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现在已很少有人再简单否定，但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近年来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水平大为提高，现象学等个别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可与国外媲美。然而这些成果似乎还未充分运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后二者仍处于分离状态。这说明人们对它们的关系还缺乏较明确的认识，对有关问题还需作更具体的追问。其中如下几个问题可能是较为重要的：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哲学史上是否是具有进步和革命意义的重大变更？在哲学思维的基本方式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一致之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借鉴它们的有关成果是否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本文拟从近现代哲学转型的角度对此发表一些意见。

一、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进步和革命意义

为了从整体上对西方现代哲学作出较恰当评价，首先要考察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中所发生的思维方式的转换（转型、转向）的意义。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流派纷纷宣称自己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界中各种转向之声更是不绝于耳，例如尼采等人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与否定，狄尔泰等人之要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实用主义之要求以生活和实践取代对物质和精神本质的探究，现象学运动（特别是存在主义）之要求转向非反思的生活世界或人的生存，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之要求把哲学变成语言的用法和意义的分析，释义学家们之把哲学当作对文本的意义的阐释，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消解等，都被宣称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些转向的具体含义往往有重要区别，但在对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采取批判态度并要求代之以一些与之相反的观念，从而改变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后者体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开来的方向性转换。这种转换的基本意义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甚至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上的一种革命性变更？人们的意见还很不一致。我认为，如果从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式上将近现代西方哲学实事求是地加以比较研究，似应肯定后一种回答。

1.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认识论转型）及其意义

对于从笛卡儿（甚至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通常称为近代）的西方哲学，过去大致被归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而有所肯定。尽管各家肯定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但大都承认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各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哲学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人文精神），反对贬低理性、抬高信仰的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张哲学应以人本身为中心。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可谓是这种精神的典型表现。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而被强调的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当时先后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理性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认识和研究。而自然科学的胜利也正是理性的胜利。西方哲学史上这一历史时代因此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正是这种对理性的倡导使西方哲学发展中发生了一次被称为认识论转向的重要变更。当时的哲学家们正是以理性为出发点为人的行动及全部现实生活制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尽管他们的哲学仍把世界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当作核心问题，但在理论形态上已与建立在感性直观和素朴猜测基础上的古代哲学以及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并使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中世纪哲学有着重要区别。他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对象（客体）的世界（也就是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2.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与新的转型的出现

但是，西方哲学在取得重大进步时却又隐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这首先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这导致了理性的独断。按照理性主义原则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了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其次，它虽然以理性思维（反思）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却又因将主客、心物等分离开来而陷入了二元论。而二元论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是以提出以人作为哲学的中心而开始其发展历程的。它要求摆脱旧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束缚，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和思辨形而上学倾向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上的一个环节（如体系中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自由和人格的尊严等由此被消解于理性思辨体系中了。这意味着近代西方哲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近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片面性和矛盾被一些当代哲学家称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等。这些不同名称从不同视界上表达了同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即要求建立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使之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对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和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然而它的缺陷和矛盾即使在当时就已被一些哲学家（例如与笛卡儿同时代的帕斯卡尔、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揭示。只是那时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使它仍然有存在甚至发展的条件。从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剧变，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认识基础的经典自然科学的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它必然被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必然出现新的转型。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而从那时以来西方一系列一反近代哲学发展方向的新的哲学流派（即通常所谓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样是这种转型的表现。

3.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毫无疑问，不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存在着种种片面性甚至谬误。它们也的确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不少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但是，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觉它们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这虽然限制了传统哲学的范围和职能，甚至是对后者的一种消解。但却是哲学上的一种重要进步。随着各门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需要改变由哲学来支配，特别是代行其职能的状况。人们必须重新研究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现代西方哲学家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方法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等）。它们虽都有片面性，但大都不失为对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的新的、有价值的探索，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

