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实践反思便具体化为“从后思索”法。“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早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中就已经存在了，并“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但是，人们对商品的科学认识却是在“后来”，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获得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品生产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占统治地位，并达到了“典型的形式”。由此，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从后思索”法，即“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37]。

“从后思索”法虽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但它却是马克思一贯主张的思维方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采取了“从后思索”法来分析古希腊哲学，即“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晚期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且这些体系合在一起看正形成了对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所以“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的历史的钥匙”[38]。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不是把伊壁鸠鲁之前的这种或那种哲学放在“首位”，而是相反，“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39]。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社会制度低于当时的世界历史水平，因为“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到冲突。”[40]因此，如果“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去否定当时德国的社会制度依然要犯时代错误。为了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德国的历史发展，必须从“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出发。换言之，应从当时的先进实践出发来理解较为落后民族的历史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4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指出，“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2]。

可见，马克思始终认为，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找到正确理解历史的钥匙。对于历史科学来说，“从后思索”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探讨“从后思索”法“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43]。应该说，“从后思索”法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核心。

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之所以可能，其客观依据在于：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浓缩或变形的方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所以，透过现实社会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过去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残片”、“因素”是尚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部分“因素”在过去的社会形式中只是“征兆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因此，那些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44]。在历史认识论中，“从后思索”也就是从现实社会“透视”以往的历史。

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之所以必要，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发展是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然而，历史已经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认识客体，人们也无法通过实验室方法模拟过去的历史，因而对历史的认识也就不能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相反，只能走“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反过来思”，即从高级到低级，从现在到过去，逆向溯因。

第二，历史中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只有在其充分发展、充分展现后才能被充分认识，而其充分展现后又已经否定了自身，转化为高级的东西了。所以，考察过去的、低级的社会形式反而要以现实的、高级的社会形式为参照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45]可见，“从后思索”就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出发，通过对历史的“透视”和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

当然，这种“透视”自始至终受着历史进程的制约，具有较大的相对性。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客观性原则，放弃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要达到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必须先达到“对现代的正确理解”，进行现实社会的自我批判，在对现实社会的考察中得出“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46]。

同时，从现实社会去“透视”、反思过去的社会形式，绝不意味着“抹煞一切历史差别”，把现实的各种关系等同于“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这是因为，“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以“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出现的，现实社会“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过去的社会形式。“从后思索”法本身就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

“从后思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选择思索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哲学家、史学家不可能在纯粹形态的条件下从事实验，因为不存在一种“纯粹形态”的社会，但哲学家、史学家可以在某种社会关系表现得最充分、某些经验事实较全面展开的社会单位——社会典型中考察历史过程。马克思把这种方法称为典型分析。典型分析是“从后思索”的出发点，而作为“从后思索”出发点的典型的选择和确定，则是由现实实践所激发和规定的。典型分析是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实验法”。正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方法不断深化人们对自然过程的认识一样，历史研究中的典型分析方法也不断深化着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

从本质上看，“从后思索”是逆向溯因。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探求历史过程、历史事件的原因看作是自己始终不懈的任务。研究历史就是要科学地解释历史，而解释历史首先要发现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原因。“探赜索隐”，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的共同要求，也是现代史学家、哲学家的共识。“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每一有关历史的争论都是围绕着什么是主要原因这一问题来进行的。”[47]现代著名历史哲学家卡尔的这句话很有见地，它道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其重要任务就在于探求历史运动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48]；而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发现了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从后思索”的目标就是要发现历史运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

但是，人们在实际认识历史时，却不可能从原因推出结果。这是因为：（1）历史已经过去，产生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2）人们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中模拟这些原因。因此，要真正认识历史运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只能走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从“事后”、“发展的结果”开始，逆向溯因。

逆向溯因并不是按照今天→昨天→前天……的严格倒向次序进行的，而是首先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在“完全确定的材料”的基础上，寻找“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然后，从现实社会出发，一下子飞跃到被考察的对象上，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对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49]。这样，就能发现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运动的原因所在。

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无论是典型分析，还是逆向溯因，都必须使用科学抽象法，在经济分析以至整个历史科学中，科学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50]。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抽象是一个有序发展的过程，它沿着两条道路进行，即“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51]。应该说，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就认识过程而言，认识从“完整的表象”开始，借助于“抽象力”，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就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说，认识却是从“抽象的规定”开始，换言之，理论不是以各种“表象”作为自己的要素，而是以各种“抽象的规定”作为自己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借助于“抽象的规定”，理论思维才能运转起来；只有借助于“抽象力”，才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理解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才能“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从而“复活死去的东西”，使过去的历史资料重新“开口说话”。这样，就会使“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从而深刻而准确地在理论上“再现”客观历史，并产生一种批判的理论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从后思索”以至全部反思运动绝不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搏动。实际上，它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与原有的理论体系矛盾的产物。[52]当实践展现自身的新形式以及“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大量产生时，旧的理论就会出现“危机”。但是，由于理论本身是由初始概念按照一定逻辑原则建构起来的体系，是一种定型的理论结构，所以要使“改变了的经济事实”产生相应的理论，就要反思原有的理论体系，改变它们的结构，这就产生了思维的反思运动。因此，反思就其本质而言，是由于“改变了的经济事实”而造成的人们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反思。

这就是说，“从后思索”在本质上仍然是反映，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映。如果说理论是一级反映，那么，反思则是对一级反映的反映，即二级反映。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确认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认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或摹写过程，也不存在一个纯粹“自我意识”的建构过程；它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作是过去历史的延伸和拓展，把现实实践看作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从而从现实实践出发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这就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实践反思”、“从后思索”仿佛是面向过去，但它的目的和意义却在相反的方面，即面向未来，用未来引导、规范现实社会的发展。实际上，现代兴起的各种未来学本身就是一种反思的科学，它们的现实性在于实践发展的长远需要。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从后思索”法就是立足于实践发展的长远需要而反过来思考，从而对现实实践、现实社会和现实思维具有导向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从现实实践和现实社会出发去反思过去的历史，“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53]。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以及“从后思索”法不仅属于“历史学”，而且属于“未来学”。

[1] 《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页。

[2] 《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2页。

[3]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78页。

[4] ［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6] 同上书，第18页。

[7] 同上书，第111页。

[8]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页。

[11] 同上书，第93页。

[12] 《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5页。

[13]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726页。

[18]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3] 同上书，第2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29] 同上书，第2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31] 同上书，第22页。

[32] 同上书，第22页。

[33] 同上书，第20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35] 同上书，第2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37]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38]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47] ［英］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3、97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705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9—350页。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5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