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门打开后，对外开放都向哪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呢?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为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而奋斗?邓小平为了征求工商界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请五位工商界知名人士吃了一次火锅。客人是赫赫有名的五位原工商业者——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这顿火锅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很重要的一次宴请。说是宴请，也不过是宴席便饭，简约朴素，但意义深远。

胡厥文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胡子昂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周叔弢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古耕虞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为什么搞这次宴请?邓小平的考虑是，过去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应该好好地利用起来。当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们提供了五人名单。

1979年1月17日上午，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这五位民族工商业的杰出代表，早早来到会见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选择福建厅会见五老，体现了邓小平很深的考虑。福建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最早都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原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邓小平首先向五位老人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然后说： “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①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五位老人也都是有备而来，事先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胡子昂告诉邓小平，在刚结束的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会议上，他说过，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邓小平说： “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②

谈到加快发展问题，邓小平越说越兴奋，他提出要发挥好各方面人才的作用。他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③

由于过去长期强调阶级斗争，社会上还存在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中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大胆直言：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摘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古耕虞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补充。他说，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听后明确表示： “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④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很快落实了相关的工商业政策，明确肯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

谈到具体工作，荣毅仁很坦率地说，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画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荣毅仁所提的这两个问题，反映了当时的企业如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荣毅仁还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建议，他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荣毅仁讲完，邓小平表态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荣毅仁还提到，在一些政府部门中有一些工作扯皮推诿现象。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单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⑤

谈话一直进行到了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 “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工作人员很快就在福建厅的一角支起圆桌，共两桌。邓小平与五位老人一桌，其他随同人员一桌。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锅，热气腾腾。吃火锅时，邓小平与五位老人轻松谈笑，拉拉家常，边吃边谈，其乐融融。

古耕虞后来回忆，说这顿意义不同寻常的涮羊肉宴是“一次火锅，一台大戏”。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指示下，广大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舞台上神采焕发，献智出力。

1979年2月，荣毅仁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成立的中信公司，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