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二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然而他又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而没有真正克服，甚至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二元论倾向。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进一步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来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尽管有时走向极端，但这毕竟包含了对与二元分立相关的机械论、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某种程度的否定。有的人还主张用人的实践活动取代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使哲学由主客分离的世界转向二者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

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些研究有时也有走极端的倾向，但毕竟批判了将理性绝对化和凝固化的片面性，揭示了人的精神意识活动的更多的层面和特性，扩大和加深了对它们的认识。这些未经理性改装和凝固化的本真的精神活动如同人的理性活动一样是通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达到对人的更完整的认识的重要门户。对它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这种理论虽然同样有片面性，但毕竟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至少对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及传统人道主义的种种弊端作了较大深度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在用一种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重建哲学，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的确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关系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当然有重大区别。然而二者又同是对近代哲学的否定和超越，在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上有类似之处。导致近代哲学趋于终结的种种原因同是二者形成的重要根源。这些现在大致不会有很大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是：二者对近代哲学的否定和超越以及所要建立的新理论仅仅是根本对立的呢还是有着较大的共性？

1.坚持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必定认为二者只能是根本对立

过去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摒弃了近代等传统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地继承了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至于现代西方哲学，由于都否定和排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归根到底必然倒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尽管二者都是对近代哲学的否定和超越，但由于所否定和超越的截然不同，必然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后者并无进步意义，甚至是一种倒退。近些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承认现代西方哲学包含合理因素，但上述基本观点似乎仍为较多人接受。主要原因是人们仍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二者所实现的变更。

从追问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体系的观点看，从立足于心物、主客二分并把由此而产生的唯物唯心等的对立当作哲学发展的基本路线的立场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的确很难说是哲学上的进步，因为它们不仅明确地反对各种唯物主义，而且还企图通过反对二元分立来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唯心的标准意义下的主客、心物、思有等的关系问题，这就否定了唯物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实体本体论等的否定也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否定。

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归属于唯物主义作为判断其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它们的评价只能是否定的。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简单地归结为建立了一种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那必然认为它与现代西方哲学根本对立。如果谁企图通过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发现唯物主义因素来寻找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点，大概很难有多大成果，甚至还会曲解现代西方哲学。因为超越和排斥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同于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谁肯定西方现代哲学的唯物主义成分越多，谁就会离开它们的实际所是越远。

总之，只要人们遵循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就必然把二者看作仅仅是根本对立的。最近一些年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虽然无意再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甚至试图批判地从中吸取合理因素，但一涉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具体理论评价却往往感到困惑，主要原因也许正在于未能越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

2.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为了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并对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笔者认为必须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突出表现是把它归结为一个由几条能反映自然、社会和精神等一切领域的普遍规律为基本框架的理论体系，认为只要掌握了这些基本规律，就可由之出发或以之为基础而揭示出一切领域的特殊规律。这种解释可能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穷究一切存在和认识的基础和本质，并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根据的体系，而这正是近代哲学由以构建其理论的基本观念。尽管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哲学有本质区别，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作的解释有时也的确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近代哲学家的学说，但未能超越这些学说由以建立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基本理论框架，也就是仍然按照追求万物本原、本质，并成为人的一切行动和认识的基础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必然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超越和变革，使它倒退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水平。

那么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扬弃和超越近代哲学而建立其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新哲学的呢？这是一个需要从不同层面加以研究和讨论的复杂问题。但我想至少可以肯定：上面提到的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那些超越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超越之列。事实上，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倾向（特别是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并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将理性绝对化的倾向，将主客、心物、思有等的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将人当作手段和使人异化的倾向，都是马克思所一直激烈批判并要求克服的倾向。

马克思在扬弃一切旧哲学之后所建立的哲学不只是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与以往哲学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打破了一切旧哲学由以出发的前提。它所关注的不是去揭示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不是去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接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但这不是把它当作本原或主体，不是企图在实践基础上去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客观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如何理解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但我认为至少应当肯定：实践不是单纯的物质或精神活动，而是包含了二者的统一的能动的活动；实践不只是感性的或理性的，而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实践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客的统一；与实践相应的不只是知，而是知情意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哲学之陷入种种片面性、矛盾和迷误，根本原因是忽视或未能正确理解人的实践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则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上的同一与区别

