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思维发展的巨大变化，便是知性思维通过自身内在矛盾向辩证思维“复归”，科学思维跳出了近代知性思维的框架，具有了新的形式。这一条“复归”道路的实现是充满矛盾的：起初，人们“拒斥形而上学”，要求贯彻完全的实证主义原则与证伪主义原则，但后来人们认识到，“形而上学”不可能完全拒斥，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历史的事实是，从前门拒斥出去的“形而上学”问题，又从后门变形地接受回来了；实证论遇到了自己的反面否证论，更新为历史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新潮流。

我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上的孤立、静止、片面地考察世界的思维方式，而是指一种超经验的思考。现代西方哲学所拒斥的形而上学指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按照石里克的观点：“过去时代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达，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1]卡尔纳普认为：“我想指称为形而上学的那种性质的命题可以最容易地以下述几个例子来说清楚，如泰勒士说‘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说‘是火’；阿拉克西曼德说‘是无限者’；毕达哥拉斯说‘是数’。‘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永恒理念的影子，而永恒理念自己则是存在于无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领域中’，这是柏拉图的理论。”[2]

在卡尔纳普等人看来，古代对本体论的讨论是形而上学，没有意义，而近代对认识论的讨论，也属于形而上学，同样没有意义，认识应该局限于经验、知识，限于可证实的范围之内。卡尔纳普等人“拒斥形而上学”有其合理因素。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由此，“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同时“在理论上威信扫地”[3]。在科学非经典化的现代，仍然去追求某种一成不变的本体论，离开现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去研究物质一般、精神一般，当然是不可取的。但问题在于，卡尔纳普等人把这些合理的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不理解个别中的一般、有限中的无限、不能脱离部分的整体以及在这些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更高层次的思考。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应该拒斥的“形而上”问题，而是现实的人类实践和认识的问题。

当然，要拒斥对世界作整体思考的“形而上”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早就指出，“自然研究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规定”，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拒斥不拒斥“形而上学”，“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4]。

说到底，科学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其原因在于（1）科学本身就是思维的结晶，真正的科学思考必然要涉及思维的对象、过程、形式、方法等，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在哲学的综合下定型的。因此，科学的思考自觉不自觉地必然涉及“形而上学”。（2）科学家的思维并不能完全停留在事实上，总是要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形成某种“抽象”，而科学与科学之间的交叉又要求形成科学的综合，这种抽象和综合离不开“形而上”问题。因此，人们无法拒斥理论思维和哲学思维。

在经过了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科恩的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科学哲学从证实走向证伪，产生了波普尔、拉卡托斯的批判理性主义，而后又由于证实、证伪本身的困难，走向科学历史主义。到这里，“形而上学”又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而被现代西方哲学接纳了。这似乎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按照科学历史主义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的观点，科学思维必须运用概念框架。“概念框架是一种我们用以理性地整理我们知识的方式。”[5]这是其一。

其二，哲学实际地“在（1）形而上学、（2）认识论、（3）逻辑的一般标题下，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介入了上述这些问题”。因此，科学家并不能拒斥“形而上学”，只不过自发地“把早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形式化的影响带入到他的工作中”[6]。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普朗克、爱因斯坦“这些人都不仅曾帮助科学概念框架的重新形成，也帮助哲学基本概念的重新形成”[7]。

不难发现，瓦托夫斯基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同的。但这种相同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恩格斯是站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的，而瓦托夫斯基则是经过科学在20世纪的反复讨论、反思后才认识到的。这是从两条道路出发的认识过程，然而在认识的结果上却有着天然的一致。这表明，这一问题在认识上具有“不可回避”、“不可抗拒”的特点。

可证实性与“拒斥形而上学”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问题是否有意义，取决于问题的理论可否证实或证伪，如果一个问题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就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亦即“形而上学”的问题。石里克最早提出证实与意义的问题，并把可证实性区分为“经验的可能性”与“逻辑的可能性”。艾耶尔进一步把可证实性区分为“实践的可证实性”与“原则的可证实性”。

问题在于，可证实性本身遇到了逻辑上的困难。实际上，由于认识、科学、实践在不断发展，完全的证实与完全的证伪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卡尔纳普又提出“确证”，并对“确证”与“证实”、“可检验性”与“可确实性”，以及意义原则与证实原则作出区分。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所谓证实是“决定性地、最后地确定为真”[8]，而确证只是现阶段得到确定，并不保证以后也确定。“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性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也不是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9]

可证实原则遭到来自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原则的毁灭性打击。波普尔首先批判了归纳法，认为归纳只能总结历史，不能预告未来，不能给未来以必然性甚至偶然性的知识，因此，归纳法不能算作一种科学的方法。在反归纳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主义原则，即科学命题都是普遍命题、全称命题，而任何证实都是个别的，个别又不能经归纳上升到一般，所以科学理论不能证实，但可以通过证伪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命题。

所以，波普尔认为：“科学进步并不在于观察的累积，而是在于推翻不那么好的理论并且用更好的理论，尤其是内容更丰富的理论代替它们。”[10]按照波普尔的观点，没有可以“证实”的理沦，只有现在被“验证”的理论；但即使现在被“验证”的理论，也总有一天被证伪，任何理论都必然地最后被证伪。

历史的发展是奇特的。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要求可证实性，其片面性的要求被另一端证伪性所完全否定。其实，离开“形而上”的思考，完全局限于证实与证伪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证实与证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马克思哲学既不完全否定证伪性，也不完全否定证实性，相反，它强调“经验的观察”的重要性，强调“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并把唯物史观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11]。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把实践检验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看作是既有整体性又有方面性，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既有直接性又有间接性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看到证实、证伪过程的确定性、重复性，又要看到证实、证伪的条件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只有看到并承认这种证实、证伪的确定性，思维才有坚实的基础，才有现实性，同时又要看到不确定性，这才有思维、实践过程的发展性。可以说，只有立足于实践运动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才能超越实证主义或证伪主义原则，超越什么都可以的无政府主义原则。

现代科学与哲学发展表明，科学思维本身也在反思自己，对“形而上学”、“证实”、“证伪”这些问题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运动，它表明科学思维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辩证思维形式，它包含着“悖论”、“相对性”、“测不准性”、“人择性”。所有这些证明了一点，即我们再也不能在原来的知性思维的层次上来解释科学思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