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春节，两个儿子提议乘飞机赴长沙，然后租车自驾游湘西，还说自湘西回长沙，须经湘中的雪峰山，那是湘中的最高峰，有时夏天还能见到积雪，值得一游。我一听到雪峰山高峰，眼前便闪现了一件在狂风中飘失的红毛衣，兴致盎然，立即回应他俩：“好，好，好，今年春节就游这条线。”他们问我，为何如此兴奋。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次年，1946年夏，我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刚和他们的妈妈彭兰女士[1]结婚不久，两人乘坐一辆敞篷车从昆明回到八年离乱之后的故乡武汉，途经雪峰山的最高峰时，突然一阵狂风把她身上披的一件披肩式红毛衣吹到了半空。由于山势陡峻，道上尚有积雪，眼看没有找回红毛衣的希望，就让它无影无踪地不知落向何方。然而它却一辈子埋在我的心底。

我和她大约是我念西南联大二三年级时（1943年？），在校旁文林街的一家茶馆里相识的。抗日战争期间，从沦陷区迁往后方的学校，校舍都很简陋，西南联大，其尤甚者。图书馆小，绝大部分同学把茶馆当作自修室。文林街一条街几乎全是茶馆，茶馆里高朋满座，大多是联大同学。七八个人共围一张大圆桌，各自埋头读书，有时也闲坐聊天。我和她是武汉同乡，自然容易相聚一桌。第一次见面，大约是一个深秋季节，她身穿浅色长旗袍，上身披着一件不带纽扣的红毛衣，高髻云鬓，宛若古仕女图中的仕女。大概是由于她的那件红毛衣特别“抢眼”，同桌女同学见她到来，便笑脸相迎：“红毛衣来了。”“红毛衣”似乎是女同学给她的昵称。

我和她相识不久，就知道这位“红毛衣”原来是联大女生宿舍的著名诗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旧社会，女生宿舍对于男同学而言，是神秘的禁区。神秘禁区里的女诗人，更令男生感到神秘。但茶座毕竟是公开交流的场所，我终于了解到她的一些家庭背景。她父亲是前清翰林，母亲也出自书香门第，舅舅是秀才。她从小聪颖过人：能诗善对。她九岁时，舅舅出了一句上联：“围炉共话三杯酒。”她立即对出下联：“对局相争一桌棋。”其才思之敏捷，或可与杜甫七龄咏凤凰相媲美。在念西南联大中文系时，她每爱一人独立空净之处，闲吟太息。联大中文系老师大多要求学生在课下写读书报告，她不时在读书报告的末尾附上几句诗作，请老师斧正，深得闻一多、罗庸、朱自清、浦江清几位老师的赞赏。罗庸、朱自清常常把她的诗词抄在黑板上，供大家欣赏。

五律日暮感怀

国破家何在，层山涌暮云。

凄风人独立，古木雁中分。

孤塔迎残照，荒烟拥乱坟。

吴钩无觅处，空对夕阳曛。

（1943年于昆明西南联大）

虞美人

梦回斜照春寒重，笑把双肩耸，小楼间凭看残红，始觉春将归去恨无穷。

千枝照月玲珑影，惜此良宵永，新词美酒遣愁思，醉卧花荫待晓有谁知。

（1944年暮春于昆明西南联大）

真像空谷中的幽兰，显得很寂寞，很凄切，却总想为人世间散发出一点清香。她念中文系二年级时，就曾在昆明的大报纸上以“谷兰”为笔名，发表过诗词。她和同班同学或同乡同学来往，也常以诗词相酬和。联大不少同学对她以“联大才女”和“诗人”相称。我在茶馆里自修时也常听女同学见到这位“红毛衣”到来时微笑着说：“我们的女诗人来了。”我这才理解：原来“红毛衣”的内涵是“女诗人”。

我俩的相识渐渐加深，很自然地要触及当时一些属于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她属于联大进步学生之列，而我则是一个自命清高、不问政治的典型中间派，我所向往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她经常向我讲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我则爱跟她讲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之治。闻一多先生是当时的民主斗士，她是闻先生的干女儿，她不同意我，便到闻先生那里去告状。我是经过闻先生的“面试”之后才同她走上“哲学与文学的联姻”（闻一多对我们结婚的评语）之路的。在当时国内大形势的影响下，在闻先生的教导下，在她的深情激励下，我被动而又自愿地（就像“道德”一词所具有的“应该”——自愿的强制——的含义那样）在新中国成立前两三年就踏上了进步的道路。是“红毛衣”的内美引领着我走向“明朗的天”。

1946年秋到1951年夏，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她比我晚一年也进了南开。1949年年初，天津解放，我俩在天津迎接“明朗的天”。从大约1944年我从“红毛衣”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个“明朗的天”起，到“明朗的天”展现于天津之后的头两三年，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就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而言，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期盼和初见旭日的岁月，也算得是我与红毛衣共舞的年代。

然而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左倾”教条主义的乌云便越来越浓重地遮蔽了“明朗的天”：斗争哲学，政治挂帅，以及做驯服工具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红毛衣”的空谷幽兰似的诗意消失殆尽，代替的是不少政治宣传口号式的陈词：“雄文四卷传马列，全民斗志坚如铁”；“须记取，工农兵方向，永不迷航”。而我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也只能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点“学问”，不少文章实际上是些批判唯心主义的政治檄文。“**”期间更是锣鼓喧天，批斗成风，不得安宁。但也正是“**”促使我俩逐渐醒悟到：我们已误入歧途、浪迹天涯近30年。

1978年改革开放，神州大地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我和她总算找到了回归自己精神家园的归途。然而她因“**”期间下放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年未满七十，便身患不治之症，于1988年年初与世长辞。从此生死两茫茫，我只能是夜如岁，独自思量：以她的诗人气质和禀赋，本应能成为当代纯粹的一流文学家和诗人，然而没有！为什么？

我比起她来，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尚能在漫长曲折、艰难险阻的归途中，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勤耕至今，盖欲效太史公之著《史记》，遂吾志之思，成一家之言，为来者鉴。曾赋七绝一首以遣兴：

朝朝总是五更雨，夜夜唯闻庭树风。

暂借墨池倾意气，推窗何日见晴空。

红毛衣的影像沉睡在我的心底已数十年，从未同孩子们谈起；只是这次春节两个儿子想游湘中雪峰山的一席话，才让我猛然间如从梦中惊醒，眼帘大开，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与红毛衣共舞的年代。

两个儿子在听我讲了红毛衣的故事后，开玩笑说：“这次一定要把车开到雪峰山的顶峰，找回那件红毛衣。”啊！永不消逝的红毛衣，我已从你当前的影像中又领略到了你空谷幽兰似的诗意，“明朗的天”终将再现。

（2012年3月26日于北京静林湾）

[1] 彭兰（1918—1988），湖北省武汉市葛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