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维科创立历史哲学以来，历史必然性问题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至今仍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争论的焦点；全面而科学地解决历史必然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类思想史的巨大贡献，然而，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现代又受到种种的曲解、非难和挑战。本文拟就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演变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对马克思历史必然性的研究。

一、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

从思想史看，从对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到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再到历史必然性观念的革命变革，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一历程是与维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率先探讨历史必然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历史哲学的开山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维科着重考察了民族的“共同性”，即历史必然性，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二是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各民族的历史都必然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在维科之前，神学历史观占统治地位，人们确信“人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维科则把人类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肯定了历史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维科历史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维科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然而，当维科宣布“人类创造历史”时，他又同时提出“上帝创造自然”。这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制造了自然与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开启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

卢梭进一步探讨了历史的必然性并认为历史具有内在联系，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历史进程不可逆转，而历史正是在对抗和矛盾中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过渡。卢梭已经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及其必然性了，由此而显示了出乎他的时代意料之外的历史主义敏感，“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88]。

卢梭的辩证方法为圣西门、傅立叶所接受，圣西门、傅立叶把历史必然性观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首先，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傅立叶断言，社会发展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开化期、奴隶制度、神学—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未来“实业制度”，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傅立叶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即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和未来的“谢利叶”时代，并认为这五个时代的产生都具有必然性，是“经济上命定”的。其次，社会内在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必然性。按照傅立叶的观点，人的内在情欲和外在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社会的变革依生活的和经济的行为为转移”[89]。圣西门则把历史分为现象和本质两个形态，并认为政权的更迭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的本质是财产的分配和经济的安排。

可以看出，圣西门、傅立叶已经向理解历史必然性的唯物主义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从总体上看，圣西门、傅立叶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他们力图把历史观变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并按照自然必然性的特点去理解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历史必然性。圣西门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社会物理学”。傅立叶断言：历史规律“完全符合于曾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90]。如果说维科是人本主义历史哲学的奠基者，那么，圣西门、傅立叶则是科学主义历史哲学的开拓者。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正是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解体中产生的。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91]同时，由于意识到自然与历史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必然性的独特方式。

首先，历史必然性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历史必然性。

其次，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92]。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必然性又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

再次，历史必然性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其决定作用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即历史必然性。因此，历史必然性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原则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这就是说，历史必然性只有合目的性、历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由于历史必然性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而且它是在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非精确限定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必然性。

黑格尔把维科以后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中，卓越与贻害是双生子。一方面，黑格尔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它开创了历史哲学史上的“绝对理性”时代，并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必然性的权威。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面把必然性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与人的分离，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属人的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人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

二、历史必然性实现并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

在历史必然性观念上实现革命变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不同于自然，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盲目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93]。但历史又离不开自然，社会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94]。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只能走向唯心史观。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把历史与自然区别开来同时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人的物质实践。物质实践，即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又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换其活动；同时，劳动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实践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社会关系，它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因而构成了历史的本质。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所以，马克思指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95]正是以此为前提，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并造成了一场历史必然性观念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首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物质实践过程，认为历史必然性不但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如前所述，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转换，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转换以及物质与观念的转换。人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转换，表明人的活动也必须遵循物质运动的共同规律；其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以及物质与观念的转换又体现出新的、为其他自然物体所不具有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体现主体活动特点、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实际上就是社会运动的规律，即历史必然性。

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历史必然性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这里，我们碰到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在马克思看来，这决不意味着在人们从事某种历史活动之前有一个现成的历史必然性或规律可供认识，相反，“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96]这是因为：

第一，不存在任何一种预成的、纯粹的、永恒不变的历史必然性或规律，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必然性都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中；当这种特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结束时，这种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也就不复存在。

第二，以往的历史传统和既定的历史条件为新一代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前提，并决定了新一代的历史活动的大概方向；但这些历史条件又在新一代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被改变，正是在这种改变以往条件的活动过程中，决定着新一代命运的新的历史必然性才形成。

第三，只有当某种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种历史必然性才能真正全面地形成；只是在此时，人们才能理解、把握这种历史必然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历史一般规律，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必然性同样具有重复性、常规性，即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历史必然性会反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以此为前提，马克思制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那里，可以产生相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分析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把握历史必然性及其重复性、常规性，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只能用抽象力来代替。同时，由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人对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常规性及其秘密，而且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社会的物质、经济变革。[97]“重复性”、“常规性”和“精确性”概念的出现，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历史必然性只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只有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才能实现，但历史必然性本身又不能自由地选择这些条件，它遇到什么条件只能是一种“机遇”或“遭遇”，即偶然性。所以，确定的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非确定的偶然性才能实现出来。偶然性因此成为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形式，并使同一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具有了不同特征的烙印。“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98]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必然性具有总体性。从根本上说，历史必然性就是经济运动对人类历史行程的根本制约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历史运行的大概趋势，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中轴线”。但我们又不能把历史必然性等同于经济必然性。在整个历史中，没有一个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必然性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历史的演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经济必然性既不可能脱离人们的实践活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经济必然性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以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因此也就具有总体性，即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三、经济必然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就是经济必然性，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性。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99]人的需要的对象归根到底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然而，自然界永远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不会为人们提供人所需要的现成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决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关系。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占有自然以满足自身的内在需要，人们必须进行劳动。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就是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力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它决不是具有独立人格意志的超历史存在物，始终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类历史的命运。生产力不是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和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100]，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生产力的本质内容，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不是超历史的预成的实体，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本身就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具有属于人的性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01]，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02]。

