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人的本质就是人成为人的内在根据。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天生就具有的东西，也不是从所有个人身上抽象出来的共同性。现实的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使“有生命的个人”成为“现实的个人”，并具有独特的社会品质。现实的人及其特征，是在后天与他人交往中形成的，是由他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26]

这就是说，使黑人成为奴隶的不是所谓的黑人的“本性”，而是黑人生活在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真正决定现实的人及其特征的是他所依存的社会关系的状况。一个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27]。要真正认识人的本质，就必须深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家庭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等。这些关系不是简单地堆积拼凑在一起，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以“总和”的形式存在着并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在全部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关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起着支配作用。因此，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获得的规定性构成人的根本规定性。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社会关系包含着阶级关系。在分析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28]所以，《资本论》所“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9]

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由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依存的社会关系不同，因而便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具有特殊的性质。从奴隶主到封建主再到资本家，从奴隶到农民再到工人阶级，人的“本性”在不断变化，而造成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社会关系处在不断变化中。由“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人的本质不是凝固不变的抽象物，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历史性。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所以，马克思要求在研究人的一般本性之后，还要研究处在历史变化中的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与人的本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的本性是指人生而俱有的属性，人的本质则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据。马之所以是马，是因为它具有马的本性；某一具体的马之所以是良马，是因为马的本性在它身上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这种使马成为马的特性，是马这个种所具有的类本性。类本性是一种自然性，它不是在个体之外存在的东西，而是个体本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所以，生物中种的关系是个体与类的关系。人也具有这种类似的个体与类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具有人所共有的类特性，当然不是人。人要成为人，从种的角度看，首先要具有人所共有的东西。

然而，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不是生物学上的类，而是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本质，即使是类本性，也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再铸造而发生变化。人的自然本性取决于人的肉体组织，但它的实现方式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饮食男女本是人的自然本性，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悲剧体现的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现象，而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社会现象。

实际上，通常所说的“没有人性”，不是指丧失了人的自然本性，而是指违反了特定社会公认的做人的准则。可以说动物的本性在动物自身，但不能说人的本质在人自身。不能用人的类来说明人的本质，只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才能理解人的本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了人的“两种特质”，即人的肉体特质（私人特质）和社会特质的问题，并认为人的本质不是人的“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30]。

现实的人都表现为个体，离开了个体，人必然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抽象存在。但是，任何现实的个人都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个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社会中，个人——集团（阶级）——社会是统一，个人属于一定的集团（阶级），而各个集团（阶级）构成特定的社会。所以，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个人——集团——社会，而不是个体——亚种——类。费尔巴哈提出，“类的保持是由于自然的理由，类无非就是借**而繁殖蕃衍的个体的总和”。显然，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31]。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摒弃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观点，把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体和类的关系转变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和类是不同的概念。“类”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然同一性，而“社会”关注的则是个人之间的全部关系。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2]从类的观点来考察人，只能看到抽象的同一性，差异只是性别、肤色、年龄等；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人，看到的是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差别，如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和工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有两个基本命题，即人的本质是劳动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这两个命题并非相互否定，而是相互补充的。

一方面，“人的本质是劳动”有待于深化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劳动。但是，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劳动方式，而劳动方式之所以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制约。劳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因此，要具体说明人的本质是劳动，就必须从劳动上升到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是以“人的本质是劳动”为前提的。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成为现实的人，而在劳动中的人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33]。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决定着人的社会特质。所以，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不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之外，社会关系也不是形成于劳动之外。劳动和社会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示了人的本质。“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4]；“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本质”，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