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唯物主义哲学以至整个哲学的主题、职能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又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曲解和非难;人类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需要再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像自己的主题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熟知并非真知”,准确而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本文拟就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理论空间和理论意义,以及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一、唯物主义历史形态的重新考察——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及其启示
在具体分析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因为在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其独特的反思精神、批判态度和启蒙思想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理论风采,并在人类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然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总体上一直被称为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深入考察使我得知,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中存在着两个派别,即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而且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特征、理论来源和理论归宿。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2]
机械唯物主义派的科学来源是英国的牛顿力学,而它的哲学来源是本土的笛卡儿哲学。在牛顿和笛卡儿,或者说,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的双重影响下,在法国唯物主义中形成了机械唯物主义派,其代表人物就是拉美特利。
17~18世纪,牛顿经典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经过哲学家伏尔泰的系统介绍,牛顿的科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在18世纪的法国已经享有隆名盛誉,它造就了强烈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情绪,刺激着法国唯物主义者把自然规律观念直接带入到社会领域,或者把社会和人还原为自然。
笛卡儿则以力学运动规律为基础,把由地上获得的力学原则应用于天体现象以至整个世界,从而构造了一个具有反宗教神学意义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图景。笛卡儿“借助于机械论的概念”来从事对自然的研究,“使自然哲学焕然一新,他提出一种新的、从独立精神产生出来的、包罗整个自然界的世界观”[3]。费尔巴哈的这一评价是公正的。因为正是笛卡儿把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观念移植到哲学中并造就了机械论的时代精神。笛卡儿的自然哲学开启了近代及宗教神学的先河,为法国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一直影响到拉美特利的时代;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制约着法国唯物主义,使其停留在机械论的水平上。
拉美特利极为推崇笛卡儿和牛顿,认为“如果哲学的领域里没有笛卡儿,那就和科学的领域里没有牛顿一样,也许还是一片荒原”[4]。笛卡儿的自然哲学和牛顿的经典力学引导着拉美特利走进了一个唯物的同时又是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之中,并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观点。借助自然的人,拉美特利把人从宗教神学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然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机械论的束缚,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此又变成了一架机器,人和人的主体性都不见了。
当然,我注意到,起源于笛卡儿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理论归宿是自然科学。这是因为,笛卡儿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清楚明白的概念”来研究自然,发现了一些自然规律,“为后来的发明和校正奠定了基础”[5],并“提供了自然科学的骨架和基础”[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笛卡儿的唯物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
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是“现实的人道主义”[7],即人本唯物主义。从理论上看,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洛克哲学,其代表人物是爱尔维修。在西方哲学史上,洛克是一个转折点。从洛克开始,西方哲学自觉地从自然转向人及其内心生活,表现为“认识论转向”。洛克哲学在全面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前提下,探讨了认识的起源、界限和知识的确定性,并从认识论以及道德实践两个方面集中而系统地批判了“天赋观念论”。按照洛克的观点,思辨理性没有天赋观念,实践理性同样没有天赋观念,道德观念是由教育和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倾向指向人的利益,而人的利益的实现需要社会以及作为维系社会纽带的道德原则。所以,人是根据利益需要创造社会和道德原则的。可以看出,反对宗教神学,肯定人的感性,提高个人的地位,这是洛克对“天赋观念论”批判的意义所在。
显然,洛克的观点既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政治内涵。洛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双重含义,即认识论性质和政治内涵深深地触动了爱尔维修的心灵,直接成为爱尔维修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先导。马克思指出:“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8]。
爱尔维修以洛克哲学为出发点,并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主要体现为他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中提取出“感觉”这一概念,并把感觉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即“我感觉,所以我存在”。依据洛克的观点,爱尔维修认为,感觉是连接意识与客观外界的桥梁,通过感觉,人一方面不断地认识外在世界,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感觉和认识;另一方面把存在于内心的关于自由的欲望和要求变为外在的争取自由的活动。换言之,通过唯物主义感觉论,使得自由不再求之于内在精神,而是求之于外在环境,求之于改变外在环境的活动。根据第一方面,爱尔维修得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结论;根据第二方面,爱尔维修提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命题。爱尔维修提出这两个命题的宗旨在于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的智力天然平等,人的性格受制于外在环境,所以,要改造人首先必须改造外在的社会环境,即马克思所说的“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9]。
就理论归宿而言,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爱尔维修的学说,必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逻辑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所以,“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1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但科学社会主义也同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有着一定的理论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就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12]。
爱尔维修的人本唯物主义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誉为“道德界的培根”。爱尔维修是一个转折点,以其“现实的人道主义”为标志,自然唯物主义开始衰落,人本唯物主义开始兴起。透过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线索,即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关注的是自然,人在这里仅仅成为自然物质的一种形态;人本唯物主义派关注的则是社会,着眼于“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由此启示我们,应重新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
按照传统的观点,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这三种历史形态在研究主题或观察世界的理论视角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即三者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只不过朴素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静止、孤立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世界理解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在这里,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转换不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被抛弃了。
