观念化了的实体。客观性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影响了科学性。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哲学归结为科学，也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门科学”。但是哲学也不只限于自身的价值地位和意义，目前许多作者正在固执地想强迫别人接受这种观点。为肯定价值因素而牺牲科学因素，这是意识形态和科学、希望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
以上谈的都是哲学的过错。但是哲学也有自己的不幸。在当今的形势下，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不仅哲学和哲学家应该决定自己的地位，社会也应该弄清楚，它之所以需要哲学的目的和用途是什么。不仅仅是哲学脱离实践，只在实践的周围徘徊，实践也并不那么赏识哲学和哲学家，同时也并未感到在解决“普遍的问题”时需要他们的帮助。许多实践家和政治家还应该提高自身的哲学水平，以便认识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在“停滞时期”）技术至上思想，是对哲学和对哲学的需要的一种表面上的文明，实为极端的否定。其实，不只是技术至上主义者们只讲究实惠，用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理解和解释哲学的“效益”。尽管让人捉摸不透，但正是让哲学家出“效益”并且还要立见成效的要求，把哲学置于死地，使它丧失了自身的对象。
我很赞赏A.H.雅科夫列夫关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结成同盟的思想。从本性、血统和其使命来看，它们的确是一对双胞胎。它们不愿有发展、变化和进步，它们对此毫无准备、无能为力，正是这些使它们结成了亲兄弟。它们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不是像它们在社会舆论中喜欢标榜的那样，因为它们具有原则性或代表正统观点，而是因为它们不知道，也推测不出，要想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今后将何去何从，该如何行动。官僚主义，这个社会的“头号”大敌，只有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不管生产什么，但是它根本（出自它的本性）不打算发展、改革、自我改造和更新，官僚主义对这些东西闻风丧胆、怕得要命。
最后，我建议把“各派”哲学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课题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改革的中心，把这个课题变成进行严肃的哲学分析的对象。因为目前对改革本身，对改革的目的、任务、实现改革的途径和方法、改革的动力和对象等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不少“空白”和模糊的概念，这些问题需要及时地加以讨论。若是那些对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持不同见解的人能参加这场讨论，那该多好。有人认为，为了进行改革和社会的根本振兴可以有更严肃的选择，何必支持这种幻想。很清楚，问题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某些阶层和某些人企图维护他们所期望的，并且是对他们完全有利的“旧秩序”。不过，这些人算是“枉费心机”了。B.维索茨基曾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形象，他写道：“我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把好处让给我们。不进行斗争，他们不会从阳光明媚的橱窗上走下来。”
哲学能够，而且应该进行这样的斗争，并且帮助社会取得胜利。
（米锦芙 译）
B.Ж.凯列（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改革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我认为，《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在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组织讨论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如果能“提前知道反映”，利用一下“超前反映”，那就完全可以断定，这类讨论必然会招来一大堆批评意见。但是编辑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众矢之下，因为对该杂志不满意的人为数相当多。
现在谈一谈实质性问题。我们大家都寄希望于改革。那么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同志回答得好：如果谈到改革，那么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的确，现在的社会风貌与过去不同了，气氛变了。现在我如何讲课，怎样进行演说，发表了哪些文章，以及我们如何在这里讨论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有了某种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因失职或不负责任而扼杀这些新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终于盼到了能够真正进行改革的时代。“改革”这个词本身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过去历届中央全会后，都照例开始改革：必然要对科学工作的各项计划作一番修改，诸如此类。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照此办法进行改革，那将是最坏的一次走过场。因此我们不应该斤斤计较小事，不应该只提个人的问题，而应该认真考虑我们哲学存在的可靠基础。
的确，改革不能建立在全盘否定过去的基础上。不要一提过去，就一切都要不得。如果我们每次都从零开始，我们将会寸步难行。同时哲学应该接近生活，完成自己作为全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职能，而不能只作为教学中的一门课程。要想达到这点，必须先有一个创造的气氛，必须使哲学方面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谈一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问题。战后最初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相当不景气。当时的教科书和文章中塞满了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思想体系中陈规旧套的翻版和经典作家引文的注释。根本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内容。苏共二十大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于是从那时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进展。二十大后在哲学领域中增添了新生力量，这是专业水平比老一辈更高的一代新人。老一辈也开始振奋精神。概括地说，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比如在充实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方面，提出了文化和价值的课题、科技革命的课题，以及与人有关的综合性问题，出版了很多不同学派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出版概括各派学说著作的要求，党内刊物也指出了出版这种著作的必要性。以后这些书相继问世，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而可以说，这类具有概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一定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束了。我认为，目前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停留在现有的观念和问题的框框里，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研究和分析水平，不能解决任何重大的科学方面的问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今后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突破，达到新的水平。我认为，目前形势有利，条件具备，可以实现这个突破。