生产力的社会存在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反过来说，所有制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实质就在于，一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达到对产品的占有；而为了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达到对产品的占有，中间必须经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的所有制关系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所有制一方面是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生产的结果。所有制并不是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的独立的实体，它不可能给人们的经济活动预先设置一个不变的外在前提，相反，这些前提正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生产出来。离开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无法实现，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是同一概念，“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103]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和竞争、垄断、贸易等“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104]。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有其中介。能够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介的，必须具有双重属性，即既有生产力的属性又有生产关系的属性，而分工恰恰具有这种二重性：就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结合方式来说，它属于生产力范畴；就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结合方式而言，它又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得分工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

一方面，分工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环节，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分工首先同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生产工具直接相关。“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即“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105]。这就是说，生产工具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着分工的性质和发展，分工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促进生产工具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106]分工实际上就是以一定的生产工具为前提，把统一的生产分解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部分，各种分工不过是物质生产各个不同过程的组合方式。因此，分工本质上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工具的具体结合方式，标志着生产的技术构成。分工构成了生产力的一环，是生产工具水平和劳动者水平的综合体现，因而是生产力水平的表现。“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07]

另一方面，分工和分配、交换等环节的有机结合构成所有制关系，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分工首先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离，但它同时又是一种人与人的组合；分工不仅是生产过程中人与工具的结合方式，而且也是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人们之间的分配、交换等关系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发生的，是从事不同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联系的外部表现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10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所有制是“同义语”，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09]。所有制关系“总是由于劳动方式和分工的经常改变而被推翻的”[110]。显然，分工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

分工的二重性，使之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分工状况以生产工具的性质为前提，本身就体现着生产的技术构成形式，同时又形成着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由此获得了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链条：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的技术形式分工经济活动方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这一链条展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是通过分工这个中介实现的。这种通过分工而实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征就是，在世界性发展的背景下以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方式表现出来。

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马克思指出：“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111]

在民族之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独进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之间便会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直接建立了封建制。所以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112]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的萌芽。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世界市场”、“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3]。于是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被消除，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世界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进入了世界“运动场”，具有了世界性，即进入全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阶段。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民族或国家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14]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较为落后的民族就不必一切“从头开始”，亦步亦趋地沿着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走下去。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较为落后的民族可以自觉地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缩短自身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的发展走向世界先进行列。中国以及东方一些较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跨越完整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其秘密正在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15]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以及世界历史中民族之间的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如同人的“器官”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现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并尽可能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生存资格。

四、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必然性的否定及其失误

从维科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可以说是历史必然性观念凯歌行进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确认了历史必然性的存在。然而，从19世纪晚期开始，许多思想家又开始怀疑、否定并抛弃历史必然性观念，反历史必然性观念犹如沉渣泛起，盛极一时。

如果说历史必然性观念在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占统治地位，那么，否定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造成这种认识逆转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反叛。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是卓越的，它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黑格尔却把一切都理性化了，理性成了一种新的迷信，高高地耸立在祭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为了证实自己的理性主义历史观，黑格尔常常不惜对历史施以粗暴的剪裁和歪曲，并把历史学降到了哲学婢女的地位。对于历史学来说，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扮演的是一种专断的角色。这种非分的要求和蛮横的做法激起历史学家的强烈不满和本能反抗。反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19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其次，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按照孔德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只能叙述事实，而不能说明事实。“探索那些所谓始因或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116]；所谓必然性不过是经验中或感觉之间某种“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孔德的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被当时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看作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解毒剂”。正是在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历史学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成为“实证主义史学”。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确定新的事实非常热衷，而对发现规律却很少有人问津”[117]。

再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恐惧。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对现存社会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社会必然灭亡的理解。“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思考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历史的必然。这一科学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犹如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战栗了，于是从承认历史必然性转向否定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到反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盛行，这一转变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大体经历了三个环节：

一是兰克的历史客观主义。兰克历史客观主义的宗旨就是“秉笔直书”（Wies eigentlich gewesen），即只描述历史是这样而不探究历史为何是这样。兰克是一个转折点。兰克之前的历史理论以探求历史必然性为重心，兰克之后的历史理论则以描述历史现象为己任。

二是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在狄尔泰看来，历史是已经逝去的东西，无法用客观主义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研究和把握，历史科学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体验”、“理解”，不存在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至少是不能认识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犹如安放在传统史学中的“特洛伊木马”，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客观主义，并孕育了新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

