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北京市，有三条道路是以抗日将领名字命名的，即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看到这些路名的人们自然会萌生对抗日英烈的缅怀和崇敬。1937年7月，佟麟阁和赵登禹在北平保卫战中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壮烈殉国。1940年5月，张自忠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2009年9月，他们都入选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早在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就高度评价了抗日官兵的英勇奋战，指出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 “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他强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①这里的评价既是对抗日将领的纪念，也是毛泽东对正面战场的评价。

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如何评价它们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是国内外学者长期争论的话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此有过重要论述。1939年1月，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②毛泽东明确指出，两个战场是互为依存的关系，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③。1943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进一步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大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这些重要论断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放弃前嫌携手并肩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两个战场合作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制胜法宝。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原计划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国民党军队主力和我国主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因此，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我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掌握着中央政权，有几百万正规军，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自然居于抗战的主导地位。国民党军队作为主力军英勇抵抗，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不仅为经营西南、西北大后方争取了时间，而且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0月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毙俘日军25万多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而且付出了较大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100多万人。④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也是比较积极的。这个阶段，日本侵略者虽然开始转移兵力到解放区战场，但进攻的重点还是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方面的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对日军的有限进攻进行较为坚决的抵抗外，还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进一步牵制消耗敌人。在这两年时间里，国民党军队给予日军较大打击，共毙伤俘日军26万多人，同时也付出1019911人的伤亡代价。⑤在整个全民族抗战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将士英勇杀敌，甚至壮烈牺牲，涌现出郝梦龄、戴安澜等著名的抗日英烈和“八百壮士守四行”那样的英雄群体。这些都应该被历史铭记。

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把战争的胜败寄托在美英盟军身上，对抗日十分消极。在整个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没有对日军采取主动的战略或战役性攻势，1942年下半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国民党正面战场基本上呈现出与日军互不相扰的休战状态。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却积极反共，发动了三次反共**，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限制、打击，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封锁围困，削弱和制约了抗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一些高级将领的消极颓废，还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证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无法独立完成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任务。

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八路军主力勇敢地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至1938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开辟了晋察冀等十余块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共同抗敌的战略格局，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

1938年10月，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要承担者。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对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使中国熬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1938年到1945年，敌后战场抗击的日军数一直占到侵华日军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中国抗战处于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八路军组织105个团(20多万兵力)于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发动百团大战，以伤亡17000多人的代价，共进行1824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25000多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两年中，敌后战场军民抗击了58%至62%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与日军作战中不幸以身殉国。

抗战进入战略反攻后，共产党领导的各种人民武装，在收复失地、配合盟军进行对日最后决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敌后战场无论是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还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