主要是把对近几十年来在生活中出现的那些新事物的认识，吸收到历史过程的一般理论中去。
的确，无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第三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革命正在继续开展，出现了很多全球性问题，人类用批判的观点看待自身的存在，整个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等等。而关于社会前景方面，就拿需要的问题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将来，社会如何按需分配？很明显，地球不大，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看待历史过程理论，即如何将这些新过程纳入我们的理论，同时又要考虑到，哲学是时代的思想表现。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总结这些过程，那么我们就能走在今天的实践的前面，而不是只能充当具体政治局势和具体决策的辩护士，我们将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奉献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那么别人将会做到，可能还会和我们对着干。我们看到，在西方出现了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未来学理论，而我们在旗帜鲜明地、有说服力地、具体地在现代水平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方面，目前还做得很不够。
我们的哲学著作应该对不同国家的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哲学著作应该具有“竞争力”。可是对D.别洛和其他西方的未来学泰斗来说，我们的著作称得上有“竞争力”吗？例如人们读了A.多弗列尔的政论性很强的著作，也读了我们的哲学家论述科技进步的社会问题的著作，从形式和组织材料上来看，我们的著作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责任心问题，我们应该有责任感。党肩负着制定我国发展经济、政治和民主化新战略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意识和哲学问题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感到自己对社会意识范围和整个社会中发生的那些过程所承担的责任。可是我们是否知道，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意识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进行着哪些过程？为什么在知识分子中会出现社会性的消极现象和宗教情绪？为什么会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等。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并且采取相应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出新的问题。
这里没有涉及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评。当然，现在我们在对某些东西进行评价时，已经摒弃了那种谩骂式的批评，但却又不知该批评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批评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当进行批评时，必须对自己思想上的对手了如指掌。
而我们现在究竟翻译了多少当代西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不深入到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思想斗争中去，我们能提高自己的哲学水平吗？
应该密切注意西方的社会思潮，注意那里发生的情况，并把批评与正面分析新问题结合起来。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大约从我开始记事时起就经常听到社会科学落后于实践的说法。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其他会议上都谈过这个问题。这就使哲学和社会科学由于总是落后于实践而产生了一整套特有的罪过或缺陷。
我认为，目前从新思维的角度和对生活及历史的新观点来看，落后于实践这个公式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社会拥有完成一定职能的哲学和科学，关于这一点A.H.雅柯夫列夫同志在塔吉克斯坦的一次发言中谈得很清楚。官僚主义者们不需要任何创造和任何新思想，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持原状，因此助长了教条主义的滋生。而当教条主义形成一种思维方法时，它已经不允许再正视社会生活，以便发现其中的问题。这种思维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压制新事物。
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当然也有过想用某种方法摆脱抽象的教条主义的尝试，因为人们感觉到，哲学脱离生活是一大缺点。
为什么我们许多哲学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具体社会学的发展上呢？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历史唯物主义最终会从社会学那里得到经过证实的经验，以此经验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将摆脱抽象性和落后现象等。然而实际上，历史的形成并不像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在我们这里具体社会学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总的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学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社会学的发展并没有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课题，与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联系也很薄弱，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很少，而且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联盟目前还没有建立，虽然曾有过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建立联盟的尝试。
