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是一个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制度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世纪。在它的上半期，社会主义以其在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度里取得伟大的胜利而震惊了世界；在它的下半期，社会主义又以其遭受严重挫折，特别在苏东的失败，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种历史的沧桑巨变，在人们面前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西方敌对势力面对苏东剧变而异常兴奋，断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彻底破产了；一些曾经信仰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也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发生了所谓信仰危机。正是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他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斩钉截铁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3]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其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道路则是迂回的、曲折的。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走过了相当艰难曲折的道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经历了48年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而在法国则经历了86年的反复较量。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从建立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其间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尚且如此，何况作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望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是一帆风顺而不会经历任何曲折，是根本不现实的。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挫折，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却没有改变。当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正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预言：“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4]四十多年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武装叛乱而陷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列宁坚定地指出：“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5]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更是百般艰难曲折。民主革命28年历程中，几经挫折和失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中国人民打入血泊之中。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起来战斗了，并且学会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之初，敌人力量十分强大，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燎原之火也几起几落。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根据地党和革命力量损失90％，白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但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终于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而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道路同样不平坦，小的曲折不算，大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一次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这些错误给我们造成了严重困难，甚至使我们陷入严重危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从纠正错误中进一步成熟起来，终于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出现曲折，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第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斗争就会有起伏，有波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与低潮、胜利与挫折、前进与倒退是合乎规律的现象。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经历一个从没有经验到取得经验、从不太完善到比较完善、从不太成熟到比较成热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而犯一些错误，走过一些弯路，遭受一些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只能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道路，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地从必然走向自由。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如果发生路线错误而不能切实纠正，或者发生严重腐败现象而得不到遏制，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就不仅会发生大的挫折，甚至会导致历史的大倒退。前两条是客观原因，后一条是主观原因。只要主观上不发生大的问题，小的曲折虽然不可避免，历史大倒退那样的曲折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曲折，它们都不过是构成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一个环节，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黄河有九曲十八弯，奔腾东去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在这里，重要的是，首先，不要把暂时的挫折看成历史发展的结局，而应当如实地把挫折看成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看成是实现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一个环节，在任何挫折面前都坚定信心，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其次，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尽量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曲折，把曲折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中的关键是搞好党自身的建设，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最后，即使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历史大倒退，我们也坚信，那里的广大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在经过实践的教训和认真反思之后，最后也会重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可能是长期的、痛苦的，但最终向这个方向发展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改变。

二、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6]。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7]“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8]

总结经验，首先有一个总结经验的方法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论去总结经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至少有三个原则是应当把握的。

第一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而不应当过分强调外因的作用。这一点，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大家知道，在遵义会议上有一场争论，即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有一个发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在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这种“总结经验”实际上是拒绝总结经验。因为革命初期的特点就是敌强我弱，如果敌人强大我们就必然失败，那么我们就永无取胜之日。对此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驳。后来，他在哲学上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5～108页，毛泽东写了很长一大段笔记来阐述这个问题，这些思想后来凝结为《矛盾论》“两种宇宙观”里面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论述。毛泽东在《批注集》中写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9]在《矛盾论》中，他又指出：“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10]可见，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关键是党的路线是否正确。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固然起了作用，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内部问题，是路线问题。从历史原因来说，主要是长期以来犯了“左”的错误，后来搞改革，又犯了右的错误，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巍然屹立，蓬勃发展，这又从正面证明，只要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任何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都不能够得逞。苏东剧变后，邓小平说，关键是做好一件事，即自己的事。在南方谈话中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今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而共产党搞好，首先是共产党的路线要搞好。只要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我们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即使出了一些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第二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对所犯错误内容和原因的分析，而不应当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的问题。党在路线上发生了问题，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当然负有重要的责任，对于他们的错误和失误应当给予批评，不能含糊敷衍、不分是非，必要的时候甚至应当在组织上作出一定的处理。但是，不能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个人，正如不能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个人一样。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里谈到我们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说：“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11]。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吸取教训，才能在批评错误时找到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党作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着重于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错误的内容、产生错误的根源以及今后如何改正错误这样一些方面的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的指导方针。苏联人所采取的完全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从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39年中，他们一味地咒骂斯大林，好像把斯大林批臭了，问题就都解决了。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认识上和体制上原因，以及全党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完全没有给予重视，更谈不到进行深入和具体的分析。这样他们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相反，在大反斯大林的情况下，为机会主义的泛滥开辟了道路。