对唯物主义以至整个哲学发展史的深入考察使我得知,唯物主义哲学的主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在不同的时期,唯物主义具有不同的研究主题,而不同的研究主题必然使其具有不同的理论空间和社会职能。从研究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在总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希腊哲学,它从泰勒斯起始,到霍布斯那里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自然唯物主义或者在直接断言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形态;或者以实验科学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去探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把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一层次。从总体上看,自然唯物主义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把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人则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在自然唯物主义那里,“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自然唯物主义确认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却一笔抹煞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它自称是“世界观”,实际上,它是在世界之外“观”世界;它研究“整个世界”,却唯独不给研究者——现实的人在这个世界中一个切实的立脚点。换言之,在自然唯物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自然唯物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而到了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3]。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如果说爱尔维修是人本唯物主义的创始者,那么,费尔巴哈则是人本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哲学是人本唯物主义的典型形态。费尔巴哈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作为其“唯一的、最高的对象”,它“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14],并力图通过对思辨哲学以及神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批判”。这是一个以自然为基础,以人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人在地位上是更重要的实体,“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因而是理解自然的钥匙。因此,要“弄清楚自然的起源和进程”,“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15]。所以,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思维和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并构造哲学体系,从而建构了一种“新哲学”,即人本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16]换言之,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7]。所以,费尔巴哈最终得到的仍是抽象的人,忽视的仍是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社会性。他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因此只能是一个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脱离了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8]因此,超越人本唯物主义,建立和“历史”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要求。
我不能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属于“最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逻辑所指示的同一方向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19]。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它表明,普列汉诺夫从根本上混淆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区别,不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前者仅仅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后者则把人看作是“感性活动”,并从这种“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同时,由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所以它仍然“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包括”在“旧唯物主义”的范畴之中,而把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新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社会的人类”,它“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20]。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根本上说,人类历史即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因此,考察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分析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21]。
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
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为了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活动”自始至终包含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而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2]。因此,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3]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
从形式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社会或人类历史,似乎与自然无关。但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而历史不外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4]。因此,“把人与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必然使社会历史虚无化,从而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
“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25]这就是说,作为物质实践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实物”与“实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活动互换的关系,或者说,“实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作为历史的基础,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6]。
“只有当物(diesache)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praktisch)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27]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形态并在其中注入人的目的,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的辩证法使人和自然处于双向运动中:实践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包括他的社会关系,不断地把自然转化为社会的要素,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或者说使历史成为“自然的历史”。“自然的社会”和“社会的自然”构成了“感性世界”,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
可以看出,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之前的众多哲学大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关系及其基础地位,致使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咫尺天涯”,唯物论和辩证法遥遥相对。“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深入而全面的剖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同时就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时。
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而“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28]对此,我持一种保留态度。这是因为,列宁在这里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等同于一般唯物主义,并把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忽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一般唯物主义或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它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导致历史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29]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0]因此,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作为“全部社会生活”哲学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1]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就是为了透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也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代名词。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所以,它总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这种“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现存事物,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2]。所以,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本质的一致性。把实践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代名词,是为了透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原则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这句名言了,即“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3]以现实的个人为思维坐标,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性辩证法和实践性原则,所以它是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34]。
