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社会性决定了像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哲学这样的意识形式，必然具有阶级性。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阶级性往往被淡化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思想形式。“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34]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同样是一种虚幻的普遍性的形式，“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35]，意识形态在一种虚幻的普遍性中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黏合剂，为人们提供理性的价值追求。这里，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与普遍性整体相冲突的文化矛盾，并由此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像人本主义那样从事物外部进行的抽象批判，而是深入到事物内部的具体批判，是社会的自我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奠定了立足点：“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6]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要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颠倒”的现实原因及其形成过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鲜明而集中体现在对“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上，而这一意识形态批判又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颠倒”和日常观念的“颠倒”的批判完成的。

马克思对社会生活本身“颠倒”的批判是通过两个步骤实现的。

首先是分析物质生产过程的“颠倒”性。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生产资料却被个人所占有，造成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本来，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过程的正常状况。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正常的状况却被“颠倒”了，即私人占有关系成为支配、抑制生产力的主导力量，这是促进社会发展内在关系的“颠倒”。这种“颠倒”体现为资本支配劳动，“死劳动”支配“活劳动”，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支配劳动着的无产阶级，这是劳动过程本身的“颠倒”，是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的自我颠倒。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37]。

其次是分析商品交换的“颠倒”性。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商品本是以其使用价值满足人们的需求，交换只是满足需求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成为营利的手段，交换成为目的本身，资本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实现载体进入资本家视野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38]；同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抽象物——货币以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人被货币这个抽象的物所决定了，而这正是由商品交换过程的“颠倒”性所决定的。

这种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颠倒”，带来了日常生活过程中观念的颠倒性反映，这就是“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拜物教意识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现实生活过程的真实反映。“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39]

从商品拜物教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规定性是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工人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出去，就无法生存，个人要想满足自己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尊严，就只能以商品为载体，商品因此成为物质生产的直接目的。这就使商品生产过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像原子一样的行为，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形式，那种不受他们统制，并且和他们的个人意识行为相独立，不以它为转移的物质形式，首先是由他们的劳动产品一般采取商品形态这一事而显现出来。”[40]商品生产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个合理的、先在的前提。本来，在现实生活中，商品生产本身就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颠倒，而商品拜物教的同体而生，则把这种颠倒的生产当作一种合理的现实，实际上这是对现实生产过程的又一次颠倒性反映，是颠倒的二次方。这使资本主义现实在日常观念中成为支配性力量。

商品拜物教必然导致货币拜物教，或者说，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明显的表现形式。“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41]商品的生产是以货币的观念形态为先导的，但观念形态的货币还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有实现商品交换，个人才能占有货币；货币又是财富的一般形式，“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另一方面，货币又是物体化的财富形式，而与构成财富的一切特殊实体相对立”。“财富（既作为总体又作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只是在其他一切商品被排斥之后，才作为个体化在金银上的财富而存在，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因此，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42]从流通的总体来看，“货币虽然存在于流通的一个环节中，却消失在流通环节的总体中；货币对一切商品来说仅仅是价格的代表，或仅仅充当商品按照相等的价格进行交换的手段”[43]。作为手段，货币只需要观念地表现出来，而同它的材料是无关的。流通的过程不见了，只有作为结果的货币；货币本身的特性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货币的观念形态，货币的魔术由此而来。

货币体现了财富的一般形式，但货币并不是财富的现实实体，要真正占有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货币必须进入流通。“货币加入流通这一行为本身必然是保持其原状的一个要素，而它要保持原状必然要加入流通。也就是说，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必须同时表现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过程。货币同时就是作为纯粹物的形式的自身的否定，是作为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和偶然的财富形式的自身的否定。不如说，货币必须表现为财富的生产，而财富必须表现为个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结果。”[44]

这就决定了货币必须成为资本，才能保证成为财富的真实存在，因为只有资本才能完成价值增殖过程。一旦商品、货币作为资本被加以使用时，资本拜物教也就完成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的增殖被看成是资本本身的结果，是资本的自行增殖，而“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实际上，资本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45]；这样，资本就被抽掉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仅仅被看作是“物”，从而造成了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一旦形成，便成为整个拜物教意识的核心，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日常观念层面的论证。由于资本的惯性运转，这种拜物教意识无时无刻不在生产出来，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

一旦商品或货币作为资本被加以使用时，资本拜物教也就完成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而“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46]。

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物质生活过程是一个自然的“颠倒”过程，它发生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日常生活观念层面的拜物教意识是这一颠倒过程的自发反映，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对这一“颠倒”过程的自觉反映。这一自发反映从潜意识层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而自觉反映则从思想体系层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始终立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现实生活过程”解释观念的形成，阐明意识的所有理论形式，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7]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3] 同上书，第8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7] 同上书，第72页。

[8] 同上书，第8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4] 同上书，第29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16]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17] \[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伦敦版，第44页。

[18] \[英\]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纽约版，第33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25] 同上书，第9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31] 同上书，第341页。

[32] ［美］玻恩：《我这一代的物理学》，英文版，第190页。

[33] 同上书，第18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35] 同上书，第10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40]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170—171页。

[43] 同上书，第161—162页。

[44] 同上书，第186页。

[45] 同上书，第212、51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38、440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