如此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需要有一个突破，以达到理论分析的新水平。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基础的，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今后的更加稳固的发展（这里指的是理论上、思想上的稳固基础，而不是靠多卷著作来维持的稳固性）。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米锦芙 译）
B. A.列克托尔斯基（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室主任）：哲学的改革
对我们哲学界的状况，大家都深感忧虑，同时也承认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发言中对苏联哲学界的严厉批评是公正的。这种状况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才出现，它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了弄清原因，尤其需要对苏联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分析。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我敢说，我们对17世纪西方哲学史的了解比对我们苏联哲学史的了解要清楚得多；同样，我们对中世纪俄国历史的了解也远远超过了对我国苏维埃时期历史的了解。
对苏联哲学思想史的这种评价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很多阻碍我们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的旧框框由来已久。我们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点的理解，长期以来局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教学参考书的框框中，而书中的解释经常被某个人认为是不易之论。
之所以必须重视苏联哲学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现在有人宣称，我们的哲学完全陷入了烦琐哲学的泥坑，没有做出任何成绩，因此一切应该从零开始。我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全盘否定过去，那么也不会有将来。在遭受毁灭和践踏的地方寸草难生。其实，在我们哲学战线上有许多才华横溢、富有开拓精神的人，他们长期以来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我认为，对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如果先说那些已经作古的人（很幸运，因为有的人还健在，并且继续工作），我可以举出很多人的名字，如Б.M.凯德洛夫、П.B.柯普宁、B.Ф.阿斯穆斯、З.B.伊里因科夫、M.A.里夫什茨。还有在我们文化界辛勤工作了一生的如Л.C.维戈茨基、M.M.巴赫金，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在西方大量出版，并且有各种学术会议研究他们的思想。因此把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一笔勾销是大错而特错的，是不公正的，甚至是有害的。
因此必须认真分析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哲学史，以便克服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同时发展一切值得发展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当然不能把产生一系列条条框框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哲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这些条条框框的长期存在和反复出现还有更为根深蒂固的原因。究竟原因何在呢？
一些同志注意到，我们哲学家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不够高。这种看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在我看来，现在的哲学家的专业水平比二三十年前高多了。
也有人说，是宗派主义阻碍了我们哲学创造性地发展。不错，宗派主义显然是和科学的发展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宗派主义没有原则性，而在无原则的地方搞创造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我不否认宗派主义的存在，但我并不认为它在我们科学界占主导地位。同时我还想指出一点，持相同观点的人在研究和创造中相互之间的自然联系和必要结合，有时也可能被当作宗派主义。如果说在我们哲学界还缺少点什么的话，那么缺少的正是不同观点、不同研究纲领、不同创造集体之间的竞争。
前不久还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使这些不同的创造集体得到发展。
关于造成哲学思想发展和我国社会需求脱节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分析和批判能力。哲学对文化财富的各种表现形式——科学、道德、艺术必须先有世界观的认识。哲学试图在包罗万象的具体情况下——在宇宙和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实现这种认识。哲学不仅要求文化的一体化，而且还要求重新认识和改变文化。哲学不只是单纯地被列入文化之中，更重要的是，哲学是文化创造的精神力量。因此，哲学表现出了文化的活力。批判主义作为哲学思想的创造本质的最高反映，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属性。难怪马克思反复强调，唯物辩证法就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它不向任何东西屈服，它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它的必然否定的理解。
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运动的、发展的和自我变革的社会条件下，哲学才能顺利地发展，并向社会和文化奉献出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社会的停滞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号召哲学“接近生活”，表现了想让哲学给停滞的社会现实带来生机的愿望。反之，同样的号召，在社会改革和革命的自我变革的条件下，则标志着哲学必须重新恢复其极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社会作用，也就是作为社会批评工具的作用，同时也作为实践的、认识的和文化创造活动新纲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的作用。因此哲学的改革必须和目前正在我国进行的社会改革同时进行。对这场改革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必须进行哲学分析。