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重新考察——“反对形而上学”
作为一种“批判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属于哲学,但它又不同于传统哲学。传统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从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或“初始本原”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和行为。所以,传统哲学一直被称为“形而上学”。实际上,形而上学的本义,就是指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哲学。
从起源上看,形而上学形成于柏拉图哲学,后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中达到了系统化程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而上学就是“第一哲学”,即关于存在之存在的学说,或者说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的学说。概而言之,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那种终极存在,并把这种存在看作是事物的具体和特殊的存在及其各种特性的基础,即本体,然后据此推论出其他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础原理”为宗旨,因而是一切智慧中的“最高的智慧”。
形而上学在对存在的存在和世界终极根据的探究中,确立了一种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理论形态的哲学的诞生。然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脱离现实的事物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本体,甚至成为一种君临人与世界之上的神秘的主宰力量。“形而上学响应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并因此在主要形态上看,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但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逻辑学,因而就是从差异之有差异者方面被规定的逻辑学:存在——神——逻辑学。”[35]在这里,存在和存在者被混淆了,人的存在被遮蔽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人的自由和价值都被消解在这种抽象的本体之中,而不管这种抽象的本体是“绝对理性”还是“抽象物质”。
同时,形而上学又逐步演变成一种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它自视发现了最普遍、绝对可靠、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从而能够推演出全部知识甚至存在的体系。换言之,哲学成了全部科学和知识的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妄,是“对哲学的本质过于奢求的期望和要求”,并成为一种语言霸权,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6]
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并凸显了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人们开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于是脱离了实证科学,脱离了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便失去了自身的神圣光环,“变得枯燥乏味了”。随着时间的推进,形而上学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37]。反对形而上学因此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代精神。马克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趋势,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并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8]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从本质上看,这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就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并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
从历史上看,近代唯物主义,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39]在孔狄亚克眼中,“形而上学不是科学”,而是“幻想和神学的偏见”。然而,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却使它事与愿违,即从提出以人为中心并倡导人的创造性,发展到以“物质”为主体并“敌视人”,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这里又变成一架“机器”,那种脱离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40]“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使得近代唯物主义又把哲学变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自然体系”,人和人的存在都被消解于抽象的物质之中。这就势必导致哲学的转向,即探讨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并突出自我意识的作用。执行、完成这一“转向”并因此声名显赫的是康德和黑格尔,而且黑格尔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41],即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并使形而上学与概念辩证法融为一体了,整个世界被描述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然而,黑格尔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由于他把人仅仅看作是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所以又从根本上剥夺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这就是说,在黑格尔哲学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形成于人的现实存在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概念中,是“人”的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尊严在此都被消解于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人的存在消失在绝对理性的阴影之中。如果说柏拉图哲学是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是全部形而上学的巨大渊薮。一句话,黑格尔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顶峰。全部现代西方哲学就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则意味着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同时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旗帜。在时代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西方近代哲学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这是现代精神对近代和古代精神的批判。在指向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却有本质的不同:孔德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和精确性原则出发批判形而上学,力图用实证科学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并把哲学局限于现象、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从人的存在出发去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转换自己的理论主题,关注人类世界、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价值、自由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所以,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
通常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拒斥形而上学,而马克思哲学不同于或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它仍然保持着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本色”,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原或基质为目标,力图从这种终极存在——物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然后从自然存在推导出社会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
这样,马克思便终结了形而上学,并同孔德一起启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进程。海德格尔公正地指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42]不管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派别是否意识到或承认,马克思和孔德一样,都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历史唯物主义属于现代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由此开辟出来了。
