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的存在同人的本性有着深刻的关系，或者说，本体论的深层根据就在人的活动及其本性之中。人是实践存在物，实践本身就具有否定性、超越性，总是力图摆脱现实条件的限制，按照人本身的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正是这种生存方式决定着人总是力求在终极性的层面上探究世界的奥秘。人类思维总是力求把握多样世界的共性，因而具有普遍性；总是力求触及有限世界的无限性，因而具有终极性；总是力求透视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因而具有本体性。作为人的活动及其本性追求的理论表现，本体论就根源于这种普遍性、终极性、本体性之中。

本体论是不可否定或放弃的。人类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追求诸如存在、自由、上帝等非经验所能解决的问题，正是本体论实际存在的事实证明。没有本体论，哲学就无法在理论上表述客观实在，就无法在体系上完成自我同一。可以说，没有本体论就没有哲学。“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存在论（Ontologie），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2]我们可以不赞同某一具体的本体论，可以质疑某种本体论的合法性，但我们无法回避或绕开本体论，对其他哲学问题的解答不能没有本体论的基础和立场。

亚里士多德提出，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由其所出的本原，而“全部本原的共同之点就是存在或生成或认识由之开始之点”[3]。所谓“原”，就是事物最初的生成以及所动变的来源，就是事物的所由成，或所从来，或所由以说明的第一原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第一原因的追问是哲学的本性，本体论因此成为“形而上学”的核心。换言之，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本体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不是把现象背后的超感性的实体看作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即本体，把追求现象背后的本体看作哲学的任务，而是力图从现象本身寻找本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体世界不是从现象世界中超拔出来的，从世界之外去寻找一切存在者的终极原因，只能是徒劳；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就在于事物自身，存在与存在者相互包容、浑然一体，原因不在事物之外，而在事物之中。因此，终极原因仍是一个“实体”，是第一存在者。“所以我们探求的就是原因，即形式（因），由于形式，故物质得以成为某些确定的事物；而这就是事物的本体。”[4]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亚里士多德遗忘了“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决定一切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应该是处于存在者背后的“存在”，事物的终极原因是不在场的“存在”，使一切存在者在场的根据恰恰就是不在场的“存在”。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本体论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一种新的本体论，即“基础本体论”。这种基础本体论首先把存在理解为人的存在，把人理解为存在借以展现的场所和情境，认为人和世界都不是具有固定本质的现成的东西，作为“此在”的人，首先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相反，人首先在行动中领会存在，即生存，人和世界的一切本质规定都是在人的行动、人的存在的展开中获得的。只有“从存在本身方面来规定人的本质”[5]，才能克服传统本体论。

海德格尔认为，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学所思考的存在实际上只是存在者，存在被当作存在者来追问，存在本身却被遗忘了；存在不能以“是什么”来追问，存在不是某种东西，也不是抽象出来的共性，而是不可言说的，因为你一旦说出某种存在，如物质、神、精神等，它就成了某种具体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了；作为一种充满**的“思”，哲学就是“思”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意义，而人本身乃是一种“思”着的存在，人们所“思”的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同时又是“不可定义的概念”、“不言自明的概念”。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的确是“另类”本体论。

如果说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本体论的同时，又建构了一种新的本体论，那么，维特根斯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则彻底否定了本体论。从总体上看，维特根斯坦是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来否定本体论的。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传统本体论对感觉世界和超验世界的划分，使哲学研究沉湎于对概念体系的构造，实际上，包括本体论在内的形而上学问题和陈述都是伪问题、假陈述，本原、理念、始基、存在、本质等超验的本体论词汇都是无意义的，应当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予以彻底清除。然而，这只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厢情愿。语言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本体论问题总是在哲学家的思想深处涌动，不可能在哲学研究中被彻底清除。正因为如此，本体论的存在及其意义在另一些分析哲学家那里不断地被反省，并得到了肯定。

蒯因明确肯定本体论在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认为任何理论与学说都不可能回避本体论，都有坚定而明确的“本体论的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从某一特殊概念结构内部来判断——此处如何可能下判断呢？——一个本体论的陈述不需要任何单独的证明，这是不待言的。”[6]蒯因把本体论简化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的问题，主张通过使用现代逻辑学中的“量化变项”，即带有量词、有量的约束的变项对“何物存在”作出本体论的许诺。“为了使一个理论所作的肯定是真的，这个理论的约束变项必须能够指称那些东西，而且只有那些东西才是这个理论所许诺的。”“存在就是作为一个变项的值。”在蒯因看来，这是“检验某个陈述或学说是否符合先前的本体论标准”[7]。这就确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

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他在否定本体论的分析哲学中肯定本体论，说明了本体论在哲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性。尽管蒯因强调“本体论承诺”是在语言使用中作出的，是指一种理论和学说在本体论上承诺“何物存在”，而不是指传统本体论所指的确有某物存在，以及世界上到底有何物存在，但是，这种“本体论承诺”表明，哲学无法摆脱本体论，哲学家在进行“形而下”的语言分析时，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这种具体分析，陷入“形而上”的思考和追求之中。换言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消解了传统本体论，但它又绕不开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