这就是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哲学—世界观思维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是社会公正问题，又是社会创造的辩证法问题。我们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显然缺乏研究。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哲学的实践意义的理解，并非总是准确无误的。有些人认为，在哲学中，只有那些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有联系的部分才具有实践意义，而那些普遍性、基础性较强的哲学问题没有实践意义，越研究这些问题，它们与实践的联系就越间接，距离就越远。因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技术科学或多或少地与实践有些直接的联系。基础科学，如理论物理，就要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通过应用科学与实践联系，而像数学之类的抽象科学则要通过更复杂、更间接的方式与实践联系，因为这种科学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很可能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直接的应用。至于哲学，既然它与存在和思维的形形色色的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高度抽象的科学，那么，处于这种地位，它的实践意义只有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媒介，只有通过无数其他更具体的和更专门的学科才能显示出来。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虽然哲学确实运用了极其抽象的概念，但这是一种直接触及每个人的抽象概念，也就是关于世界观的问题和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我们大家都希望生活得更好，工作更有成效，生产出质量更高的机器和生活必需品。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实际的、切身需要的问题。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对人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样的理想而奋斗？这是每个人最现实的问题。既然哲学的基础课题与研究这些问题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哲学就会用使人难以置信的形式把各种理论学科中最抽象的学科和最有实践意义的学科的特点集于一身。
不久前我为一本书稿（但愿它能问世）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讲的是不正常的人的心理学问题，以及与酗酒和吸毒有关的问题。这个题目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并在报刊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实际上这本书的相当大的篇幅是关于哲学世界观问题的讨论（什么是人和个性、个性的自我表现问题，人的自由、意识问题等）。这绝不是在表面上把哲学题目和一些具体问题挂上钩。实质上，如果人的世界观和精神支柱崩溃了，那么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或变成了不正常的人）。看来，连判断精神是否健全（以及区别正常状态与病态），都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难怪当今社会不光是对经济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精神方面的问题也成了热门。我们许多作家在讨论世界观问题时笔锋尖刻，正是这些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过，应该指出，这种实质上属于哲学问题的讨论，有时水平也不是那么高的。因为必须要用现实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不仅要有锋芒和**，而且还必须了解对待这些问题的各种不同立场，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某种方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总之，应该掌握哲学史中积累的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的传统见解。很遗憾，在我们的作家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种符合传统标准的水平。况且，有人公开对哲学嗤之以鼻，认为这些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解决。
这当然是我们哲学家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恰恰是对这些世界观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此，我想指出，作为例外的是П.H.费多谢耶夫、И.T.弗罗洛夫、T.И.奥伊泽尔曼的著作，以В.И.申卡卢克为首的乌克兰哲学家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哲学教科书中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把许多人引入了歧途，使他们的视线离开了严肃的哲学文献（因为广泛的社会舆论正是以这些教科书为依据来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不着再讨论了。按照这种意见，哲学家的任务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研究个别的问题，至于这些原则，其内容已经很明确，无可置疑。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理性概念。每个想探讨这些问题的人，都要冒着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帽子的危险，因为任何对哲学基本原则的新看法只能被解释为想篡改这些原则。实际上，哲学的顺利发展同时也使其基本原理不断深化。哲学的原则问题之所以是“永恒的”，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而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内容随着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和深化。因此在一定的发展水平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但不排除，反而需要提出新观点，并从新的水平上看待这些问题。例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没有任何理由要篡改它。然而，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简单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当然这方面也是很主要的），而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系又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目前我们对它的认识正在不断加强。由于我们不仅在心理学方面，而且在电脑科学，甚至在宇宙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如何理解意识的本质、意识与大脑和活动的联系，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等，也就是如何理解哲学知识的本质。由于目前哲学在现代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使这个问题在很多方面富有了新意。在哲学中“不容置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当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讨论和争鸣才能得到有益的效果。
