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根据。所谓现代文明，从本质上看，就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为其制定方向的。马克思曾以“资本来到世间”这个短语，揭示了现代文明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尽管在其发展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样式在不断变迁，如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但资本作为现代性基本支柱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证了资本对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奠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4]

伴随着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奠基，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总纲、原则、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乃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并且决定着它们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资本是现代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5]。不仅如此，资本的权力还依其本性、内在逻辑把自身的原则贯彻到整个世界之最遥远的边缘，从而确立其对于现代世界的普遍统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它迫使这些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6]。毋庸置疑，资本构成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即构成现代性的基本支柱之一。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构成对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的本质批判。没有一个以抨击现代性原则而闻名的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对于“资本的文明一面”、对于资本的历史意义和“革命的作用”给予过如此高度的肯定和如此积极的评价：资本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以往一切世代的总和；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27]。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因此对资本就是无批判的。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中，资本的前提和界限必将在历史—实践中绽露出来并因而被扬弃。马克思主义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牢牢地把握住了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的历史前提和历史界限，依循此前提和界限构成对资本内在本质的决定性批判；后者则只是无批判地虚构一种“神话学”，在这种神话学境域中，资本原则乃是一种非历史的自然法则，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则是无前提或不需要前提的，并因而是无限制和永恒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概括了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方式一开始就具有的两个根本特征：一是它所进行的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二是它的全部目的服从于资本的增殖过程。就前者而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就后者而言，“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

现代社会的真正开端恰恰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为其制定方向的。尽管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样式确实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转移，而其权力贯彻的方式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但资本本身对于现代社会的统治却未从根本上改变。毋宁说，资本形式的变迁倒是服从于并且适应于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的统治目的，从而使这种统治能够持存并不断地普遍化和深化。

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它在对于货币和流通的独特领悟中确立了自己的原理，这样的原理不过印证了现代社会的初始发生，即通过发达的流通和广泛的市场确立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一般财富或抽象财富。当“启蒙的国民经济学”经由重农主义而袭击重商主义的体系时，新原理的尺度乃转变为抽象劳动，即财富的主体本质，这一转变意味着产业资本地位的历史性升迁，即取代商业资本而获得了领导权。“马歇尔革命”或“边际革命”预告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整个经济生活——无论是商业还是产业——开始整个地围绕着需求或欲望（无论它们以何种方式被激起）这一枢轴而旋转，意味着资本增殖过程重心的转移，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重心转移一样。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资本原则，是资本原则以其变换了的形式而展开的进一步贯彻。全部问题继续汇聚于资本本身的增殖过程，只不过它现在更为根本、更为广泛地取决于社会需求—欲望体系的变动趋势罢了。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依资本而对现代的命名意味着把资本原则领会为现代性的基本支柱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只要现代性的统治未曾瓦解，资本原则就必然继续构成这个时代的本质根据。“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28]这里所谓的“普遍的产业劳动”和“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就是现代社会之“普照的光”，是现代经济在其中开展所必需的基本架构。只要这种作为普照之光的基本架构是现实的主导方面，那么，这里的现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资本来支配并依循资本的原则来制定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