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义的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变革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这一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使哲学发生了“生存论转向”,即使哲学关注的焦点从超验世界转向“感性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寻求最高原因”转向探究人的实践活动。如前所述,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便终结了“形而上学”,使西方哲学从知识论形态转向生存论形态,从而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在探究存在的过程中,形而上学把“寻求最高原因”与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认为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澄明知识的前提,从而把哲学思考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知识论上去了。知识论因此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唯一存在方式。换言之,形而上学的创建必然导致知识论哲学的形成。知识论原则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根基,甚至贯彻到西方传统哲学最遥远的边缘,始终主导着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的全部西方哲学史。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这种知识论哲学日益显露出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时代呼唤着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应运而生。
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离开它们各自的时代是无法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法国政治革命及其后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意义,这三者是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引起的规模宏伟、具有现代形式的社会矛盾,是推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生产已经机器化、社会化。1789年开始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到了1830年推翻复辟王朝时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巩固。而19世纪中叶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世界体系中,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3]。
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胜利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同时这就从“自然联系还占优势”的时代转向“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的时代,从“人的依赖性”时代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44]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生产社会化和资产阶级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异化的状态;在这种异化状态中,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人成为一种“单面的人”,个人都是“偶然的个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
可见,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45]。然而,形而上学或知识论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如前所述,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本体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抽象的存在、抽象化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存在和本体出发,人们无法认识和把握现实;形而上学向人们展示的是抽象的真与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的同时,又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生存的困境。作为知识论形态的哲学,形而上学只能“解释世界”,至多是以肯定的方式感受并描述现存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开始就“反对一切形而上学”,主张哲学从知识论转向生存论,关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询问、追问存在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46]。而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47]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看作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看作是一切活动和知识的前提,并认为这是“首先应当确定的前提”。这样,马克思便从根基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换言之,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实践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同时,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而实现对自然的占有,“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48]。这就是说,人通过实践创造了人的存在,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构和改变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必然造成人的生存状态的全面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因此,“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人的生存方式——实践出发,通过对现存世界异化状态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和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有个性的个人的存在,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生存的终极状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与唯心主义不同,与“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也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而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显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生存论的本体论。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实现了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即从抽象的“求知”转向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探索,而且实现了哲学使命的根本转换,即从注重用抽象的知识解释世界转换到注重用现实的实践改变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它所实现的“生存论转向”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又一发展方向。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就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下的那个实在”。
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开显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生存论转向”的当代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必须通过存在者通达存在,“哲学行于通往存在者的存在之途”。但问题在于,并非任何存在者都能通达存在,所以必须找到这样一种存在者,即在它那里,存在不是被封锁着而是以某种方式展开着。这样,哲学就可以通过这种特定的存在者达到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就是这种特定的存在者,是在此存在。换言之,此在是存在通过人展开的场所和背景。
同时,存在的展开即有所预言,而对存在的预言从根本上规定着此在这一存在者。问题在于,人并不是必须对存在有一种明确的认识后才会有所行动,相反,人首先在“行动”中,人的一切行动本身就包含着对存在的领会。
为了强调人通过存在之领会而存在这一特殊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方式规定为“生存”,并指出哲学是总体性的存在论。作为对生存的分析,哲学从此在的解释学出发,把一切哲学追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追问所由之出发并向之归宿的地方。“我们追问这个问题:在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在的意义?我们这样追问并非为了建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人类历史的此在,同时也总是我们最本己的将来的此在,在规定了我们的历史的整体中,复归到有待原始地展开的在之威力中去。”[49]正是在这个追问过程中,海德格尔不仅发现“在总是此在之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和意义,即“这种唯物主义的本质”就在于,确认“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资料”[50]。
实际上,不仅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而且萨特的个体生存本体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马尔库塞的感性本体论等,都在一定程度和特定侧面开显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生存论转向”的当代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参与、引导并强有力地推动着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这是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理论变革的根本内容和当代意义之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并赞赏萨特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