第三条原则，总结经验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斯大林时期犯了严重错误，包括政治上的错误、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对外政策上的错误、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这些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认为那时候一切都错了，不能认为斯大林一切都错了，否则就不能解释苏联的经济为什么曾经有过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为什么它能够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为什么能把原来比较落后的俄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建设成为一个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否定一切，只能导致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对苏联的模式，即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立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一方面，这种体制确有弊病，必须改革；另一方面也应当如实地承认，这种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威胁的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所以，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完全不是采取苏联人的那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包括我们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的《决议》一方面指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一方面又肯定，这一时期“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在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严重错误的同时，又明确地肯定，“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一方面指出，原来的那个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必须加以改革，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总之，总结经验要讲两句话，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

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2]可以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根本性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3]马克思、恩格斯比空想社会主义者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比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周密、更细致地勾画出一套社会主义的理想方案，而在于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解答社会发展史的钥匙，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以这个一般规律为指导，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从而找到并唤醒了埋葬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15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4]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是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不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等原则出发设计理想社会的方案，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现状的运动中寻找未来的出路。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然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它仍然会重新陷入空想。过去我们不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顾我国基础差、底子薄的现实国情，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在调整生产关系上片面地追求公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等等，都是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导致政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失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陷入了主观主义空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首先是从端正思想路线开始的。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左”的错误，就不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可能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充分说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是如此，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苏联东欧剧变，原因固然十分复杂，而且不同国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但说到底，仍然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盛行，不仅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而且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后来实行改革，又大搞形而上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例如，在思想上，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后来则在“真理多元化”的旗号下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来则否认一切阶级斗争，搞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过去忽视民主，使得权力过分集中，后来则在“政治多元化”的旗号下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所谓的“多党制”。在经济上，过去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后来则搞全面私有化，如此等等。这种情况说明，不论“左”和右，都根源于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5]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状况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蓬勃兴起，欣欣向荣，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端正了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转变。

第一，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凝固化、神圣化。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6]这个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更新，是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解放。邓小平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17]鉴于“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18]，对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在旧体制范围内枝枝节节的修补，而是实现体制的转化，“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这种改革也不是局部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0]。因此，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革旧社会基本制度之命，第二次革命是革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之命。两次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第二，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自己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是因为照搬了苏联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二是因为我们自己搞了许多“左”的东西。这种“左”，不仅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还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上的急于求成和调整生产关系上的盲目求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1]。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这个指导思想的确立，使我们进一步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凡是超阶段的东西，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书本上说的也好，从来就这么做的也好，外国的经验也好，更不用说单纯的主观愿望，都在破除之列！有些东西表面看来似乎很“革命”、很合乎“理想”和“道德原则”，但因为它们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也只不过是“好听而不管用”。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的分配制度，以及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等，之所以正确并必须长期坚持，全部的根据就在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第三，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在改革开放中，常常发生的一个争论就是现行的路线和政策姓“社”还是姓“资”。有些同志囿于传统观念，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抽象地讲坚持社会主义——明明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他们硬说是搞资本主义；明明是束缚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他们却认为符合社会主义而加以坚持。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都有这种姓“社”和姓“资”的争论。这种情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步履维艰。针对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念，邓小平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23]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和苏东发生剧变之后，“左”的东西又有所抬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认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采用，如此等等。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1992年春天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4]他明确肯定，“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思想路线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6]同时他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要研究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勇于讲符合新的实际的、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他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7]2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讲了许多过去书本上没有讲过的新话，例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等等。总之，20年来我们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也是最复杂、最艰巨的事业。它只能在战胜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奋斗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1913年列宁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针对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一些人对革命的失望情绪，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发展过程，指出，从那时起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他并且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列宁这一预见的科学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蓬勃兴起、兴旺发达，必将极大地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到21世纪中叶，我们实现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8]。

[1] 选自《光明日报》，2006-05-23。原标题为《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2] 选自《学术研究》，2000（1）。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列宁选集》第3卷，7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32、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同上书，234～235页。

[9]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06～1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9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311～31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 同上书，292页。

[18] 同上书，265页。

[19] 同上书，370页。

[20] 同上书，237页。

[21] 同上书，269页。

[22] 同上书，252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128、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5] 同上书，373页。

[26] 同上书，369页。

[27] 同上书，291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