三是克罗齐的历史主观主义。克罗齐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分析来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在克罗齐看来，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每一代人总是从自己时代的需要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当代意识和需要介入到历史中。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不存在客观历史，那么，探求历史必然性也就成了无意义的废话。克罗齐的这一观点对西方历史哲学以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否定历史必然性的观念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潮，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是从三个方面否定历史必然性的。

第一，以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按照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见解，只有反复出现的东西才能形成必然性或规律性。在自然界中，相同的事件反复出现，因而存在着必然性；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单纯的一次性东西”，历史事件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历史必然性。在文德尔班看来，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科学追求的是形态。李凯尔特断言：“‘历史规律’这个概念是……用语的矛盾。”[118]

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事件的确都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西安事变等都是非重复性的存在。但由此否定历史必然性却是不能接受的。戊戌变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为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是“多”；法国大革命是“一”，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历史上却重复可见，是“多”……这表明，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必然性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的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必然性。

现代西方哲学混淆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的区别。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必然性重复的只是同类历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就是在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不正是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吗？

实际上，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自然必然性也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自然事件中体现出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夸大了自然事件与历史事件的差异，并把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当他们用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来否定历史必然性时，恰恰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没有理解可重复的历史必然性与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以历史选择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又一论据是，人的历史活动具有选择性，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历史发展具有多线性，因而不存在历史必然性。胡克认为，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现的并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119]。

选择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及其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但是，由此把历史选择性同历史必然性对立起来，以前者的存在否定后者的存在却是错误的。

历史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从而使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但是，这种选择性、多样性并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及其一元性——经济必然性。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前者的产生正是后者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某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通过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对东方社会冲击、影响和渗透的必然结果。历史选择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

第三，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否定历史必然性，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在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按照克罗齐的观点，只有现实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人们又总是根据当代意识去认识、评价历史的。因此，“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克罗齐由此认为，这种“当代性”使得人们只能知道与现实生活有关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它既不是‘物’，也不是‘自体’，它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120]；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必须抛弃历史必然性观念。

克罗齐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特殊性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认识总是从现在出发，由后向前追溯的逆向过程。如前所述，马克思也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开始，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但克罗齐毕竟走得太远了，他把一切都相对化、主观化了，以致否定了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克罗齐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历史虽属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浓缩或萎缩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缩影，因而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121]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不能抹煞现实社会形式与过去社会形式的历史差别，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12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形式“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时，才能对过去的社会形式“作客观的理解”，否则只能“作片面的理解”。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高出克罗齐一筹的地方就在于，它借助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内在联系，既说明了从现实出发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又指出了达到“客观理解”历史的必要条件——现实社会“进行自我批判”。

二是割裂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必然性就可以在无限的事物中发挥作用，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必然性的确是无限的形式。但必然性的这种无限性却不需要它现实地在无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证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证明了必然性也就是在无限的同类事件中证明了必然性的存在及其重复有效性。要求从无限的历史事件去验证历史必然性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它表明，克罗齐割裂了有限与无限的内在联系，重归黑格尔早已批判过的“恶无限”观念，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对历史必然性的否定，使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陷入泥潭并在其中辗转，无法自拔。这种理论失误从反面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回到马克思，并在现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深化、重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这才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真正出路。

[1] 选自《河北学刊》，2003（6）。原标题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再思考》。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1卷，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2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3卷，1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2卷，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7～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 同上书，167页。

[10] 同上书，160、16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6～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 同上书，24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同上书，78页。

[19]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48、154～155、146～14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1。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同上书，7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 《列宁选集》第2卷，31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同上书，6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5] 《海德格尔选集》下，84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8] 同上书，159～160页。

[39] 同上书，163页。

[40] 同上书，164页。

[41] 同上书，159页。

[42]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7、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6] 同上书，67、73页。

[47] 同上书，78～79页。

[4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0]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英文版，27页。

[51] 选自杨耕：《为马克思辩护》，6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5～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5] 《列宁全集》第55卷，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8～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9] 同上书，203页。

[60] 同上书，409、410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4] 同上书，24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9] 同上书，76～77页。

[70] 同上书，77页。

[71] 同上书，78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6] 《斯大林选集》下，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7] 同上书，424页。

[78] 同上书，436页。

[79]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309、2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0] 《卢卡奇自传》，29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81]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英文版，14～15、326页。

[82] 《卢卡奇自传》，20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8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4]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英文版，472页。

[85] 同上书，151页。

[86] 同上书，10页。

[87] 选自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1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原标题为《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演变》。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9] 《傅立叶选集》第1卷，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0] 《傅立叶选集》第1卷，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36～7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2] 黑格尔：《历史哲学》，6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6。

[9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0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6] 同上书，166页。

[107] 同上书，68页。

[108] 同上书，127页。

[109] 同上书，68页。

[1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07～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2] 同上书，126页。

[113] 同上书，276页。

[1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5～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5] 同上书，68页。

[116]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17]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18]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ix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19] 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5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20]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