总之，不是以实体和本原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实践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不是在理性独断和心物等二分的基础上使人片面化和异化，而是回到活生生的、知情意统一的、具体的、完整的人，并为人的自由和创造开辟广阔的道路：这些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超越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所在。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考察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时，我们不难发觉它们并未越出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超越的范围。换言之，西方现代哲学各个流派从各自角度对近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的种种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初创期就已以更加明确和彻底的形式提出了。这说明从超越于西方近代哲学的角度说，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类似。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这当然不是否定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在超越近代哲学时几乎都存在着种种不彻底性，甚至自相矛盾。他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他们大都激烈抨击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但往往把哲学所应有的对真理、理想等的形而上的追求与近代哲学之将这种追求思辨化、绝对化混为一谈，对之简单否定。然而他们自己又不得不以新的形态去构造某种形而上学。他们对传统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甚至排斥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即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他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

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有很大局限性。就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说，往往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有一定程度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通过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才能实现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将其去伪存真，也就是批判地继承。它在克服传统哲学的种种片面性时不会陷入另一种片面性，而只会在汲取原有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实现哲学发展的新飞跃。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超越了传统哲学，又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

4.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和大胆借鉴现代西方哲学

如果上面关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关系的论述大体能够成立，那从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第一，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坚定的信念。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体上既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也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比后者更为全面和深刻地体现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势和各方面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不应为在它的发展中出现了某些曲折而对之失去信念。

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真实所是要有更全面的理解。不能按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扬弃的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它，而要恢复它作为实现了哲学上革命变革的新思维方式的本来意义。最近一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受到了很大损害，有的人动摇了对它的信念。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被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以致其本来意义受到扭曲。这种被扭曲的理论就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超越的旧哲学一样必然陷入困境和危机。为了使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必须揭露和克服这种对它的扭曲现象。

第二，必须认真研究和大胆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如果承认西方现代哲学在整体上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是西方哲学发展上一个更高阶段，在体现一种新的，即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共性，那对它们一些过去常被简单否定的理论就要重新考察。它们也许正体现了对近代哲学的某种超越，在哲学发展上起着进步作用。从整体上说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超越的范围；但从某些局部和方面说，它们很可能包含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被扭曲，它本来应实现的超越未能完全实现，有时甚至反而被拉回到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从现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那些超越中批判地汲取有益经验，用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方面的不足，或促进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就更显得重要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

如何建立和发展与迈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哲学，这是一个可以而且需要从不同层面、视角来探讨的问题。例如，中国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哲学首先应当发展适应中国特殊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发展中国哲学必须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遗产为前提；当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发展中国哲学必须适应这些变革；等等。这些方面本身又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需要分别加以研究，我在此想说的只是：它们也都应当与重新研究和认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联系起来。

1.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的关系

关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上面已经谈到。在此再提一下的只是：在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的倾向曾经特别突出，为了促使它恢复作为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本来面目，更加需要研究和借鉴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作了多方面批判的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有过举世公认的创造性发展，但在不同时期又都曾出现过偏离其本来意义的倾向，特别是将它僵化和教条化。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根源说，这与没有如实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的深刻意义、错误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绝对对立起来有一定联系。人们对以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为特征的某些近代哲学往往因其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因素而过分地加以肯定，而对现代西方哲学中那些超越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往往当作唯心主义而加以简单否定，在多次发动的对西方哲学思潮的批判中，所批判的有时也许正是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现代哲学精神的内容。这在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中就表现得相当明显。