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精神方面的改革，不仅促使哲学必须改革，而且需要加强哲学上的创造性的探索。
（米锦芙 译）
A. H.科切尔金（哲学博士、教授、莫斯科大学进修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改革哲学与哲学改革
我想使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这个话题“接接地气”，并使之与哲学教学的需要联系起来。因为，哲学与生活联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胜任这一问题的哲学工作者的培养。
哲学具有使文化整体化的作用，是文化的自我意识，是对人把握现实的各种形式的反省。这种反省能使人们理解社会经验，使社会经验化为人的认识和活动的最深的基础，从而找到回答存在的根本问题的答案。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反省方式。在旧有的范式里，人们改造周围现实远胜于改造自身及自身的意识。现代文明充分揭示了这种范式的局限性。今天，既要理解当代的全球性问题，又要理解我们国内的问题，这一要求是极为迫切的。这些问题要求做出巨大的哲学努力，但不是从歌功颂德的角度，而是要对现实持革命批判态度。人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不断增多和日益复杂化，急剧地加强了哲学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哲学的意义终归是由它与生活联系的性质决定的。哲学一旦失去革命批判作用，势必成为无须分析生活现象而只需人们信奉的、歌功颂德的教条的汇集。这就降低了哲学的社会信誉。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真善美在价值观中不再占有首要地位，物质需求却超过了精神需求，社会精神方面的水平降低了。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哲学恢复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批判精神。
现在我们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在社会上进展缓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适应改革任务的哲学。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弊端当成了优点。不久前还是压制遗传学、控制论及其他科学领域中先进科学理论手段的哲学，不可能提出改革的纲领。改革所提出的社会改造的规模，由文学艺术所规划的远比由哲学规划的大。真遗憾，我们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基本上不是由哲学家提出来的。因此，哲学与生活的脱节是严重的。然而，这不仅是哲学的过错，而且是哲学的不幸。我们所拥有的哲学，是社会“订购”哲学。因此，为了有一部改革的哲学，必须改变我们业已形成的哲学及哲学研究的性质，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哲学思想的价值。而今天，社会的要求也正是如此。
这之所以是必须的，还因为加速发展的战略特别需要动员，并有效地利用构成人的因素的一切东西。我们的任务就其复杂性和复杂程度而言，是只有在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的。没有哲学，就不能有效地调动人的因素，因为只有哲学具有通向人的价值系统的途径。改革首先是改造社会和个人的价值系统。因此，这里指的是把适应改革的观念和价值变成群众的意识。这与我们干部的哲学修养有最密切的联系。对哲学工作者的培养主要取决于哲学在社会中占有的地位和哲学自身的状况。
如果我们承认生活和哲学都在不断发展，那么，就应该承认不断修改哲学教学大纲的必要性。大纲确实存在不少缺点。不克服这些缺点就不能顺利地完成哲学联系生活的任务。
首先，高等学校的哲学大纲没有价值学说的内容。于是我们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个问题：当人们自己尚未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时候，如何进行自身改革和普遍改革？至今我们还把当代意识形态斗争问题看成与价值学说问题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自己尚且不能解释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何为我们的价值观问题，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成功地同强加于我们的生活理想和生活规范作斗争。要知道，我们所选择并接受了的价值观，调节着我们的行为。大纲中也没有理解学说，虽然人们知道，理解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前途起着什么作用。
大纲中存在着奇怪的哲学史空白：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就打住了，而重新开始于以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然而很显然，马克思主义诞生后，西方哲学并未停止发展。现代西方哲学体系是如何出现的？是在什么理论基础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大多没有答案，这绝不能促进哲学思维修养的形成。我们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了解的普遍水平，肯定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而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往往极其肤浅。如果被批判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另一种较为完善的方法发生抵触，那么从后者的立场进行的批判就是建设性的。我们的批判远非始终都能这样解决问题；舍此，我们的批判就变成了对自身简单粗暴做法的辩护。对不同年代哲学参考读物的比较，相当客观地反映出新哲学概念借西方著作而增多的事实，从我们的批判著作中往往很难明白，譬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批判后实证主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大纲中遗漏了许多俄国哲学思想，特别是唯心派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我们为什么可以分析西方的唯心主义，而不能分析本国的唯心主义？对此，现在尚无合乎情理的答案。掩盖文化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歪曲文化。应该更加尊重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每一位代表人物，都应按其贡献客观地给予肯定。譬如，当日本人或德国人为了在物质的乃至精神的生产领域发挥人的因素而成功地利用了民族文化的因素时，我们却连这种可能性的问题都未提出来。是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自己文化的代表人物依然按西方那种相应的思想框框，以“俄国笨伯”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来，对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哲学著作来说，现在确实存在着这种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