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实用主义因鼓吹调和折衷和过分强调谋取实利、忽视原则而受到来自各方的非议。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之进行批判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实用主义又是一个具有较多现代哲学特征的哲学流派，对之应作具体和全面分析。例如，杜威等人的理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拒斥以心物、主客二元分立和实体本体论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要求哲学和科学把注意力移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经验世界）。不过他们不把经验看作物质或精神存在，而看作人与其对象世界之间（主客、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经验不是实体性存在，而是作为上述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们一般并不否定经验以外的世界自在地存在，但认为它们只有处于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关系中才能作为客体存在，才成为哲学和科学的对象。正是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哲学家不应当去建立关于超经验的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体系，也不应去论证这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应使哲学成为一种关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尽管他们的这些理论的确存在着种种片面性，但毕竟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经验和实在的理解的界限，具有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古典哲学相比，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本应给予更多肯定，并从中得到某些启迪。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它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而予以全盘否定。

对实用主义的其他方面及对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也存在类似情况。其主要消极后果是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具体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引向关于物质、精神等抽象的一般概念，由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又回复到近代哲学。这意味着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颠倒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特别是它们的转型）的是非，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被扭曲成近代形而上学类型的哲学。

2.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必须与研究和借鉴西方哲学及其近现代转型相结合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也必须与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其近现代转型结合起来，主要理由有三：第一，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后者从理论来源说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产物，它在现当代的丰富和发展仍然与西方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为了更准确和全面地理解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第二，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适应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是在个体的、狭隘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宗法血缘关系及以家国一体为特色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尽管它们具有非常丰富和优秀的遗产，但本身并不能完全适应上述要求，必须对之加以改造，而批判地汲取具有现代特征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是进行这种改造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弊端，而现代西方哲学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种种批判至少可以唤起我们在这方面的警觉。第三，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为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必须是开放性的，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在哲学和文化上相互对话和交流。这也意味着必须使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与体现当代特色的西方哲学和文化相互沟通。

3.中西沟通和融合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无论从中国或世界范围来说，迈向21世纪都意味着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哲学也必将如此。对于21世纪的哲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都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回答可谓众说纷纭。就21世纪哲学发展的具体形态说，谁也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然而，在各种可能的趋势中，不同类型的哲学（包括西方哲学中的不同思潮和流派，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等）之间的接近和会通也许将是一种必然趋势。

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随着“冷战”不可逆转地结束和人类面临各种共同的挑战，21世纪也许将是以和平竞赛和对话协商为主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局部范围仍可能很激烈，但它们最终只能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商讨式的论争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西方哲学界已开始显示出这种倾向。许多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寻找共同语言。这不意味着要求各派哲学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只意味着不将其绝对化，并对其他各种思潮和流派采取较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开放型哲学同样应当在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信念的同时更加注意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从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

关于东西文化、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曾长期引起激烈争论。人们在这方面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原因很多。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彼此之间的偏见和误解属主要原因之列。当西方各国处于其现代化的上升和巅峰时期，他们的思想家对以理性和科学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和文化必然深信不疑，而对缺乏这种特征的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优秀成果必然视而不见。同样，当中国等东方各国尚处于所谓前现代时期时，这里的思想家们对西方哲学和文化也不可能有深刻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会通是不现实的。然而，当历史走向21世纪，当西方各国经历了“现代”哲学和文化的种种危机和矛盾，失去了对理性和科学的迷信，要求超越它们，并企图转向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路的时候，当东方各国进入了“现代化”时期，对在西方最早出现的理性和科学精神有了更多的认识而要求超越固有传统的时候，二者之间自然会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因此，如果说以往的世纪是东西（中西）哲学和文化相互分离和对立的世纪，21世纪也许是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融会的世纪。

如果上面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汲取和容纳百家的开放型哲学，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基础上与体现了现当代的时代特征的西方哲学相衔接的哲学。西方哲学在经过扬弃后将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的重要资源，而中国传统哲学将在克服种种局限性的前提下发扬光大，成为世界哲学中的瑰宝。把中国优秀的哲学遗产推向世界，把西方哲学的现代精神引入中国，这也许正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哲学必将是一种既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哲学。它将处于时代高峰，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